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谱法中求实际与慕虚荣的矛盾观念2

没羽箭

清人谱法中求实际与慕虚荣的矛盾观念2   归结善恶并书与书善不书恶的两种观念，前者认为族谱是所有家族成员的谱书，不应区别对待，家族成员理应一律登录，不应当有削谱的事情，而且纪录出来，也是劝善惩恶，用以教育族人；后者主张隐恶扬善，为亲者讳，实际上也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对族人有仁爱的一面，然而对不同职业、不同信仰的族人的断然排除态度，看来又与人情相违了。 不许写上族谱的人，还不只是犯法、忤逆、异端、贱民，对于女性及两性婚姻中有问题的人，也会削谱，或有异于寻常的书写方法，这里本应谈及，惟因它涉及到女性与两性关系的重大问题，另立子目加以说明如下。 五、女性、两性关系书法 对于嫁进族内的妇女（妻、妾）、嫁出去的族女，根据她们的婚姻状况，特别是节操表现，在上谱与否书写方法上有着相当严格的讲究，甚而男子也会因婚姻失类而产生上谱的问题，而在观念上则是注重于贞节和有无子女。 妻。正常的写法，是出现在世系图表中丈夫的名下，注明她的姓氏、子女、卒年、或者还有娘家的地名；表示尊重妻的敌体地位的家谱，则将妻提行另写，即妻与夫在家谱的纪录上是平头的。   妻的书写内容，一般少于夫，如不记载名字、生年和行次，理由是妇人从夫，有姓氏即可，无需有名；出生是在娘家的事，与夫族无关；他娘家的排行与夫家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在婆家的地位是依丈夫确定的，如丈夫是老大，他就是长媳、大嫂，如同纪昀家谱所说：“（古谱）妇皆注明，今不注，据《孔丛子》也：妇人于夫氏，以姓氏称礼也”。“妇，谱卒而不谱生，其卒于我，其生不于我也”。“不注（次第），妇以夫为长幼也” 。这是按照夫为妻纲的伦理，将妻作为丈夫的附属物来写作的，所以家谱没有妻的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当然有的家谱不像纪氏，是书写妻的行次的。   如若妻出现改嫁的情况，写法就大不相同了，有的在她的传记处，仅写一个“氏”字，氏的前面空一格，表示应该写她娘家的姓而故意不写；有的不写她的卒年、安葬地点和葬向；有的没有儿子就不写，最严重是完全不写。还是让我们来看家族有关规定中的观念。纪氏谱云：“妇改适者，旧谱皆书……，今不书，隐夫凯风孝子报无言之恫者也” 。意思是不写她是为了同情孝子的难言之痛，不令他们难堪。而多数谱书则对她大为指责，如上海葛氏之所以不书再嫁妇是“重名节也” 。武进庄氏则谓为“除其姓，以寓微意，无所出者直削之，恶失节也” 。武城曾氏定例为：“寡而再嫁者，妇道玷矣；有子，书其生年，为子出身也；没葬不书，明与庙绝，外之也” 。如果生有儿子，还有保留她曾经是妻的经历，不过不写她娘家的姓氏，以表示对她的蔑视；这不是为了她，而是为的儿子。葛氏、庄氏、曾氏都是以“一女不嫁二夫”的贞节观念来对待再婚妇女的。曾氏提到再嫁妇与“庙绝”的话，值得注意，因为再嫁妇已经不是这个家族的人了，从宗法讲，既然无关系，自然不给上谱了。这些是从夫家再嫁的，如若再嫁过来的，待遇也是一样，如益阳熊氏的规矩：“再醮之妇，夫没，从前夫子者，不录” 。   妾。在名份上是半奴婢身份，不被当作家庭正经成员看待，上不上谱，也是有关名节的事情，但是在理念上却与再嫁妇大不相同。被允许上谱的，是为着“正家也” ，即从家长治理家庭讲让妾上谱，而不是妾有权利上谱，这是准可将妾书入族谱的标准解释。