忠恕传家远 仁厚继世长

中华龙

——三槐家风浅析  杨巨源　马章恩  　　说起以北宋名相王旦为代表的三槐家风，史家几乎是有口皆碑。说是家风，实际上囊括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肯定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家风，就是对该家庭或家族历史地位的全面认可。三槐王能够成为影响深远的望族，族中陆续出了王祜、王旦、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震、王伦、王楠等位高爵显的大官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身上都有一种世传不衰的贤良品质。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往往就是由这种品质决定的。史家和广大民众肯定并颂扬伊尹、屈原、魏征、包拯、岳飞海瑞林则徐，其实欣赏的主要是这些人忠正贤良的品质，史事和业绩只不过是这种品质的载体而已。业绩可以被岁月的流水冲淡，品质和风范却是不朽的。对三槐王氏的家风特点，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用了四个字便概括无遗：忠、恕、仁、厚。忠指爱国敬业，恕指宽宏处世，仁指爱民为民，厚指厚德载物。北宋至今已历千年，但四字家风却在三槐王氏一代又一代的伟人身上以各种形式显现着，传承着，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即使在僵人民齐心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今天，这种家风仍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弘扬三槐家风，对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大有裨益。这就是在新形式下研究三槐家风的现实意义。鉴古可以知今。为找到正确的为官和为人之道，我们有必要看看历史上的三槐王氏代表人物是怎样做的。  以才入仕 不行邪道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入仕之道多多。最显白、最常见的是读书做官、凭功得官和荫封为官。读书做官是靠博学多才赢得朝廷的赏识，从而授官封爵，也就是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说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均极看重此道，“金榜题名”也因此被置于“四大乐事之首”。读书做官靠的是真才实学，中下层家庭出身的子弟对此情有独钟。凭功得官是指一些人才学并不突出，但为国家建过特殊功劳（主要是军功），因而被封赠官职。荫封为官是指先辈爱到皇上特别恩崇或拥有很高的爵位，子孙靠了他们的荫庇而获得官职。以上三种仕进方式都可称之为正道，是光明正大的。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常见的谋官司手段：一是居于高位者利用权力和关系为子孙谋求官职，二是富庶之家用钱为子孙买官，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捐官”。这灯仕进方式应该称之为邪道。纵览历史是有影响的三槐王氏族人的人生轨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大都是凭才入仕，只有极少数人是靠祖功荫封为官；至于以权谋官和花钱买官的现象，截止目前所出现的史料尚未见提及。  也许是由于遗传方面的原因和家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三槐王氏族人中可以说才子辈出。莘县三槐王的始迁祖王言如何入仕，史无记载，只知他做过黎阳令。按史料分析，王言的父辈只做过下层小官，不具备为后代谋求官职的权力和财力；王言的步入仕途，很可能是自我奋斗的结果。王言做了一个小小的县官就举家迁居莘县这么个小地方，可见其家庭并不显赫，迁居的目的可能包括着避乱和另谋发展两个方面的内容。王言的官位至县令而止，可见其在官场上并无靠山，是个在宦海中孤身拼搏之人。  王言之子王彻考中状元，这是三槐王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县官之子能在转眼间“举进士第一”，显名当时靠的肯定是自己的文才实力，史料记载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数十人参加的进士考试，最后录取了4人，王彻名列第三，已见其文才不凡。