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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文安之实任官职与史书所载不符的猜想
文 斌 宜
史书载, 崇祯朝时, 文安之官仅居南京国子监祭酒, 福王弘光时以詹亊召, 文安之拒不赴, 唐.鲁王隆武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召, 文安之路梗不达。这一段记录, 后半部分是可信的, 前半部分, 即祟祯朝时, 文安之所任官职与我所掌握的资料不符。这不仅与毛寿登在文安之死（1659年9月8日）后一月, 即永历十三年已亥孟冬月十日（1659年10月10日）为文安之所修的祭文相悖。也和孟盛伟于康熙壬午年（1702）录于夷陵紫阳文安之的衣履冢中祟祯皇帝的诰命相悖。据崇祯圣旨考, 崇祯皇帝在1644年大明王朝即将亡国的前夕, 给远在夷陵为父亲文国珍治丧守孝旳文安之下达催返诰书, 同时为嘉奖文安之的忠诚, 也荫封了文安之的曾祖父文尚质、曾祖母冯氏、祖父文礼、祖母严氏、父亲文国珍、母亲范氏及文安之的妻子左氏等多人。男人同荫封为礼部尚书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 女人则同荫封为一品夫人。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史料是一个王朝权威的记录, 其内容应该不容人置疑, 也就是说, 崇祯朝时, 文安之官仅居南京国子监祭酒。可是, 毛寿登在他为文安之所撰的祭文中, 洋洋四千多字, 经我仔细考证, 也就是这一地方令人困惑。当然还有一个小地方不符事实：即, 他在写文安之的三子文逢吉时, 为“子逢吉, 关内道参议, 先公（文安之）二岁卒。娶光禄寺丞周公女，生女二” 。其中未提文逢吉的儿子文祖绍。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很快便弄清了。原来文逢吉死时他的儿子文祖绍还没出生, 文祖绍是文逢吉和周氏的遗腹子。文逢吉是死在他的任上一一关内道参议（主管对清、农民军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事务）的一次会后被喑杀的。对他的死因, 有几种说法：一, 被清军暗杀, 二：被孙可望暗杀, 三：被陈邦传后人暗杀。死时三十岁, 死在当时的皇帝的行在所（即永历帝的行宫）云南。随着文逢吉去世, 她的夫人周氏, 因没了依靠, 离文安之率领的蘷东十三家抗清武装大本营太远,又正在打仗，路途不通, 山高路陡, 她又是三寸金莲, 所以她只得回了她的娘家周家, 依靠娘家人生活。次年生了儿子文祖绍后, 兵荒马乱的也没通知文家。所以文家人都不知晓文逢吉还有儿子。毛寿登自然不可能将其名字写上。否则在明朝那重男轻女的社会, 毛寿登怎么可能遗忘这么重要的事情？毛寿登是何等显贵的人物？他是“总督湖北荆（荆州）长（长阳） 当（当阳）承德郧（郧阳）襄（襄阳）兼制川东与汉(武汉）（南阳）（啇州）等处地方各路勲镇恢剿兵马、钱粮”, （也就是这一带地方的总司令官）同时还是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他是不敢、也没必要、也不可能在文安之的任职上出这么明显的错误, 因为他写的东西要公之以众旳。
在他介绍文安之的官职中, 这段他是这样写的：“甲戌丁内艰, （1634年文安之的妻子左氏逝世） 丁丑（1637）以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掌司经局印, 纂修实录, 已卯（1639）为南大司成（南京国子监祭酒）。丁荣经公艰（父亲文国珍得到皇帝的嘉奖、升国子监祭酒, 同年逝世）, 扶柩归里, 官累至（注意：是累至, 也就是说, 是一步步升到）礼部尚书, 三膺枚卜（频繁骑着快马驰骋于家乡和京城间）, 壬午（1642）癸未（1643）, 狂寇（指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狎讧（攻打明朝军队, 掠夺明廷城池, 且势如破竹战无不胜）, 西陵（今宜昌, 文安之家乡）失守, 公（文安之）携家溯流入蜀（顺长江进入四川避难）。甲申（1644）国变（大明王朝被李自成的农民军灭亡）, 公忠愤激昂, 洒血起义”。这段话的意思就很清楚了,1639年他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也是这一年, 他的父亲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嘉封为国子监祭酒, 虽是象征性质的, 是一种荣誉, 但也是对文国珍为人为官的肯定。文国珍逝世。文安之扶柩归里, 为文国珍治丧守孝（明廷礼律规定：官员的父母死后, 都得在家守孝, 父亲二年半, 母亲三年, 正妻也有一年, 妾则没有规定, 但可请假。皇帝其间如有事召, 官员应赴召, 完事后再回家继续守孝）。随后便是：官累至礼部尚书。然后才是壬午癸未, 狂寇狎讧。再然后才是甲申国变, 祟祯吊死万岁山。所以说, 文安之在这五年（1639一一1644）其间, 是得到了六次升迁。