有的家族规定，“妾惟有子则得书，贵传宗也” 。传宗接代是家庭、家族的大事，妾因为给主家生了香火继承人，才取得上谱的资格，没有儿子只能对族谱向隅而泣了。至于如何写法，亦有义理管着。同治六年（1867）桐乡劳乃宣的方法是，“有子之妾，书于其子格内” 。因为有儿子才上的谱，所以在儿子名下注出其生母，再一次说明妾的地位同是否生子有着重要关联。妾因有子而得上谱，可是儿子却不写在她的名下，而出现在嫡母名下一一“凡妾生之子，书法与嫡子相同，以妻有正副，子无嫡庶之义也” 。“庶子不书所生母，统于嫡也” 。原来儿子是不分庶嫡的，是通属于父亲的，并非是妾的身分的生母的，故而填入嫡母格内。即墨万氏定例，“妾与再醮，无子不载”，可是又云“妾无子女而有节亦载，重节也” 。妻因不贞节该载而不载，“节”在这里成为关键性的概念。对于女性而言，“节”是贞节、节孝、节烈，就是完全按照官方的伦理观念行事，不论本人付出多大的牺牲，只有为家庭、家族增光，卑贱而无出的妾，谱上才能有名，而失行（失贞）的妻则被逐出谱外。由此可见，名节观念决定着女性是否上谱以及在谱中的写法。   族女。族女是要嫁人的，出嫁叫做“于归”，即成为婆家家族的人，而不再属于娘家宗族了，因此家族要不要对她做登录就成为讨论的问题。故而上不上谱，各个家族说法、做法不一。仍以景城纪氏、九江朱氏名谱为例，观察清人的有关观念。纪氏云：“古法记女之所适，今不记，从苏氏也” 。不纪录，因为她已经不是本家族的人了，婆家家族会给她上谱。在这不书当中，也有例外，就是这个族女要有特殊的表现，能给家族增光。即墨万氏谱例：“诸谱有载女者，吾家女不入谱，而贞烈者必书，亦门楣光也” 。有这样的族女为家族的荣耀，借用节烈光宗耀祖，才给以“树碑立传”之荣。九江朱氏亦给有特殊事绩的族女以记事的荣誉：“女可纪者，未嫁已嫁内外并得书”。“在室者章女美，出适者为家荣也” 。在这里关键是有可纪录的节义事情。有的家谱书写族女，如桐乡劳氏定则，“女子所适，生卒年月”并书 。在这书写之中，又有不书的规定，辋川里姚氏“女亦子也，嫁者书，再嫁则不书” 。再婚失贞，故而取消其被登入的资格。要而言之，定则不书族女的，确有破例为她写的；定例书写的亦有因故不写的，这书与不书，症结就在贞节与否，根本上还是关于道德的观念性标准。   女子因再婚而不书，男子续娶则没有疑义，如果婚姻失类，也要失去上谱的权利。仪征陈氏谱例：“凡男女婚娶，人伦之首，不可不慎，若贪财而娶卑微，婪富而嫁下贱，有辱门楣，有玷家乘，不录” 。本身是平民（良人）或以上的人，为了钱财，而同贱民结婚，不仅是自己跌落身份，更使家族遭到侮辱，如果还把他们（她们）写进家谱，也是对家族宝藏的谱牒的亵渎，因而将他们清除出谱。   总起来说，女性以及极少数的男性因为婚姻方面的伦理观念，出现上谱与否及如何书写的问题，各个家族的处理方法有相同、基本相同、不甚相同的差别，然而在观念上则是一致的，基本上是以女性的贞节为准则，失节者削，节烈者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传宗接代思想，看妇女有出无出，有出妾亦书，无出则再嫁妇、妾失去机会；第三条是等级观念，婚姻失类，无论男女，概不宽容。 六、对异性继入与族人继出的排斥与吸纳   族人所收养的异姓嗣子，族人出宗为他姓后裔，这两种情形家谱写不写，是需要处理的实际而又重大的难题。李兆洛说江阴陈氏修谱，“别他姓之来继者” ，萍乡县志说当地人“不轻录养子” ，都是讲论家谱对异姓子态度的，然而究竟如何理论，笔者从多种文献获知，对继入的异姓、继出的本家，都有纪录与不纪录的两种观点和做法，兹分别缕叙之。   