复试时，王彻的文章被公认为“体物可嘉，属辞甚妙，细披制作，最异侪流”，从而跃居第一位，成为士林瞩目的状元。虽然王彻的官最后只做到左拾遗，但他却凭自己的实力为后人以才入仕做出了榜样。直至南宋末年，三槐族中“代有显人”，王彻的影响不可低估。  王彻之子王祜“笃志于词学，性倜傥有俊气”。虽然由于时局动荡，科举制度受到影响而未能博得进士出身，但因才气横溢，16岁便成为“名闻京师”的少年才子；入仕后又因文章“辞气俊迈”而赢得公众的称赞。赵匡胤统一天下后，王祜终于凭自己超人的才华获得朝廷重用，入朝任知制诰，成了皇帝不可须臾或离的高级文秘。他“雄文直道，名重海内”，舆论对他普遍看好，“时人望之为相”。尽管后来因正直失宠，只做到兵部侍郎，但王祜堪当大任的才华早已为社会所公认。如果他也像那些官迷心窍的人一样昧着良心巴结上司和皇上，登上相位是有充分把握的。  王祜次子王旦自幼“好学有文”，23岁便进士及第，文才不让其祖，机会过乃父，仕途堪称顺利。早在基层任职时就被慧眼识珠的大官赵昌言选为贵婿，32岁便担任了其父53岁才做到的朝中要职知制诰。同僚称他是“栋梁之才，贵不可涯”。王旦果然不负众望，49岁便正式登上相位，将其父的预言就现实。王旦之兄王懿自幼“励志为学”，后来考中进士，官未做大，才气和政声皆为世人称道。王旦之弟王旭虽未考中进士，却因德才兼备受到皇帝的欣赏和朝臣的推荐。最终因王旦避贤而未能进位要职，一个未中进士的也被皇帝认为堪当重任，其进身的资本显而易见。  在王旦的下一辈中，出了王素、王质、王端三个进士，皆以勤奋好学、才气过人而知名。孙辈中又有王厚、王恰、王准、王整、王居厚五人进士及第，曾孙辈中的王古、王震再获进士出身。从王彻至王震这六辈人中有13人进士及第，未考中进士者也是以超人的学识获得世人认可，从而步入仕途。可以说，笃志于学已成为三槐王氏的世传家风。诗书传家的精神加上聪颖过的人天赋，造就了三槐王氏传承史上的一代又一代英才。据现有资料可知，元末至明朝前朝，三槐传人中又有山东莘县的王兆兴、王贺、王嘉祥、巨野的王文成、江苏的王允和、曹县的王茂、王珣及其子王崇仁、王崇文、王崇献、王崇俭先后由进士踏入仕途，王珣一家由此留下“父子五进士”的佳话。由此可见，三槐王氏经数百年、十余代的传承之后，凭才入仕、不行邪道的传世家风仍未改变。在腐败的封建社会官场上，这种现象是不多见的。  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历史上，三槐王氏家族中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为官。按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逻辑，各代子弟都有借势攀升的机会和条件。但在种类史籍中却从未见过三槐王氏为官者利用职权提升子弟的记载。有官不做、主动避嫌的事例倒是有过两次明确的记述：一次是王旦被任命为同判吏部流内铨，恰逢其岳父赵昌言任参知政事（副相），翁婿为直属上下级，王旦为避嫌，坚辞不受，后改任礼部郎中。另一次是王旦担任宰相后，为了避嫌，提出让正在步步步高升的弟弟王旭不得担任要职，真宗起初不同意，后来在王旦一再要求下，才不得不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直到王旦逝世后，王旭才真正等到重用。王旦的长子王雍、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之人，但因其进入仕途时其父正在朝中任要职，为避嫌，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高位。唯有三子王素，其父任宰相时他尚不满10岁，踏上仕途时其父已辞世，故未受避嫌影响，仕途较为顺利，官职也较高。尤为可贵的是，这些避嫌的做法都是王旦主动提出并坚持实行的，那些千方百计利用职权为子弟攫取官职的人与其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言。  不唯对子弟如此，对亲友，王旦也从不利用权力之便为其谋官。王旦的女婿苏耆凭本事通过了会试，参加殿试时，真宗不知苏耆与王旦的关系，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王旦不置可否，结果苏耆落选。王旦的另一个女婿韩亿献文应试，真宗欣赏其才华，欲召试加官，王旦力辞。结果，韩亿被派到边远的蜀地任职。王旦病重时，请好友杨亿代写遗表。按惯例，遗表中都有请求照顾亲属的内容，但王旦坚决不许在遗表中提为亲友求官的事，只是表示希望皇上勤政爱民，任用贤良，把国家治理好。王旦对官德的维护，可谓至死不谕。