在毛寿登的祭文中, 文安之在七任是南京国子监祭酒后, 八任是詹亊府协理府事少詹, （詹事府, 即原明廷宗人府。原来是单独建制, 府尹为皇室德高望重的皇亲担任,后来才划归北京政府礼部,为礼部管辖, 规格很高,主管东宫事务。长官为詹事。官职相当礼部尚书戓坐堂尚书。少詹, 官名。詹事的副手） 九任礼部右侍郎兼侍读, 十任礼部左侍郎管吏部右侍郎事兼侍读, 十一任礼部坐堂尚书兼侍读, 十二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十三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这样一看便合乎情理,他所写的资料应该能令人信服。假如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我们来看崇祯皇帝的诰命。
崇祯皇帝的诰命的权威性是不容人置疑的。也许有人会置疑, 那“崇祯诰命” 是任盛伟录于紫阳茔中, 其可信度有多大？我们设想一下, 任盛伟有没有做假的可能。任盛伟录祟祯诰命的时间是在康熙四十年, 那时候的大清政权已稳, 残明势力巳彻底铲锄, 任盛伟完全没必要瞎编文安之的事迹。他之所以录下祟祯皇帝给文安之家的诰命, 完全是抱着对恩师文安之的感激之心才做的, 他是文安之的门生,而且还冒有极大的风险。所以不会有假。崇祯皇帝在诰书中, 七次提到文安之为“太子太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而从“南京国子监祭酒” 的任上一下就升到“礼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的可能性有没有？这两个官职间的差距有多大？ 我们来考研一下。
要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先弄清南京国子监祭酒和礼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这两个官职的职责和两者之间的差距。
首先介绍南京国子监祭酒：
南京国子监,为南京政府礼部管辖,1368年, 明王朝正式建立, 建都应天府, 即今南京。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改应天府为留都，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全国的控制, 维护政权的稳定, 迁都之后, 朝廷在作为留都的南京仍保留了一套行政机构。除没有皇帝与内阁以外, 其他设置同北京几乎一样, 只是规模略小些。管辖的范围也小许多, 基本局限在南京城、应天府、和湖广、两广、福建等南直隶几个省。任职的也多为闲散退休和遭排斥的官员, 职权远不如北京政府同职称的官员。祭酒, 顾名思义即为每逢重大祭祀场合, 第一个向孔圣人敬献美酒的人, 实际就是部门一把手。南京国子监祭酒, 相当于南京政府的大学校长或者教育司长。权、职还是排在北京国子监祭酒之后。官衔为正四品或者从三品。
再来介绍 礼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
这实际是三个官职。
一, 礼部尚书：明朝初年，官僚机构基本沿袭元代, 在朝廷设中书省, 由左右丞相总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亊务, 丞相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为了加强皇权, 太祖对此进行了改革。中书省的行政长官, 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 权力很大, 容易和皇上发生矛盾。于是废除了丞相官职, 朝廷政务改由六部分别处理, 各部长官一一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为一品大员。当然, 尚书还分尚书和坐堂尚书两种，尚书是正职, 可以到处跑交际应酬的；坐堂尚书是副职, 专门坐在部里处理亊务的。礼部尚书为礼部的最高长官。
二, 太子太师：皇太子的老师。这个很好懂, 下任皇帝的老师。一个称呼而已 。只是官员想得到这个称呼很难, 一个国家有学问的人很多, 凡考中进士, 入朝为官的人都有学问。可当了太子太师的人却廖廖无几, 也就那么二三人。这是为什么呢？太师,光有学问还不行, 还必得有济国振邦旳雄才大略并出了大成果的人才有资格。否则, 你再有学问, 也只配当侍读学士或者上一步当学士。