异姓不上谱，是防止异姓乱宗观念的产物。篠里任氏说：“以异姓为嗣，与夫出嗣异姓者，皆罪也，法使归宗” 。既然是罪犯行为，自然禁止上谱了。武城曾氏谱例：“子出抚异姓，或随母嫁，均书寄居某家，冀归宗也。随母子数岁而来，带孕数月而生，及义子赘婿，均异姓也，概不收录，明非一本” 。上海葛氏谱法：“抱他人子为己子者，不书，重宗祀也” 。子孙是一个老祖宗的血胤，异姓之人与家族无血缘关系，不能收容，否则由他祭祀，祖宗是不能血食的。这种关乎“一本”与宗族祭祀的原则问题，焉能忽视。“倘有以外姓入嗣者，谱中概置不登，恐紊宗也” 。“倘非种之子，均不许窜入混收” 。都是以血系相同为准则，尊一本，防乱宗，家族排除异姓，就是基于这种观念。   体念人情，通权达变，允许异姓上谱方法的提出。异姓为后，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是令其归宗和不让上谱的简单事情，注重实际的家族，就谋求变通办法了。在江南以异姓为后并不乏见，为人后者承办丧事，在丧帖上具名 ，为家族和社会所承认。有的异姓嗣子为了报答嗣父养育之恩，将本宗和嗣父之宗的两个姓氏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姓氏，如陆费、陈陆、倪王等姓的问世。这些虽然不是上谱的事情，然而接近了。为嗣子陈情的学术见解陆续为学者提出，如对“生功”与“养功”的评论，给养功以应有的关注，说明异姓嗣父子之间的密切关系，应当尊重 。还有从人情和法律方面述说给予异姓嗣子应有地位的。张海珊就有的家族以不许异姓乱宗为名，驱逐嗣子，强立应继之子的事情，认为是不合乎人情的：“爱孰爱于所抚之子，弃生前所养育之子，而假死后立后之名，未见其当也”。又讲法律有允许异姓为子的律文：“律曰：遗弃小儿，听相收养，即从其姓，亲生父母，不准告认”。又举出旗人异姓为人后的情况：“旗人义子，自襁褓抚养成丁，以继其后，即准另记档案”。张海珊承认异姓为子与异姓为后是有区别的，为子是从生活需要出发，可以共同生活，互相扶持，为后是从宗法关系出发，异姓嗣子究竟与血缘嗣子有所不同，但法律认可给予姓氏，旗人又有另记档案的成例，受此启发，家谱对异姓嗣子就应有相应的变通处理方法 。就笔者所知，变通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异姓嗣子直接书写于嗣父名下，但是要注出嗣子的原来姓氏，如嘉应洪氏将这种事情看的比较简单，谱例云：“其立嗣者，注立某人某子为嗣；立异姓者，但著名某姓而已” 。或者使用不同颜色的笔墨书写，以区分本宗和异姓，如浙江青田人作谱，“本宗者用红笔，异继者用蓝笔” 。另一种是为异姓嗣子在族谱中单独立目，予以纪录。莱阳辛氏移徙渠邱，当地亦有辛姓之人，后来衰微，莱阳辛氏修谱，就将那些辛氏的人员收入谱内，但是为了区别于本宗，名之曰“养子谱”。这种把同姓不同宗的人列入谱内的做法，有人认为有悖宗法，提出异议，为辛氏家谱作序的法坤宏不以为然，认为既然将本宗与养子区别开来，使得同姓家族能联合起来，不至于互通婚姻，不违背先王礼法，有什么我们可以疑惑的 ！乾隆末年广东宝安王氏修谱，在本宗成员的世系图“正图”以外，另设“附图”，登记下述人员：“凡各房贪便，择石冈、海南栅各处为嗣，其系不可考者，或娶下贱，婚姻之不正者，或一时苟合，强包约下妇女生子，以为己有者，皆编列“附图”。这是将来路不可考的儿子、婚姻失类所生的儿子纳入附图，以示与正图成员的差别，并在家族权利方面做出规定：“凡属附图，大小宗祠，概不得主鬯。