至王旦去世时，其次子王冲仍担任着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  如果说三槐王氏后人在为官上还受到特别照顾的话，那就是王旦死后出现的两次荫封：一次是王旦丧事后皇上“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十数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另一次是王旦的从玄孙王伦为国捐躯后，“孝宗访求其孙未禄者三人官之”。数百年间，仅此两次例外，还都是处于皇恩浩荡、皇命难违的情势之下。三槐王氏族人入仕途径之正，由此可见一斑。  勤政为国 务求实绩  当官的要干事，当和尚要念经，这是十分普通的道理。当官者如不能为国分忧，为民解悬，就是严重失职。纵览古往今来的当官者，在干事上不外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假公营私，误国害民。这种人是国蠹民贼，于国于民皆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二种是干事出过些力，营私也越来越积极。这种人起初是功过参半，最终还是要归到第一种人当中去；第三种是庸庸碌碌，得过且过。这种人本事不大胆亦小，小事不愿做，大事做不了，整天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是种尸位素餐的角色；第四种是在其位谋其政，一心想着多干点事，对得起国家和黎民。这种人立得端，行得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种公而忘私、鞠躬尽瘁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的三槐王氏为官者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最后一种类型。不论官职高低，本事大小，他们都能恪尽职守，勉力而为。只要于国于民有利，哪怕担些风险也在所不惜。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三槐王氏中有5人因干事不被人理解遭贬官；在整个宋代，有8人卒于任上。这是公而忘私、鞠躬尽瘁精神的的最好铨释。  王言、王彻的做官情况史无详述，王祜应为见之于史籍的三槐王氏当官者勤政为国第一人。宋太祖亲征太原时，兵至潞州，粮草车辆塞路，转运使调度不开，人马难行，一时陷入困境。太祖采纳宰相赵普建议，临时调王祜任潞州知州。王祜一到，采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很快将秩序整顿得有条不紊，确保了北征战役的胜利。这是王祜指挥才能的第一次展示，他也因此得到宋太祖的赏识和重用。后来，太祖派王祜到大名任知府，其使命是借机调查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的劣迹，以便将其除掉。按说，王祜只要将符彦卿的不良做为上报即可。但王祜却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认定符彦卿行为虽欠检点，却无反叛之意，并以全家人的性命担保其无谋反之罪。此举违背了太祖本意，虽保住了符彦卿性命，王祜自己却因此失宠遭贬，从而失去了进位宰相的天赐良机。但无论怎么说，王祜本身并没有错。他忠于职宁，按原则办事，尽管佳作遭遇坎坷，在同僚中的威望反而更高了。  在勤政方面，王旦是个突出的代表。早在任平江知县时，王旦就积极稳妥地革除旧敝，将一个南方小县治理得政通人和。荆湖路转运副使赵昌言对其政绩大加赞赏，并果断地选其为媚。其后，王旦的官职一路上升，勤政的作风却丝毫未变。史书中说他“端重坚正，明达国体，接物若甚和易，而风仪峻整。当官莅事，庄厉不可犯”。不论处事还是任人，皆审慎远虑，始终以国家社稷为重，常常是人回到家中，脑子里仍在思谋国家大事。对一些事关全局的军国要务，王旦思开虑周密，总是作出多种设想，最后选取一个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方案。正因为如此，皇上信赖他，称其为“致太平者”；同僚敬重他，称其为“一代良相”。王旦的度量为朝野所公认，王旦的勤政为皇上所嘉许。至重病弥留之际，他仍在为国家大事进言，真可为鞠躬尽瘁，至死不已。  三槐王氏家族中的其他为官者大都以勤政著称，政绩突出者代不管人。王旦之兄王懿虽只做过袁州知州，四十九年便早逝，但史书中明确说他“有政绩”，可见也不是个混饭吃的。王旦之弟王旭为避嫌出任颖州知州，史书的结论是“荒政修举”。后改任他职，史书仍说他“扬历中外，卓有政绩。”王旦之侄王睦，史书对他的记述只有三个字：“能其官”。这说明他不单称职，而且有些不俗表现。王旦之子王素任谏官自身得失，因而被誉为“庆历四谏”之首。