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姓历史名人大汇总（欢迎各路神仙补缺）

中华结

历史名人： 陈　蕃：(公元？～168年)，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今河南平舆)。著名东汉将领。
举孝廉，官至太尉。汉桓帝时任太尉，乐安、豫章太守。当时梁冀专权，陈蕃拒其请托，不与交往。屡上书痛陈时弊，抨击宦官，反对滥封官爵。
中常侍苏康等排陷河南尹李膺等，陈蕃因朝会，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辞陈恳切，汉桓帝不听，宦官由此恨陈蕃更甚，然陈蕃为当时名臣，尚不敢加害。陈蕃为官清廉，名重当时。他针对当时皇帝巡游无度，封赏逾制，内宠猥盛的情况，多次上书劝诫裁减后宫女宠。对人民起义，陈蕃主张从统治阶级内部寻找原因，施以德政感化，而不能采取残忍的镇压手段。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党锢祸起，陈蕃又上书直谏谓此举“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汉桓帝“托以陈蕃辟召非其人”而罢其官职。时人誉为“不畏强御”，太学生称之为“三君”之一。君者，谓一世之宗。
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嘉其忠清直亮，任命为太傅，封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并委以国政。后来，陈蕃与外戚大将军窦武合谋剪除宦官曹节、王甫，事败后，窦武被杀。陈蕃率诸生八十余人攻入承明门，高呼“大将军忠以为国”，欲解救窦武，被王甫拘收害死，终年七十岁。汉灵帝徙其家属、宗族、门生、故吏皆斥罢禁锢。
陈蕃为人方正，厌恶特权，为太学生所敬重，被尊为“不畏强御陈仲举”。对汉末士大夫崇尚气节之风影响很大。

陈　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三国时期蜀汉大将陈式之子。著名三国时期文学家、史学家。
陈寿早年师从谯周，并在蜀汉做过观阁令史。黄皓专权时，很多人都奉迎拍马，陈寿却就是不愿与之为伍，因此被贬了官。蜀汉灭亡后，晋司空张华爱其才，就向司马炎推荐陈寿，陈寿再次为官，官至阳平令。在职期间，陈寿整理出了诸葛亮的文集，命名为《蜀相诸葛亮集》，同时也写出了有名的《三国志》，共计六十五卷。公元297年陈寿逝世，终年六十五岁。后来范頵等人上书，请求出版《三国志》，这才使这本《二十五史》之一的书籍得以流传下来。
关于陈寿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谈论的焦点。因为陈式因马谡街亭之败而被贬，而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又一直看不起陈寿，所以人们一直都认为《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有点贬低诸葛亮。其实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陈寿心中怀恨诸葛亮的话，他又为什么要独自整理《蜀相诸葛亮集》呢？为仇人整理文集，确实讲不通。其实《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将略非其所长”也确实不为过，毕竟诸葛亮在军事上的作为也真是不大。
值的一提的是，《三国志》这本书是陈寿在任阳平令期间作为家书编写的，最初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并无意对外公布。但是若干年后，这本书却成为了著名的史籍之一。有关《三国志》中史料的可信度，一般说来，除了司马氏后期威逼魏主的内容以外，其它的还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明朝初期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是根据《三国志》演变而来。

陈　俊：(公元前？～今)，字子昭；南阳西鄂人。著名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八
陈俊追随刘秀左右，勇敢善战：“战将尽如是，岂有忧哉！”“困此虏者，将军策也。”
陈俊受命平定江东一带地面，后来果然很快控制了局面：“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

陈　平：(公元前？～前178年)，阳武人(今河南原阳)。著名西汉初政治家。
陈平少年起便好黄老之术(道教)。在秦朝末年各地反秦起义中，先事魏王、项羽，最后跟随刘邦。他曾为刘邦屡出奇计，功勋卓著。汉惠帝时任丞相。吕后称制，他伪装纵情酒色，不理政事。吕后一死，他就与周勃一起诛杀吕氏诸王，迎立汉文帝即位，对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贡献极大。
陈平一生足智多谋，锐意进取，屡以奇计辅佐刘邦定天下，汉朝初期被封为曲逆侯。汉文帝时曾升为右丞相，后改任左丞相，与张良齐名，史称“良平”，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陈平少时，家中十分贫困，可他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黄帝、老子的学说。陈平的哥哥见陈平喜欢交游，便承担了家中的全部劳动，使陈平有时间出外游学。一年，正逢社祭，人们推举陈平为社庙里的社宰，主持祭社神，为大家分肉。陈平把肉一块块分得十分均匀。为此，地方上的父老乡亲们纷纷赞扬他说；“陈平这孩子分祭肉，分得真好，太称职了！”陈平却感慨地说：“假使我陈平能有机会治理天下，也能像分肉一样恰当、称职。”
公元前209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并立魏咎为魏王。于是陈平辞别兄长，前往临济投奔魏王。后来又转入项羽手下做谋土。其实陈平并得不到项羽重视，郁郁不得志。后来他在鸿门宴上见到了刘邦，认为刘邦将来必成大器。于是，才华横谥的陈平就处于“身在楚营心在汉”了。正在这时，刘邦被项羽困在咸阳，等于软禁。刘邦问计于张良，可张良也身陷敌营，一筹莫展。这时，他们想到了陈平，张良决定孤注一掷，暗中去找陈平。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临别，张良直言来访的意图，陈平思考片刻后，说：“要从项羽身边救出刘邦，首先要‘调虎离山’，必须让范增离开项羽几天，不然怎么也不行。”第二天，陈平设计：请项羽给楚怀王上义帝的尊号，送他到郴州去养老，这样项羽就可以此号召天下了。陈平的话，正中项羽的意。不久，范增上朝见项羽，项羽对范增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接着，把陈平的话变成自己的话说了一遍，说是自己想起来的，范增立即附和说：“大王，这事儿还真得解决，宜快不宜迟。而且这事儿还就得我去。”但范增毕竟也是谋士，临行前向项羽提出三件事，第一件就是不能让刘邦回到汉中，直到项羽答应后，范增才走。陈平估计范增走远了，就趁着早朝奏上一本说：“刚安定下来，必须节约。现在诸侯们聚集咸阳，每路兵马都不下四万人，军粮的负担极重，若不赶快让诸侯们回国，恐怕老百姓就负担不起了。”项羽一听，大吃一惊，马上传旨：天下诸侯，路远的给十天期限，路近的给五天期限，在限期内作好回国的准备；唯有刘邦留在咸阳，陪王伴驾。
项羽扣住刘邦，也在陈平的意料之中，陈平趁各路诸侯返国的机会，授意张良，使用声东击西的计策。于是，刘邦依张良之意上表，向项羽请假回故乡沛县省亲。项羽犹疑不决，张良故意说：“不能叫刘邦回乡取家眷，不然他也许就在沛县称王了。您不如派遣他带着残兵败将回汉中去，再派人去沛县取他的家眷做质，好教他规规矩矩做人。”陈平乘机上奏：“陛下既封刘邦为汉王，也已经布告天下，臣民共知，却不让他上任，恐怕不足以取信天下吧。人家也许会说，陛下一登位便说假话，那以后执行法令，也会阳奉阴违了。不如听张良的话，把刘邦的眷属当人质，留在咸阳，遣他回汉中去，这样既可以保全信用，又可以约束刘邦，这不是两全其美吗？”项羽想了很久，终于同意了。刘邦心里欢喜无比，回营后立即拔寨起程。陈平出的声东击西的计策救出了刘邦，不仅保住了刘邦的性命，更为刘邦日后东山再起嬴得了良机。
公元前205年春，因司马卯背楚降汉，项羽迁怒于陈平。陈平不仅遭到了项羽的责备，而且他出的计谋项羽也不再采纳。陈平觉得自己成了受气包，说不定哪一天项羽还会杀他，尤其是他已看清了项羽是个鲁莽武夫，最终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于是他挂印封金、偷偷地离开了。他想起在汉王手下的魏无知是自己的老朋友，不如去投奔刘邦。天快黑时，他逃到了黄河边，他请船夫送他过河。陈平上了船，从船舱里又出来了一个船夫。他想这两个人可能是水盗，以为他身上带着珠宝，想图财害命。陈平为人机灵，浑身是计。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马上脱了衣服，扔在船上，光着上身来帮船夫划船。船夫看他腰间什么也没有，衣服掉在船上也没有什么声音，知道他身上什么贵重东西都没有，也就打消了加害他的念头。一场凶险，竟被他轻而易举地化解了。陈平经大将魏无知推荐，得以面见刘邦。两人纵论天下大事，十分投机。刘邦破例任陈平为都尉，留在身边做参乘(驾驭马车的官员)，并命他监护三军将校。这一下引起了众将领的不满，纷纷说他品行不端，贪图贿赂(也就是后人有时提起的“昧金”“盗嫂”)，认为这种人不能信任重用。刘邦经不住众人再三诋毁陈平，便也心生疑团，召陈平来质问道：“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去帮助楚霸王，现在又来帮助我，这怎么不让别人怀疑你的信义呢？”陈平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作用就不同了。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用我，我离开他去帮助楚霸王，霸王也不信任我，所以我才来归附大王。我虽然还是我，但用我的人可不一样了。我久慕大王善于用人，所以才不远千里来投奔大王。我什么也没带，来到这儿，所以什么都没有，这才接受了人家的礼物。没有钱，我就生活不了，也就办不了事。如果大王听信谗言，不起用我，那么，我收下的那些礼物还没有动用，我可以全部交出来，请大王给我一条生路，让我辞职回家，老死故乡。”寥寥数语，道明了各方的政治优劣，话中有话。刘邦的疑虑顿消，对陈平倍增好感，并重重地赏赐一番，提升他为护军中尉，专门监督诸将。从此，陈平一心一意为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成为西汉安邦定国的著名谋臣。
公元前203年，楚汉战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内达一年之久，并被断绝了外援和粮草通道。刘邦向项羽求和，项羽不许，刘邦十分忧虑。这时，陈平献计，让刘邦从仓库中拨出四万斤黄金，买通楚军的一些将领，让这些人散布谣言说：“在项王的部下里，范亚父和钟离昧的功劳最大，但却不能裂土称王。他们已经和汉王约定好了，共同消灭项羽，分占项羽的国土。”这些话传到多疑无谋的楚霸王的耳朵里，使他起了疑心，果然对钟离昧产生了怀疑，以后有重大的事情也就不再跟钟离昧商量了。他甚至怀疑范增私通汉王，对他很不客气。为了彻底孤立项羽，陈平还要把范增摘掉。为此不惜设计嫁祸于范增。有一天，项羽派使者到刘邦营中，陈平让侍者准备好十分精致的餐具，端进使者房间。使者刚一进屋，就被请到上座，陈平再三问起范增的起居近况，大赞范增，并附耳低声问：“亚父范增有什么吩咐？”使者不解地问道：“我们是霸王派来的，不是亚父派来的。”陈平一听，假作吃惊地说：“我们还以为你是亚父派来的人呢！”便立刻沉下脸来，叫几名小卒撤去上等酒席，随后把使者领至另一间简陋客房，改用粗茶淡饭招待。陈平则装作满脸不高兴，拂袖而去。使者没想到会受此羞辱，大为气愤。回到楚营后，把情形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项羽，至此楚霸王更加确信范增私通汉王了。这时，范增向项羽建议应该加紧攻城，但是项羽却一反常态，拒不听从。过了几天，范增也知道了外面说他私通汉王的谣言，并且感到项羽已不再信任自己了，于是他就对项羽说：“天下大事已基本定了，希望大王自己好好地干。我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请大王准我回家养老吧！”项羽十分薄情，竟然毫无挽留之意，立即同意了他的请求，还派人护送他回家乡。范增一路走，一路叹气，吃不下，睡不着，伤心不已。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哪儿受得了这么大的委屈？到彭城的时候，气得背上生了一个毒瘤，就此一病不起，不久便逝世了。项羽手下的一个著名谋臣，竟被陈平略施小计就除掉了。
项羽中了陈平的反间计，气死了范增，得知真相后，项羽大怒。公元前203年农历5月项羽开始猛攻荥阳，形势十分危急，陈平就给刘邦献计：“请大王速写一封诈降信给霸王，约他在东门相见。霸王一定会把他的大军布置在东门外，我们再想办法把他在西、北、南各门的卫士引到东门口来，大王就可以从西门冲出去了。”汉王同意了。不一会儿，陈平领着一个貌似汉王的将军来见汉王，说把他化装成汉王的样子出去诈降，吸引敌人把兵力集中围住东门，然后汉王就可以从西门突围了。次日天还没亮，汉军便开了东门，陈平差遣二千名妇女，一批一批地从东门出去。南、西、北门的楚兵一听东门外全是美女，便争先恐后地涌向东门。忽然，有人大喊“汉王来了！”大家抬头一看，果然是“汉王”坐在车里，由仪仗队开道慢慢地走出东门。一直走到楚营近前，楚霸王才发现坐车出来的不是汉王。真正的汉王则早就乘着东门一片混乱，已冲出西门，带着陈平、张良、樊哙等人杀开一条血路，向关中方向逃远了。
公元前203年农历11月汉军大将韩信在齐地节节胜利，军威大振。而刘邦受伤正屯兵在广武，与楚军相峙，双方处于胶着状态。韩信乘刘邦失利之机，派遣使者来，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代理)。刘邦一听，立即勃然大怒，竟当着韩信使者的面破口大骂。“我被困在这里这么久了，天天盼着他到这儿来助我，如今不但不来相助，反而要自立为王！”刚骂到这里，忽然觉得自己在桌案下的脚被人踢了一下，一愣，连忙住口。原来，陈平、张良二人正坐在汉王身边。二人深知韩信文武全才，又手握重兵，并且远在三齐，刘邦根本没有能力阻止他称王。这件事倘若处置不当，一但激成兵变，韩信在齐自立为王，与楚、汉成三足鼎立之势，汉军便又树一敌，天下大事谁胜谁败就更难以预料了，所以陈平才在桌案下用脚尖踢了刘邦一下。刘邦也很精明，连忙改口说：“大丈夫既平定诸侯，要做就做个真王，何必要做什么假王！”于是，顺水推舟地封韩信为齐王，稳住了这支十分重要的力量，避免了汉军的分裂。多亏陈平踢了刘邦一下，才封韩信为齐王，韩信从此感恩，无论谁再来劝说他，都不忍忘恩背汉，并最终引大军击楚，为刘邦统一天下起了决定性作用。陈平以其谋略家的敏锐洞察力，看到项羽已到了穷途末路了，因此对刘邦说：“现在我们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天下，而且各路诸侯也都诚心诚意地来依附我们。相反楚军连年作战，疲惫不堪，粮食也快吃光了，这正是上天要我们灭掉楚国的大好时机。我们必须乘此机会把楚灭掉。假如您不抓紧时机去攻打它，就会像人们所说的‘养虎遗患’啊！”刘邦采纳了陈平的建议，立即发兵攻打项羽。到公元前202年农历12月，项羽的军队被围在垓下，韩信率领汉军采取“十面埋伏”之计，击溃了项羽，迫使他退至乌江自刎而亡。陈平设计封韩信为齐王，以借力杀项羽，使刘邦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至此，结束了将近四年的楚汉战争。
公元前202年农历2月刘邦登皇帝位，史称汉高祖。封韩信为楚王。不久就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刘邦向诸将征询对此事的意见。诸将都说：“赶紧发兵，活埋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汉高祖自知这些并不是好主意，就没有吭声。这时，张良早已经借口有病而功成身退了，只有陈平依然是刘邦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刘邦便向陈平请教，陈平开始不肯出主意，直到刘邦再三追问，并说：“我打算派兵前去讨伐他，你看怎么样？”陈平沉着地反问道：“这次有人上书告发韩信造反的这件事，还有人知道吗？”刘邦说：“没人知道。”“那韩信自己知道吗？”“也不知道。”陈平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陛下的军队比韩信的军队厉害吗？”刘邦回答：“不见得。”陈平又问：“陛下手下的战将中，有谁在战场上能敌过韩信？”刘邦回答：“没有人能敌得过他。”陈平说：“军队实力不如韩信，将领又不是韩信的对手，现在您反而要出兵去打韩信；一旦引起战争的话，胜负就难以预料了，这样做我真是很为陛下担心啊！”刘邦一听，十分着急，连忙问有没有什么稳妥的办法。陈平说：“古时，天子常常在全国各地巡行，会见各地的诸侯。南方有一个地方叫云梦泽。陛下装作出游云梦泽，要在陈州会见各路诸侯。陈州在楚地西界，韩信听到天子出游，又到了他的地盘上，他当然会来谒见。当他谒见陛下的时候，您便可以把他抓起来，这样就不用派兵，只需一个武士就足够了。”刘邦便依计行事。韩信果然郊迎在路中央。刘邦便让埋伏下来的武士将韩信捆得结结实实，投入囚车中。后来刘邦把韩信贬为淮阴侯，留居京城，不再让他到外地任职，韩信也就不能再有所作为了。陈平的这一计谋，避免了一场战争，消除了再度分裂割据的祸根，维护了新王朝的统一与安定。
大汉王朝新建，忙于安抚国内，无暇顾及塞外。这时，长城北面的匈奴就乘机南下。到公元前200年冬，警报雪片似地飞入关中，刘邦统率大军第二十余万亲征。刘邦向北行进到平城(今山西大同)时，被匈奴冒顿单于率四十万精锐骑兵包围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并且派大兵，分扎在各个重要路口，截住了汉兵的后援。汉高祖登上山头向四面眺望，只见四面八方都有匈奴的骑兵屯驻把守。当时正值天气严寒，连日雨雪不断，刘邦和将士们都冻得手脚发僵。在被围了三天后，粮食也快吃完了，汉军饥寒交迫，危在旦夕。被围到第七天，陈平忽然又生妙计：他看到冒顿单于对新得的阏氏(单于妻)十分宠爱，朝夕不离。这次在山下扎营，经常和阏氏一起骑马出出进进，浅笑低语，情深意笃。于是想到冒顿虽能出奇制胜，可也不免被妇人美女所惑，就想从阏氏身上打主意。他派遣使臣乘雾下山。这位阏氏听说有汉军的使者，就悄悄地走到帐蓬外面，屏退了左右，召见汉使。汉使向阏氏献上了许多的金银珠宝，并且说是汉皇帝送给阏氏的，另取出一幅图画，说是汉帝请阏氏转给冒顿单于的。阏氏毕竟是女流之辈，一见到黄金和珠宝，就目眩心迷，爱不释手，便收下了。再打开图画，只见画上绘着一个绝色的美女，不禁起了妒意，便问：“这幅美人图是干什么用的？”汉使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回答说：“汉帝被单于包围，非常愿意罢兵言和。所以把金银珠宝送给您，再请您代他向单于求情，可又怕单于不答应，就准备把国中的第一美人献给单于。因为美人现在不在军中，所以先把她的画像呈上。”阏氏微怒地说。“这个用不着，赶快拿回去吧！”汉使说：“汉帝也觉得把美人献给单于，怕会夺了单于对您的宠爱。可是事出无奈；只好如此。如果您能解得了我们的围，那我们当然不会把美人献给单于了，情愿给您多送点儿金银珠宝。”阏氏说：“请你回去告诉汉帝，尽管放心好了。”说完，将图画交还给使者后，使者就回去了。阏氏细想，如果汉帝不能突围，就会把美女献给单于，那时我就要受冷落了。于是，她回到后营，就对单于说：“军中得到消息说，汉朝有几十万大军前来救援，只怕明天就会赶到了。”单于问：“有这样的事？”阏氏回答说：“汉、匈两主不应该互相逼迫得太厉害，现在汉朝皇帝被困在山上，汉人怎么肯就此罢休？自然会拼命相救的。就算你打败了眼前的汉军，夺取了他们的城地，也可能会因水土不服，无法长住。万一灭不了汉帝，等救兵一到，内外夹攻，那样我们就不能共享安乐了。”说到这里，阏氏泪如雨下，呜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单于一时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于是问：“那怎么办呢？”阏氏说：“汉帝被围了七天，军中没有什么慌乱，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虽有危险但最终会平安无事的。你又何必违背天命，非得将他赶尽杀绝呢？不如放他一条生路，以免以后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咱们头上。”单于将信将疑，可是又怕惹阏氏不高兴，便在第二天，传令把围兵撤走了。陈平用这一妙计，使匈奴退兵，刘邦逃出重围，一场大难消于无形之中。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击败叛军英布归来后，因创伤发作病倒了。刚回到长安，又听说燕王卢涫叛变，就派樊哙以相国的身份率军去讨伐。樊哙走后，有人对高祖说：“樊哙跟吕后串通一气，想等皇上百年之后图谋不轨。皇上不能不早加提防。”汉高祖对于吕后干预朝政早已不满，现在听说吕后又跟她妹夫樊哙串通一气，立时觉得情况严重了。他决意临阵换将，便与陈平计议此事，最后，采用陈平的计谋，以陈平的名义前往樊哙军中传诏，在车中暗载大将周勃，等到了军营里，才宣布立斩樊哙，由周勃夺印代替。汉高祖要陈平尽快地把樊哙的头取来，让他检验。陈平、周勃当即动身，在途中边走边细心合计。陈平说：“樊哙是皇帝的老部下，劳苦功高。况且他又是吕后的妹夫，可以说是皇亲国戚，位高爵显。眼下，皇帝正在气头上，万一他后悔了，我们怎么办？再说皇帝病得这么厉害，再加上樊哙是吕后的妹夫，到时她们姐妹二人必然会在皇帝身旁搬弄是非，到那时难免会归罪于咱们两人。”周勃一时没有了主张，便问：“难道把樊哙放了？”陈平说：“放是不能放的，咱们不如把他绑上囚车，送到长安，或杀或免，让皇上自己决定。”周勃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到了樊哙的军营前，陈平命人筑起一座高台，作为传旨的地方，另外又派人持节(一种信符)去叫樊哙。樊哙得知只有文官陈平一个人前来，认为只是传达平常的敕令，也没多想，立即一个人骑马赶来接诏。不料，台后忽然转出武将周勃，当即将樊哙拿下，钉入囚车。周勃又立即赶到中军大帐，代替樊哙，由陈平押解囚车返回长安。
当走到半路，陈平忽然听说刘邦病逝。他想：现在朝中必然由吕后主持政事，这可糟了。唯一可喜的是，幸亏先前未斩樊哙，还好向吕后交待。可即便如此，也怕夜长梦多，会有人在吕后面前说他的坏话，一定要先赶到长安，把自己的事解释清楚。他立即策马赶往长安，路上遇到使者传诏，让他屯戍荥阳。于是他又生一计，跌跌撞撞地跑入宫中，跪倒在汉高祖的灵前，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您让我就地斩决樊哙，我不敢轻易处置大臣，现在已经把樊哙押解回来了。”这明明是说给活人听的，是在向吕后表功。吕后姐妹听说樊哙没死，都松了一口气。看着陈平泪流满面的样子，就宽慰陈平。陈平又趁机请求留在长安，吕后也就答应了，还拜他为郎中令，辅助新皇。陈平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灾害。再次保全了自己。