若其子孙发迹，身登科甲，职列高官，方转为正图，亦上体朝廷议贵之义也” 。附图子孙既可上谱，又能参加祭祀，就是不能充当主祭人，但若有了功名，改入正图，就没有那种限制了。光绪末年太仓陆氏修谱，对继出、继入的人员，分别作出《继入考》、《继出考》，纳入谱中，并特作说明：“敬宗尤重收族，凡出继者，苟有可考，自宜载人谱中，惟既承他姓，当附列卷末”；“抚异姓子者，载明由某姓入继，照支派世数，序列卷末”。这样做的原因，陆氏讲了两条，一是重人情，二是别婚姻。无论是继出、继人的，受嗣父恩养，若能独立，就离别而去，“微论显悖人情，亦恐有乖天理”，这才有合姓的出现，才有命次子归宗的做法，体谅他们报恩的感情，应当将他们收入谱内。同时族谱说明他们继出、继入的情形，令族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好在议婚时留意，避免出现同宗通婚的事情：“爰是宗人会议，深虑或忘所自，订婚媾以舛彝伦，何妨变例行权，按谱牒而知源本。故于图则合之以联其情，于考则分之以辨所出，俾派别既资为依据，庶嫁娶可愆决鲁吴” 。“通权达变”、“体谅人情”的观念使异姓子孙以独特的形式叙入家谱。 出嗣之子的上谱，在绝大多数家族是没有异议的，前述篠里任氏、武城曾氏、太仓陆氏谱例中，均表示纪录继出宗人，究其原因不外两条，一是害怕婚姻致误，太仓陆氏说得最清楚，不必赘述，二是寄希望于他们异日认祖归宗，武城曾氏谱例业已表达此类愿望，这里也不复述。 七、名讳与称谓的回避   古人讲求为尊者避名讳，家庭家族注意，社会讲究，如果说话中带有祖宗名讳字眼，将被人笑话不懂礼法，不避人家父祖的名讳，则是对对方的不尊重，所以避家讳是大事。名字是特定人的符号，家谱如果不照实写出，就不知道是哪个人，从实书写，又可能被认为不敬祖宗，因此名讳如何表达，是谱例必备的重要内容。清人依据前人的经验，做出规范，就中亦反映出崇实与尚虚的矛盾意识。   “临文不讳”的直书思想。对于谱中人名的书写，景城纪氏谱例的规则是：“谱皆书名，临文不讳也。佚名则字，佚字则次第，佚次第则记以方空，辞穷也。序述之文，皆书字，佚字则名，亦辞穷也” 。九江朱氏谱例与此大体相同：“图皆书名，临文不讳也。苏氏谱于祖父之名加‘讳’字，欧阳氏谱从其同谱者，今从欧谱。一族之公，非一人之私也” 。这两份规则对世系表图中的人名，照实书写，而且不在名字之前加写一个“讳”字，因为纂修家谱，是合族的公事，不是一个人的私事，不必要加书讳字表示恭敬。在纪传或叙事部分中的人物，就不写名，而用字号来表述，或称之为“公”，以避免书名的不恭。如此区别对待世系表图与记叙文中人物的名字，是对人名的完整表达方法，既直书了名字，又表示出恭敬的意思。所谓“临文不讳”是对口述而言，谈话中的先人，可以用多种方法避免说出名讳，而能令听者知道说的是谁，可是书写世系，不写名字，阅读的人就无从知晓写的是哪一位，所以要不避名讳地表现出来。要之，是如实反映祖先世系，就不能避讳。这是尚实直书意识的体现。   去“恶饰”的直书思想。族谱对有官爵的人应如实写来，无爵禄人怎么办，中古时期人们加写“处士”字样，苏洵觉得不实在，改写为“不仕”。纪昀对此均作出批评，在谱例说：“其无官者，晋魏氏谱称‘处士’，今不从，恶饰也。……苏轼谱注‘不仕’，今不注，毋庸注也” 。九江朱氏序例与此全同，兹不俱录。处士是隐士，是有条件做官而不做，与平民百姓不同，将平民写做“处士”，是阿谀奉承，是缘饰，不合实际，故被纪昀斥做“恶饰”，不可沿袭；至于“不仕”的话，写不写都是一个意思，何必多此一举，浪费笔墨。