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习公、孺人李氏墓志铭》发现始末

吉娃娃

专家和村民在看墓志铭
　　□叶植文/摄
　　3月18日，笔者偕同宜城市博物馆熊兆发、襄阳区文物管理处邵平、市文物普查办公室范文强一起去襄城区欧庙镇习家沟，试图寻找汉朝至唐时期襄阳大族、著名私家园林鼻祖习家池土生土长直系后裔的有关情况。
　　赴习家沟
　　我们一行揣着地图，来到余家湖后，在当地人的指点下，顺利来到了习家沟。村里有半数村民为习姓。我们说明来意后，习家人连忙召集来习仁浩、习德元、81岁的习德起、80岁的习德功等，他们热情地接待了素不相识的我们。
　　他们介绍，这一带人的祖先都是从江西“赶村”赶来的，只有他们习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赶都没有被赶走过。习家沟因有一条通往汉江的大沟而得名，现有几十户习姓人家，不到二百口人，因过去国民党抓壮丁，习姓势力不大，被抓走的太多，所以许多习家人都逃离了习家沟，当时逃到南漳涌泉老官庙的，现在就有几十户人家，近二百号人，欧庙千弓、潼口老街也有少许习姓人丁。历史上从习家沟迁居宜昌的习家人现在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专程来过习家沟寻根问祖，可惜习家沟习家的祠堂建筑、族谱都已不存，原来的祠堂很华丽，还有和习家池相似的喷泉。当然，习家池就是他们习家的园林，他们都是凿齿公的后裔，过去每隔五年全族都要到习家池举行祭典活动。
　　插柳之获
　　我们问习家沟是否还能找到家谱、石质记事碑时，他们回答同村李家倒是有一块原放在祠堂里的族谱碑，习家有八块碑都在砌水井时埋在井盖下的井里，也不知道碑文的具体内容，而族谱似乎存放在南漳涌泉的老官庙。同行的熊兆发立即带着工具去李家收取他们介绍的碑文资料。这时，性急的习德功老人要在场的习家人马上挖开水井盖板，由他来指挥，当即挖出习家的八块碑。适时熊先生也已取完存在李家的资料，照一张李家放在路旁的墓碑的照片。照片上，碑没有洗刷，不甚清晰，已显示出的几行字使众人眼睛一亮，那根本不是什么李家的墓碑，而是明代习家的一通墓志铭，且内容不凡，没想到此行竟有无心插柳之获！
　　为此，3月25日，笔者又偕同谷城县文化馆李富平先生再到习家沟，找到了该碑。碑为青石质，边长57cm，边框饰缠枝花纹，经清理、刷洗、墨拓，869字的碑文跃然眼前。碑文为小楷，字体娟秀工整，行文优美，虽被砸坏45字，仍可一气读完。
　　碑上是习家沟明朝习国士和夫人李氏的合葬墓志铭，碑文由“赐进士第、嘉议大夫、前翰林院提督、四夷馆、两京太常寺、太仆寺卿、大理寺卿郑继之”撰写，襄阳府“阳山王朱载垣”为之书丹。
　　碑文载墓主当为朝廷命官，生于1538年，因疾卒于1579年，享年四十有二，其子习孔教幼小，后学业有成，为礼部儒士，无疑是郑继之的属官。李氏生于1542年，卒于1605年，享年64岁。习氏是襄阳豪族，汉唐时出名士，凤凰山麓是习家的故地，习家池闻名于世，习国士每次回乡省亲都要到池上拜祭，并自号方池先生。碑文记墓主四世祖习升鹗于明成化年间又从豫章重归襄阳，卜居于襄阳城南三十里的虎尾州。传到第四代习国士的父亲习胜时已田连阡陌、富甲一方。习国士年幼时聪慧过人，已富裕的习胜从这个小儿子身上看到了习家学而优则仕的希望，于是他“始卜邑居，俾就学诸儒绅……”即在城内建房，让习国士入学读书。最终天遂人愿，学有所成，进入宦途。不幸习国士英年早逝，其妻李氏勤劳持家，上为公婆养老送终，下抚子女长大成人，使儿子学业有成。
　　从碑文内容可知，习家池就是汉朝至唐时期习氏家族的故地；现在的习家沟就是宋元大战时的著名战场虎尾洲所在地；习家池的后人于五代时因故迁出襄阳，迁出后江西一枝发展得最为繁盛，于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年至1487年)又迁回襄阳。
　　五代时期究竟是什么原因逼得习家人远走他乡呢？郑继之在碑文中并没有交待。26日，我们去了宜城、南漳涌泉老官庙、吴集，试图找到他们所说的习氏家谱，但是无功而返，我们只能在蛛丝鼠齿之余的历史资料中来寻一些答案。
　　襄樊自唐末以来屡经战乱。后晋天福6年(公元941年)，襄阳山南东道节度史安从进不愿离开襄阳移驻青州，在襄阳起兵反后晋，进攻邓州失败后，被晋大将高行周围困在襄阳1年多，最终粮尽自焚。襄樊干戈不息经年，城乡生灵涂炭，这或许是习氏被迫离开他们繁衍了一千多年的先辈庐墓所在地的直接原因。而同时的江西在南唐的统治下，出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少有的繁荣安定局面，这应该是习家人大量迁入江西并得以繁衍的客观原因。
　　“天赐石麟”
　　最后笔者还想谈谈墓主之子习孔教的情况。
　　习国士死时，年轻的习孔教已经是礼部儒士。查阅史籍，可知习孔教为习姓名人，载入青史，《明史》中就有四次提到他任翰林苑修撰时的事。《历代通鉴辑览》说他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被张居正迁谪到南京任佥都御史。《江西通志》也说他是庐陵人，为科举中的解元，其官职为司业，是协助祭酒，掌儒学训导之政的官员。《福建通志名宦二》上说习孔教中进士任朝中检讨一职，稳重正派，一度被当朝宰相排挤，贬到泉州任无关紧要的推官，与同样因为建言得罪了当朝宰相而被革职回家的泉州人王用汲成为讲道论学的好朋友，宰相垮台以后被朝廷召回，官做到了礼部侍郎。从这些记载来看习家沟的习家是从现在江西吉安迁来的，习孔教可算已经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了，可能对江西老家仍报聘往来，认祖归宗。查吉安清道光年间的《新墟堡习氏建修六合族谱源流自序》，吉安新墟堡习家把习孔教列为族谱中光宗耀祖之人，其五代祖为习甫，中间的四代却没有交待，这不正是迁入习家沟的四代吗？而在襄樊所有志书和当代的著述中竟无一处有记载官至礼部侍郎的习孔教为襄樊人者，岂非咄咄怪事？
　　朱彝尊编《明诗综》，收录有习孔教《将进酒》一首，当是其谪贬到泉州时的作品。诗人惟妙惟肖地描述了在四种不同场合、不同环境中饮酒所表现出的不同状态，最终规劝世人饮酒要有度，高阳酒徒不值得效仿，要记住《丰刑》《酒诰》的告戒，以免嗜酒误事，祸从口出，造成遗憾。词的风骨与各代习池酒诗极为相似，内容却迥异，生活态度积极理性。诗中的“高阳之徒”“三爵杯”不正是故乡习池山简之高阳醉酒、刘表之伯雅、仲雅、季雅三爵杯吗？若非此碑之偶现，谁还知道这位有拳拳故土之情的风流名士为吾襄阳史上之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