三, 文渊阁大学士：明初, 太祖朱元璋为了集中权力, 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 直接掌管全国的大小政务。由于事务过于繁多, 一个人难于应付, 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开始设置“四辅官” 协助处理政事。不久, 又废除了“四辅官”, 于洪武十五年设置殿阁大学士若干名, 侍从在身边以备随时顾问, 这就是“内阁’ 。由于内阁的办公场所在内廷的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 故被称为内阁大学士。在哪个地方办公便称什么大学士。朝廷一般设有六位大学士, 一处殿阁一位。但有时一处两位, 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学士便有八到十位甚至更多；有时又多处没有大学士, 大学士便少, 最少的为天启七年, 内阁只有叶向高一人。总之, 大学士就是皇帝的顾问, 皇帝想设多少就设多少, 想设谁就设谁。它即可以设尚书为大学士（尚书一般都为大学士）, 也可以设詹事, 侍郎等为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便是在文渊阁办公的大学士。内阁分文武。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同属文方面的殿阁。 所以这三处殿阁办公的大学士常常互相更换场地办公, 名称自然也跟着变更。尤其是文渊阁和东阁。文安之就曾任东阁和文渊阁大学士。大学士中为首的便称首辅。
礼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便是集这三种官职于一身旳人, 可见在朝廷的重要性。
如此, 大家便能清楚地看出南京国子监祭酒与礼部尙书兼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这两官职之间的差距有多巨大。也就是说, 从国子监祭酒一下升到礼部尚书兼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的几率是多么地小。那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综述以上资料, 我的结论是, 我是相信毛寿登和祟祯皇帝的诰命中文安之的官职是真实的。而史料的记录有出入。
我们还可以从随后南明的几个小朝廷给文安之所委任的官职中来加以证明：福王弘光帝朱由崧朝时, 委任文安之的官职是詹事府詹事。詹事府, 即原宗人府, 主管东宫（皇室）事务。虽为礼部管辖, 但规格挺高。詹事, 为詹事府最高长官。为正一品官衔, 与礼部尚书同一官阶。至于弘光帝为什么没有给文安之安排崇祯朝时他的同一官职一一礼部尚书, 是因为当时的权臣马士英、阮大铖两人, 是阉党（与宦官结权, 而非宦官）中人。首辅马士英, 原是被东林党人弹劾而遭削籍的流氓, 他的东山再起, 是阮大铖出重金为他买来的；而阮大铖, 本身就是巨阉魏忠贤的党羽, 宦官。既然他们的官职是用钱买来的, 他们掌握大权后（福王朱由崧又是个昏君, 只知挑选美女, 配制春药, 自已享乐, 而将政事完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被当时的百姓戏称为“虾蟆天子”,）马士英、阮大铖便公开卖官鬻爵。谁出的钱多, 给谁做旳官便大。以至出现了满街的虚衙总督、道台,因一无官衙二无随从, 便整日在大街上游荡、显摆。当时有首“西江月” 词, 形象地写出了当时的现状：“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 满街都督无人抬, 偏地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 大小官儿出卖。”礼部尚书是肥缺, 自然要高价出卖。唯独詹事府詹事, 因主管的是东宫事务, 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实录皇室所有成员的皇脉谱系、记录诸成员的功过及奖惩因由等事项, 是一项既需要有极高威望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胜任，又无油水可捞的苦差事。因为詹事是和皇室打交道的, 工作的好是他份内事；工作出一点差错, 便有人问罪。所以唯独这一职位无人购买。文安之因原来担任过詹事府少詹事, 又是一品大员。所以他被马士英委任为詹事府詹事。文安之素来瞧不起马士芵阮大铖的为人, 当初东林党人弹劾马士英时, 文安之是积极支持者,也知悉朱由崧的德行, 深知靠这样的君臣, 是断难肩付起强国富民重任的。这就是文安之拒不赴任的主要原因。
唐、鲁王隆武朝, 文安之被委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这亇官职就和他在崇祯朝时的官职一样。虽然最终文安之犹豫未赴任, 那是因为唐王朱聿键的血统与崇祯皇帝相距甚远, 于大明礼法不合。但朱聿键尽管出生在王府, 从小却身经百难, 是在逆境中度过的, 饱受磨难, 颇有见识, 有能力复兴明室。所以文安之才极度犹豫, 虽经隆武皇帝多次泒官员来催促赴任, 最终借口“路梗”未就职。毛寿登是这样记载的：“思文帝肇基闽南, 屡官敦趋, 公亦屡出赴召, 以路梗不达” 。
桂王永历朝, 文安之受首辅翟式耜的举茬, 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文安之欣然受命, 因他当时还在四川领导义军抗清, 脱不开身, 所以第二年才到广西梧州蔼见桂王朱由榔。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永历四年, 当时的首辅严启恒主动让贤, 奉文安之为首辅。文安之便以吏部、兵部二部尚书兼礼部尚书的身份主持朝政：“公受命, 破败之余, 未阅月, 纪纲法度, 粗称整理, 复值播迁之变, 百官奔散, 议者遂有航海之说, 公力主幸南宁 , （皇上）与两宫倚以为重。”