摒弃虚假不实的奉承词语，斥责为恶饰虚言，祖先是平民，就老老实实地承认是平民，不必制造“人上人”的假象，反映出崇实直书的理念。   上谱避讳改名。家族年代久远，后世之人的名字与前人同名，或者重一个字，这就与避祖讳的观念相左，平常时候人们可能还不理会，到上谱时问题就明显了，有些家族就制定改名讳的办法。武进庄氏嘉庆六年（1801）谱例云：“族众命名制字，有犯重及犯旁支尊长讳者，及其人已故，而现在之子孙亦当代为改正入谱。乾隆辛巳忍斋公增修，谆切诫谕，令各行改正，并嗣后命名各宜查谱，毋得再犯。兹嘉庆丁巳续修，犯者甚夥，不胜其改。因公议单名添一字，双名易一同音不同字，即有出身与已故者亦一例举行，庶几免于尊卑无序、长幼失伦之病。……嗣后务宜遵议，查谱更定，至各分命名，亦断不得再犯，以乖伦序” 。仪征陈氏家谱与此颇多相同，其凡例谓：“世系辽远，疏略不许（详），至幼辈而犯尊行名字者甚众，已卒犯复者，改同音一字，仍存原名于所改字下；若现在者有犯尊讳，不但不安，亦不详（祥），合速更之” 。庄氏对已故重名、重一字的人，要依照长幼的伦序，为卑幼改名，以体现为尊长避讳的敬意。如此改动，会出现名字与人难于对号的毛病，陈氏因而在更名的地方注出原名，以便人们对认。家谱制作人之所以不嫌麻烦，一定要更动人名，是纠正有乖伦序的行为，是真正实现避讳制度，体现尊卑长幼的伦理。 临文不讳，反对恶饰，是实事求是的观念，尊重实际，用此笔法能够克服因避讳问题可能产生的误书弊病。为避讳而更改已故者谱名、现在者人名，容易造成人物符号的混乱，给人们带来不便。从庄氏族人的命名实际情形来看，重名者众，屡教不改，表明避家讳，特别是避远年祖讳，不容易做到，强迫改变，未见有多大的效果或长远效果。可是庄氏、陈氏仍然坚持避讳，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避讳是尊卑伦序的原则，不可违背，尊卑伦序观念是他们的指导思想。 八、生卒年、殇逝与丧服   生卒年写不写，殇逝者上不上谱，各个宗族依据对礼法的理解有些不同的做法。 纪录生卒取决于祭祀。家谱世系中人名下的小注，大多有生年、卒年，因为这关乎着礼法。景城纪氏谱例说：“谱详生卒，古法也。详其生，而后长幼辨明；详其卒，而后忌日之礼可举也” 。记载生年，族人才便于分清同辈同龄人和不同辈而同龄人少长次序，以便施行长幼之礼；丧礼有忌日的祭祀，卒年的纪录，对人是一种提醒，免得遗忘失礼。所以生卒年的登录，不仅是为记录生存时间，更重要的是这些礼法的需要。有的家族反对记录生年，并非不懂得长幼伦序的道理，而是别有缘故，葛士达在谱例中讲出一番道理：“至生辰，与谱无关紧要，古无庆生日之礼，至唐天宝始有千秋节，内外庆贺，然只行宫掖，宋以后士大夫渐为之，至明而极盛，朝野藉此名目为贿遗之阶，今则贩夫俗子，踵事蹈常，不必五十、六十、七十而行之，且岁岁而行之，不必尊者、老者、长者而行之，及孩提在抱，亦复行之；不必生者行之，复为死者冥诞。小则烹鲜召客，大则演剧称觞，宜乎物力日艰，而风俗日媮也。兹谱书卒而不书生，寓微意也” 。这里不厌其详地长篇引录，可知葛士达不是不通人情，而是要扭转世俗国生日的奢侈风尚。但是他忽略了人们凭藉生年论长幼之序的合理需要，所以在其死后，族人不得不做出改订：“恐不载生年，则长幼或难辨别，且谱者一家之事，记载稍详，尚不有妨于例，故将生年一概敬填” 。葛士达的不书生年，有其特定环境下的道理，但与伦理有冲突，故而不能行之久远。 殇逝者的记录与否，基本上取决于丧服制度。一般来讲，一个人在宗谱里有两次出现的机会，一是在世系图里父亲的名下，会记载子几人，书名某某、某某，二是在世系表里有以他为主的记录。