陈　琳：(公元？～217年)，字孔璋；广陵人(今江苏扬州江都)，著名三国时期建安七子之一。
陈琳初为外戚何进府上的主簿，后依附袁绍于冀州；最终归于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陈琳足智多谋，文笔很好，擅长作章表书檄，诗歌存四首。有辑本《陈记室集》传世。《饮马长城窟行》为陈琳的诗歌代表作，诗篇假借秦朝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給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注_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全诗：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陈　群：(公元？～236年)，字长文；颍川许昌人(今河南许昌)。著名三国时期曹魏大臣。
陈群的祖父陈寔为太丘长。父亲陈纪历任平原相、侍中、大鸿胪，叔父陈谌为司空掾，早卒。
陈群早年被刘备辟为别驾，后举茂(秀)才，除柘(今河南柘城县)令。陈群不受，随父避难徐州。
汉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入主徐州。辟陈群为司空西曹掾属。后又任萧(今安徽萧县)、赞(今河南永城)、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令。因父丧辞归。后又授以司徒掾、治书侍御史，又转参丞相军事。
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封魏公，陈群为御史中丞，后又任吏部尚书，封昌武亭侯。曹丕代汉，陈群为尚书令，晋爵颍乡侯。
曹丕称帝(公元220年)后，他历任尚书、镇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等职。曾建议“制九品官人之法”，即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后来演变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魏文帝黄初六年(公元225年)，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并录尚书事，总揽朝政。次年，曹丕崩，陈群受遗诏辅政。
魏明帝即位后，他被晋封为群颍阴侯，增邑五百。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奉诏与刘劭等删约旧法，制定新律。在汉《九章律》的基础上制定了《魏律》十八篇，改“具律”为“刑名”，列在篇首，开历代法典首列名例篇的先河，并在律中首次规定了“八议”。陈群历仕曹操、曹丕、曹睿三朝，以其突出的治世之才，竭忠尽职，为曹魏政权的礼制及其政治制度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公元236年病逝，谥号“靖侯”。

陈　祎：(公元600～664年)，唐僧，玄奘的俗家名；洛州缑氏人(今河南偃师)。著名佛教经典翻译家、佛教唯识宗创始人。
由于他的业绩，使佛教有了汉字记载的经典。撰有《大唐西域记》。是中国历史上的佛学大师、佛经翻译家。

陈祎的父亲当过县令。小陈祎自幼敏慧超群，在其二哥的影响下，他对佛教发生了浓厚兴趣，遂于十二岁出家，法名玄奘。出家后，玄奘谦虚好学，并随时随地向大德高僧求教参学。唐朝统一后，玄奘进长安，以其博学专精、佛理深湛，而获得了“释门千里驹”之称。
唐贞观三年春(公元629年)，二十九岁的玄奘从长安，沿丝绸之路向印度进发。经历了种种困难险阻，终于来到了当时印度佛教的学术中心那烂陀寺。玄奘在这里学习了五年，基本上通悉了全部经典，佛学造诣更加深邃。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四十五岁的玄奘从印度凯旋回国。一进长安，就马上在弘福寺投入了翻译带回的梵文佛经的工作，并写作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唐高宗麟德六年(公元664年)，玄奘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四岁。
玄奘西行归国，用二十匹马驮运回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在玄奘的主持下，唐朝政府在长安弘福寺设置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译主玄奘工作辛苦，经常工作到深夜。三更暂眠，五更又起。翻译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往往对翻译的佛经反复诵读，仔细推敲。玄奘精通汉、梵文字，翻译往往出口成章，无须修改、润色。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与罗什、真谛、不空并称为“四大译师”。
《大唐西域记》记叙真实，文笔生动，现已成为世界名著。该书是研究今日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中亚及我国西北历史的珍贵文献，其中保留了七世纪印度以及西域等地的许多宝贵资料，包括民族风俗、宗教、文化、哲学、历史、地理、山川河流、气候、水文等。对现代研究历史的人有很大的启发性。
玄奘是中国伟大的翻译家，伟大的佛学家，伟大的旅行家，伟大的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他曾把中国的《老子》一书译成梵文。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玄奘是个不屈不挠的到西天取经者。由吴承恩根据《大唐西域记》编写的小说《西游记》开始，唐僧玄奘的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陈子昂：(公元659～700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今四川射洪)。著名唐朝文学家。
陈子昂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他青少年时轻财好施，慷慨任侠。二十四岁举进士，以上书论政得到武后重视，授麟台正字，后升迁右拾遗。曾因“逆党”反对武后而株连下狱。
陈子昂在二十六岁、三十六岁时两次从军边塞，对边防颇有些远见。三十八岁时辞官还乡，后被县令段简迫害，冤死狱中。
陈子昂主张改革六朝以来绮靡纤弱的诗风，恢复《诗经》的“风、雅”传统，强调比兴寄托，提倡汉魏风骨。存诗一百余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感遇》三十八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和《登幽州台歌》[sup]注[/sup]。他的律诗较少，但如《晚次乐乡县》、《渡荆门望楚》、《春夜别友人》、《送魏大从军》等五律，音节浏亮、风格雄浑。显示出近体诗趋向成熟时期的特色和刚健有力的诗风。
陈子昂是唐诗革新的前驱者。其诗思想进步充实，语言刚健质朴，对唐朝诗歌影响巨大，张九龄、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都从中受到启迪。但他在大力反对颓风的同时，忽视了六朝诗人长期积累的艺术经验。其诗往往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有些诗篇语言较枯燥，形象不够鲜明。
陈子昂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前驱者。他的散文虽仍夹杂部分骈偶语句，但大体上质朴疏朗，接近先秦两汉古文，改变了唐初文风，但其散文成就不及诗歌。陈子昂逝世后，其友人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十卷。明弘治年间杨澄校刻杨春本《陈伯玉文集》十卷，收辑作品较多。今人徐鹏校点的《陈子昂集》比较完备。
注_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全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　抟：(生卒年待考)，字图南，号扶摇子；毫州真源人(一说普州崇龛人)。著名宋朝初期道士。
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陈抟为五代宋初著名道士。年少时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好佛学，医理，天文地理，颇有诗名。后举进士不第，悟世事浮华实为虚妄，乃不求仕进，游历名山，求访仙道，长期隐居在武当山九室岩，服气辟谷，清静修道二十余年。后移居华山云台观和少华山石室，与隐士吕洞宾，李琪等交往甚密。后周世宗思陈抟有奇才远略，乃召陈抟入宫，命他为谏议大夫，他固辞不受，赐号“白云先生”。宋太宗曾两次召陈抟入宫，待之甚厚，他建议宋太宗“远招贤士，近去佞臣，轻赋万民，重赏三军”，甚得宋太宗敬重宏信，赐号“希夷先生”。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逝世于莲华峰下张超谷中。
陈抟好研《周易》，常手不释卷。曾作《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又作有《先天图》，其宗教思想融儒，释，道三家学说，启宋代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据传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由陈抟的《无极图》衍化而来，其《先天图》被邵雍演化为“象数”体系。其道教丹道思想主张性命双修，养生内炼，澄思息虑，调气入静，顺应大道，以传统的道家学说为核心，吸收儒家，佛教的思想，构成一套系统的内丹理论，为宋元道教内丹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陈彭年：(公元961～1117年)，字永年；江西南城人。著名宋朝音韵学家。
陈彭年生于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逝世于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终年五十七岁。
陈彭年自幼好学，手不释卷，十三岁著《皇纲论》万余言，深为名辈所赏。南唐主李煜闻之，召陈彭年入宫。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中进士，同年调江陵府司理参军，后官至兵部侍郎。
彭年博闻强识，才华出众，深为宋真宗所重。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与丘雍等奉诏修订《切韵》，修订后改名《大宋重修广韵》。
《切韵》是隋音韵学家陆法言等人所撰，是唐宋韵书的始祖，原书久失。近几年来，音韵学者发现几本唐写本韵书，从而考定《切韵》分一百九十三韵。此书字数较少，注亦较略，部目次序都不及《大宋重修广韵》。
陈彭年在修订此书时，除增字加注外，部目也略有增订，比《切韵》更为整齐。此书收字两万六千余。平声字多，分上下二卷，上平二十八韵，下平二十九韵；上、去、入声各一卷。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共二百零六韵。为现代研究中古语音的重要根据；研究上古或近语音的学者，也以此作比较性资料，是汉语音韵学中的一部重要韵书。

陈尧咨：(生卒年待考)，字嘉谟；阆州阆中人(今四川阆中)。著名宋朝大臣。
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庚子科状元。陈尧咨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济州。召为校书郎，值史馆，判三司度支勾院。擢右正言，知制诰。奉诏担任殿试考官时，因接受人请托提携刘几道，被贬为单州团练副使。不久复著作郎，光州知府，复右正言，知制诰，出任荆南知府。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内铨时，因破格提拔寒门素士，得到宋真宗嘉奖，升任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以龙图阁学士、尚书工部郎中知永兴军。
永兴地区的土地多盐碱，无甘泉，陈尧咨引龙首渠入城，惠利于民。陈尧咨豪侈不循法度，用刑惨酷，常致死人命。徙知河南府后，遭弹劾削职。徙邓州数月后，复知制诰，判登闻检院，复龙图阁直学士。很快又因失职，降兵部员外郎。母亲逝世后，陈尧咨服丧期满，起复工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时遇边患，陈尧咨被任命为陕西缘边安抚使，再迁为右谏议大夫，知秦州，徙同州，以尚书工部侍郎知开封府。入为翰林学士，位在蔡齐之上。不久为宿州观察使，知天雄军，因位在丞郎之下，上疏辞而不就。皇太后以双日召见，陈尧咨不得已赴任，虽整修，器械，但驭下粗暴。以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知郓州，拜武信军节度使，知河阳，徙澶州，又徙天雄军，因病离世于任，赠太尉，谥号“康肃”。
陈尧咨工书法，尤善隶书。他还射技超群，曾以钱币为的，一箭穿孔而过。其兄陈尧叟，为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状元。兄弟两人为科举史上的兄弟状元，倍受世人称颂。

