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须对外解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dazhonghua

甲型H1N1流感的扩散速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不仅从人传染到了猪（已有200多头猪被人感染），而且还感染到了外交和政治领域。墨西哥和加拿大先后发表了针对中国的抱怨声，最初有墨西哥官员污蔑中国是病毒的输出国，后又有墨西哥女外长指责中国香港的隔离墨西哥旅客的措施失当，还号召抵制中国。很快媒体就开始推波助澜，有一位墨西哥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夸张地说：“仅仅因为他们是墨西哥人，就在中国被人追捕。”
很快加拿大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加拿大政府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取消对来自加拿大艾伯塔省（被人感染的猪就出自该省）的生猪及其产品的进口禁令，它就要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控告。加拿大农业部长里茨在众议院说：“如果中国继续（这样做），我们显然会毫不犹豫地求助于世贸组织，因为中国正在可靠科学知识的范畴外行事。”加拿大同时还抱怨中国将其游客隔离在宾馆内，为此将不惜采取报复措施。事实上，目前已经有大约20个国家禁止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猪、猪肉或者其他肉类，并不只是中国有意要为难那两个疫情高发国。
这些国家的抱怨声还惊动了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消息是，WHO已请中国就隔离来自墨西哥的旅客之举提供理由。显然，这些国家的抱怨起作用了。不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根据2005年确立的《国际卫生条例》的相关条目，在五级预警的情况下各国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只要它们能够向WHO提供正当的理由。
外界之所以不理解中国作出的种种严厉措施，主要是因为不同国家从2003年“非典”事件中所学到的教训很不相同。当初几乎所有舆论一致认为，中国政府对于传染性疾病的反应速度太慢，以至于耽误了最佳的防治期，还有官员因为不作为和瞒报而被撤职。自从“非典”之后，很少有官员再愿意因反应速度过慢而受到牵连，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从境外传入的疾病，因为这种疾病对于官员来说不存在“瞒报”的利益。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具体负责执行的官员在集权体制下效率会非常高，以至于让外界非常“不适应”，这凸显出中国体制同外界理解力之间的巨大落差。
面对国际上的压力，中国应该解决如何应对的问题。首先，中国在恪守原则方面，完全可以表现得强硬一些，因为政府的行为是在保护国民免遭传染病的侵袭，而这种传染病到底毒性有多强，是否存在变异的可能性，我们还不得而知。更何况有一个从墨西哥飞往上海，再飞往香港的25岁墨西哥男人被诊断为带有H1N1病毒，可在上海停留的时候并没有被检查出，因此中国隔离同机乘客是完全合理的。在墨西哥媒体的宣传中，让人误以为中国在随意关押外国人，可事实是，这些人多数被安排在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中住宿。其次，对于有的国家把WTO机制牵扯进来，中国应该明确强调，防疫和贸易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我们要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以此为借口进行贸易报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政府部门应该调整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思路，认为自己的行为无需解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关部门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应该加大透明度，加强信息披露，提供更好的媒体接口，杜绝一些简单、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多理解西方人的心理。这些调整都是与国际社会打交道所必需的。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的体制在执行明确的任务方面拥有很高的效率，但我们在保持透明度和媒体友好度方面还很不足，中国是最早为墨西哥提供援助的国家，前前后后提供的总援助接近1000万美元，但这些信息并没有很好地传播出去，以至于我们出了力还不讨好。中国在甲型H1N1流感事件上的处理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包装以便于让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