如果其人夭亡，修谱人会遵照丧服制度、婚姻状况、感情因素做出处置。   古代对于殇逝者的丧礼，区分为八岁以下的无服之丧，以及有服的长、中、下三殇（长殇19—16岁，中殇15—12岁，下殇11—9岁）。纪昀所做的谱例规定，在世系图内父亲名下的儿子过去只写名数，现在补写出名字；入谱以十六岁为起点，因为这个年龄算是成年了，就是死亡的话，也是长觞 。辋川里姚氏定例：“中下殇不书，男授室，女适人，虽早亡亦书” 。中殇以下在世系表中并不显示，但是，不论男女，结了婚就作登录。益阳熊氏谱则：“若童子死，则书‘殇’，其有葬处可稽者，亦详注之，示不忘也” 。之所以记录，系于感情的怀念。武威段氏的有关谱例，值得仔细审量：“年之修短不分，其可考者，一律书之” 。根本不理会丧服制度，夭亡的亦是族人，都应当记录在家谱里。 以上，基本上是从家谱的体例考察清人写作家谱的指导思想，就中有崇尚真实的，也有欣慕虚荣的，笔者这样说，并非将具体的宗谱分成两类：一类尚实、一类尚虚，而是从修谱的总体情形看，有这么两种思想状况，或者说思想倾向。下面，将对这两种观念做出某种归纳，进而分析它对谱牒学术价值的影响。 九、结论 （一）两种谱法观念的并存与内涵   清人谱法的不同，出现在两个方面：在体例上有史传方志体与单纯世系之别；在书法上则有更多的差异。   尚实的谱法，真正笃信“信今传后”的谱学思想，精神实质是反对“恶饰”，主张通权达变，认为家谱是所有族人的记录。信今传后是各家族修谱的普遍追求，大学士朱轼的表述可视为典型，他说：“予作谱，例严以正，辞简而尽，庶信今而传后焉” 。“信今”是将今人所认知的族史记录出来，并传留给后人。其内涵之一是崇实黜虚，欣赏简单的世系体例，以为他容易做到资料准确，而且宜于保存携带，同时认为史志体谱书容易虚假浮夸，写进许多不实在的内容，本想尊祖，而适成诬祖。之二是坚持“谱者普也”的观点，认为家谱是所有族人的史书，对所有的人，应不分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好人好事、坏人坏事，秉笔直书，善恶并陈，既可保存家族的完整记录，也可以对子孙劝善惩诫。之三是“阙疑”态度，对材料缺乏的人和事，或记载、传说不一的人与事，采取宁缺不误的手法，用空格做出表示，或虽写出，同时表明存疑的态度，或者乾脆不写，这种阙疑也是求实的应有之义。一句话，求实的族谱观是认为族谱是信今传后的全家族、全体族人的真实记录。 维护宗法伦理不当而致误的谱学思想，即为光耀门楣而谱法上忌讳较多，或者还有较重的虚浮观念。其表现是贪图体例完善，对姓族源流、远年祖先世系不顾资料条件强硬编写，造成不实诬祖；与此相反，因族人的职业、信仰、婚姻关系而“削谱”，对出嫁族女往往不予记录；为表彰先人嘉言懿行，书写传记常常不惜超出实际情况。这里说致误是维护宗法理论不当造成的，是指致误者误解宗法理论的一些内容，主要在下述三个方面：其一是为亲者讳的想法，使用书善不书恶的写作原则；其二是机械地理解宗法伦常和丧服制度，过分强调夫为妻纲，妻妾嫡庶关系，所以不书或少写殇逝族人，不依妻的敌体地位书写其传记的应有内容，或无子女的妾不能上谱；其三是不顾族人生活状况的一味宣扬光宗耀祖思想，如宣传节烈女子、孝子贤孙，不论其现实生活的艰难困苦，用她们的节孝给家族增添光彩，又如将族女拒绝于谱外，而又大写嫁出去的命妇、节妇，藉以为家族增光。 （二）家谱致误原因的综合考察   刚刚说到造成家谱记录不实的原因是理解宗法伦理的不当，只是一方面的缘故，其实还有多种因素。