陈　第：(公元1541～1617年)，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著名明朝音韵学家。
万历年间秀才。他精于研究古音。认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论证了古今音的不同，对后世的音韵研究颇有影响。著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传世。
陈圆圆：(公元1624～1681年)，原姓邢名沅，字畹芬，幼从养姥陈氏姓；山西太原人。著名明朝歌妓。
陈圆圆的父亲叫邢三，住在苏州奔牛镇四亩曲，是个贫苦的农民，以耕种为生。陈圆圆初生时，有一群雉鸡飞集她家屋上，所以乳名叫“野鸡”。她幼年丧母，邢三就把她送给姨母抚养，姨母的丈夫姓陈，因而“野鸡”就改姓陈。
陈圆圆的养父是挑货郎担的，俗称陈货郎。陈货郎初时家境尚可，尤好听人唱歌，还不惜倾全部资财请善于唱歌的人到家里居住，有时竟请来数十位，日夜讴歌不止。慢慢地，陈家破产了。
陈姨母是个自称“养瘦马”的人。所谓养瘦马，就是领着幼女，等长大后卖给人家作妾或歌妓。白居易有诗曰：“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由于陈氏家道中落，原本出身于良家的陈圆圆姑娘早早被送进了烟花场。
初操卖笑行当，甚为乖巧的小圆圆就被看作天生尤物，惹人怜爱。据说金衢道贡二出的儿子若甫一次去金华途中见到陈圆圆，当即倾其所有，拿出三百两赎金将她赎出。不料带回家后，内人不许。贡二山说：“这是贵人，命不该留我们家。”于是又送陈圆圆归去，并不索回赎金。
在明末江南，做不了出色的女演员也就成不了名妓，所以勾栏中人对串戏之类是很看重的。作为无名的"雏妓"，孤苦幼小的陈圆圆为了学唱弋腔俗调，经常向民间老艺人请教，教曲技师也十分怜惜、精心点拨她。陈圆圆便从小读书识字、唱歌学戏，后来能写得一手好词。遗曲《畹芬集》、《舞余词》，大多词意凄切。
据《妇人集》形容，陈沅生来“蕙心纨质，淡秀天然，”而且“色艺擅一时”，天生一副好嗓子，兼工声律。她填过不少“长短句”，如有一首《转运曲•送人南还》写道：“堤柳堤柳，不系东行马首，空余千缕秋霜，凝泪思君断肠，肠断肠断，又听催归声唤。”写得别恨郁郁，黯然销魂，颇有唐代词人韦应物的遗韵。
年少的陈圆圆虽周旋于勾栏，毕竟未全失天真，也写过了一点生乐俏皮的词，如一首《丑奴儿令》中就有“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衙，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的句子。
陈圆圆俏丽绝伦，能歌善舞，陆次云在《圆圆传》中称之为“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她十八岁，在苏州登台演出，自称为“玉峰女优圆圆”。她演的是花旦，曾经扮饰过《长生殿》的杨贵妃、《霸王别姬》的虞姬和《西厢记》的崔莺莺，演得"体态轻靡，说白便巧"。一下子，她成了走红的红歌妓，声名大噪，四海闻扬。
当时，陈圆圆也很想借广泛交际的机会，结识一些名士，出籍从良。
明末社会，封建士大夫生活追求浪漫，很多人也是征歌逐妓，迷恋声色。冒辟疆，乃江南名士，与陈定生、侯方域、方以智，号称江南四公子，他们在政治上反对阄党，针砭时弊，不乏激扬文学。但在生活上却和-些妓女们日相唱和，留连风月。明崇祯皇帝十四年(公元1641年)春，冒辟疆与陈圆圆初逢。少年倜傥的冒辟疆第一次见到陈圆圆就为其所迷。那次正值她演出弋腔《红梅》。在他听来，陈姬口中唱出的燕俗之剧，咿呀啁哳定调，无疑似云出岫，如珠走盘，令人欲仙欲死。
到了及笄之年，陈圆圆自己完全托负给了冒辟疆。她对冒辟疆说：“我是风尘女子，残花败絮，令蒙公子错爱，愿终生以报。”她一直痴心地等待着心上人来娶。
在黑暗的封建时代，一个女子的如花似月的美丽，往往会给自己带来重重灾难。正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尤其是在灾荒之年，遭遇兵荒马乱，年轻女子的命运，就更是朝不保夕。1642年。正当冒辟疆准备从外地赶回苏州与陈结秦晋之好的时候，祸从天降了。冒辟疆到达苏州，陈圆圆已被一条老色狼田弘遇叼走。
田弘遇，名戚畹，陕西人，做过扬州把总的官，娶扬州娼家妇为妻，故亦称广陵人。女儿被崇祯皇帝选封为贵妃后，田弘遇官封左都督，在皇亲国戚中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为掠取陈圆圆，田弘遇倒也费了一番周折。明代末叶苏州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市民阶层，已经开始形成一股新的社会力量，他们屡屡蔑视封建王法。田弘遇在崇祯皇帝十四年(公元1641年)去南海普陀山进香时就要买陈圆圆，可是买到的竟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女人。
还有一段传说：这年农历8月，冒辟疆从衡阳省父回来，到了西湖，便询问陈姬。有人说，陈圆圆已为田弘遇家掠去，冒辟疆闻之惨然，差点昏了过去。等他到了苏州，偶然晤见一位朋友，谈到陈姬时他悲切叹息：“有佳人难再得呀！”朋友告诉他：“你弄错了。前被劫去的是个假的，她本人藏匿的地方距此甚近。我同你去看她！”冒辟疆喜出望外，连忙同朋友赶去，果然见到了陈圆圆。次年农历2月，田弘遇在普陀进完香，归途再经苏州，下狠心再次以势逼娶陈圆圆。没料到又遭到市民反对。一时未得逞的田弘遇哪甘示弱，拿大话吓唬人，又不惜出数千金加以贿赂，软硬兼施。地方当局怕事态再闹大了不可收拾，乃出面调停，田弘遇才算勉强把陈圆圆夺走。
佳人爱的是才子，而不是田私遇这个六十四岁的糟老头。此际此时的陈圆圆是多么想念冒辟疆和不愿去北京啊！但在，“横塘双浆去如飞，何处赴家强载归”的境况下，陈圆圆只得自叹薄命，以泪沾衣而已。
田弘遇这次是出于女儿田妃之请，专程到江南选美。因为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登上皇帝宝痤以后，国势正走下坡路，不仅内政腐败，东北边患日紧，中原各地虫灾旱灾频繁，闹得赤地千里，人竟吃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并且向京畿烧来。尽管这个“君非甚暗”的崇祯皇帝皇上也在不断地撤乐、减膳和下“罪已诏”，但始终挽救不了太祖以来的十七朝皇业，更稳定不了大明千万里江山。他不仅心忧如焚，而且情绪愈来愈坏，脾气暴躁到了极点。由妃为了解除崇祯皇帝的苦闷，转移一下它的视线，便托请父亲去江南寻丽人。
此次为田弘遇所掳掠的妇女，名妓有杨宛、陈圆圆和顾寿等，以陈圆圆和顾寿在当时声价最高。为了讨主子欢心，田弘遇将陈圆圆送进皇宫，准备给皇帝聊以解忧。晋见时，陈圆圆着红霞仙子裳，蛾眉淡扫，但身处“薰天意气连官掖”关头的崇祯皇帝哪有心思瞥睹倾城好颜色的江南姝丽。他连看都没看一眼，只淡然地说："国家养到这个地步，我哪有这种闲情逸致？"便挥手下令将其送走。陈圆圆也只有招着明眸暗齿无人惜的万分委屈心情回到了田家。
田家本来是骄奢淫逸的权贵府第。过去，陈圆圆是个很不错的弋腔演员。弋腔即弋阳腔，源起于江西弋阳。在明朝末时虽然已从南方流行到了北方，但在士大夫阶级眼中仍属文词俚俗、不登大雅的俗唱；在上层社会的宴集中，如果以弋腔来娱乐座客，是被认为大不敬的。当时弋腔的基本听众是广大市民阶层，而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雅音，乃是文词典雅，声调宛转的昆腔。陈圆圆所擅的那种俚俗之调自然不能登皇亲国戚的大雅之堂。这就需要改学新腔，拿出昆曲的戏，方能适应田府上那班贵族官僚的需要。
在这“侯歌舞出如花”的环境里，通过田府乐工的传授，也靠着自己的聪慧，陈圆圆学成了人间几乎绝响的《高山流水》。加之她一向舞姿婆娑，因此深受田园丈的赏识，将她比为：“金谷园里的绿珠”，使之常在饮宴中表演，正所谓“教就新声倾坐客”了。
陈圆圆被编入田府家庭乐队。但她是一个爱好自由，不慕虚荣的姑娘，虽然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楼台殿阁，心里却是郁郁不乐。歌舞之余，就吟诗填词，她的题为《所有思•荷叶杯》云：“生笑愁多欢少，痴了！底事情传杯，酒一巡时肠九回，推不开，推不开！”这是颇有个性的作品，与通常的“闺词”大相径庭。有时呢，便唱唱《高山流水》曲，嗓音清脆，柔和婉约，以怀念她少年时期的知音。
明崇祯皇帝十六年(公元1643年)秋天，农民大起义如火如荼，攻下了洛阳，京师为之震动。崇祯皇帝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驻守在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叫到京城来，“召对平台“，以国家重任相托。吴三桂当即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许。
吴三桂字顾甫，号月秋，锦州抱沙岭人。父亲吴襄，以养马见长，官至参将，又是宁远卫世将祖家的女婿。吴三桂从小相貌奇伟，勇略过人，善于骑射，好田猎，很受舅父祖大寿的器重。在祖家的影响和培养下，吴很快成了出色的武将，担任宁远卫中军。有一次，吴襄出关侦查，被清兵包围，三桂单骑救出父亲。自此山海关内外，颇闻其名，监军太监高起潜还把他收为养子。总之，召对平台，确实事出有因。
农民起义军在1643年农历10月攻破潼关，转瞬之际全陕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打到北京附近。京中豪门权贵和富家巨室外万分惶恐，害怕起义军第一旦攻下北京，将无以自安。田弘遇焦头烂额，陈圆圆乘机献计说："你最好结交一些有实力的武将，好有个依靠。"田左思右想，最后想到了此时正在京师的吴三桂。大学士魏藻德应请前来商议对策，也力主抓住实力在握的吴三桂，并建议通过请吴总兵来田府观乐与他拉上关系。田弘遇遂下谏请吴。
吴三桂早就想到田家观看歌舞，借此一睹陈圆圆，听到田家来请，正中下怀，可说是求之不得，但他又故作姿态地推辞一番，等田国丈四请四迎，才戎服临宴。
一个初春的夜晚，天空星光闪耀，田府雕梁画栋的“碧云轩”灯火辉煌，田弘遇备办了丰盛的晚宴，迎来了“白皙通侯最少年”的吴三桂。酒过三巡，总兵大众故意站起来告辞，田国丈一把将他挽留住，并邀入幽静的邃室，以歌儿舞女、管弦丝竹相见。此时，吴三桂直截了当地问：“听说玉峰歌妓陈圆圆曾入贵邸。这批歌姬中是否有她呢？”话语未落，忽然一个天姿国色的歌女手抱琵琶，姗姗走出。她豆蔻年华，飘然若仙，云鬃堆丛，宛如轻烟密雾，飞金巧贴，凤钗半卸，耳坠如虹，上着白藕丝对衿仙裳，下穿紫绡翠纹裙，脚下露出红鸳凤嘴双钩。她立在那班"殊秀舞女"之前，拨动琴弦，弹了一曲抒发自己幽怨之情的《昭君怨》。接着即席唱了一首《飘零怨》：“侑酒承欢，豪筵彻夜；歌扇舞衣，消磨无价；似这般飞逝了少女年华，咨嗟！谁怜我禁闺巷永，横塘路赊，莺传呼：少年客乍到豪家，未必竟终身有托，祸福凭他。算来身世总飘零，思忖也心魂惊怕。罢！罢！罢！，只恐宿缘注定，无错无差。”这唱曲女子正是吴三桂欲一睹芳容的陈圆圆。
听罢陈圆圆的唱曲，吴三桂不觉心荡神移。他解戎装，易轻裘，请求与这个歌女相见，并对田弘遇说：“国丈！这陈圆圆真称得上一笑倾城，再笑倾国了。”田弘遇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魏藻德从旁悄悄地对田说：“事到如今，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何况再好的东西，一旦到那玉石皆焚之时，也不可能坚闭存留的呀！我们正愁急中无计，姑且作条美人计罢！”田弘遇只好叫陈圆圆敬酒。
陈圆圆移步至吴三桂座前，吴总兵乘机低声问道：“你在这里想来一定很快乐吧？”陈圆圆也小声回答：“象红拂那样的歌妓，尚且不喜欢隋朝的越国公杨素，而出逃到李靖那儿去，何况象我这样守着一个不及杨素的人，您想我会喜欢吗？从内心讲是绿珠哪能藏金谷，红拂何心事越公啊！”吴三桂频频点头，报以会心的微笑。
正当吴三桂拣取花枝累回顾时，山海关边事告紧。家人呈进邸报，上面只写了九个大字：“代州失守，周遇吉阵亡。”尽管总兵大人万分留恋“花明雪艳，独出冠时”的陈圆圆，可迫于军令，不得不怅然离座。临行，田弘遇惨然失色，叹了口气问吴：“我是行将就木的人了，一旦李自成打进北京，将军您看如何是好？”吴三桂乘机说：“国丈如肯将陈圆圆相赠，那么我对您恩赐的报答将重于对国家的报答，保护田府定先于保国。”田说：“吾老矣，谢世后当以持赠。”可一看吴的脸色，便再也不敢推托，只好割爱了。
美人到手，吴三桂即唤人给田弘遇送上早已备好的千金酬金，命令部将夏国想择上好马匹将陈圆圆接回家中。夏国相对吴三桂说：“将军，现在是什么时候！关外建州统治者野心勃勃，正伺机进窥中原，灭我大明。当此风云骤变之际，堂堂山海关总兵却回到京城流连风月，沉醉于醇酒妇人，这不是使人们太失望了吗？我劝将军还是不要收留陈姑娘为好。”但是一向刚愎自用的吴三桂，对这样有肺腑忠言，又哪里听得进呢？
崇祯皇帝一连下了几道手谕，催促吴三桂星夜赴任，速回山海关驻守。虽军中不准随带姬妾，吴三桂仍执意携眷同行，最后还是吴襄担心儿子带着陈沅去宁远会贻误军机，力加阻挠，才把陈圆圆留在家中。
吴三桂赴山海关不久，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公元1644年)农历3月19日，李自成亲率大顺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自己吊死在煤山。
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迅猛的胜利使少数将领开始沉醉在红灯绿酒之中，昏昏然，以为自此天下太平了。牛金星忙于招揽门生，筹备登极大典；刘宗敏则严刑拷打降官，搜罗赃款。
进京当日，身为大顺朝文武百官之首的“帅标权将军、领哨刘爷”刘宗敏，便占住了好佚游、为轻侠、恃宠甚横的田贵妃父田弘遇淫窟。老实讲，这位刘将军是曾有"寡人之疾"的，崇祯皇帝十四年农历1月，大顺军拿下洛阳时，刘宗敏就对明朝致仕南兵总尚书吕维祺孀居自守的弟媳楚氏非礼，使楚氏自缢而死。
这次进田府的翌日，“数十女人”随着一个美而艳的国公家媳妇在大白天前呼后拥到了刘宗敏宅。刘宗敏日常是拥妓欢笑、饮酒为乐。田弘遇所得到的杨宛、顾寿也遭刘宗敏追索。杨宛被刘宗敏带去，顾寿则乘混乱与几名男优私下约好偷偷逃走了。
刚进京占据宫殿时，刘宗敏就向内监打听：“上苑三千，何无一国色？”内监说：“有一陈圆圆者，绝世所希，据说在田弘遇家。”在田家，刘宗敏又索陈圆圆，后得知被赠给吴三桂了，现留在吴襄府内。于是刘宗敏把吴襄抓来，拷掠甚酷。吴襄诈说陈圆圆早已到宁远去，因气侯不适，死在宁远了。但刘宗敏不信，逼得更紧，最后竟杀死七位优人，采取遍索绿珠围内的办法，抄了吴裹的家，果然找到了陈圆圆，便“强呼绛树出雕栏了“。
刘宗敏强索陈圆圆后，李自成听说她善歌舞，便请她表演。陈圆圆倒是加意用心地唱了一曲，可李自成却大呼不好。原来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听不懂吴侬软语。陈圆圆改唱秦腔，李自成拍案大乐。李自成又命一群歌姬操阮筝琥珀唱西调，自己也拍掌随和，嘻闹得“繁音激楚，热耳酸心。”李自成又特意问陈圆圆：“这个乐调好吗？”陈圆圆答：“此曲只应天有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
然而，大顺军高级将领沉湎在征歌挟妓之中时，大顺政权的危机也迫于眉睫了。
等到传报吴三桂还兵据山海关，刑牲盟众，扬言兴复明室。李自成才感到刘宗敏是捅了乱子。于是一面责怪刘宗敏鲁莽，告诉他不可再对吴襄、陈沅造次；一面命牛金星代笔写了《吴襄招三桂书》，派唐通携招书连同李自成敕谕、万两白银、千两黄金、千匹锦缎前往山海关招降，并封吴三桂为侯。
牛金星代笔的信写得委实不高明，通篇都是挖苦和训斥。收信，吴三桂虽尚不了解京中情况，更不知陈圆圆为刘宗敏所得，但开始也大为不悦。他想：手握几万兵马，何必俯首听令呢？可是，一因阖家三十八口捏在人家手中，二为自己今后前途又不能不考虑。经过一番权衡轻重，他动了投李自成之念心，给吴襄回信说：“今我父谆谆以孝督责，儿下得不遵父命。”尽管不得已，可已经准备归顺李自成了。
当吴三桂打算顺闯的时候，投靠了清人的祖大寿以看望外甥为借口，混进关来，替多尔衮说情，怂恿外甥投降清朝。此其时适逢吴三桂派往北京的探子回来，吴三桂问道：“我家里怎样？”探子回禀说：“被闯将刘宗敏抄掠了！” 吴三桂听后说：“这不关紧要，到我回去，他们会归还我的。”又一个探子回来，吴三桂又问道：“我父亲怎样？”回禀说：“老太爷被刘宗敏抓走了！” 吴三桂又说：“这也不关紧要，到我回去，他们也一定会放出的。”最后第三个探子回来了，吴三桂急出地问道：“陈氏夫人怎样？”探子迫不及待地回禀：“唉呀，大人呀，大事不好。夫人被刘奈敏强占了！”这一次，吴三桂不听则已，一闻此讯，火冒三丈，怒发冲冠，拔剑斫案大骂道：“真是岂有此理！一个铁匠竟敢强占总兵夫人，这叫我还能归顺他们吗？大丈夫不能保全自己的家室，为人所辱，我还有何脸面再见京中父老兄弟。李自成啊李自成，我与你有为共戴天之仇。我意已决，发兵剿闯！”骂完，他咬破中指，立即仿效战国时代楚国申包胥哭秦廷的方式，向清统治者借兵。通过祖大寿的疏通，吴三桂向多尔衮表示：“敝遭不幸，李闯犯阙，攻破京师，先帝殉国，九庙成灰；全国臣民，痛心椎血。三桂身受国恩，报仇雪耻，责无旁贷。怎奈京东地方狭小，兵力微弱，祗能冒味向贵国作秦延之泣，望殿下予以一臂助力。”多尔衮趁此大事要挟，强迫吴三桂率部投降，拱手让出犬明锦绣江山。吴三桂此时也抱定了“且作七日秦迁，不负红颜负汗青”的想法开门揖清。
滑入降清抗闯，引狼入室泥坑的吴三桂按照多尔衮的意愿，下令全体官兵一律薙发，臂缠白布，接受多尔衮的调遣。
清兵入关后，多尔衮尔立即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作前锋向导，誓师出征，与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相遇于一片石(今河北临榆)。由于仓促应战，大顺军遭到严重挫败，损兵折将，尸横遍野，于农历4月26日败归。回到北京，李自成下令杀了吴襄、吴襄妻祖氏、于吴三辅及其家人三十四名，枭吴襄首级于城楼示众。而陈圆圆则于乱中置身于一个平民百姓的家里。农历3月30日，大顺军离开大内西撤。后来李自成自己也带了箭伤，一直败退到西安。
吴三桂回到北京老家，不见陈圆圆，便四出探听，后来部将在一个小村里发现了她。听说找到陈圆圆，吴三桂的喜出望外不言而喻。他立即下令结五彩楼，列旌旗鼓乐，亲自前往迎接。正所谓“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虽屡遭坎坷，陈圆圆风鬟雾鬓仍不减往日娇容。一见面，吴三桂问陈沅：“圆圆，真没有想到会在此地找到你，这不是在做梦吧！”陈圆圆见到吴三桂已降清薙发，更是百感交集，她淡淡地回答说：“月秋，你已不是大明的山海关总兵，而是建洲人的平西王了！”
吴三桂打算继续追击李自成。陈圆圆向他叙述闯王对她礼遇的经过，并说：“李自成是英雄人物，军纪严明。秋毫不犯，有些将士不听号令，他也管教得紧。他们之所以扣留我，目的是为了要招你投降，所以你不必再追击了。”吴三桂复得陈圆圆，目的达到，所考虑的倒是如何对陈圆圆安置一番，忙于“峡谷云深起画楼，陕关月落开妆镜”了。于是，吴部留在北京，等候清世祖的到来。
清世祖一入京师，就着手建立全国性的清朝政权；也赐吴王桂白银万两、骏马三匹。吴三桂又为清兵先驱，进攻南明所统治的西南地区，经四川、贵州而入云南，杀明朝末代皇帝永历于五华山侧的金蝉寺。他奉命镇守云南，手握重兵，强大无比，形成地方割据的局面。
大清朝廷为了笼络吴三桂，封他的妻子张氏为福晋，令其子吴应熊到京师供职，并妻以太宗第十四女和硕公主。吴三桂一进昆明，便占据五华山大修宫殿，并将翠湖圈入禁苑之中。他占了永历故宫，该宫俗称“金殿”，素有“无双玉宇无双地，一半青山一半云”的美誉。但他认为此宫狭小，便填菜海子之半，更作新府。
据《续云南备征志》记载：薪府“花木扶疏，回廓垒石。”当时的平西王府，可以说是千门万户，土木花石之盛，可以和帝居媲美。吴三桂还在大观楼附近海中造亭，取名“近华浦”；又在北郊修建别墅和花园，称作“安阜园”，也叫“野园”，楼阁耸峙，花木葱茏。并且将这些地方连在一起，可从野园乘辇进入新府，又从新府改乘船经篆塘通往近华浦，直入滇池游览。
这安阜园是特为陈圆圆修建的，不仅穷土木之工，凡民间名花怪石，无不强行劫掠，置之园中；珍禽异兽，大队优伶，除搜尽云南，还派人购于江淮闽粤。清康熙进士王畴五(思训)作《野园歌》道：浮云渺忽春城限。乐游谁拟姑苏台。夷光未去走麋鹿，红墙碧树乌栖哀。放萤别苑千山拥，凿一池抛万姓冢，毕穿旧室求琼华，妙选良家唱罗顷唝。楼阁岧峣海市连，凤笙龙笛围红鸾，蛟宫深浅少人致，长鲸醉倒鼾狂澜，排山波涌飞衡山崿，窃弄衣冠猿戏谑，云暗潇湘夜雨昏，肠断三声泪空落，澄怀坐啸惟青苔，弥天腥雾今尘埃。亡魂徒结分香恨，月冷荒台觅燕钗。
在当时的安阜园里，有花木千种，而且不少是花中极品。则有“神女花”一株，类似芙蓉，一天能数变颜色，子丑时为白色，寅卯时为绿色，辰巳时为黄色，午未时为红色，申酉时为橙色，戌亥时变为紫色，每年春开花，花期长达数十天，然后才慢慢凋谢。园中珍宝器玩，可说是琳琅满目。如有大理石屏一堂，高六尺左右，屏上花纹画面，酷似山水木石，浑然天成，很象元代名画家倪瓒的手笔。据说这堂屏曾派专使前往大理有场，强迫石户村所有石工，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才从苍山里选采出来。单就为了打磨石面，又征用了全云南最上选的工人，受尽无数折腾，才琢磨成屏。为此后人有诗写道：“匠工十指淋漓血，血浸石骨成丹青。”
安阜园中心挖有观赏水池，波平如镜，清澈见底。池旁有珠带绣幕的画楼，相传就是陈圆圆梳妆台。
此时的吴三桂，象夫差得了西施一样，拥着陈圆圆“移宫换羽”、“珠歌翠舞”，为其设专房之宠，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终日迷于“天边春色来天地、越女如花看不足”的日子。吴三桂每每让陈圆圆唱歌，陈圆圆总得唱汉朝留传下来的大风之歌。用“大风之章以媚之”。逢这种时候，吴便饮酒至酣，并拔剑应歌起舞，作“发扬蹈厉之容”，让陈圆圆捧酒为自己祝寿，自以为神武不可一世。因此，吴对陈圆圆另眼相看，益发倍加怜爱。
为了安慰陈圆圆，以宽其思乡思亲之情，吴三桂还派人到陈的家乡招她的亲属。据说吴传檄文到江南，张榜于通衢，查访陈圆圆的姨母(也是养母)和哥哥等。过了有十天，陈兄仍居住在村中全然不知，亲戚们得到消息告诉他，他还是不敢认。人们仔细对照榜中姓名居址，断定寻亲之人确是他的妹妹。经大家反复怂恿，陈圆圆的哥哥才终于自己向官府言明，并同意与母亲一道随官府去和陈圆圆相认。传报姨母兄长来，陈圆圆带着侍女百余骑出迎。姨母年老体迈，见许多飞骑奔近，惊惶不已。相见时，陈圆圆跳下马来搂定姨母哭泣；姨母认不出面前何人，惊恐得昏过去半天才苏醒。后来，姨母兄长不愿也不习惯长住宫府，几次要求回故里，吴三桂拿出许多银两来礼送他们。
除此之外，吴三桂还使人以千金欲招较有才华的陈圆圆之叔陈玉汝到云南。谁知陈玉汝执意不肯“攀龙附凤”，他笑着说：“我是明朝的孝顺臣民，岂能成为清朝人宠姬的叔父呢？”
在滇中，陈圆圆被称作陈娘娘，前呼后拥，随心所欲，但她总难忘旧情。每当苏州的达官到来，她便在便殿召见，对平昔交好者一一问及，对冒辟疆也甚为关心。听说旧友无恙，她高兴得露出笑容。
吴三桂在滇中内宠颇多。原属礼总侍郎李明睿后为给事高安所得又奉送给吴三桂的歌妓“八面观音”和“四面观音”，在当日王府的声色中也名列前茅，甚至与陈圆圆争宠，尤其是八面观音常与陈圆圆“并擅殊宠”。陈夫人渐渐发现“夫婿背侬从意愿”，不得不“婵娟新斗两观音”。同时，吴三桂元配张氏又极嫉妒。
从此陈与吴的感情已非昔比。陈圆圆开始"梦醒繁华镜里花"，看破了红尘。尽管吴三桂这时要给陈圆圆封正妃之位，也被拒绝了。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时逢吴三桂六十花甲，平西王在安阜园布置了盛大庆典。吴三桂当日在校场阅罢绿旗兵操练回到藩王府邸，正欲命丫头去请陈圆圆，一同喝杯普洱新茶，听听丝竹细乐，然后去参加庆寿活动。忽听一声高呼“圣旨下，吴三桂接旨”，吴三桂慌忙重整衣冠，命令摆下香案接旨。
圣旨的内容是吴三桂万万没预料到的，竟是康熙大帝对他请求撤藩奏折的准奏批复，让他移镇关东。
送走钦差，吴三桂气极败坏地说：“关东一片荒凉苦寒之地，无异万里充军。我只不过想试探一下朝廷对我的看法，不想皇上竟准了削藩之请，这叫我如何是好！”夏国相在旁插嘴道：“朝廷既已逼到这种地步，只望王爷速举义旗，光复大明河山。”在场的部将马宝、胡国柱、吴应麒等亦都呼应。他们非常清楚，康熙大帝撤了吴三桂的藩王爵位，自己的地位也不保，因此众口-声劝吴三桂反了。吴三桂眼一瞪、脚一跺，为实现一己之私，借助“反清复明”的大旗，点燃了反清的战火。他调兵遣将，自封“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大干起来。
正当吴三桂在兴头上准备大干一场时，不想却有人出来兜头给他浇了一瓢冷水。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圆圆。
尽管陈圆圆天生丽质，美貌非常，可在吴三桂眼里不过是自己的玩物，万没有想到她却很有见识。自从吴三桂举起反清之旗以后，她便终日闷闷不乐。
这一日，吴三桂向她：“爱妃为何不乐？”陈圆圆道：“妾本姑苏歌妓，如今做了王爷的的妃子，侍候大王也已有二三十年，已是荣华富贵到头了。我恐怕长此奢华下去，会遭到老天的惩罚……”吴三桂听到此处吃了一惊，不由问道：“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陈圆圆瞅了他一眼，缓缓地说：“请求王爷赐我一间净室，我愿意身披袈裟，吃素修斋，终享天年。”
这可急坏了吴三桂：“我正想推倒清朝，面南为帝，那时你也贵不可言，怎么你却起了如此想法？”陈圆圆摇摇头，道：“从古至今，多少人为了争帝争王。扰得百姓不得安宁。待到当了皇帝，又为保住帝位费尽心思，有何乐趣可言？”顿了顿，她接着说：“我幼年时，自以为容貌美丽，也曾过非分之想。如今当了王爷次妃，反倒觉得那想法俗不可耐了。我看，王爷为自己着想，不如交出兵权，你我偕隐林下，象范蠡和西施那样泛舟五湖，该多快乐！人生在世，不过数十年，何苦再开战端，称王称霸，争城夺地，致使生灵又遭涂炭？”
吴三桂听了，多少觉得陈圆圆此说也有些道理，口里却说：“这是妇人之见。”想到已骑虎难下，只好又硬着头皮说：“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当遗臭万年。”
陈圆圆听吴三桂说出这等话来，心知事情已无挽回余地，不免叹息一声，垂下泪来。第二天早晨，她又向吴三桂重申要求，执意要去净室。吴三桂再三挽留，她无比伤感地说：“为时太晚了，流光易逝，这些年来我经历了多少苦难和折磨，我已有所顿悟，一切都看透了；你已不是当年的吴总兵，我也不是年轻时的陈沅姬了。我再也不想回去，北国的风光已不再使我留恋，我将留在这清冷的莲花池畔，守着青灯黄卷，了此残生……”话还未了，夏国相进来报告：“王爷，将领士卒都已集合在校场恭听您的训示……”
夕阳西下，时近黄昏，在凄冷尖利的号角声中，吴三桂无暇细想，只得默许陈的要求，拖着迟缓的步伐，向校场走去；陈圆圆也怀着莫可名状的心情立即移居宏觉寺，跟从王林禅师，正式做了尼姑，改名“寂静”，号“玉庵”，诵经念佛，日夜不辄，再也不去理会吴三桂。
吴三桂率兵离开昆明后，陈圆圆估计他此行必败。为了免受株连，迁居于昆明近郊瓦仓庄的三圣庵，与市区相距有半里多路。这里很是宽敞，且远山近水，幽静异常，是个最佳去处。尤为可意的是这里有一现成的废弃园林，只需稍加修葺便好用来净修。于是她立即命奴仆整修，便住了下来。
该庵原为明代沐国公的属人所建，本名土主寺，万历年间改称为庵。陈圆圆在庵内与一名为智莹的尼姑和两个徒弟一起，茹素吃斋，不问世事，与吴家断绝了一切往来。
陈圆圆毅然离去，虽给吴三桂带来不快，却并未能使他悬崖勒马。
为了对付吴三桂，康熙大帝亲自坐镇北京平叛。后来干脆将在京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和吴三桂的孙子吴世霖一起处了死刑。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农历3月，吴三桂在衡州祭告天地，自称为帝，改元昭武，称衡州即今天的湖南衡阳市为定天府；农历8月就一命呜呼了，终年六十七岁。
后来，清兵攻入昆明。那吴三桂王府，果如吴梅村预言的成了香迳尘生、好鸟自啼、屧廊人杳、苔痕空绿的一片荒野之地。吴三桂妻张氏、吴三桂的孙子吴世墦及吴世墦的妻郭氏自杀，“八面观音”归了绥远将军蔡毓荣，“四面观音”归了征南将军穆占，其余吴家男女老幼尽遭杀害。唯独陈圆圆得免于难。
同年秋天，当智莹把吴三桂兵败并病死在湖广道衡州城的消息告诉陈圆圆后，陈圆圆若有所思地说：“三十多年的冤孽债算是了结了。我这一生就是送在他手里，经过这些年来他的所作所为，使我了解到他只不过是一个表面逞强，心地险诈，患得患失，反复无常的小人；在我的心里，吴三桂早就死了！”
又过了几年。在一个木落萧瑟的深秋傍晚，陈圆圆正伴着青灯古佛，手持念珠，虔诚诵经的时刻，忽然传来了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智莹急忙出去一看，原来是绥远将军蔡毓荣领兵前来查抄珍宝古玩。智莹立即转身告知陈圆圆。
陈圆圆不愿被军兵认出，更担心会有不测，她打发智莹从后门逃走，然后从容走到窗前，遥望着秋水长天，自言自语道：“澄清澈底的莲花池水啊，我将永远倚傍着你！”接着，她双手合十，在“祥中祥，吉中吉，波罗会上有殊利，一切冤家离了身，摩诃般若波罗密……”的佛语声中，安详地跳进了池水里。静静的池水，掀起一圈圈波纹。
直至清末，三圣庵中还藏有陈圆圆小影二帧，池畔留有石刻诗。

