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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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华龄ysdrw摘编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魏华龄先生访谈
2005年8月18日本报记者彭敏翎唐林洪实习生庄盈
魏华龄，笔名艾林。1919年2月出生，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人。1942年毕业于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历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桂林市政协副主席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桂林市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顾问，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副编审。长期从事桂林地方史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着有《桂林简史》（合着）、《桂林文化城史话》、《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上、下）。参与主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8集，300余万字）。先后发表关于桂林历史、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论文30余篇。

8月9日，记者面前的魏华龄先生，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交谈两个多小时，他思维敏捷，思路清晰，记忆如新，其谈吐令我们忘记了他的高龄。因为魏老的健谈，我们的对话轻松而愉快，现一一录之赠读者。
记：抗战期间，桂西路一带被人们称为书店街。您经常去书店街学习看书，请谈谈书店街当时的景象。
魏：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时期，桂林城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178家，出版了200余种杂志；集中在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闻名全国的，也不下一二百人。各种文化团体和文艺团队达二三十个，另有十多个剧院和电影院。自抗战爆发后，特别是1938年下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这一时期，桂林一度被誉为“文化城”，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就是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桂西路书店街，在当时算是很繁华了。这条桂西路，就是今天的微笑堂商厦至广西省立艺术馆一段，并向两边辐射，北面有太平路、阳家巷，南到府后里、棠梓巷。桂西路两旁几乎都是书店，繁盛时期这条街的书店（出版社）就多达40余家。
当年许多书店售书是敞开的，特别是一些进步书店，像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文化供应社等，谁都可以进去看书，一个小时，一天都可以，没有钱买书的人完全可以在书店读完自己喜欢的书。书店摆设，中间一般摆柜台，展示最近新书和期刊，靠墙边的书架摆着各类书籍供读者自由选购和阅读。
记：有资料说您在书店街也有一家书店，叫华华书店，是真的吗？
魏：（笑）华华书店是这么回事：香港沦陷之后，中共地下党领导一批文化人，集体秘密“偷渡”撤退到桂林（当然是有组织的，不是今天说的偷渡）。这批文化人1942年春天“身无分文”到了桂林，要生活怎么办呢？创办出版社书店，出书写作有一个阵地。那时候出版社与书店，出版发行是合一的。华华书店就是1942年夏天办起来的。店址在环湖北路24号，即今天榕湖北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处。茅盾在抗战时期所写的三部重要长篇之一《霜叶红似二月花》就是1943年由华华书店出版的。
我与华华书店有一定的缘分。书店的经理孙先生是我在桂林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好几位同学也在书店工作。1944年秋桂林大疏散时，华华书店经理去了重庆，，有一部分存书疏散到阳朔、恭城两县桂师同学家中。光复后，这批书保存完好。华华书店由重庆迁上海复出。当时，书店经理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去上海工作，我因为其它原因没有去上海，经理孙先生让我利用暑假将存书运回桂林，并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华华书店业务，作为上海“华华”的一个分店，新书他源源不断从上海寄来。我对书店工作有兴趣，接手了这一工作，出任上海华华书店桂林分店经理，店址在桂西路。
记：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哪些书籍最受年轻人欢迎？
魏：那时在青年人中影响最大的“热门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巴金的《家》等。像《大众哲学》，从1935年出版发行，至1949年，再版30多次，平均每年再版两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世纪40年代译成中文，1949年以前也再版了30多次，许多年轻人将保尔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抄写放在书桌上，成为座右铭。这些进步书籍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影响着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一代，不少青年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投身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中。
记：在您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我与桂林抗战文化》里写到，您是在抗战文化的熏陶和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抗战期间哪些文化人对您影响最大，他们是怎样影响您，通过与他们交往，还是研读他们的作品？
魏：我当时在桂林师范读书，学校在两江镇。每年寒暑假都要到桂林走走，到桂西路一带看看书，也买了不少书。着名的文化人没有机会谋面，主要是读他们的作品。
在当年许多文化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生活书店的创始人邹韬奋。与他虽未谋面，但他编的刊物、着译我都喜欢读，他写的《经历》、《抗战以来》、《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萍踪寄语》等以及后来的《患难余生记》，我都读过。特别他从办《生活》周刊到办生活书店，由两个人起家，经过艰苦奋斗，到抗战时期形成一个影响全国的革命文化堡垒和发行网络，拥有56家分店，众多读者，十分敬佩。我接手华华书店也与邹韬奋的影响有关，而且他对我后来偏爱社会科学以及我的思想影响都很深。
记：您二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是兴趣使然，还是其它，如作为一名桂林人，如历史责任感？
魏：研究抗战文化，作为感情讲有一点，不是从兴趣入手。更主要是形势所促，大势所趋。桂林抗战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桂林抗战文化应当在我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初，我翻阅了一些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史教材，都是讲延安，桂林有些根本不提或是一笔代过。这不能说编者，他们苦于没有资料，只能很简略。资料收集靠谁？只能靠桂林自己。作为工作和生活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者，基于这样的认识，自1979年起，我开始写了一些有关抗战文化的文章，在区内外报刊上陆续发表。80年代初才比较系统地着手整理、编写《桂林文化城史话》。二十余年来，与桂林抗战文化结缘至今。