笃信信今传后谱法的家族谱牒也并非没有不实的成分，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产生的家谱，也是实中有虚，只是虚的成分较少或很少；单纯为光宗耀祖而作的谱书也是虚实并呈，所以就尊重实际与图慕虚荣两种谱法思想而言，其成品都有不实成分，因此有深入探讨其产生原因的必要。 祖宗谱法不可变、不可轻变的思想。古人，当然也包括清人，法祖观念严重，学习、尊重祖宗留下的家谱及其制法，也是法祖内容之一，因此谱例可以增加，但不可以改动，以致明知旧谱有疵误，而不敢改写，如前述鄞县董氏修谱，发现世系不准确的误失，可是族人认为“是皆出吾慈水旧谱之所载者，先人亦尝疑之，而弗敢遽删也”，由于社会名流全祖望的建议，始行改正 。再如纪昀修谱，发现老谱中“三贤公”曾孙的名字写作“中贤”是误失，仍然“因其误而书之，礼无追改也” 。虽然是为遵守礼法而不改变，也是尊重旧谱观念的体现。对于不书族女的老谱，许多新修家谱的人感到应该改变，予以增添，然而基于祖宗已有成法，最后不得不遗憾地宣布维持旧例。 不自觉地接受和维持传统的意识。家谱的某些书法，由于流传年代久远，使人的思维形成习惯定式，即是想做改革的人，也是常常顾此失彼，不自觉地违背了变革的意愿，比如九江朱氏的谱例充满求实精神，如对无官职的祖先不称作“处士”，否则是恶饰，可是为没有封号的妇人作传，却写作“安人”，这是所谓“从实称”，也是沿用《朱子语类》称“夫人”的例子 。“安人”是妇人封赠之号，无职之男不用处士，而无封之女却用安人，这不协调中反映尊重实际的思想贯彻不彻底，致误的原因不在于虚饰，而是习惯上的沿袭。朱次琦于《谱例》反对使用“处士”，可是在《朱氏传芳集凡例》中，讲到他的上沙始祖朱子议，说他“为元时处士，明兴不仕而终” 。陆燿激烈反对家谱在世系中攀附名贤，所修家谱，不书十一世以上祖先的世系，可是“别录前代嘉言懿行，自为一书。谓宗法之可疑者，吾阙焉，其事业文章苟可以为后嗣训者，无论或为先世与否，皆得勿替引之也” 。这个嘉言懿行集，顾姓之人即可，而不一定是本世系的先人，目的是用他们的嘉言懿行教育后人。既然不一定是祖先，哪一个古人不可以呢？陆燿在这里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世俗攀附名贤的阴影。葛士达纂修家谱也是很慎重的，在对葛姓名贤问题上，也“将抱朴公（按即葛洪）以后世传录为一卷，列于卷首，以资考镜” 。陆燿、葛士达都是不满于攀附名贤的制谱人，也不免受到某种影响，不自觉的在谱中纪录本姓氏名贤的事迹，可知传统谱法影响之大。   联涣散的谱学功能观念导致求全意识。“制谱，收族之大者” 。“辨亲疏，定昭穆” 。编纂家谱是为了收族，令族人分清支派，明了“一本”，在始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而“一本”的“本”，人们通常的观念至少要推衍到始迁祖，如此一来，家族都要上推到十几代，或更多的代数，代际久远，族人之间的联络自然疏散，利用族谱加强联系，在族谱的内容方面，就需要讲族源，需要有远年祖先的世系和先人的事迹，因此族谱在体例上就不能简约，需要采用史志体。方东树说：“今谱非失之误，则失之漏” 。指明当时制谱的弊病，真是深刻，为求全，不免不实诬祖，为省力不免遗漏太多。修谱实有其难处。   世俗攀附名贤，不以为非。攀附名贤，东晋南朝以来就较为常见，但在中古时代，政府、家族和舆论监督，尚能时加纠正，而五代以降愈发严重，不可纠治，于是人们习以为俗，比如姓王的都以为出自周朝帝室，以信今传后为制谱目标的鳌台王氏，谱序云“吾家系出先踪，姓传帝裔。一水叶宏农之策，三公兆魏国之槐” 。颇以帝裔和三槐堂而自豪。