陈　澧：(公元1810～1882年)，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人(今广东广州)。著名清朝学者。
清道光年间举人，曾任河源县训导。曾为广州学海堂长数十年，晚年又主讲菊坡精舍。博通天文、地理、乐律、音韵、算术之学，善诗词、骈散文。所著有《东塾读书记》、《声率通考》、《切韵考》、《汉书水道图说》、《东塾集》、《忆江南馆词》等。

陈玉成：(公元1836～1862年)，原名陈丕成，广西藤县人，后经天王洪秀全改为“玉成”，当是取自古语“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之意。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军事统帅之一。
陈玉成十四岁参加太平军，随叔父参加金田起义。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随军西征，次年攻武昌，因功升殿右三十检点，十八岁时展露头角，作战英勇，足智多谋，屡获胜绩。后转战湖北、安徽等地。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春太平军在镇江被困，陈玉成随燕王秦日纲往援，与守将约定内外夹攻，大败清军，解镇江之围，并与各友军共破清军的江北、江南大营。石达开出走后，陈玉成受封为成天豫、又正掌率、前军主将，和李秀成等将领同主军政。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夏与李秀成先破浦口清军江北大营，继而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二十三岁时便晋封英王。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会同各军再破清军江南大营，东征苏(州)、常(州)。当时清湘军第四路东下，安庆被围，他注重上游，力主先救安庆；同年秋太平军计分两路，合取湖北，迫敌回救。他率大军趋北路，于次年(公元1861年)农历2月进抵黄州(今湖北黄冈)，因受英国侵略者的阻挠和南路李秀成误期，未能合取武昌，遂回师径援安庆，多次苦战失利；同年农历8月安庆陷落，陈玉成退守庐州，受严责革职。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春陈玉成派部将陈得才等率师去陕西等地招兵，庐州守军兵单并围急；同年农历4月率部突围，败走寿州(今安徽寿县)，后为叛徒苗沛霖诱捕，解送清营。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农历6月4日在河南延津县就义，终年二十六岁。他曾在自述中豪迈地说，“何处官兵多我即向何处救应”。
陈玉成不仅有勇，更兼而有谋，他指挥的三河战役、所使用的“三十检点回马枪”战术，都在太平天国军事史上书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无论在敌对的清朝一方还是在外国人的记载中，打起仗来犹如拼命三郎般的陈玉成，都被描写为一个俊美少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他“视之貌甚秀美，绝无杀气”，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的英国人呤呖则说他是自己所见过“最漂亮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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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寿：(公元1768～1822年)，字子恭，号曼生、曼寿、种榆道人；出生于杭州，钱塘人。著名清朝篆刻家。
清乾嘉年间(公元1801年)拔贡，曾任溧阳(今江苏溧阳)知县、江南海防同知等职。为当时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和书法家，能诗文，擅长书画，行草、篆书、隶书都有自己的风格。其作品“简古超逸”，为西泠八家之一。
陈鸿寿好金石碑刻，收藏甚富。

陈宝箴：(公元1831～1900年)，字右铬；义宁人(今江西修水)。著名清朝末期维新派。
陈宝箴是举人出身，公元1894年任直隶布政使，公元1895～1898年在湖南巡抚任内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办《湘学报》。
后来陈宝箴受到守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的攻讦，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郁郁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陈其美：(公元1878～1916年)：字英士；浙江吴兴人。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先驱。
陈其美早年学徒，1903年春赴上海同康泰丝栈任助理会计，1906年赴日本入警监学校，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改学军事，1908年陈其美回国在上海、杭州等地联络会党，并加入青帮。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陈其美被推为庶务部部长，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在上海积极响应，发动起义。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二次革命时陈其美曾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赴日本，坚决支持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被推为总务部部长，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陈其美回国参加讨袁，主持上海党务，并任淞沪长官司令，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终年三十八岁。

陈天华：(公元1875～1905年)，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湖南新化人。著名清朝末期民主革命先驱者。
陈天华的父亲陈善是个贫穷的村塾教师。1901年，当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陈天华悲痛万分，决心东渡日本，寻找救国图存的道路。1903年3月，二十九岁的陈天华由新化实业中学资助，作为官费留学生前往日本。到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天华写下了大量的宣传革命的作品，其中尤以《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最为著名。陈天华的反帝爱国思想，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回忆少年时代读了一本讲革命的书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省的经过……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说的这本书，就是盛行一时的《警世钟》[sup]注[/sup]。
1904年，策划长沙起义事败后，天华再度去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05年，陈天华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并参与制定《军政府宣言》、《革命方略》等文件。
当时清朝政府暗中勾结日本政府，企图镇压革命活动，于1905年11月，由日本文部省颁布了一项“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这激起了八千多留日学生罢课表示抗议。但由于当时抗议斗争未能取得团结一致，陈天华忧时感事，便决心以死来警醒国人。12月7日深夜，他留下了近三千字的《绝命辞》等文字之后，于第二天清晨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殉国，终年三十一岁。
1903年秋，陈天华蘸着革命激情挥笔写下《警世钟》时，鉴于当时的形势，他未签署真名，在题目之上标有“最新新闻白话演说”八个字，署“神州痛哭人著”。《警世钟》，全书约两万三千字，分为三十个自然段。

陈镜湖：(公元1901～1933年)，蒙古族，字印潭，号小秋，曾用名陈龙川、陈士秋，化名李铁然、李学孔、李国才；内蒙古卓索图盟建平县人。无产阶级革命烈士。
1901年6月出生，1918年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加入学生救国团、“天津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20年秋参加李大钊在天津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与韩麟符等同学成立了“何明学会”，创办了《天津何明学会半月刊》，宣传新思想，1922年陈镜湖考入南开大学，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负责团的组织工作，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派到内蒙古地区开展地下工作，1925年任中共热河工委书记，组建国民党热河特别区党部，任执行委员。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在冯玉祥国民军中先后担任“内蒙古特别国民军”纵队司令、骑兵旅旅长等职，参加了“五原誓师”，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1931年10月任中共内蒙古特委书记。
1933年5月中共内蒙古特委从热河转移到张家口后，参与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是年在张家口北被反动民团杀害，终年三十二岁。

陈炳宇：(公元1918～今)，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1937年肄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包头分校师范部，1939年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42年，任塞北工委情报处热、察、绥驻蒙古办事处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后任中共绥蒙区委城市工作部干事，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一师，后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青年部副部长，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盟副盟长、盟长。
1949年后任呼伦贝尔盟副盟长、代盟长，内蒙古东部区行政公署民政厅厅长，包头市副市长，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厅副厅长、代厅长，呼和浩特市代市长、中共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中共内蒙古区委组织部代部长，内蒙古地质局副局长、局长，内蒙古计委副主任，中共乌兰察布盟盟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内蒙古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内蒙古分会理事长。

陈独秀：(公元1879～1942年)，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著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旋又助章士钊主编，报纸，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
1921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退让政策，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使大革命惨遭失败，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上被撤消总书记职务。
其后，他坚持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
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日战争，谴责蒋中正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出狱后，他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寇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
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
陈独秀于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逝世，终年六十三岁。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陈叔通：(公元1876～1966年)，原名陈敬第；浙江杭州人。著名近代法学家。
早年投身维新运动。1902年考中举人。1903年赴京师会考，中进士，被授为清朝政府翰林院编修。
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攻读政治法律。1906年回国，任大清朝廷宪政调查局会办、资政院民选议员。后回杭州参加反清革命组织，创办杭州女子学校和《白话报》，宣传社会改革，参与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先后任浙江都督府秘书长，大总统秘书，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并任《北京日报》社经理。1915年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参加反袁护法斗争。
1927年后长期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日寇进占上海租界后，不畏日伪威逼拒绝出任上海维持会会长。1946年5月参与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筹备工作，1947年起草著名的“十老上书”。
1948年夏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经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潜赴香港。1949年1月抵达北平。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被推选为副主任。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任大会主席团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至1966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参与领导筹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53年全国工商联正式成立，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同时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第二、三届主席。
著有《政治学》、《政法通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和诗集《百梅书屋诗存》等。

陈佳洱：(公元1934～今)，上海人。著名量子物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63年至1965年应英国皇家学会的安排赴英国牛津大学和卢瑟福高能研究所等处访问，从事串级静电加速器和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工作。现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教授，核物理及核技术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校长兼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高技术项目主题专家组成员、中国核学会理事、中国粒子加速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陈佳洱教授长期从事粒子加速子器的研究与教学，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4.5兆伏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建造和2X6兆伏串列静电加速器的改建工程，为填补国内单色中子能区空白和拓展重离子束核分析技术做出贡献；建成了静电加速器质谱计，在国内首次实现C[sup]～14[/sup]同位素的超灵敏检测；他在回旋加速器中心区物理和束流脉冲化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大幅度的提高束流输运和利用效率；在加速器发展的前沿，他建议并主持新型重离子RFQ加速结构和超导加速枪的实验研究，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为我国新一代加速器的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七十余篇，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项，是一位理论素养与实验技能兼备，熟悉多种加速器的物理学家。