任成都知府时，他针对一方时弊，大胆减赋限铸，调整物价，按照百姓的要求整顿市场，处理政务，民心大悦。蜀中人把他的政绩一条一条地记录下来，取书名叫《王公异断》，这实际上是他治蜀的功劳簿和经验总结。任渭州知州时，他加固城池，蓄积粮草，习演阵法，不久即将一个边陲荒州治理得兵强粮多，城固民安，连常来滋扰的西夏兵也不敢轻举妄动了。王素调离时，百姓“迎马首环泣，终日不得去”。任太原知府时，正逢汾河涨水，他下车伊始就征夫调船，筑堤固坝，经过数十个昼夜的封堵，终于守住了堤防，避免了一次后果不堪设想的水灾。王素逝世后，皇上亲加谥号中就有勤勉、贤德的涵义。王旦的小侄王质曾任过多处州官。无论在何地任职，他都恪尽职守，力求造福一方。史书中记载了他勉力勤政的许多事例，这里难以一一详述。王旦的孙子王靖在山西长子县任职时，亲自阅读案卷，查找证据，使盗贼一个个认罪伏法。任开封府推官时，他严督捕，惩庇护，使一些久侦不破的案件顺利结案，并建议朝廷将庇护者与犯法者同罪的条款写入法典。任广南转运使时，他严整军备，广安边民，政绩卓著。有一次外界谣传交趾人将要入侵，宋神宗竟放心地安慰朝中大臣说：“王靖在，彼可无念。”可见其对王靖的能力与官德均十分看好。王旦的曾孙王古受命到淮、浙一带赈济灾民时，上秉皇上旨意，下察百姓疾苦，主持公道，不循私情，在取得充分证据后，将贪赃枉法的张若齐下狱治罪，转运使王廷老、张靓也因失职渎职被罢免，灾区百姓拍手称快，民心十分安定。王旦的另一个曾孙王震精通刑律和法治。在任开封知府时，没有几年就将京畿之地治理得社会安定，犯人极少，以至监狱空虚。  南宋时期，三槐族人中勤政为国的代表人物是王伦和王楠。王旦的从玄孙王伦在金兵攻陷京城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平息骚乱。后来徽、钦二帝被虏，金方要求南宋派使者北上谈判。对这种凶多吉少、性命难保的差使，朝臣们避之叭恐不及，王伦却“上书申志”，以三槐子孙的名义主动请缨。由此开始，王伦“涉万死一生，往来虎口者数四”，最后严辞拒绝金方的收买、威胁和利诱，慷慨赴死，临刑时仍衣冠齐整，南向跪拜，向朝廷和王氏先祖明志。王伦之孙王楠，秉承祖志，忠心报国。在南宋“开禧北伐”收复失地的战役中连连失利，朝廷与金议和，“凡七遣使无成”的危急关头，王楠被派北上。王楠在外交上有理有节，经过使和议成功。王楠此举，使南宋统治又得以延续了一段时间。  到了明成化年间，三槐王氏族人中又出了一个王珣，官至巡抚，与其先祖一样以勤政著称。任太康知县时，他治河患，修学舍，均徭役，政声甚佳。任四川道监察御吏时，他扶正压邪，奖忠辨冤，属下敬畏。任宁夏巡抚时，他坚持先守后战方略，修古渠，开新渠，建学校，兴教化，严边防，固战备，拒边虏于境外，获西北之安宁。宁夏治理好了，他本人却积劳成疾，不久即病逝。  在目前所占有的有关三槐王氏的史料中，勤政为国的事例府拾即是，失职渎职的情况却从未见到，可见忠于职守、为国为民办事已成为三槐家风的重要内容，被历代为官者迭相传承。  清正廉洁 不谋私利  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反腐倡廉或者说反贪倡廉历来是一个十分学生的话题。皇上要求臣子廉，上级要求下级廉，下级希望上级廉，百姓希望百官廉。结果呢？东要求，西盼望，到头来廉洁的官场还是一个乌托邦，贪腐之风却愈演愈烈。由此可见，在权钱交易屡禁不绝的官场上，要保持一个“廉”字着实不易。细究起来，这该和那种“千里做官，为的吃穿”的做官动机有关，更应该和那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为官传统有关。古代戏文中常见这样的现象：一个穷困潦倒的落魄书生，一旦科声得意，高官得做，立时便可买府第，雇佣人，骑高头大马，坐八抬大轿，手中花银钱如流水，四壁皆空的穷家也可在一夜之间暴富，其阔绰程度和他的有限的官俸收入绝对不可能相当。这官俸以外的灰色收入成了所有贪官热追逐的目标，几乎没有一个贪官单靠官俸收入生活。《包青天》中包拯拿出自己的薪俸银子给秦香莲作盘缠，《七品芝麻官》中唐成借老班头的银子打发秋香回家，这种事只能发生在清官身上；贪官尽管有大量的灰色收入，他们是决不肯拔一毛而得他人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有历史上，贪官多如牛毛，清廉者也屡见不鲜，廉官往往不得当权者青睐，贪官最终也要受到世人唾弃，这是历史的规律。在廉官中，一事廉易，事事廉难；一时廉易，时时廉难；一人廉易，代代廉难。从三槐王金工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却十分为官者，不但自身廉正，他们还十分注意这种作风传给后人，这是三槐族人世代不乏廉者的主要原因所在。原山东省聊城地区政协工委主任许继善曾写过一首赞颂三槐家风的诗，其中有两句说：“身处腐境人不奢，家风育贤代代良。”处污泥而不染，世相传而不衰，这正是三槐清廉家风的生命力所在。  