从以上三朝授与文安之的官职都是一品来看, 文安之在崇祯朝时官职为一品的礼部尚书是能让人信服的。否则, 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建朝时,文安之人都不在当时的都城, 皇帝何以封他为一品的詹事、礼部尚书兼大学士这么重要的官职？要知道, 六位尚书是士人为官的最高目标。这只能说明, 崇祯朝时文安之的官职本身就是一品的礼部尚书。即然前朝的礼部尚书还在,威望又高, 新任皇帝自然要续用。也许还有人会反驳：大明王朝既然已经灭亡了, 原来的一品大员逃的逃、亡的亡, 会不会已没有一品大员来任礼部尚书, 而必须从三品官员中来挑选？対这个问题, 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崇祯朝时的明朝, 是全国性质的。一品大员很多；而弘光、隆武、永历朝, 是小朝廷, 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一品大员, 而弘光朝的建立, 时间几乎与崇祯吊死于煤山是同时, 崇祯皇帝是1644年3月19日死, 同年五月弘光朝建立, 相距仅月余时间, 隆武、永历朝也仅是崇祯死后二年至三年间的亊, 其间的一品大员虽死了一些, 也有一些再不愿做官, 但总的来说, 遗留下来的一品大员, 足够支撑起一个小朝廷。众所周知, 官员总是在士兵都死尽了后才死。一品官员战死的几率更小。就算前朝一品大员都死尽了, 不还有二品官员么？更何况礼部尚书这么重要的职位？怎么可能会没有人愿意就任而非文安之莫属？
所以我坚信, 出现错误的是史料的记录。我猜想, 是不是崇祯末年, 因为战乱的原因。 史官因为战乱, 自身难保, 便对史料漏记甚至根本没记, 戓者无人记。因为史料有载; 崇祯末年“百官奔散，位仅一二” 。可见当时的朝中, 百官有多少不在。何况不受多少约朿的史官；恐怕也仅剩十之一二了。就算那几位忠心耿耿留下的史官, 因工作量猛增, （崇祯末年, 因农民军. 清军的双重进攻, 明廷腹背受敌, 废于战事, 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那些亊件的因果都是需要史官记录的）而对文安之诰封一事, 完全有可能漏记或者无记戓者不知该不该记。因为文安之在任礼部尚书之前,还有这样一些情况：文安之在国子监祭酒之后, 即调任詹事府少詹事。这其间, 他的妻子左氏去世, 文安之回家乡夷陵治丧, 有一年丧假。丧假满, 升礼部右侍郎, 入北京, 又因为提出“联寇（农民军）抗虏（清军）”战略,引起朝野一片哗然。朝中, 对这一战略,支持的、反对的官员互相之间吵成一片。因为当时朝廷执行的还是“联虏抗寇” 战略。最后, 反对派占了上风,并且随后文安之便被当时的首辅, 坚定的“联虏抗寇” 执行者、阉党分子薛国观罢免。文安之被罢官归里。随着时局的快速、极度地恶化, 崇祯帝及朝中诸大臣这才看清文安之所提出的“联寇抗虏” 战略的正确。支持文安之战略的一泒得到重用, 文安之也因此得到快速提升, 升礼部左侍郎管吏部右侍郎事；而做为反对泒的一泒, 则降罪的降罪、罢免的罢免, 首脑薛国观, 更是被崇祯皇帝赐死, 遭凌迟并不准收尸。可见他的罪行是多么大。薛国观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辅, 遭到如此严厉处罚的第一人。文安之的威望得到极大提升, 不光在朝廷；在民间也是如此, 尤其是在农民军中。否则, 文安之在随后的统帅农民军抗清中, 农民军怎么会听命于他？要知道, 那些农民军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草莽英雄, 是以反朝庭起家的, 是绝不会随便臣服于人的。再随后文安之的父亲文国珍在南京国子监任上去逝, 文安之扶柩归里, 为父冶丧并守孝三年。守孝其间, 又逢家乡被农民军攻克, 文安之率家人“逆流入蜀” 避乱。避乱其间, 文安之升礼部坐堂尚书、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文安之因人远在四川, 虽接圣旨, 却未就任, 史官因不知该如何记录, 所以未记。随后“甲申国变”, 大明王朝完蛋。记录就更无从提起。还有一个可能, 即史官有记录, 但没整理出版或者被农民军将原始资料毁灭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众所周知, 农民军攻陷北京城后, 烧毁了不少东西。作为档案的明廷资料, 应该首当其冲。文安之的资料自然不会幸免,所以,关于文安之的记录, 便停留在纪录完整, 国家安定, 文安之任南京国子监祭酒那一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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