陈建生：(公元1938～今)，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天体物理专业，1979年～1980年在英澳天文台作访问学者，1982年～1983年在欧洲南方天文台作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天体物理中心主任。
1986年起任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副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天文学科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国家评审组专家，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国际天文学会第九、第二十八届委员会组委，美国《FundalmentalofCosmicPhysics》学报编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人事部博士后专家组成员，中科院学位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类星体巡天、类星体吸收线、星系际介质、星系物理、施密特CCD测光及大视场、大尺度、大样本天文学。现领导BATC(北京：亚里桑那：康奈狄克)CCD多色巡天计划，主持“九五”中科院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及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第八届全国政协委会、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德议会友好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

陈运泰：(公元1940～今)，原籍广东潮阳，生于福建厦门。著名地震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0年8月10日出生，地球物理专业，研究员，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1966至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1978至1982年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1981至1983年为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地球和行星物理研究所(IGPP)访问学者，1982年3月至今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1986至2000年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1986年至今任中国地震学会理事长(公元1986～1991年，1995年至今)，副理事长(公元1991～1995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地震学报》(中、英文版)主编，《地球物理学报》副主编，《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自然科学进展》编委，1989至1991年任国际数字地震台网联合会(FDSN)副主席，1995至1999年任国际学术刊物《纯粹和应用地球物理》(PAGEOPH)编委；现任国际学术刊物《地震学刊》(JOSE)编委(公元1998年至今)，联合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大城市地区的地震地面运动》项目学术委员会委员(公元1995年至今)。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公元1986～1991年)，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8年至今任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IASPEI)中国委员会主席。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至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1999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院士。

陈慰峰：(公元1935～今)，上海市人。著名免疫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8年7月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陈慰峰教授长期从事胸腺内T淋巴细胞分化研究，首创两类高克隆效应单一T细胞培养系统，揭示出胸腺内T细胞功能发育规律，即免疫功能始显于胸腺皮质型C[sub]D4[/sub]+C[sub]D8[/sub]+中的H[sup]～2[/sup]K[sub]hi[/sub]细胞，经胸腺髓质区分化、发育为功能完全成熟的胸腺迁出细胞；发现T细胞抗原识别受体(TCR)[sup]*[/sup][sup]，*[/sup]基因重排及mRNA转录始于C[sub]D4[/sub]～C[sub]D8[/sub]～早期T细胞阶段。体外建立小鼠胸腺基质细胞系及克隆，揭示胸腺基质细胞(TSC)经两类信号诱导早期T细胞分化为TCR[sup]**+[/sup]的处于发育不同阶段的T细胞，包括C[sub]D4[/sub]+C[sub]D8[/sub]+及C[sub]D4[/sub]+C[sub]D8[/sub]～和C[sub]D4[/sub][sub]～CD8[/sub][sup]+[/sup]细胞；粘分子VLA[sup]～6[/sup]及Laminin结合产生的信号，涉及Pre[sup]～T[/sup]细胞分化表达C[sub]D3[/sub]分子；证明胸腺髓质型细胞，须经胸腺髓质型TSC诱导，经历功能成熟分化，才发育为免疫功能细胞，从事细胞因子基因克隆、表达、纯化及功能研究。发现人多种Cytokine基因3’端非编，码区的二级结构特点影响其在E.coli的表达，据此适宜修饰，可提高表达效力。
细胞因子生物功能研究，证明I[sub]L[/sub][sub]～10[/sub]是杀伤T细胞分化因子I[sub]L[/sub][sub]～7[/sub]诱导早期T细胞表达TCR[sup]**[/sup]；I[sub]L[/sub][sub]～4～LAK[/sub]抑制人淋巴白血病细胞在裸鼠的致癌作用；原发性肾病的发病可能与I[sub]L[/sub][sub]～4[/sub]产生过多相关，等等。
发表论文二百零三篇，其中研究论文一百九十六篇，综述论文三十四篇，主要论文被国际引用六百三十次(SCI统计)。

陈去病：(公元1874～1933年)，原名庆林，字佩忍，号巢南，别署垂虹亭长；江苏吴江人。著名近代诗人。
陈去病是光绪元年即公元1874年生人，自称早岁读《史记》，至霍去病有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遂易名去病。甲午中日之役，丧师辱国，愤慨之余，于公元1898年在家乡与同邑金天羽创雪耻学会，响应维新运动。
1903年陈去病赴日本留学，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主《江苏》杂志笔政。1904年归国后，任上海的《警钟日报》主笔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戏剧改良，因鼓吹革命，遭大清朝廷勒令停刊。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4年秋瑾牺牲后，与徐自华组织“秋社”。并移秋瑾灵柩至西湖，又因秋瑾别号竞雄，在上海创竞雄女学。为纪念黄宗羲，在安徽中学与黄宾虹等组织“黄社”。1908年到上海编辑《国粹学报》，与吴梅等人组织神交社，在绍兴府中学堂组织越社。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在苏州与柳亚子、高旭发起成立“南社”，旨在反北方之大清朝廷。后执教於苏州高等学堂及浙江高等学堂，并参加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后，陈去病创办《大汉报》、在绍兴为越社主编《越峰日报》。1913年参加讨袁二次革命。1916年，旧国会恢复，任参议院秘书长。1917年随孙中山赴粤参与护法运动，1922年孙中山督师北伐，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护法运动失败后，至南京，1923年执教东南大学。晚年居瞻园，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著有《浩歌堂诗抄》十卷，女绵祥为校勘印行。柳亚子为序云：“诗特先生余事耳。顾以海涵地负之才，值草昧贞元之事。指陈事变所南《心史》之伦，凭吊故人，□发《西台》之亚。”《浩歌堂诗抄》中多激扬爱国精神和歌颂抗清民族英雄的作品，如题明孝陵图、题郑延平战捷图、江山哀等篇可以代表。同时，他投身革命后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诸如胜利的兴奋、失败的痛苦、斗争激烈时的犹豫和彷徨，都在其诗中充分反映。诚如徐蕴华所云：“巢南先生遭时丧乱，奔走革命二十余年，志弗得逞，酒酣耳热，往往悲歌慷慨，以抒其不平之心。”以诗歌的艺术成就言，与南社的其他代表诗人一样，陈去病诗贵在创新。柳亚子之序中说：“近虽锐意新猷，欲树文学革命之大旆，顾独以为先生之诗去华反朴，屏绝雕□，且其奋斗之精神、恢弘之器宇，皆有不可磨灭者在。”
陈去病重视戏剧，认为它在“鼓动平民”、普及社会方面具有其它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作用。在诗歌主张上，陈去病和柳亚子同调，推尊“唐音”。1917年柳亚子受到南社内外宋诗派围攻时，陈去病曾奋起支持，激烈指责宗法江西诗派的闽派诗人陈宝琛、郑孝胥等，认为“其声益噍杀而厉”。在散文写作上，他反对分门别户，尤其反对桐城派。他说“文无论古今，总祈一是，义理、词章、考据三者何适而不可，只须用得其当而已，于彼宗派何与乎？”
陈去病诗多咏怀之作，集中抒发诗人推翻清朝的壮志。《将赴东瀛赋自以策》写离乡去国，探求救国真理的愿望；《重九歇浦示侯官林獬、仪真刘光汉》写年华虚度而所志不送的怅惘；《图南一首赋别》劝慰妻子以“补天填海”的千秋大业为重，不必为远别感伤；《访安如》写向挚友辞行，"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相信尽管道路崎岖，但终有胜利相见一日。
陈去病诗体现了清末《国粹学报》派的特点，即借历史作反清宣传。《门四律》追怀文天祥等抗元事迹，《题明孝陵图》抒发“几时还我旧山河”的抱负；《题郑延平战捷图》、《自厦门泛海登鼓浪屿有感》写对于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思念；《校定〈长兴伯遗集〉书其后》、《九月初七日新安江上观水嬉，并为有明尚书苍水张公作周忌》等诗，缅怀明末抗清英雄吴易、张煌言、瞿式□等人。
陈去病的散文散见于清末民初的报章杂志，其中《明遗民录》是为明末遗民、义士所作的传记集，《五石脂》是记载东南文人抗清事迹的笔记，兼具诗话、文话的性质、均发表于《国粹学报》。

陈宝箴：(公元1831～1900年)，字右铭；江西义宁州竹段人(今江西修水)。著名清朝末期维新派政治家。
陈宝箴是公元1851年举人。因办团练克复义宁州城有功，清咸丰帝下旨以知县候补。1862年他到安庆谒见两江总督曾国藩时，被待为上宾，相见恨晚，尊他为“海内奇士”。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5年)任湖南巡抚。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陈宝箴对李鸿章十分愤恨，痛说“无以为国矣”！这年秋，陈宝箴以文武双全之才，治政十余年之丰富经验，受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十分支持戊戌变法，治湘的三年中，在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湖南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和维新运动最有成效的省份，新政后的湖南风气大变，文化从此崛起于江南。令湖南成为了变法的重要场地。当时曾在湖南参与变法活动的人有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江标、熊希龄、皮锡瑞、欧阳中鹄及陈宝箴的长子陈三立等。
陈宝箴的行动引起湖南守旧党不满，守旧党弹劾他，幸得杨深秀为他剖辨；杨深秀更奉旨奖励陈宝箴，而严责旧党，令在湖南的议论稍为平息，陈宝箴的阻碍减少。
陈宝箴积极参与维新。他曾命湖南各州县订购《湘学报》。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8年)又赞助长沙的时务学堂。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9年)农历2月1日还亲临讲演于南学会。
公元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宝箴因推荐刘光第、杨锐，以“招引奸邪”之罪革职。移居于江西南昌西山晴庐。1900年，移居南京后去世。

陈三立：(公元1858～1937年)，字伯严，一字敬原，义宁州人(今修水县)。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
陈三立是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的长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
陈三立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考场规定文体(八股文)，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其卷在初选时曾遭摒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官职。
陈三立平居之日，常与有进步思想之士大夫交游，谈学论世，慷慨激昂，希望“维新”“变法”，还参加了文廷式等组织的“强学会”。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定《马关条约》，陈三立闻讯，激愤异常，曾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安微合肥人)，以谢天下”。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其父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当时，陈三立年富力强，才智奋发，往侍父侧，襄与擘划，在办时务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和罗致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新党”过程中效力较多。陈氏父子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但是，事与愿违，戊戌政变，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大清朝廷革职。后随父返江西，居西山“崝庐”。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陈三立移居南京。未几，宝箴忽以微疾卒。其暴死之日，正值八国联军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时，家国之痛，使三立更无心于仕途，乃于金陵青溪桥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与友人以诗文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陈三立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治征创办思益小学，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学新兴课目。注重全面发展，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之先例。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初与罢职官僚李有分等人共同创办铁路公司，筹建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线)，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由于人事关系的阻碍等原因，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清朝一姓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满了，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政体，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与历代君主易姓的改朝换代不同。这对虽然是进士出身，但有杀亲之仇的陈三立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可他没有选择拥护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始终未能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仍然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打算，自认不可能“兼济”，只希望“独善”，于是“遗世观化”，一方面从老庄哲学和佛学中去寻找慰藉；另一方面幻想成为一个独步诗坛，“奥区绝境”的孤寂的“自在者”。当国民革命军在江浙的联军攻南京时，他挈家迁沪，并诬武昌起义为“作乱”，骂民军为“乱军”。
从1911～1915年夏，陈三立在寓居上海期间，曾列名孔教会和张謇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又和沈曾植、梁鼎芬、朱祖谋等组织“超社”，“逸社”，通过诗作，或攻击革命，或倾吐对(清)王朝留恋之情。因此，受到柳弃疾、陈去病、叶楚伦等南社诗人的抨击。虽然，他与遗老文人以诗文相会，却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他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名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
1923～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926年底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他的晚年，怀乡心切，对庐山尤为萦念。1929年11月陈三立由次子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一说松林)别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这时，他年近八十遍览了山南山北风景名胜，写下许多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中正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因此，蒋中正也就不便“勉强求见了”。然而他并非甘愿置身世外，仍希望生活能有益于社会。1930年他倡议重修《庐山志》，委托吴宗慈专主其事。为了使这部志书更臻完善，他特约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编修过程中，还一一指示原则，主张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做到“旧从其旧，新从其新”。
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日寇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见时局艰危，忧形于色。一夕，梦中惊呼：“杀日寇！”同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他不去。1933年其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陈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当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寇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绝食而逝，终年八十五岁。
为纪念陈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奥衍”一派，为同光体(晚清诗坛的一个流派。属于这一派的诗人，不宗盛唐，而以仿宋为主)重要代表。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日：“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
陈三立的著作，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逝世后有《散原精舍文集》十七卷出版。其子陈衡恪为著名画家，陈寅恪为著名史学家。

陈夔龙：(公元1857～今)，字筱石(一作小石、韶石)，号庸庵、庸叟、花近楼主；原籍江西抚州，先世迁入贵州。著名近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陈夔龙的父亲在贵州作知县，夔龙八年时丧父，家境日贫，赖其母抚养成人。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取秀才，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中举，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成进士，授兵部主事。
陈夔龙人美风仪，善文辞，以敢作敢为被上司所赏识，递由兵部主事迁郎中，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佐理外交颇有才能，于是攉内阁侍读学士，跻身于京堂之列。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顺天府尹出缺，陈夔龙得兵部尚书黄禄保举，升迁顺天府丞，旋署府尹。
适逢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僖太后出走，传令奕助火速入京，电催李鸿章到京会同办理议和事宜，并委派八人为留京中办事大臣，陈夔龙即为其中之一，参与签订《辛丑条约》。及至慈僖太后、光绪皇帝还宫时，京城残破，急待修复，乃派张百熙，桂春二人负责修茸，因陈夔龙为顺天府尹，职责所在，情况熟悉，于是加派陈夔龙及兵部待郎沣一四人共同办理此事，历时三个月，工程大体告竣。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陈夔龙外放河南布政使，未上任即升任漕运总督。到任一年，捐“廉银”一万两，倡修北京正阳门城楼。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春调河南巡抚。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又调江苏巡抚，重修姑苏(即苏州)城外寒山寺。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升四川总督，顺道回贵阳扫墓，面见贵州巡抚庞鸿书，谓自治学社张百麟、周培艺等“确系罪魁，宗旨极不纯正”，主张加害，并捐银四千两以助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所办的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未上任，忽接令改调湖广总督。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覆调宜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陈夔龙在大清朝廷任官，态度守旧，坚守“祖宗成法”，自以为有三件事可以自慰：“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他对变法极为反感，认为“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至于辛亥革命，更视为“大逆不道”，“作乱犯上，自取屠戮之戚”。武昌首义后，他曾力主袁世凯出兵剿乐革命党人。奕动以陈羹龙居北洋首要，嗾使其保奏哀世凯，而陈夔龙以袁世凯居心恒测，严词拒绝。对贵州的政局亦时时留心，支持宪政派，反对自治学社。
进入民国后，陈夔龙寓居上海，常叹“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从此断送，哀何可言”。张勋复辟时，陈夔龙极大支援，拍手称快。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回师北京，幽囚曹琨，将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对此，陈夔龙更是痛心疾首，“瞻望北庭，神魂飞越”。1935年，陈夔龙竟在他中举六十周年之日大宴宾客，以示不忘“皇家恩典”。
陈夔龙在上海与清朝遗老陈三立、马煦，段鸿讥等组织“逸社”，定期约会，饮酒赋诗，排遣忧思。但陈夔龙始终关心桑梓，在上海刊印杨龙友《山水移》，又刻《洵美堂诗集》，重印郑珍的《巢经巢诗集》。
陈夔龙于1948年病逝于上海，终年九十一岁。

陈锦涛：(公元1870～1939年)，字澜生；广东南海槎头人(今广东广州)。著名近代银行家。
陈锦涛幼年入香港皇仁书院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员。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入天津北洋大学堂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1901年陈锦涛赴美国留学，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和社会学系。1902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05年入美国耶鲁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06年回国，被清朝政府授进士衔，入翰林院为编修。后任广东视学、京兆视学，大清银行监察、印铸局副局长、统计局局长、预算司司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大清银行副监督学部一等咨议官、资政院议员等职。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陈锦涛任民国政府财政总长，审计局局长。曾与许世英等组织国民共进会。1913年9月陈锦涛任北京政府财政部驻外财政员。是年底，奉民国政府之命，赴美国参加波士顿国际商会大会和巴拿马运河博览会，择定中国会场地址。后又以总统府顾问身分，赴欧洲考察财政金融。1916年6月回国，任段祺瑞执政府财政总长，盐务署督办，代理外交部长。1917年1月因一桩受贿案入狱，次年被赦免。
1920年5月陈锦涛回广东，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长、顾问，曾协助胡汉民整顿广东财政经济和币制。同年10月寄寓上海。1925年复任西北银行经理，是年底再任财政部长兼盐务署督办。1926年与胡光鹿等在天津合办中国无线电业公司。1930年转入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授，进行经济学的研究。
1930年陈锦涛退休后寓居天津。1932年1月应聘为国难会议议员。1935年春应汪精卫之邀，任南京民国政府币制研究委员会主席。1938年3月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陈锦涛充任财政部长兼兴华银行总裁。
陈锦涛于1939年6月12日在上海病逝，终年七十岁。著有《均富》等传世。
陈嘉庚：(公元1874～1961年)，福建同安集美镇人(今厦门集美区)。著名爱国主义者、教育家、新加坡爱国华侨领袖、华侨实业家。
陈嘉庚清同治十三年农历9月12日出生。其父陈杞柏(字如松)为南洋新加坡侨商。公元1890年秋陈嘉庚随其父去新加坡经商，公元1892年任顺昌米号经理。1904年起自立门户，开办罐头厂及谦益米店。1906年开始经营橡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经营航运业和房地产，到1925年时已成为拥有橡胶园和黄梨园一千五百英亩、各种工厂三十余所、国内外分店一百余家的大企业家。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他经营的企业，由于橡胶价格猛跌，企业连年负债，1931年亏损失三百二十万元。1935年陈嘉庚因不愿屈服于帝国主义银行团的压力，宣告公司停业。
陈嘉庚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事业。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二十岁时就在家乡出资建惕斋学塾。1913年，创办集美两等小学，其后增办、扩充成为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商业、水产、航海、农林等校、科、部以及幼儿园、医院、科学馆、图书馆的集美学校。并成立教育推广部，前后资助福建省二十余县、市七十多所中小学的办学经费。1921年4月6日创办厦门大学。在新加坡创办道南、华侨等五所华文中小学和水产航海、南侨师范等学校。他所创办的学校，经费比当时的公立学校充裕，又不惜重金礼聘名师，这些学校中多数成为中外知名的学校。陈嘉庚兴学，有远大目光和整体规划。建筑校舍，亲自擘画；教学仪器、生活设备、力求充实。尤其重视选择校长和培养教师。他重视国内外的华侨子弟教育，为鼓励华侨子弟回祖国升学，倡办集美华侨补习学校。他重视社会教育，赞助各种群众文教活动，晚年还创办了厦门华侨博物馆，也重视女子教育，率先创办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多所。毕生用于办学费用达1亿美元以上。几十年来，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陈嘉庚一生热爱祖国。1910年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同盟会，募集巨款赞助孙中山革命活动。1924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高举反日斗争旗帜。济南惨案发生后，他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募捐救济这一惨案的受难家属，并号召华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筹款支援祖国。1938年倡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任主席，每年募款达一亿六千多万元，并组织司机和机工三千多人回国为抗战服务。1940年3月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并冲破国民党政府种种障碍，到达延安，对抗日根据地干部廉洁奉公、军民团结抗战，热情称颂，从此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组织“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动员华侨从各方面积极抗敌。曾屡遭敌人迫害。脱险后，各界人士在重庆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以褒赠。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积极投身反蒋反美的民主运动，支持解放战争。创办《南侨日报》，继续进行爱国民主运动。
1949年9月陈嘉庚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委与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等职，为团结广大侨胞、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1950年回国，定居在厦门集美，继续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奔忙。倡议和投资修建了厦门海堤、鹰厦铁路、厦门纺织厂、华侨博物院、扩建集美和厦大校舍。
陈嘉庚个人生活俭朴，教育子女严格。临终前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和台湾省回归。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因病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八岁。主要著作有《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言论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感观集》、《住屋与卫生》等。