王言与王彻的清廉情况，史无记载，不便妄测。王祜的清正品德，我们可以从有关史实中窥知一二。王祜置皇上暗示于不顾，以自身前程和全家百口人的性命为代价，力主公道，为符彦卿辨冤，是其清正官风的一次集中展示。此事前已述及，不再赘言。卢多逊为取宰相赵普而代之，拉王祜合伙构陷，王祜严词拒绝，并提醒赵普注意防范。卢多逊忌恨在心，利用职权将王祜逐出京城。后王祜判门下省，卢多逊的同党侯陡在吏部，所呈文稿多有纰漏，王祜客气地予以改正。卢多逊恨王祜打狗不看主人，再次将王祜贬出京城。对此，王祜毫无悔意，其不攀附权势的傲骨令人敬佩。后来，卢多逊搞掉赵普当上宰相，但不久赵普复登相位，卢多逊终遭失败，朝野对王祜的清正与先见之明更加叹服。  清正廉洁之风在王旦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王旦做宰相前，曾任过审官院知事、知贡举、给事中、尚书左丞等有权参与官吏选拔的职务；当宰相后又倍受真宗信任。真宗任命官吏，必先征求王旦意见；王旦提出任职方案，真宗必一一采纳。按一般逻辑分析，这是捞取灰色收入的绝好条件。不用做广告，求官者会自动找上门来；不用伸手索取，巴望升官者会将大把银钱或贵重物品拱手相送。处在这样的地位上，你想不民财都不当家，不显山不露水就可罗致万贯家财。不用说自己享用不尽，连子孙百代的挥霍用度也可毕其功于一役，那可真是一人聚财，百世受益，现成的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清代乾隆时期的和中堂不就是靠这一手变得富可敌国么？王旦却有些与众不同。有着这么好的敛财条件，他却紧缩宦囊，甘守清贫。对王钦若、丁谓、陈彭年这类奸人，他在皇上面前直言不讳地阻其升迁；对冠准、刘承规、李行简、张师德这样有本事的人，他力谏皇帝予以重用，当事者却长时间不知道到底是谁推荐了自己；对于上门求官者，他以种种借口予以阻挡，闭门不纳；对于具有一技之长者，他先暗中考察认定，然后再秘密推荐给皇上，外人很难知道内情。直至王旦死后，史官检阅内廷奏章，才发现朝中要官有很大一部分是王旦推荐提拔的。《宋史》中说：“旦为相，宾客满堂，无敢以私情。”身为宰相，座上客常满，说明王旦威望高，人缘好；没有人敢请求相爷为看书办私事，说明王旦的清廉品格已为众人所熟知、公认。作为当朝一品的宰相，能做到这一步是不容易的。  王旦身为宰相，将受贿发财的机会弃如敝履，自己却心安理得地过着俭朴的生活。提起将相之家，人们常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豪门深宅”、“侍从如云”、“锦衣玉令”、“钟鸣鼎食”这些描述奢华的形容词；岂知做了十年宰相的王旦的府第中却完全没有这种显赫的派头。一般为官者，当了官便敛财，敛了财便买田地，置豪宅，极尽作威作福之能事。王旦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置田宅，理由是：“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此言与清宣统皇帝溥仪的祖父作的一副劝戒子孙的长联有异同工之妙。此联的上联曰：“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降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真宗多次出入王旦家，见其屋宇简陋，下令工部为其改建，王旦坚辞不受，理由是：此乃先辈旧居，不忍拆毁。后来门楼坍塌，找来工匠修葺，时时在旁边开个低矮的小门出入。王旦骑马经过小门，低头俯鞍而过，毫无怨言。王旦家中的被服用具务求朴素实用，不尚华丽，更不与别人攀比。椅上的毡垫旧了，家里人怕客人笑话，想用绸布包起来，王旦坚持不同意，理由是“垫乃坐物，不为看”。弟弟王旭年轻，在街上相中了一条玉带，想买了来，与王旦商量，王旦不同意，并说：系上这么重的东西，只能给别人看，岂非自找苦吃！  王旦为官几十年，除朝廷俸禄和皇上赏赐外，不收任何人的东西，也不利用职权为别人办私事。王旦过生日，从来只限于家人聚餐，从不发贴宴客庆寿。58岁生日时，真宗因王旦健康状况欠佳，特命有关部门为王旦庆寿，王旦力辞未准，只得勉强接受。这是王旦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有外人参加的庆寿活动。王旦终生只娶一妻赵氏，坚持不纳妾，不蓄声妓。晚年，真宗为更好照顾王旦，特赐一妾。君命难违，王旦不得已而纳之，心中却常惴惴不安。  王旦以清廉自守，可谓至死不渝。病重时，真宗多次为其配药赐饭，每天数次派人问候。后又亲临床前探视，并赐白金五千两。王旦派人将白金送回宫中，并附言曰：“益慎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真宗不收，又命人抬回。刚到门口，王旦已咽下最后一口气。