至于是否如此，凡王姓者不会去打一个问号，追究在王姓诸源中出于哪一个？攀附名贤，固然是好虚荣，不实在，“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 ，但是确实是事出有因：其一，名贤先人是一种很大的社会资源，可以加强家族自豪感，训导子弟努力上进；其二，这种社会资源，还可以帮助家族立足于当地社会，不受他人欺凌，甚而凌驾于他人之上；其三，文化程度不高的家族，由于始祖历史一般难于了解清楚，认名贤为祖先，也很少会提出怀疑，心理上不会有障碍。理解家族这种心理，就不必对那种现象加以责难，或过多的讥讪。 （三）关于家谱的学术价值   慕虚荣的谱法观念及方法，以及受谱法中不良因素的影响，所制作的成品一一家谱必然会有虚假不实的成分，影响了它的价值和人们的看法。那么家谱容易出问题的地方，笔者以为主要是在：（甲）族源、姓源、初祖、始祖、远年先人世系的某些不真实，即早先的容易不实，而晚近的则较真实；（乙）传记记事的某种失真，远年之祖尤甚；（丙）因削谱及种种记录的谱例所造成的失载。此外，基于资料缺乏所造成的误失和缺漏，然而这不是人为的因素，是在所难免的。家谱记载的不实成分大致如此。这些失误，理所当然地影响到家谱质量，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一些当代人和后世学者的批评。   家谱中的不实成分，并非由于体例产生的，考辨姓源、远年世系就一定错误，写家传就一定渲染捏造事实，不是的，问题还是出在作者的写作态度上。史志体的家谱，由于体例完善，能够容纳有关家族史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若在尚实的思想主导下，更能记录家族的方方面面的活动。对于今天的谱学爱好者，有兴趣续修家谱的家族，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料，自是不必说的了。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每一部家谱，就是个案研究的好材料，而全国以万计数的家谱就成为丰富的学术资源，它对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优生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资料库的作用，即以对历史学而言，对家族史、家庭史、人口史、历史人物、妇女及性别史、地方史、民族史、边疆史、某些事件史，等等，都能提供大量的材料，或某些资料，笔者就此在《宗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一文 中有过较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清人纂修家谱存在着尚实际与慕虚荣两种观念和谱法的实际情形，两种观念有所交锋，当然不是多么严重的对立，不可作出夸张的理解，但是对于尚实的谱学观念确实值得给予特别的重视。时至今日，人们续修家谱，仍然容易出现古人慕虚荣的毛病，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总不是好现象。继承和发展清人的尚实观念，显然还有其现实意义。 （原载冯明珠主编：《文献与史学——恭贺陈捷先教授七十嵩寿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