陈炯明：(公元1878～1933年)，原名捷，字赞之、竞存；广东海丰人。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叛徒。
陈炯明在公元1898年中秀才，1906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1908年毕业。
1909年陈炯明出任广东咨议局议员，先后提出多项社会改良方案，11月与丘逢甲等被广东咨议局推为代表，赴沪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在沪加入同盟会，1910年参加广州新军起义联络工作，1911年任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属下的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又被确定负责率领一路选锋队进攻巡警教练公所，但在起义时“畏事之棘手”，临阵逃出城。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炯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光复惠州。11月9日广东光复，陈炯明任广东副都督，旋为代都督，1913年经孙中山、黄兴等劝促，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伐袁世凯，失败后逃往香港转赴新加坡，1915年联络一批原国民党人在新加坡组织水利促成社，与中华革命党唱对台戏，受到孙的严厉谴责。
1916年初陈炯明回到广东东江发动驻军和民军起义，参加讨袁斗争，1917年后向孙中山表示“竭诚拥护”，并随孙中山由上海南下广东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12月2日任援闽粤军总司令，进军福建，建立“闽南护法区”，1920年8月12日率粤军回粤，打败了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11月10日孙中山孙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921年5月6日陈炯明出任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积极参与“联省自治”运动，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反对孙的北伐主张。6月20日任援桂军总司令，进军广西，攻占广西全境，桂系军阀陆荣廷等垮台。随后多方阻挠破坏北伐，孙中山不得不于1922年3月26日决定改道北伐，先行回师广东；4月拒绝前往梧州与孙面商北伐问题，并以电辞本兼各职相要挟，被孙中山免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宣布下野。
后陈炯明退据惠州，令其在广州的部队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地，又密令在广西的前敌总指挥叶举率“陈家军”主力迅速回师广东；6月16日凌晨举兵叛变，围攻总统府和炮轰孙中山、宋庆龄的住所粤秀楼，使孙中山、宋庆龄多罹艰险，几濒于死。宋庆龄脱险抵沪后撰写《广州脱险》，痛责陈炯明忘恩负义，加害于孙中山；8月15日于孙中山被迫离粤后再回广州，僭任粤军总司令，1923年1月陈炯明被西路讨贼军击败，通电下野，退守东江。
孙中山、宋庆龄回粤后于8月再登“永丰”舰，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并与反击陈炯明叛乱的有功卫队合影，1924～1925年革命军打败陈炯明军多次反扑并进行了两次东征，其所部叛军被彻底打垮后蛰居香港，继续鼓吹反共反革命。
陈炯明于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一片讨伐声中病逝，终年五十五岁。

陈蝶仙：(公元1879～1940年)，原名寿嵩，字昆叔，后改名栩，字栩园，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浙江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近代爱国报业家、实业家。
陈蝶仙是清末贡生。公元1895年任杭州《大观报》编辑。1901年在杭州开设销售书籍文具纸张的萃利公司，翌年开设石印局。1906年底创立著作林社。1908年迁上海，年底并入《国闻日报》，创刊并主编《著作林》文艺杂志。
1913年陈蝶仙在上海主编《游戏杂志》，翌年主编《女子世界》。1916年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并加入南社。
1918年陈蝶仙在上海经营家庭工业社，任经理，以生产蝴蝶(无敌)牌牙粉闻名。在无锡、杭州开设利用造纸厂、改良手工造纸厂(附设印刷厂、制盒厂)，及蛤油、蚊香、薄荷油等日用化学品制厂等。
1930年陈蝶仙创办并主编《上海机制国货联合会会刊》，提倡国货。抗战爆发后，上海的总厂被炸毁，部分企业迁湖北宜昌和四川重庆，并在云南昆明筹建牙粉厂。
陈蝶仙于1940年3月24日在上海病世，终年六十二岁。著有《泪珠缘》、《井底鸳鸯》等言情小说百多种，诗词编有《栩园丛稿》。

陈布雷：(公元1890～1948年)，原名陈训恩，字彦及，又字曰彦，别署畏垒；浙江慈溪人。著名国民党元老、师爷。
陈布雷先后就读於慈湖中学、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直到毕业。他十四岁成秀才。他还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就在其堂兄屺怀办的《天铎报》报馆中试代写作，颇受重视。
浙高毕业后，即应聘于《天铎报》，任撰写社评的编辑。从此逞其青年锐利之笔锋，议论风发。使《天铎报》成为在推翻清朝专制、建立共和的斗争中的一支新军。次年，他因故辞归宁波，担任邑中老辈创立的效实中学的教师，但还同上海新闻界有联系，受《申报》陈陶遗之委聘，任该报的特约译述记者，并参加柳亚子等主持的“南社”的活动。
陈布雷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属宁波支部；其后在上海《天铎报》，又后在《商报》撰写社论，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比较鲜明。1926年冬离沪去南昌，由张静江介见蒋中正，经蒋中正劝说，与潘公展同时加入国民党，后即捨弃记者生活而从政。
陈布雷入国民党后即致力于党务，先后任中央党部书记长、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军委会秘书厅副厅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有总统“文胆”之称。
陈布雷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但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其一生正如蒋中正在其五十岁生日时所赠“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说。
陈布雷经常教育其子女要做《正直平凡》的人。陈布雷后被蒋中正训斥，于1948年自杀身亡，终年五十九岁。

陈璧君：(公元1891～今)，女；马来西亚槟城华侨。著名汪精卫夫人、亲日大汉奸。
陈璧君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一个华侨富商家庭。她十五岁时在当地华侨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当地的璧如女校读书。陈璧君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而且从小对政治十分关心，还在华侨小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陈璧君进入璧如女校的这一年，孙中山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在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同盟会分会在马来西亚刚刚成立，非常需要吸收新的成员，几个老会员见陈璧君热情高，活动能力也很强，便将她发展为会员。于是，陈璧君成为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
同盟会所有活动都是秘密的，陈璧君不敢将她加入同盟会的事告诉父母。后来，她母亲见她成天与一些成年人在一起忙忙碌碌，学习成绩也下降了，便产生了疑心。经再三询问，陈璧君便将她参加同盟会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是广东番禺人，她早年与陈璧君的父亲一起到南洋谋生，是一个性格开朗，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女性。卫月朗没有过多地责备女儿，她认为女儿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对她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女儿愿意加入同盟会，就放心让她去做吧。
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是当地有名的富商，他对几个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除送他们进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外，还从国内请了一位国文老师教授中文。当他知道陈璧君加入同盟会的事后，十分生气，坚决反对。他说：“一个女孩子，不好好读书，成天和一些男人们在外边东奔西跑，像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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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公元1859～1934年)，新会外海乡南华里人(今广东江门外海镇)。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先驱。
陈少白出生于一户读书人家。父亲陈子桥是基督教牧师，叔父梦南，也是基督教徒。他们涉猎西学译本，对陈少白颇有影响。陈少白儿时在乡曹学习经书、古文，有较好的国学根底。以后转到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学堂)求学，与孙中山同在博济医院附属华商学校共学西医，两人痛恨清皇期的腐败，起来造反，和尤烈、杨鹤龄结为拜盟兄弟，被清朝政府称作“四大寇”，为清朝政府通缉。陈少白随孙中山一道转去香港、日本，并往台湾省进行革命活动。
1900年孙中山总结了前段革命斗争的教训，认为革命派在兴中会成立的最初五、六年间，没有创办出自己的机关报刊来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以致革命进入“最艰苦的时代”，于是指示：“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并于当年1月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兴中会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由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和香港同盟分会会长。这样，《中国日报》既是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革命党人在香港活动的大本营。
陈少白通晓中、英、日语文，口才敏捷，文笔凌厉。他主办《中国日报》首先改革版面，将中文报纸的长行直排改为短行横排，给读者一个崭新的面目。其时保皇党亦设《商报》于香港，一开始陈少白就连续攒文与之开展论战，发挥了革命思想传播作用。当时《中国日报》任务艰巨，办报资金困难他都得设法筹集。加上来往人员众多，招呼食宿或临时安排工作等等，都得认真应付。报社职工不少在生活上表现散漫，工作不大守时，有些人还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陈少白为此订出劳动纪律制度，自己带头执行，如有逾时起床，就去拍床叫醒，即使是至亲胞兄，也毫不包容，因此职工称之为“番鬼脾气”。从1900～1905年，陈少白主办的《中国日报》一方面多揭发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丧权卖国，另一方面报道惠州、上海等地革命党人的反大清朝廷活动，对于留日学生的风起云涌的革命真实情况，也作了详细的报道。至1906年才辞去《中国日报》和香港同盟分会的职务，转而经营实业。
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少白淡泊名位，不恋仕途，只在广东军政府出任几个月的都督府外交司长，孙中山1921年回粤就任非常大总统时，陈少白当过顾问，佐理外交，也是几个月后就辞职去任。以后随孙中山赴广西挥师北伐，也从不挂官名。1932年南京政府邀请他晋京“共商国事”，他同样不接受任何官衔。
陈少白不仅自己不思做官，而且告诫子侄族人，不要凭借他的关系晋身政界。1922年后他毅然回到外海，担任一个小小的乡事委员会主席(乡长)。以一个党国元勋之身，在革命功成后退居乡下，在国民党历史上是鲜见的。
陈少白回到外海，不当豪绅坐享清福，却主办了多件好事，开筑由江门至外海的公路，建金溪桥、石咀桥；修筑大康路、杏林路、中华路，建中华市场；担任乡第一小学校名誉校长，带头捐资兴建三座校舍。在他的带动下，乡里的王昌小学、远贻小学、舸吕小学、教睦小学的校舍，相继由乡人投资建设，并做到全乡学童免费入学。他提倡绿化，在他的住宅四周以及公路两旁引种了小叶按树，以后扩展到所有的荒山野岭，都种上树木。他禁赌。1931年广东全省征收赌捐公开开赌，陈少白不好公然反对，却命乡勇站在各赌场门外劝阻陈氏子弟进入，使赌商无可奈何，被迫关门。
陈少白生活简朴。没有伸手向胜利后的革命政权索取非份的钱财。他在香港九龙牛油湾的住宅，是由他因维持汉铁路权益所获的酬金兴建的。在乡间除自己住宅所需购置的土地外，并未购买田地从事收租剥削。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越秀山文修文澜阁，作为给陈少白、尤烈、杨鹤龄三位元老颐养的“三老楼”而陈少白却很少享用。陈少白居乡期间，还写成《兴中会革命史要》为国民党中央国史馆所收藏。
1934年陈少白患病易地到北京入德医院，12月13日因医治无效逝世，终年六十五岁。他的灵柩当时停居西山碧云寺，那也是孙中山逝世时停灵的地方，故挽联中有“生奔死赴，碧云恨继中山”之句。直至翌年l月乡中筑基告成，灵柩才运枢归葬，当时参加葬礼者达数千人，挽联六百三十七对。这些挽联对其“终身革命而不做大官”的高风亮节，都不约而同地寄予无限的赞扬。陈少白的灵柩由当时的民国政府派代表亲自送殡到外海，葬于茶庵寺山腰。
作为革命报刊最早的开创者和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就这样走过他的一生。

陈友仁：(公元1878～1944年)，祖籍广东顺德。著名爱国华侨。
孙中山的挚友陈友仁，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12年初他为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的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后，因抨击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他随即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从此伴随孙中山左右。
陈友仁不但参与了孙中山许多重要的决策和活动，还常常担当孙中山的代言人。1919年作为南方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1924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执著地坚持“三大政策”，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
1926年陈友仁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民国政府外交部长，先后主持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七一五蒋中正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陈友仁赴欧游历。1931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后因积极主张抗日，被迫去职。1933年参加李济琛等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外交部长。
1938年后陈友仁闲居香港。日寇侵占香港后，陈友仁被拘捕强迫移居上海，1944年在上海病逝，终年六十七岁。

陈景润：(公元1937～1997年)，福建闽侯人。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景润是二十世纪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陈景润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曾任职于北京一所中学，后任职于厦门大学图书馆。
陈景润曾从师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1956年，在华罗庚先生的推荐下，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他很早就对“哥德巴赫猜想”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经过多年的精心解析和推算，终于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他所证明的(1＋2年)，是一个二百多年来许多科学家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为了采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沿着极其艰难曲折的路不断攀登。他身患腹膜炎、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医生一次次给他开了病假条，可是他从早到晚不停笔，甚至连节假日也不停止工作。“二层半”的资料室，他坐的位置是固定的，靠窗桌子前的第一个位子，即使他没有来，人们也很少去坐它。人们已经深深了解他的习惯，一钻进资料堆中，就舍不得出来。每到下班时分，值班的同志都要细心地去搜寻一遍，以免重演把陈景润“反锁进资料室中过夜”的事情。他潜心思考，一心一意攻难题，甚至一边走路还一边苦思，有一次竟一头撞到了大树上。
经过几年的苦心研究，他终于登上一个关键性的台阶：1966年5月，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宣布他已经证明了(1＋2年)。这一成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这项工作，使之与王元教授、潘承洞教授共同获得197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其后对上述定理又作了改进，并于1979年初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16，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生活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发表研究论文七十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可这样的成果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推算出来的呀！他在六平方米的宿舍里工作，掀起被褥在床板上运算；停电的时候，他就点起煤油灯继续夜战。有志者事竟成。1973年，陈景润终于彻底突破了(1＋2年)的难关，他的论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了绝对的世界领先地位。至此，人类对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探索，离(1＋1)的“皇冠明珠”只有一步之遥了。
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德国数学家李斯特闻讯后，立即将他们已送印刷所印刷的《筛法》收回，然后在书里添加了第十一章“陈氏定理”。一位英国数学家写信祝贺陈景润说：“你移动了群山！”

陈伯平：(公元1885～1907年)，浙江会稽人(今浙江绍兴)。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先驱。
陈伯平在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入福建武备学堂学习，后回浙江。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入绍兴大通师范学堂。旋赴日本支那学堂学习巡警。次年归抵上海，任中国公学教员，同秋瑾等组织“锐进学社”，联络长江一带及浙江的会党，筹划反清起义。曾在上海虹口试制炸药，不慎爆炸负伤。又助秋瑾创办《中国女报》，任编辑。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春，陈伯平同秋瑾等光复会成员在沪密谋革命，旋至安徽安庆，复返沪购军械，且同秋瑾约定皖、浙同时起义。随即往安庆，与徐锡麟发动起义，率领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血战牺牲，终年二十三岁。

陈　衍：(公元1856～1937年)，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福州)。著名近代诗人。
陈衍是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举人。
陈衍曾在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京城参与维新活动，提倡变法。清朝灭亡后，陈衍与章太炎、金天翮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陈衍精通经史训诂之学，长于作诗。他与郑孝胥同为闽派诗的领袖，提倡三元说，即认为古近体诗有三个演变阶段，第一个高峰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第二个高峰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第三个高峰是在宋哲宗元祐年间。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继承了三元诗风的是他们极力标榜的同光体。陈衍一生宣扬同光体的成就，对近代旧诗坛发生过广泛的影响。
陈衍的诗，着重学王安石、杨万里，笔法曲折独特，骨力清健。著有《石遗室丛书》、《石遗室诗话》、《石遗室论文》、《史汉文学研究法》等传世。又选有《近代诗钞》二十四册。

陈　范：(公元1860～1913年)，湖南衡山人。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先驱。
陈范在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接办在汉口路的《苏报》，宣传改良，倾向革新，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聘章士例为主笔，章炳麟等为撰稿人。
后来《苏报》由于发表和推荐了邹容《革命军》和章炳麟政论等文章，受到清朝政府勾结租界当局迫害，章炳麟被捕，报社被查封，党时为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陈范被迫逃亡日本，武昌起义后回到上海，任《太平洋报》编辑。

陈　宦：(公元1870～1943年)，字二庵，湖北安陆人。
陈宦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随镯良在四川、云南办讲武堂。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陈宦任奉天督练公所总参议、新军第二十镇统制。1912年任北洋政府参谋部次长。1915年奉袁命率北洋军第三混成旅入四川，督理四川军务。次年蔡锷率护国军由滇入川，他曾派兵在泸、叙一带消极抵抗。
因南方各省先后声讨袁世凯，陈宦被迫宣布四川独立。不久即为川军驱逐出境，至天津租界闲居。

陈衡哲：(公元1893～1976年)，女，笔名莎菲，原籍湖南衡山，生在江苏武进。
陈衡哲幼年在亲友辅导下读书。1911年到上海进爱国女校。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成为清华选送公费留美的女大学生之一。
留美期间，陈衡哲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一度居香港和南方各省。
1917年陈衡哲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一日》，以“莎菲”的笔名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回国后又陆续写白话小说在《新青年》发表。这些作品，后结集为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另写有散文一百余篇，自己从中精选了五十二篇，编为《衡哲散文集》。
解放后，陈衡哲曾任上海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西洋史》(上下册)、《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短篇小说集)、《欧洲文艺复兴小史》、《西风》(短篇小说集)、《衡哲散文集》(上下册)等。

陈作新：(公元1875～1911年)，字振民，湖南浏阳人。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先驱。
陈作新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入湖南弁目学堂学习，1905年加入同盟会。毕业后任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排长。1910年(宣统二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拟乘机起义，被革职，潜留长沙，在新军中进行革命工作。
武昌起义后，陈作新在焦达峰谋划下，召集新军中革命骨干开会，准备与浏阳的洪江会同时起义，10月22日新军攻占长沙，次日成立湖南军政府，被推为副都督。31日立宪派谭延闿策动新军管带梅馨发动兵变，陈作新与焦达峰同时被害。

