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分布

芳汀

迁徙分布：争鸣：
关于“邶”，在典籍《说文解字》中记载：“邶，古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
但在1961年，人们于汉水流域以西的江陵万城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铜器十七件，有簋、鼎、戈、觚、爵、尊、觯、卣等。其中九件有铭文，文中“邶子”、“邶柞”字样，当为邶国的遗物。
邶国之地，在西周早期属卫国，后在春秋时期属晋国之东阳地。战国时期，先属赵国，为赵王畿中牟之属地；后属魏国。在战国晚期，魏信陵君无忌窈符救赵、杀大将晋鄙之事，就发生在原邶国。原邶国之地在后来在1995年出土有一种半两青铜钱，属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但孔方较秦半两为小，古币收藏爱好者也称其为“邶币”。
著名清朝学者王国维曾在《邶伯器跋》一文中提出“燕即邶”的观点，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学者尊信王国维之说，燕国与邶国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燕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燕国是自商朝以来就存在的古国，周武王灭商以后，在古燕国的旧地上重新封建了姬姓的燕国，这一点已经是史学界的共识。而与燕国相近的周朝初期的邶国，也是一个自商朝以来就存在的古国，它应该是殷墟卜辞所说的北方。例如在古籍《卑》中记载：“于北方擒？”在《怀特》中记载：“于北方乎南飨？”在《合集》中记载：“辛亥卜，北方其出？”“庚寅贞，王其征北方”，在《屯南》中记载：“……寅贞，王……北方惟……伐，令屠……方。”
上述卜辞，依据传统分期方法，《卑》、《怀特》属于三期廪辛、康丁时期，《合集》、《屯南》条属于四期武乙、文丁时期。其所说的“北方”即是名北的方国。
学者陈梦家说“北方其出”的北方“可能指北地的方国”，是不对的。因为与北方同例的刀方、呈方、土方等既是独立的方国，而不能说成是刀地的方国、呈地的方国、土地的方国，则北方也不能是指北地的方国，而应是指独立的方国。当然，在殷墟卜辞中，北方有时也用来泛指北地的方位，如“北方受禾？”“北方其出？”“土方出□”等辞例完全一致。而刀、呈、土等方即为方国名，那么，北方也应该是方国名。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已认识到了“北方”的存在，并举“辛亥卜，北方其出”一条为例。但是，他又做出了颇为犹疑的判断，说：“‘北方’可能指北地的方国，犹如后世的朔方；也可能是北方，与周初的北国(即邶)有关。”“辛亥卜，内贞：帝于北方曰伏风。”等辞即其例。
但是，在卜辞中，凡指东、西、南、北等方位的辞，更多的是用“土”字表示，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等四土。这种习惯用语直到周朝时期仍然存在，如《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大夫詹桓伯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所以，陈梦家所说的后半句，即北方“可能是北方，与西周初的北国(即邶)有关”，应是正确的。周朝初期的邶国见于金文。1890年，在今河北省涞水县曾发现邶伯器，王国维据以论定说：“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涞水县张家洼又出北伯器数种，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灭支作宝尊彝。’北盖古之邶国也。”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一文中也说邶国“在今易水、涞水流域”。可见，北方即北国，因其地望在殷王朝北部，故以“北”字命名。
但是，王国维的文章也有失误之处，即把金文中的古北国与《诗经》中邶、鄘、卫的邶国牵混为一，因此说“邶即燕”，并以奄与鄘声相近，进一步推论鄘即鲁，把《汉志》所说商王畿“邶、庸、卫”三地扩大到了河北涞水与山东曲阜。《汉志》所云商王畿仅局限于河内，谓周公尽以其地封康叔为卫，学者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已批评它是“国大非制”，更何况王国维之说将它扩大到河北与山东？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春秋时子产论周初分封说：“昔天子之地一圻，诸侯一同，自是以衰。”杜预注“圻”为“方千里”，“同”为“方百里”。《孟子·万章下》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封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可信的。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记载，周初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吕氏春秋·观世》说；，“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证明周初天下诸侯、方国千而有余，那么其封疆必如《孟子》所说大者百里，小者七十里、五十里而已。