（笑）其实我开始研究桂林抗战文化时，已经60岁，就是说这二十余年是离退休时间。现在，年事已高，精力有限，眼睛白内障，看书戴眼镜还加放大镜。平时只能写些小文章了。
记：目前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现状如何？
魏：15万字的《桂林文化城史话》1987年出版，尽管还显单薄，但在当时却被誉为“广西第一部系统介绍桂林文化城历史的专着，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桂林抗战文化史的空白”。直到现在还没有第二本书能代替。为此，我感到遗憾。我是希望经过20年资料积累和研究成果，能有一本更详细更系统的“桂林抗战文化史”新作问世。也很希望有谁来主持这一工作，不仅可以写桂林抗战文化史，还可以写桂林抗战艺术史等很多专着。
1993年7月成立了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我做了首任会长。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研究会会员由开始的60多人发展到近百人，还聘请了区内外一批专家学者为特约研究员。十多年来，已召开了四次学术讨论会，反映会员研究成果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已经出版了7集，共计300来万字，第8集也快出版了。
记：出版抗战文化资料是否有专用经费？
魏：经费是研究会的一个大难题。《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每集出版需要花费4-5万元。出文集，印专题资料或专着必须去筹措经费。说实话我过去在市政协用了点“小权”，（笑，不是谋私。）全靠市政协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现在难了。会员研究活跃，成果要有出路，无出路研究会就会“死火”。（笑）。
记：您在二十余年的研究工作中，是否见到了抗战期间在桂林工作过的着名文化人（了却年轻时的一个心愿）？
魏：解放前见到过欧阳予倩、张锡昌、刘建庵等；解放后我在文化部门工作，机会多一些，如桂林新知书店负责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华应申，上世纪60年代任广西文化局局长，接触多一些，还有张安治、林焕平、吕复、吴荻舟等；采访过的有杜宣、秦似、张牧、莫乃群等；也有的文化人虽然未谋面，但因抗战文化研究，我与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像夏衍、艾芜、邵公文、沈静芷、陆华柏等，书信我至今仍保存着。
记：正如您所写的，桂林抗战文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时间长达6年之久。及时抢救散失的史料，也是当前研究工作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魏：二十年来，做了一些资料收集工作。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为了这套书，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抢救性采访。投入相当的力量，全国几个大图书馆都跑到了，计划出11种，现在已出了7种，371万字，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当年如我一样20来岁的年轻人，现已是80多了。《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写了230名，还有20多名计划写，苦于无资料。这些文化名人现在还健在的包括身体不太健康的已为数不多。到目前为止，“活资料”基本上无法抢救了。“文字资料”可以收集一些但苦于无经费。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你们有这个条件，征集线索，花时间采访收集，挖出一些东西，是很有意义的。
记：目前国外有学者在研究桂林抗战文化吗？
魏：有。林焕平教授是当年在桂林文化城战斗过的老文化人，生前任广西抗战文艺研究会会长。他说过“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有重要意义。这早已为世人所认识。不仅在国内，在日本、在西方、在苏联，都有专家在研究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近几年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也接到过韩国和美国学者的研究论文。
记：正如前面所说，有的大学教材对桂林文化城一笔代过，有的专家学者研究苦于不知何处有据可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建立桂林抗战文化资料中心。
魏：刚开始研究抗战文化时，许多学者寄希望于桂林，首先不远千里来桂林搜集资料，但由于桂林图书馆缺藏太多，结果有点令人失望。据我了解，许多学者都希望有这样一个资料中心，而且希望这个中心就设在桂林。在桂林建立一个桂林抗战文化资料中心，这个任务也责无旁贷地落在桂林图书馆的肩上。桂林文化主管部门也有责任为建立这个中心积极创造条件，促其实现。现在昆明、重庆保存的抗战史料较多，可以互补。当然，互补也需要经费。
记：《桂林文史资料》出了40多集，可能有很多人没有读过，特别是年轻人。这些历史有没有必要让年轻人知道，如何让他们知道，相关部门应该怎样做一些引导工作，如出版通俗读物。
魏：这是个问题。《桂林文史资料》现在有的已经很难找了，有的甚至已经成了孤本，哪个借了都得锁好，要不然交不了差。（笑）。有些东西，不用的时候无所谓，用起来是宝贝。《桂林文史资料》能否出选集，出个精选本，让资料保存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接近、了解桂林的历史。
记：我们读过一则报道，从1983年起，您先后十余次向桂林图书馆赠送图书300多册，多幅名人书法作品和珍贵的碑拓，其中有不少是收藏多年很有价值的资料。赠送中有没有与抗战相关的图书？
魏：送书是事实。陆陆续续地送。搬了两次家，住的房子不宽裕，有些书给图书馆比放在家里好，何况家里书多了也放不下。我一生没有向书画名人伸过手，都是他们主动送的，我家也没有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也没有收藏的打算，所以都送给了图书馆，保存会更好。
与抗战相关的书籍没有送。因为现在还要参考。当我写不了看不了的时候，这批书籍我也会送给图书馆，充实资料库。（笑）我儿子学数学，女儿学英语，他们用不着。
记：桂林已与熊本结为友好城市。您作为抗战亲历者，如何看待“历史的记忆不能忘却，今天的友谊又要珍惜”？
魏：不但是今天，即使是抗战时期，日本的人民、日本的进步人士，有很多人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抗日。当年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在桂林组建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他们组织前线工作队，奔赴桂南昆仑关前线，开展攻心战，用日语唱怀乡歌曲和反战歌曲。在这次战地宣传中，盟员松山速夫、大山帮雄、鲇川诚二等3名反战同盟成员壮烈献身。桂林人民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桂林与熊本结为友好城市后，熊本市组织青少年到桂林七星公园八百壮士墓凭吊。日本人民是友好的。
但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要承认侵略中国的历史，正视这段历史，不能歪曲篡改这段历史。我的态度是这样，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是血的历史。忘记历史就是忘本。
作为亲历过桂林抗战文化城那一段历史、有幸受到桂林抗战文化启蒙和哺育的过来人，尽自己所能做桂林抗战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我觉得义不容辞。这是一份历史责任，也是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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