陈光甫：(公元1881～1976年)，江苏镇江人，著名上海银行创建人。
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曾在家乡小闸口开设陈仲记字号，做进口火油生意，大概由于生意不好做，后来到了汉口，进入一家外国人开的报关行做事。陈光甫那时只有十二岁，随父来到汉口，在父亲做事的报关行当学徒，一当就是七年。
旧时的学徒生活非常艰辛，吃饭时你要站在一边端菜，添饭，别人吃完之后才轮到你。如果人家把饭吃光了，你就只好打扫锅底，因此常常要饿肚子。晚上就睡在地板上，夏天则露宿凉台。有客人来时要奉茶敬烟，早晨晚上要负责开门、上锁，大致行内别人不愿做的一切杂役琐屑之事，都是学徒的活儿。学徒生活给陈光甫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曾多次向人提起这段生活，说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劝人在做事时，首先要有不畏艰险，不怕吃苦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可能。
陈光甫是个有心人，七年学徒生涯中始终未放松工余学习英语，同时留心学习报关行的一般业务和金融知识，这使他在18岁的时候，终于脱离了报关行，顺利考入了汉口海关邮局，几年后又由于英语出色，转入汉阳兵工厂任英文翻译。这期间他对新知识、新事物充满向往，尤其对商业金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04年，他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04年美国举办规模空前的圣路易斯世博会，清朝政府为振兴国势，决定组团参加，并由清皇室贝子溥伦率团前往。陈光甫因通晓英文与商务，被湖北省选为参加世博会的工作人员，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国土。那次世博会历时七个月时间，令陈光甫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博览会上展出的电子管收音机、自动交换电话、福特T型汽车以及电动公共汽车等，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东西。全世界的智慧和物产精华似乎都一下子推到了他的眼前，令他深受震撼。博览会结束后，他决定留在美国学习。他这个决定得到了他的岳父景维行(在汉口经营茶叶出口贸易)的支持，向他提供了部分经费，他本人又申请到了部分官费。留学六年，到1910年已是满腹经纶的陈光甫，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获商学士学位回国。
上海银行创业之初资本只有十万元，而实收只有八万元，直到临开业之前，仍未凑足十万元之数。那时庄得之(常州人，信义洋行的买办，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妻弟)投资两万元，就是最大的股东了，因此当上董事长。陈光甫只有五千元股份，其中不少还是借来的，当了总经理，其余股东不是亲戚即是朋友，股资都有限，所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的时候，总共七个股东就都成了董事。
那时一般的银行老板都极力拉拢、靠近外资银行，因为外资银行资金雄厚，一旦发生金融风潮可借一臂之力，所以汇丰银行和大通银行的大班在上海非常神气，似乎人人都要拍他们马屁。在吸收存款上，银行家们大多在官僚老爷和军阀身上下功夫，因为他们有钱，只要应酬得当，有时一张支票就是几万、几十万，存款积累既快又省事。而陈光甫则选择了一条艰苦的服务社会、服务平民的道路，提出“从小处做起，为人所不屑为”、“人争近利，我图远功”的原则，在全国率先面向大众，开办一元钱存折(一元钱即可开户头)，想方设法汇聚中小企业和社会上的闲散小额资金，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等名目繁多的、有利于市民计划过日子的储蓄项目，在各大中学校还设立了办事处，为学校代收学费；提倡学生勤俭节约、零星储蓄；在教会中也吸收外国人的外币支票转作存款等。他认为这么做，银行的工作人员虽辛苦些，但能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走人弃我取之路，同时他认为小额资金的稳定性好，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为区区之数反复折腾。
果然，一元钱储蓄存款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原先与银行素无缘份的普通市民也成了银行的储户，每天前来储蓄的人在柜台前挤成了团。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国内要求民族自强的爱国思潮已蔚成风气，青年人和有识之士往中资银行跑的越来越多，所以上海银行开办之初，颇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
那时有个无聊的人，为了试探上海银行服务的虚实，曾拿了一百元钱来要开一百个银行户头。银行职员明知其开玩笑，但为了维护银行的信誉也照开不误。此事固然是麻烦的，但效果却出人意料，传开后竟成了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笑话，无形中为银行作了大广告，前来存款的市民更多了。几年下来，几乎无人不知上海银行了，存款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已达六百多万元。
1927年前后，上海银行已俨然成一家大银行了，吸收存款达数千万元。随着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该行对民族工业的贷款也逐年增大，常年要占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一，最多的年头达到40％，主要是向上海，无锡、南通、芜湖、蚌埠等地的纱厂和面粉厂贷款。著名实业家张謇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均是上海银行的放款大户。抗战期间该行的存款已是上亿元，放款的户头就更多了，仅较大的工厂企业就有二百户，放款金额超过四千万元。受惠的户头总数达两千多户，放款总额比金城银行还要多，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陈洪绶：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老迟、悔迟、悔僧等。浙江省诸暨人，明末清初著名山水画家，曾师兰瑛，长于花鸟、山水、尤精人物。清入关后，不作贰臣，出家为僧。