武庚的封地断不会北至河北涞水，大到可与周王畿相比肩。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春秋时卫大夫祝鮀说卫国初封的疆界是：“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于有闫之土，以供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卫大夫自论本国封地，是不会有误的。这个封地，据杨伯峻先生综合各家说后注云：“武父未详”，“此圃田以地望推之，或即郑之原圃”，“原圃即郑之圃田泽，《水经·潧水注》云：‘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里许，南北二十里许’。”“杜注：‘有闫，卫所受朝宿邑，盖近京畿。’江永《考实》谓‘昭九年，周甘人与晋闫嘉争闫田，及闫地近甘，则有闫之土亦当近其地。’当在今河南洛阳市附近。”“相土之东都为今河南商丘市。然《通鉴地理通释》四云：‘商丘当作帝丘。’则东都当为今河南濮阳县。”大致不出今河南北部偏东地区。卫封兼故邶、殷两国，在当时已是头等大国，号曰“孟侯”。邶仅为其一隅，怎会大到河北涞水？
所以，金文中的邶国与《诗经》中的邶国必然是两个国家。这种两国同名的现象为先秦封国所常见。如，燕有南燕、北燕，虢有东虢、西虢，吴有句吴、北吴，韩有姬姓之韩与武穆之韩等。其余应如学者刘起釪所说，“在西周之世早巳并入燕了”。
金文中的邶国，据学者唐兰考证，因其参加纣子禄父的叛乱，已被周成王伐灭，其领土之一部并入了韩国。因此学者林坛说其铭中“1962年在湖北江陵发现一批西周早期铜器，其中七件有铭文，曰：“北子甗”，“北子鼎”，“作北子口”等。这可以看成是金文中的邶国为商代古国的又一明证。这批“北子”之器可能是作为周人的战利品，通过“分器”的形式流入江陵地区的。
周武王封纣子禄父(武庚)于邶，命管叔尹鄘，蔡叔尹卫。尹即正、长，是管理之意。《汉书·地理志》又说：“鄘即东”，“卫即殷”。关于《诗经》中的“邶”，《汉书·地理志》于“魏地”一节中说得最清楚：“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后汉书·郡国志一》亦云：“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北有邶国，南有宁乡。”《说文·邑部》云：“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诗谱·邶卫鄘谱》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郑说邶在纣城以北，与《说文》同，甚是。但其说鄘为南、卫谓东则误。金景芳师说：“邶，谓在殷之北；鄘，谓在殷之东。”
《书序》中曰：武王崩，三监叛，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之率》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瞻彼淇奥”，“河水洋洋”。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邶入于卫，前人无异辞。而鄘入于卫，则与《逸周书，作雒》略异。上引《作雒》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中旄父，学者皆认为是康叔之子康伯髦，又名伯髦父。东即庸。这句话是说周公把庸封给了中旄父。学者孙诒让在《邶鄘卫考》中说：“周公以武庚故地封康叔，实尽得三卫全境，以其地闳广难治，故依其旧壤，仍区殷、东为二，以其子弟别治之，如晋文侯弟成师别治曲沃，东周惠公子班别治巩为西周君之比，是中旄宇东，虽专治其邑而仍属于其父，则与三监分属微异。逮康叔卒，康伯嗣立，而东遂不复置君，故采诗者三卫不复析别。是三卫始时三监鼎峙，中则殷、东虽分二宇，而实统于一属，终乃夷东为邑而与殷合为一，其事可推迹而得也。”剖析三卫之地分合始末甚详，可以信据。《汉志》所言，有《左传》为证，是有根据的。清儒陈启源也说：“季札闻歌《邶》、《鄘》、《卫》而知康叔、武公之德。若康叔无邶、鄘、卫，其德化何由遍及三国乎？”也是对的。但是，陈先生与王国维一样，因不知金文之邶与《诗经》之邶实为两国，所以断言“涞水殆不可能复有一邶国”，“涞水之邶者”，乃“河内邶国之迁地”。自今日看来，也与史实相违。陈槃先生辨析河内之邶非涞水之邶，谓武庚之封目的在“俾守商祀”，其封地绝不会远到河北涞水，而当在“纣城(淇县)之东北，亦即殷都(今安阳)之东南”，甚精当。并指出《诗》之邶在涞水说有三不通：“一者与以上所论邶、鄘、卫三国同风接壤而距朝歌甚近之事实不合；二者与邶城、邶水等遗址相去甚远；三者康叔之封卫也，兼有三监，如邶在涞水，鄘复在鲁，则康叔之封域方且千里，真孔冲远《正义》所谓其广延反过于周公矣。”
近年，学者刘起釪说：“‘卫’在今以淇县为中心的豫北地区；‘邶’在今漳水以北的河北省境内。”如果刘起釪此说的“卫”，包括了邶、鄘、卫三地；此说的“邶”为自商代以来就存在的古邶国，那就是至确之论了。可惜的是，刘起釪误信王国维和金文之邶与《诗经》之邶为一的说法，所指的“卫”并不包括邶、鄘，所指的“邶”也不是自商代以来就存在的古邶国，则就是错误的了。
综上所述，有学者认为鲁国始封在周公平叛前夕，齐之始封在平叛开始时，燕国始封在平叛刚结束时。三国之封都是周初平叛和镇抚东方的一种战略布局。周初的邶国有两个：一为金文之邶，在河北涞水流域，是自商以来就存在的古国；一为河内之邶，系周武王分割商王畿而封予武庚者。后来，涞水之邶并入了燕、韩，河内之邶并入了卫国。近世以来，学者们关于邶国地望的争论，或说在河北，或说在河南，皆由不知邶国有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