王旦将钱财看作身外之物，视为祸根，这种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深刻的。王旦临终留给子弟的遗嘱是：“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奢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这种真知灼见，值得今日许多为官者深思。清正传统值千金，俭朴家风值千金。聚敛钱财，贻害无穷，此语有为有敛财痼疾者戒。  王旦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清正之风，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三槐王氏传人中可谓廉人辈出。王旦三弟王旭曾任河南缑氏县知县。当时永宁州所辖四县，有三个知县皆以贪闻名，只有缑氏知县王旭清廉如水，故民间有“永宁三镢，缑氏一镰”的歌谣，用谐音法（镢即攫，镰即廉）指斥贪官，颂扬清官。王旦之侄王质任地方官期间，“举族蔬食数年，未尝食肉”。有一次，他在清理家中往来文书时发现了王旦因家贫以马作抵押向人借贷的债券，便把子侄招集起来，以此为教材，教育他们富贵不忘贫苦，自觉保持清俭的家风。好友范仲淹说他“弗骄弗华，以贫为宝终生不贪不治生业，惟蓄书近万卷，远近从之”。王质可谓深得其伯父遗嘱的真谛。  至王旦的从玄孙王伦时，由于时局方面的原因，三槐王氏家道中落。在困境中，王伦仍然在心底深处保存着一股正气，“闻士大夫之贤者，倾心事之”。京城陷落，他挺身而出维持秩序；北上谈判无人敢去，他冒死承担重任；金帅劝降，他义正严辞予以驳斥；金主以官相诱，以死相逼，欲令其背叛宋朝，他视死如归，慷慨殉国。到了王伦之孙王楠这一代，南宋与金和谈，“七遣使无成”，王楠领命北上。临行，其母勉励他说：“父祖以忠死国，故恩及子孙；汝其勉旃，毋以吾老为念。”这种识大体顾大局、以身许国的态度，正是三槐王氏忠直清正家风的精髓之所在。  体恤民情 造福百姓  官与民的关系，历来是社会舆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衡量一个官的好坏，往往把是否替民做主、为民造福作为试金石。我国历史上难以数计的大小官员，无一例外地都将“爱民如子”挂在嘴上，甚至制成大匾悬于官署，但真正将这四个字付诸行动的却寥若晨星。不少官员实际上是视民众如奴仆，如白痴，如牛马，对黎民百姓只知欺压盘剥，从不把贫民的冷暖放在心上。旧时地方官大都只注重办两件事：一是征收赋税，二是决讼断案。收钱粮时暗中加码，无情勒索；决讼案时索贿，徇私枉法。一句话，这两件事都是从百姓身上敲骨吸髓的勾当。社会治安则任其恶化，发案多了财源更广；农田水利更是无心兴修，一旦受了灾便向上请赈，自己再从中克扣获利。对这样的官，百姓恨得咬牙切齿，避之唯恐不及。有一副讥讽贪官的对联说：“早死一时天有眼，再活三日地无皮。”短短两句话，活画出了百姓对害民之官恨之入骨的心情。还有一副对联的下联说：“朝廷刮州府，州府刮县，县刮民，民穷国危。”这句话中则暗涵着民可覆舟的道理。可惜的是，许多为官者对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对百姓的呼声充耳不闻。一旦登台为官，便一门心思地研究搜刮自富之道，全然不想“造福一方”的官德官责，这是许多朝代、许多地方官民关系如水火。  我们从史料上看到的三槐王氏为官者，心里总是牵挂着百姓，总想着多办些老百姓有好处的实事。尽管这些事并不算大，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疾苦，但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这种恤民情结却是十分可贵的。  这方面的事例，还是应当从王旦说起。作为当朝宰相，王旦心里时刻想着不能让老百姓太苦，并时时处处以此劝戒下属。有一次，薛奎出任江淮发运使，来向王旦辞行并聆听教诲，王旦只说了一句话：“东南民力竭矣！”意思是说，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已经很困难了，你去了之后不要只顾收赋税，要想办法给老百姓减轻点负担。还有一次，张士逊去江西任转运使，临行来向王旦请教。王旦知道张士逊在收赋税方面比较心渴，有时不免急功近利，便以反语说了一句：“朝廷榷利至矣！”意思是说，你这一去，朝廷的专利肯定又要增加了。张士逊体味出了王旦话中寓意，接连担任了几处转运使，都很注意体察民情，调剂余缺，解民疾苦，从不强求获利，从而获得了“识大体”的好名声。王旦不但爱民，对同僚和属下也十分体贴关照。有一年，荣王宫一侍婢盗卖金器恐被发觉，遂纵火将宫室烧毁。后来纵火者被处死，按照惯例，案件所涉及的失职或知情不报者也当斩首。王旦直言不讳地对真宗说：“罪犯已受到惩罚，我们这些大臣也都承担了责任，如再归咎别人，必会失去民心。王旦一句，使一百多人得以幸免。还有一次，有个占卜师上书议论宫中的事被处死刑，抄家时发现了一些朝中官员向占卜师叩问吉凶的书信，真宗大怒，要将这些人交监察史问罪。王旦说占卜吉凶，趋吉避凶，乃人之常情，我年轻时也做过这种事。如要治罪，请连我一起惩办。真宗听了王旦劝告，将一干官员赦免。王旦回到中书省，立即将抄出的书信一火焚之。后来又有人想借此事整人，终因缺少证据而未得逞。王旦爱护属下，可谓煞费苦心。  王旦之子王素任谏官时，发觉朝廷开支失控，便连连上书皇上，说现在朝廷的无名花费数倍于从前，如此下去，必然掏空国库，耗尽民力，使国家和百姓皆不堪忍受。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连皇子出生时庆贺赏赐也一概从简。王素知成都时，大胆减赋限铸，整顿市场，事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百姓将其视为菩萨官。王素改任渭州知州时，渭州百姓久闻其爱民之名，皆欢喜庆贺。王素离渭州时，百姓又依依惜别，洒泪留恋，以至终日不能成行。王素与老百姓的关系，可以说已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了。  王旦的侄子王质也以爱民知名。王质知蔡州时，发现该地有座吴元济庙，老百姓每年都要去祭祀。原来这吴元济是唐朝人，曾割据蔡州，因争爵位未遂，纵兵焚掠舞阳、叶县等地，杀人如麻，后被官兵抓获处死。蔡州人因其知名度较高，便建庙奉祀。王质弄清了来龙去脉，便派人去告诉老百姓：纪念名人要分忠奸是非，吴元济是反叛朝廷、祸害百姓的罪人，不配享受祭祀。经过劝教，百姓主动毁掉吴元济塑像，另塑唐名臣狄仁杰和名将李愬像享祭。只此一事，便可看出王质对教化的重视和对百姓的爱护。在任荆湖北路转运使期间，有一户人家无钱给儿子操办婚事，违了婚约，与女家发生了纠纷。王质问清所需数目，拿出看书的俸银帮他们办了婚事。还有个穷苦人，一辈子安守本分，后来因穷困所迫，偷拿人家一件衣服被捉拿送官。王质问明原委，不但不处置他，还将自己的旧衣服送给他，劝戒他回去自力更生过日子，不可再生邪念。王质知蔡州时，发现当地田地瘠薄，田赋却很高，百姓不堪重负，便自行做主取消了一部分地方上强加的不合理税收项目。知寿州时，当地治安混乱，盗事多发，百姓不堪其扰。他上任伊始便于工作大刀阔斧地整顿社会秩序，按律断狱，以礼待吏，宽以治民，扶弱抑强，“州人大服“。王质做的看似小事，但事事关乎国计民生，故所到之处皆受到百姓欢迎。  王旦之孙王靖在陕西任职时，倾听百姓呼声，大胆改变不合理的服役制度，成功地调动了农民服役戌边的积极性。按旧制，朝廷派员出使别国，一切费用皆在所过之处向百姓征收，加之地方官层层加码，沿途百姓叫苦不迭。王靖之子王古奉命出使契丹时，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大胆改变旧制，坚持要求朝廷拨款。此举虽遭到一些朝官反对，所过之处的百姓均极欢迎。王古知广州时恰逢当地遭灾，王古一面向朝廷报奏，请拨赈灾粮款；一面动用库存粮救灾。事后有人诬告王古谎报灾情，指责他私自动用库粮，皇上因此将他调任袁州知州，实际上是降格使用。后来，王古升任户部尚书，他力主将贫困地区的赋税旧欠大部豁免，又有人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说他慷国家之慨，造成国库空虚，王古因此被调到刑部任职。王古几乎是每走一地都想方设法为百姓减负，影响了自己的升迁也在所不惜。这种恤民精神，一般官员是很难做到的。  忠孝传家 风范常存  按照中国的旧有传统，衡量一个人的人品官德，大都离不开忠孝二字。爱国爱民为忠，敬事父母为孝，二者一大一小，互相关联。在家孝敬父母者，做了官亦能勤政为民；一个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在家绝不可能是真正的孝子贤孙。宋代的天波杨府，一贯的家风是上慈下孝，为官后方能满门忠烈；二十世纪的贪官胡长青，在外嗜财如命，腐化堕落，对父母的所谓孝也被事实证明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所以说，家风是官德赖以形成的基础，官德是家风大而化之的反映。《礼记》中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今人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这话既符合事实又富有哲理。父母的言传身教，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对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最终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初期形成的三槐家风对后代的影响是对这一作用的有力证明。  王言、王彻时期的家风情况我们一时无从知晓，王祜时期的家风则可以肯定是十分清正的。王祜一生忠君爱国，勤政为民，不近那天邪，不受利诱，秉公处事，舍已为人。其三个儿子受其熏陶，个个有乃之风。长子王懿虽英年早逝，在同僚中的威望却不低。次子王旦更不用说，久居相位的事实和“一代贤相“的公众评价是对家风人品的最好注脚。三子五王旭官做得不大，在朝野的威望却不低。《宋史》中”严于治内，恕以接物，尤笃友义“的评价和在缑氏县落下的清廉之名对他的官德作出了毋庸置疑的诠释。在其后至南宋灭亡的二百多年中，三槐王氏族人在朝为官者不少，史书上几乎是一片赞扬，批评性的记述十分罕见。只有王素曾因为官日久有过一些懒散表现，但经御史告戒后即幡然悔悟，很快在几个职位上干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绩。南宋时期的王伦前半生因家贫一度沦为”椎牛沽酒“之徙，但仍然有”以侠自任，周人之急“的义气，与一般的流浪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当国家有难时，他又毅然打出了”三槐后人“的旗号，主动请缨，冒死北上，最后为国捐躯。三槐王氏的忠孝家风，可谓代代相传，有口皆碑。  从史书记载来看，在敦厚持家方面，王旦和王质是三槐族人中的佼佼者。早在王旦任宰相之前，其史王懿就已去世。此后，王旦便成为家族中的长者，平时在家中，王旦既不苟言笑，有着一家之长的威严；又和气待人，从不责骂喝斥。对寡嫂他彬彬有礼，尊重有加。对幼弟王旭他爱护备至，即使王旭做了什么错事，他也从不大声训教，而是和颜悦色讲清道理，让其自悟。王阳对兄长十分敬重，举凡大一点的事情都要征求哥哥的意见。王旦做宰相后，为避嫌，几次让王旭放弃升任要职的机会。王旭一一依从，毫无怨言。王旦的女婿去蜀中任职，王旦把女儿接回家中居住，并叮嘱女婿在外安心为朝廷效命，勿以妻小为念。王旦位居宰辅，弟弟、儿子、女婿不但不能沾光升迁，反而要避谦屈居低位，对这种影响一生前程的事，大家都欣然接受。如果平时没有优良的家教，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王旦长期为百官之首，皇上宠臣，家人却从不以此炫耀，更不敢作威作福，盛气凌人。族人中长期不见违法犯纪者，这正是三槐王氏家教的过硬之处。王旦大事端方，小事也不疏怠。他生性好洁净，但对饮食却从不挑剔。饭菜偶而不洁，他仅是不用而已。家人故意在汤中弄上一点灰，王旦就只吃饭，不喝汤，连句埋怨的话也不说。后来家人又故意中饭里弄上一点灰，王旦仍不生气，只是说：“我今天不愿意吃干饭，可再煮些粥来。“王旦的度量在朝中闻名，在家庭琐事上也处处显现出来。  王旦之侄王质，自幼受伯父喜爱，长大后处处以伯父为榜样，特别是在治家上大有伯父遗风。《宋史》中说他“为人至孝至睦”，范仲淹则说他“厚于宗族，每拳拳焉，忧乐同之。”王旦之子王素调任边帅，当时王旦已故，夫人赵氏年迈，王素之子尚幼，家中无人照顾。王质见状，毫不犹豫地上书，请求代兄守边。上书未获准，他又让自己的傻子王规随伯父赴任，一路照应，自己则挑起照顾王素家庭的重担。其弟王端在仕途挣扎了十几年，终无晋升机会。当轮到王质升官的时候，他主动请求把这个机会让给王端。虽说拿国家职位相揖让并不十分合适，但王氏家庭的兄弟友爱之情却从这件并不重大的事情上得到了清晰的展示。  家风之贵，贵在相传不衰。一世和睦敦厚易，世世清正亲善难。忠孝之家的后代出了忤逆子孙的事例，史不罕见。究其原因，皆在于忽视了家风的传承。有传授才有继承，有良好的家教才会有忠厚的家风。三槐家风之所以能辈辈有人继承，重要的一点在于每一辈人都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譬如大树，充足的养分要由根不间断地输送到每一片叶子，这是一个完整的营养链。本固才能干壮，干壮才能枝荣。如果输送中断，不论根和干如何粗壮，其枝叶也会在风吹日晒中枯萎。三槐王氏重视家教，这在史书中有多处记载。王旦曾要求后代对家谱“必六十年一修，百二十年再修”，其目的不唯续世系，更重要的在于传家风。家谱中对先祖行迹、家风精髓必有详细记述，这无疑是对后代进行家风教育的绝好教材。王旦曾孙王皋随宋室南迁时，将王氏家谱连同木刻版牒装了数车一起运走，可见其对王旦遗嘱的尊重和对家风传承的热心。尽管后来由于时局动荡，这些传世之宝大都散失或毁于战乱，但王氏后人关心家族历史的热情并未泯灭。至明代天下初定后，散居各地的三槐王氏支系纷纷寻根修谱，以求世系和家风的延续。三槐王氏后人这种尊重历史、珍视家风的传统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