陈寅恪：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江西修水人，当代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通晓多国文字及蒙、藏、波斯、西夏等文字。其中《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巨著。
陈　毅：(公元1901～1972年)，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毕业后被派赴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1927年春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1927年7月武汉民国政府公开反共后转赴江西，8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与朱德等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任师党代表。同年4月与朱德率部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后历任新成立的第六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等职，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参与领导反“围剿”斗争，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两次获红星奖章。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第一方面军主力长征，他留下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后转战赣粤边区，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曾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编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1940年11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继续领导华中军民进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当蒋中正集中主力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时，又指挥孟良崮战役，一反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常用战法，出敌不意地歼灭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1947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及陈(赓)谢(富治)兵团密切协同，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5月除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外，又赴中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从同年11月开始，作为总前委的常委之一，参与组织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1949年5月起兼任上海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遭到严重迫害。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九届中央委员。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2年1月6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毛泽东抱病参加了陈毅的葬礼。
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有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著作，编为《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诗词选集》和《陈毅诗稿》等。
一．陈毅的军事思想主要内容有：
⑴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特质，建设正规化的模范党军：①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建设一支正规化的模范军队，即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式革命军队。它与一切旧式军队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排斥雇佣性；具有工农革命的优良传统，扫除脱离劳动群众的游杂武装习性；具有政治上铁的团结，没有官兵阶段隔阂、军民对立冲突和部队之间的猜忌矛盾，并善于团结友军共同对敌；能够做到政策统一、行动统一和指挥统一、没有地方界限和涣散习气。建军要求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优越的军事组织、提高军事技术；军纪达到模范的地步；各种工作都有严密的制度，科学的分工、合乎规律并且极负责地进行；作风上充满革命气派和创造精神。②人民军队建设不是单纯的技术建军，必须包括强大的政治建设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特质的体现，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确保和不断强固党的领导，使部队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和贯彻实行的组织者。决不容许把人民军队降低为统一战线的军队。③加强政治建设决不是轻视其他方面的建设，而是要保证一切部门一切工作的健全和发展。因此，必须全面地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首先要建设健全的司令机关。④要重视及时总结部队作战经验，求得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每打一仗后，只要条件许可，就要组织部队总结经验教训，使第一仗的优点在第二仗中得到发扬，缺点能够避免。
⑵中国革命战争要依靠农村根据地，实行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①先有农村根据地，并“波浪式”地发展到全国。应先建立各个小块根据地，逐步连成大片。②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战略，目的在于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以弱胜强。③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主力兵团，是革命武装力量的三个阶梯，相互依存配合，共同打击敌人。④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是一种“城乡”斗争，敌人优势集中在城市，我则必须发展农村游击战争。⑤当革命战争由以游击战为主发展到以大规模正规战为主之后，总的作战方针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⑥在敌人竭力把战争引到革命根据地，妄图从经济上破坏革命战争的形势下，应大力实行“以战养战”的方针，为规模日益扩大的革命战争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⑶毛泽东军事学派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辉成就：①毛泽东军事学派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②毛泽东军事学派的特点，是用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发现和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③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本质是研究和回答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能以少胜多，以小敌大，以弱胜强，在实力相差悬殊条件下战胜强大反动统治者和侵略者的问题。④毛泽东军事学派把军事当作社会现象总体的一部分，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完整军事政策。这个政策包括对敌、我、友的综合研究，对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诸关系的全盘考察，对军队、人民政府、政党的关系的确定，对军队本身诸事项的确立等，历来的军事学只就军事本身的问题如技术、战法等加以研究，即使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诸项条件，也未放到适当位置。毛泽东军事学派代表了中华民族军事史的光辉成就。
二．陈毅与张茜：
陈毅十九岁就登轮出国赴法勤工俭学，二十余年浪迹天涯，走南闯北，直到四十岁才成立家室。其间，他并非完全没有谈情说爱的机缘和内心的向往，只是因为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在投身革命时不得不作出牺牲。同时，他在选择终身伴侣时的审慎态度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1938年春，张茜响应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号召，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是演剧队和歌咏组的成员。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经常到军部开会并观看她们的演出。相貌端庄约张茜以演技的高超和对革命的热忱赢得了陈毅的好感，而陈毅作为新团军中兼资文武的儒将。也深为张茜钦敬和仰慕。这样，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为了使两人的感情能顺利地发展下去，结成沉甸甸的爱情之果，陈毅苦心经营了一首《赞春兰》的诗送给了张营(那时张茜名字叫春兰)。诗中写道：“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张茜从这首诗中领悟到了陈毅的深情，从此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当然，也有人对他们的结合不以为然，主要是认为彼此的年龄差距甚大。对此，张茜是有主见的，她对朋友说：“年龄差距不是主要的，我感觉学问和政治水平远不及他。我要和他相称，成为伴侣和助手，只有发愤学习，才能缩小距离。他出身书香世家，文化修养很高，对古典文学和法国文学都有广泛的了解，赋诗填词写文章造诣很高。他又是红军初创时的高级领导人，文武双全。我在各方面都要甘当小学生，拜他为师，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
1940年春天，陈毅与张茜结合。三个月后，陈毅率主力离开苏南茅山根据地，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战局面；张茜则去苏中搞地方工作，而后又会合。在黄桥战役最紧迫的关头，张茜一直随其左右，整理书籍文稿，“坚壁清野”，以防万一。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代军长，张茜则参加反“扫荡”斗争，在她即将返回军部与陈毅重逢之际，陈毅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吟成一绝：“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
1943年秋天，陈毅在饶漱石策动的“黄花塘事件”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误解，离开了亲手开创的根据地，奉命前往延安。由于路途遥远，加之张茜生下次子才两个月，她未能同行。在亲人别离的困境中，张茜以极大的毅力承受着各种压力，心始终向着她所深知的亲人。“鸣凄凄孤蝉哀，情思郁郁人伤怀。”触景生情．张茜写下了真切动人的诗句以寄托自己的缕缕情思。陈毅怀着怆然之意．经由淮北、鲁南，穿插敌防，登太行山，西行阻雪，倏忽之间，已是次年二月。他思念张茜，写下了动人的诗篇：“地动天寒西北行，山川遥共客心深。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
张茜在艰难的处境中，勉力抚育两个孩子，不仅要承受体力上的损耗，更要挺住精神上的压力，当然还有离情的苦痛和思虑。十分难得的是，她在此时开始了自学英语，实践着自己“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的誓言。
1945年秋，陈毅返回华中，张茜翘首盼望分别两年的亲人。可是陈毅在途中接到中央的指示，转赴山东。”张茜赋诗寄怀，其中有几句是：“空向行云凝暌处，望穿秋水人不至。几番报归盼欢聚，几番又传归期误。归期误，一别春夏已两度，幼儿长成双询父。”
1949年夏，陈毅胜利地指挥了上海战役后，张茜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解放区来到上海，与陈毅共享胜利的喜悦。建国初期，张茜任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宣教股长，为了提高俄语水平以适应新形势，她毅然将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旁人，于1951年初离职到北京俄专学习。虽然后来由于患了肺结核而被迫休学，但仍然坚持自学，终于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俄语。1952年陈毅出访苏联时她已能胜任翻译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她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两部苏联文学作品，陈毅对此极为赞赏。陈毅和张营毕生好学不倦，渴求知识，在精神的交流上极为和谐。
在十年内乱中，陈毅无论是挨批，还是遭贬，都得到张茜精神上的慰藉；无论是流放，还是身患绝症，都得到张酋的陪伴和照料。“九大”之后不到半年，陈毅被流放到石家庄，以往所享有的一切待遇都取消了。张茜自己动手煮饭、洗衣，在生活上悉心照料陈毅。此时陈毅虽感觉身体不适，但保健措施已完全撤消。张酋在去一家制药厂下放劳动的几个月中，凭着自己的聪颖好学，居然在药物学方面有了很大长进。陈毅的腹痛一天天加剧，张茜忧心如焚，考虑再三，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病情，于是，在流放一年后，张茜陪陈毅国北京治病。但是，陈毅的肠癌已到了晚期，张茜在整整一年的护理中，心情压抑，呕心沥血，也身患癌症。她振作精神，尽可能多地给予陈毅以慰藉而减轻剧烈的病痛。在陈毅弥留人世之际，张茜特意把齐白石手书的陈毅于1936年写的《赠同志》的挂轴带到病床前：“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系得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同时，张茜也写了一首慰问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征途履危难，抗疾亦当如易看。”
在失去亲人的巨大不幸时刻，张茜“不被哀痛之情所压倒，不被恶疾之势所慑服”，遵照陈毅的遗命，着手整理他的遗稿。她在重病中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了一部《陈毅诗词选集》，并写下了评价中肯的序言，吟成了字字泣血的两章题后诗。但天不假年，她已无力完成对陈毅其他文字的整理了，于是，她把这件重于自己生命的工作交付给了自己的孩子。
三.陈毅在上海：
陈毅在指挥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后，就任上海市长。
昔日号称“东方第一大都会”的上海，此时已完全是个烂摊子。全市工业生产完全陷入半解体状态，一万两千多家工厂中，能维持开工的只有30％。许多资本家抽逃资金，致使工业萧条，失业剧增，还有各地来的难民、乞丐、小偷、惯匪、妓女、游民以及国民党散兵游勇等，总数约有六十万，占上海人口十分之一。面对上述种种困难，陈毅市长却风趣地说：“吴国桢(旧上海市长)给我们留下好大一笔‘遗产’。”上海当时有六百万人口，七十万产业工人，每天需大米四百多万斤，煤二十万吨，而现有库存已不多了。所以在解放上海前夕，陈毅就这样讲过：“我倒希望汤恩伯不要马上逃跑，如果他在几天内把上海这个‘大娃娃’丢给我们，我们还没有奶水来喂呢！”但是，由于解放战争发展神速，解放上海的日期比预定的早了一个月。一个法国记者曾在上海获得新生后问陈毅：“陈将军，我想问一下，在你一生中，什么时刻最使你激动、兴奋？”陈毅的回答是：“那就是解放上海，这是半殖民地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人民胜利了，上海开始了新的历史。”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中，上海先后换了七任市长，还不包括陈良和赵祖康(因其是代理，前者不过一个来月，后者仅四天)。然而，就数解放后共产党的陈毅市长最“叫座”。
美国报纸曾作评论：“中国太大，太无法管理，不管是被猴子，被天使，还是被共产党统治着，中国将需要工业国的援助以改善生活，这样的援助只能来自美国……”当陈毅市长听到这番评论时，他倏地站起来，大声说：“把它登到我们的报纸上，《解放日报》写一篇评论《没有‘山姆大叔’的施舍，我们也能生活！》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治理好上海！”
陈毅市长上任后第一天，晚上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三点钟。住得远一点的同志就在办公室的地毯上躺下睡了，而陈市长还要继续工作，处理一大摞电报和文件，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
1949年6月1日，这是上海刚解放的第六天，陈市长发出了大红请柬，邀请产业界人士开座谈会。荣毅仁收到了请柬，他犹如碰到了难题，是去，还是不去？心里有点打鼓，不知共产党的“请”字后面有什么名堂，会不会是“鸿门宴”，逼你交出巨款？荣毅仁想得很多，想得很深。这位产业界巨头，三十初度，风华正当年。荣氏的申新九个纱厂是上海私营纺织业中的最大户头。荣家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所以他想来想去，觉得谨慎为上，于是将留在上海的荣家亲都请来，共商对策。一位堂兄心有余悸地说：“凶多吉少，共产党本来就是要消灭资本家，哪能对我们荣家人讲客气？”荣毅仁算是有胆识的，当上海产业界的老板和阔佬们听到解放大军的炮声，就席卷资金和家产，纷纷逃往香港和美国去时，而他没有走，他想看看共产党究竟如何。而这几天来上海很平静，人民解放军不扰百姓，露宿街头，给他以极好的印象，所以荣毅仁最后决定赴会，其余的人在家等候消息。
刘鸿生原是国民党招商局局长，是拥有煤矿、水泥、码头、毛纺厂的大企业家。本人已被汤恩伯押逼到香港，他的四个儿子留在上海，刘家四子接到请柬后全部出席了会议。其中的兄弟三人均毕业于英美名牌大学，见过大世面，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贪污怀有恶感。他们之所以留在上海，因为刘父临别时吩咐：“你们千万得留下，我们刘家这些大企业，不然要被共产党没收去了。”他们兄弟几个用心地看过陈毅市长的“面相”，眉毛扬得很高，颇有威仪，是个武将……如今他亲下请帖，正好去见识见识；如果不好，就去香港。
九十多名上海最大最有名的资本家，各自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到会场。陈毅市长偕同市府几位领导，很准时的走进会场。许多后排的人都站起来，想看看这位威震淮海战场，又与其他的几位将领一起率领百万雄师过长江的将军，是何等风采！然而一看之下，无不为之愕然！没有国民党将领们的衣服笔挺，皮鞋锃亮，胸前佳一排丁当响的勋章，手戴白手套的做作；而是布衣布鞋，裤腿上没有折缝、军装已洗得发白。他是那样的从容、随和，带着自信而沉稳的笑容，看了叫人十分亲切而又肃然起敬。陈毅市长在主位上落座后，以一句“工商界的朋友们！”作开场白。“朋友”二字一出，会场气氛顿时轻松了几分，陈毅市长作过自我介绍后说：“我们到上海才几天，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我知道你们是怕共产党的，百闻不如一见。诸位今天见到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镣牙、杀人放火之徒吧！”会场里即刻报之以有克制的笑声。接着陈毅市长加重了语气说：“现在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政府对工商界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此时与会的产业界人士个个都竖起耳朵听这段话的，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吞到肚子里去。就是说：对私人企业不但不没收，而且政府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这真是一颗最好的定心丸。
刘靖基是上海纺织业的第三巨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社会局逼他去香港，在飞机即将发动的一瞬间，他终于下决心不走了，花了五块大洋请飞机机务人员扔下他的行李，他实在不忍心抛下毕生经营的纱厂。此刻陈毅市长一席话，使他感慨万千。他庆幸自己留对了。他清楚的记得，一年前，旧上海市长吴国桢召集工商界头面人物开会，要大家为“剿匪灭共”出力出钱，当时物资奇缺，工商业界困难重重，所以刘靖基憋不住气，当场与吴国桢顶了起来。吴国桢气得青筋直暴，大怒。拍桌子喊道：“哼！你刘靖基后台是谁？！这么硬！！”刘靖基也不示弱，灵机一动，答道：“后台就是你吴市长，吴市长不是向来最讲民主的嘛！”刘靖基舌战吴国桢，替敢怒不敢言的人士出了口气。不想就此祸从天降，军统特务找到他家门上来了。刘靖基吓得不轻，赶紧托人作保，花钱疏通关系，才算免去了一场灾祸。时过境迁，眼前同样是市长，却是如此的平易可亲，诚恳待人，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呀！
陈毅市长的讲话在继续，语调变得轻松有趣起来：“我听说还有不少工商界的朋友想走：走也可以，如果以后后悔了，要回来，我们欢迎！我相信产业界的大多数是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但是，”他提高了声音说：“也有少数人反对我们”，他话锋一转，卷了卷袖子接着说：“毛主席派我来上海，不是开玩笑的，是来改造这个旧城市，我们对斗争是有准备的。”此时，陈毅市长以极尖锐锋利的目光凛凛然威视全场道：“同时，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陈毅市长的话说得磊落，一字千钧，全场为之一震，都感到陈毅不愧为大将军，对工商界是有“礼”，也有“兵”。
企业界人士参加这个会议之后，心里总算有了一点底。共产党不但开绿灯，而且答应加“油”。特别是陈毅市长直率坦荡，开诚相见，绝无国民党政客那份阴险、诡诈。许多产业界人士在几十年后欣幸地说：“我们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陈毅开始的。”散会了，资本家们仍很激动、兴奋。荣毅仁驾车回到家里，一进门便对满屋子等待着他消息的家人及各厂厂长们大声说：“明天就开工，明天就开工！”
与陈毅市长第一次见面，给人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事隔几十年后，当记者采访年逾花甲的荣毅仁和刘靖基时，他们还清晰的记忆起那次会议的从头至尾的情况和陈市长的一个个手势、每一句话。他们难以忘怀，是因为这次会见开始了他们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他们被引上了一条新路，直至走上为国家、为人民的重要领导岗位。
陈毅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党中央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进行了灵活的艺术加工，这种加工具有陈毅式的光明磊落，大开大合的性格特色。就拿对资本家请客吃饭这件事来说吧。1949年7月的一天，荣毅仁、刘靖基让许涤新捎信，请陈毅市长等到他们家去吃饭。这件事在市政府领导中讨论了一番，有的不主张去，说刚学过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就到资本家家里去吃饭，群众会说我们划不清界线：有的说，这些大老板鬼名堂多得很，是不是一发“糖衣炮弹”？而陈毅力排众议说：“我们与帝国主义、蒋中正国民党作斗争，都不怕，现在倒怕几个资本家！？我们应该去！我们去是为了做资本家的工作，吃饭也是做工作嘛！谁要不去，我可要吃双份！”说着，陈毅哈哈笑了，大家全都开怀畅笑。陈毅在新四军中工作时，为了做统战工作，曾经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江南名士纪振纲家里吃过饭，在饭桌上谈心，做通了纪的工作，使他捐献出大批现款、棉衣、药品、枪枝等。也曾在苏鲁皖总指挥李明扬那里吃过饭，与李明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联合抗日。
陈毅与市府几位领导去荣家作客。席间他们侃侃而谈。他从中了解到荣毅仁现有两个困难，一是劳资纠纷；二是资金缺乏。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实行苛捐重税和收兑金银，民族资本中损失惨重，加上解放前夕，荣氏儿女纷纷抽出资金外逃，及解放初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搞禁运。封锁等。所以外棉原料进不来，现在库存原料不多，开工不足；而另一方面几个厂子的几万工人等着发工资买米，工资发不出去，劳资纠纷不断发生，甚至有的女工饿急了，抱着孩子去荣家闹，一拥而进占据了荣家，动手做饭吃。……而有这样困难的资本家不止是荣毅仁一家。陈毅市长办事真是高效率，几天内就解放了问题，荣毅仁等资本家高高兴兴地从银行支取一笔低息贷款。政府实事求是地帮助产业界渡过难关，对于推动上海工商界恢复发展生产很有利。
上海永安纱厂的总经理郭棣活，在上海纺织界居第二位，上海解放前夕，他向美国、印度，巴西的棉花厂买了六千多包棉花，刚解放的时期各港口被封锁，三百多万斤棉花有的半路搁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香港；有的还在产地待运。从瑞士买的纺织机，也搁在香港。陈市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专门关照银行、铁路、海关各个部门协助，甚至专门调车皮去香港拉货，千方百计，几经周折，终于把棉花和纺织机全部运到上海。三十多年后，郭棣活无限感慨地说：“我就是通过与陈毅的接触，才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
上海刚解放时，由于全国还有许多地方未解放，交通阻断，市场狭小，所以私营工厂产品销售不畅。政府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困难，上海贸易公司在解放后的三个月中，收购了价值近两百亿元的纱布、火柴、五金产品，以帮助私营厂家解决销路和周转资金的困难。
陈毅市长对工商界朋友那么真诚，切实地帮助解决困难，在工商界中广泛传颂。同时又通过一封封“万金家书”传到香港，传到欧美，于是一批批海外游子归国了。
吴蕴初被称为是：“味精大王”，化工行业的大资本家。上海解放时，他己逃往美国，他的厂子由儿子管着。吴蕴初不放心自己的厂子，从美国打回电话询问厂子的现状，儿子吴志超在电话里回答父亲：“厂子很好，正常开工。”父亲喜出望外，夫人、儿子从上海几次去信劝他回国，有一封信里，赫然带着陈毅市长的口信：“欢迎吴蕴初先生回来！”1949年10月，吴蕴初终于回到北京，周总理接见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化学工业将会有很大发展，希望您继续为此努力。” 吴蕴初回到上海，陈毅市长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盛情款待，一起用餐。他的工厂职工专门开会欢迎他。吴蕴初因为在1947年当过伪“国大代表”，所以有思想顾虑。陈毅市长爽朗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们晓得，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发展民族工业很艰难，不得不要多方面应付，你回来了，我们拍双手欢迎。”
就在10月，“煤炭大王”刘鸿生从香港回来了。他是有才干的实业家，靠独家经营英商开滦煤矿起家，积累起资金，又办起煤矿、毛纺厂、水泥厂、火柴厂、码头、银行等。他的六公子刘公诚在1938年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前夕，刘公诚和老二刘念义，接受地下党的任务，还动员老四刘念智参与，共同说服刘鸿生留在上海。他们又在被窝里偷听到解放区的广播；“要求刘鸿生先生留在上海，保证保护刘氏所有工矿企业……”由于这些工作起了作用，所以直到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个星期，刘鸿生还留在上海，不打算去香港，更不愿去台湾。然而身不由己，国民党社会局长每隔一小时便要与刘通一次电话，严密控制他的行动，正当他下决心想躲进医院时，社会局长率三个特务上门，硬把他“请”去广州。在广州，他生怕被押到台湾，便偷偷地逃到香港。上海解放后不久，陈毅市长便托人带口信：欢迎刘先生回来。由于美蒋封锁港口，上海经济在1949年6、7、8月3个月内普遍萎缩。他生怕共产党抗不住，想观望一时。到9月，上海经济明显好转，此时，刘鸿生在家书中流露出回沪之意，陈毅市长就即支持刘念义赴港接父亲。由于刘鸿生周围还有不少人在拉后腿，叫他再观望一段时间，所以这次刘念义只好独自回上海。这时，周恩来派了专人到香港，对从上海去的知名人士做了大量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久，刘念义又去香港才把父亲接回来。刘家父子一到天津，就收到周恩来的电报，要他们立即去北京会面。那天，当周恩来听见他坐的汽车声时。便急步走出客厅去迎接，并共进午餐。他们边吃边谈。周恩来说：“我们是了解你的，把你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你和你所有的企业将得到党和政府的保护；你的华东煤矿将在适当的时期内公平合理的进行估价，股金将全部发还给你……”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刘鸿生完全被吸引住了。事后他兴奋地对儿子说：“周总理完全不象国民党的大官，他平易近人，目光敏锐，说话中肯具有魅力。蒋中正的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官中，找不到一个像周总理那样的伟大人物。”刘家父子回到上海后的第二天，陈毅市长设家宴为刘先生洗尘。陈毅市长豪放、洒脱，他端起酒杯说：“刘老，你断然与蒋中正政府决裂，回来参加经济建设，真是难能可贵，我们欢迎你，干杯！”放下酒杯，他们随意攀谈，陈毅市长说：“鸿老，你办厂办矿有经验，望你能和政府紧密合作。我们有许多地方不懂，不熟悉，也请你多指教。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们提出来。既然是朋友之间，就要真心诚意才行嘛！”和陈毅市长谈话，真是犹如老朋友之间的谈心，这使刘鸿生既兴奋又激动，回到家里他对儿子们说：“共产党的市长确实和国民党不一样，爽快、诚恳、办事认真。”真是高兴的事儿不断，很快刘鸿生收到选他当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帖子。当时他甚至是怀疑是否帖子发错了，直到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相信无疑。他喃喃地对家里人说：“按国民党的规矩，这张帖子起码要十根金条。共产党不要钱，这一条真了不起！”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果断行动，查封了上海证券大楼，法办了二百五十多个金融投机商，老百姓拍手叫好，共产党到底“厉害”。三十一年后，一个工商界人士谈起这件事时说：“就从查封证券大楼之后，我们开始相信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上海资本家第一次领教了共产党和陈毅的厉害。大家暗地里告诫自己，向人民政府耍滑头，多半是要吃苦头的。”如果说查封证券大楼的“银币之战”第一次使资本家感到“怕”了的话，那么秋季的“米棉之战”是使资本家真正的“服”了。陈毅这位威震山河的将军，把上海资本家给“镇”住了，使他们老老实实地走上改造的道路。
陈毅市长非常爱惜人才，由于他的举荐：说荣毅仁不但爱国、进步，而且有本事，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荣毅仁又当上了共和国的副主席。
四.陈毅的外交：
⑴巧用《西厢记》的典故：1961～1962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是中国继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之后参加的又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会议间，从未见过陈毅有任何紧张或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总是谈笑风生，兴高采烈，天大的困难在他面前似乎也是小菜一碟。这位“一生系得几安危”的人有一种特别的豪情。这种豪情很有感染力，周围的人会身不由己地一同兴奋起来。
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开始便不顺利，经常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好几天不开会。陈毅在空闲时参观了日内瓦的卢梭故居，还在泛舟当地名胜莱蒙湖时写了几首赞美卢梭的七言绝句并予以发表，其中有一句是“强加于人应反对”，这正是与美国斗争的焦点。中国在会议上主张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保证老挝的中立，而美国代表团长、国务卿腊斯克则提出要建立国际机构来共管老挝，要把一个侵犯老挝主权、干涉老挝内政的方案强加于人。卢梭是西方平等自由思想的老祖宗，反对强加于人，陈毅这些诗正是以卢梭之矛攻腊斯克之盾。
既然开会受到阻挠，中国代表团就开展会外活动，和各国代表团以及欧洲人士广泛接触。记得在一次内部集会上，有关同志向陈毅报告说，某个西方国家代表团团长想和陈老总会晤，但希望陈毅能去他的驻地，最好是吃晚饭，对外不发消息。陈毅听后大笑说：“他又想同中国接触，又怕得罪美国，这叫做‘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我们可以同意，反正坐汽车去，不用跳墙。”这话用了《西厢记》的典故，风趣贴切。这在如今机关中比之文牍浮沉、会议泛滥、言语支吾等现象，才知道能够如此简要精通、轻松幽默地处理问题，在官场中是一道不可多见的风景线。
⑵麦克唐纳给陈老总来了个倒立：陈毅胸怀坦荡、待人诚恳、个性鲜明，时常流露出一种难以抗拒的亲和力，连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也被他吸引。英国外交大臣霍姆、英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麦克唐纳、加拿大代表郎宁和法国代表都很快成了他的朋友。有一次陈毅宴请麦克唐纳和郎宁，郎宁先来，麦克唐纳迟到。郎宁是加拿大传教士的儿子，出生在中国湖北，会说湖北口音的汉语。麦克唐纳到后，郎宁就用汉语说：“元帅请客，你迟到，你该罚磕头。”麦克唐纳也用汉语说：“该死，该死。”一边说，一边趴到地上，来了一个倒立。满座开怀大笑，宴会当然愉快尽欢。
据说，陈毅回国后，麦克唐纳写了一封信祝贺陈毅的生日，信中写道：“我们这里很想念你……你的亲切和强有力的性格是坐在我们会议桌周围各国人物的繁星中的一颗独特的明星。” 陈毅用自己人格的魅力使西方国家的代表成为各国人民的朋友，从而使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落了空。
在与美国代表团的交往中，陈毅也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同时也并不把美国人看成铁板一块，一概横眉冷对。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元老外交家哈里曼夫妇也被陈毅的风度所折服，在酒会上主动与陈毅握手交谈，甚至还表示以后要来中国。
对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三派代表团和越南代表，陈毅更是尊重有加，热情亲切，成了他们信赖的朋友。陈毅不厌其烦地反复做工作，终于打破美国的阻力，促成老挝三亲王在瑞士会晤并达成协议组成联合政府，使日内瓦会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可以说陈毅运用了正确的政策，充分发挥了个人的人格魅力，弥补了当时中国国力不足的弱势，成为日内瓦会议成功的主要缔造者。
⑶陈毅真是个人物：五十年代，驻英使馆大使曾陪同使馆的商务参赞会见英国的大商人约翰·凯瑟克。凯瑟克家族是汇丰银行的老板，他本人长期居住上海，曾担任过英租界工部局的头头，是旧上海的太上皇。他回忆说，上海刚解放时，外商们惶惶不安。忽然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说陈毅市长要见他。
他美滋滋地去了。不料进了陈毅的办公室，陈毅却坐在办公桌后，根本没有起身，只是大声对他说：“你就是凯瑟克？过去你们在上海爬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是中国人当家作主。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可以让你们呆下去。如果不老实，休怪我陈毅不客气。”说完就挥手叫他出去，自始至终没有让他说一句话。
讲完这段经历，凯瑟克感慨地说：“我在中国几十年，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经历。第一次遇见有人这样对我说话。陈毅真是个人物，了不起，真了不起！”
⑷翻译不好，好比钝刀子割肉，叫人难受：1964年，一位新翻译调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开始给陈毅当翻译时，有一次外宾人数较多，坐满了会客室。新翻译有点怯场，声音比较小，陈毅几次叫他放大声音。客人走后，他批评新翻译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翻译，就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气魄，敢作敢为。不能像个小媳妇，扭扭捏捏，声音小得让人听不清楚。这不是在学堂里考试，这是工作，要紧的是使别人明白我们。就算你英文说得不漂亮，这个时候也顾不得。你是中国人，英文说得不那么好是自然的，他外国人还一句中文都不会呢！当然，平时要好好学，要苦练，但是到了当翻译的时候，就像战士上战场，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有多少本事全都用出来，争取完成任务，不能有任何畏缩害怕的念头。对于外国人，要这样想：管你多大的官，今天都得听我的，谁叫你不懂中文。至于翻译得有没有毛病，下去再总结研究，检讨提高。要有这样的思想，你的水平才能发挥出来，才能侃侃而谈，声音洪亮。”陈毅这番话给了新翻译极大的教育和鼓励。
有一次在外交部的招待会上，陈毅同许多外宾寒喧。他对一位大使说：“贵国风光美丽，是印度洋上的明珠。”随行的翻译不知是没听懂还是一时卡壳，就是说不出“明珠”的外文来。陈毅很生气，当众批评他说：“你连这都翻不出来，还当什么翻译。”那位翻译面红耳赤，非常紧张。但是过了一会儿，陈毅又找到那位翻译对他说：“刚才我批评你说话生硬，态度不好，是我不对，我向你检讨，请你莫怪。但是批评的意思我还是坚持，当翻译就要学好外文，做好工作。翻译不好，好比钝刀子割肉，叫人难受。”这位翻译很感动，几个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被陈毅这种精神所感动。
长子陈昊苏，现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次子陈丹淮，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总装备部科技部部长。
幼子陈晓鲁，现为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开国大将粟裕女婿，其妻粟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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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云：(公元1905～1995年)，上海人(原江苏青浦)。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1919年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后为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
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同年6月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从事恢复共产党的秘密工作，随后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撰写了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赴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有重要建树。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领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转战北满和南满，历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和东北经济的恢复做出了突出贡献。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调整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和活动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认为卓越的贡献。他坚决反对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进行的阴谋分裂党的活动。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先后兼任过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新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主张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主张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实行按比例地发展。五十年代末值六十年代初，当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时，他受毛泽东委托调整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并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道，果断地采取了动员城镇两千万人下乡、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等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恢复了国民经济。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调查，建议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代表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先驱思想。他的这一主张和其他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曾被人认为“右倾”，而受到毛泽东的冷遇。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中国应有的地位。1975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6年参加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曾对叶剑英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应该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与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和重大决策。例如，对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改革的步子要稳，要“摸着石头过河”，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指出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冶形势的不稳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大量提拔培养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等等。他还为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实现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中共十三大以后，他退出中央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四大以后，他过着安逸的离休生活。
1995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三卷)。
其长子陈元：现为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其幼子陈方：现为广东中山实业公司经理。
其长女陈伟兰：现为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其幼女陈伟力：现为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

陈丕显：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其子陈小津，现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陈伟达：江苏灌云人，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其子陈同海，现为中国石油化学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　赓：(公元1903～1961年)，原名陈庶康，字传瑾；湖南湘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将。
1916年入湘军当兵，因为不满军阀混战，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半工半读，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1926年赴前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十三大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1年3月16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五十八岁。著有《陈赓日记》和《陈赓日记(续)》。
其长子陈知非，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航空航天部高级工程师。
其次子陈知健，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
其三子陈知庶，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
其幼子陈知涯，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军事科学院外军研部研究员。

陈士榘：(公元1909～1995)，湖北荆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排长、副连长、副营长、副大队长，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员作战科科长、教导营营长，第四师参谋长，红十三军参谋长、代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参谋长，晋西支队司令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西线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员和南京警备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7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陈再道：(公元1909～1993)，湖北麻城乘马岗乡新村程家冲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师第三团排长、连长，十一师第十二团营长，十一师第十一团团长、师长，红四军副军长、军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第二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4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其子陈南平，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陈伯钧：(公元1910～1974年)，四川达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排长、连长，赣西第三游击队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治委员，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军团参谋长，第十三师师长，红五军团第九军、四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第二分校校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员副司令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副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热河执行小组代表，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合江军区司令员兼东北军政大学上干大队大队长，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陈伯钧上将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骁将，而且是一名具有革命知识分子气质的儒将。他爱好读书、善于思考、长于写作，在戎马倥偬中仍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他生前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日记、文稿。著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公元1961年)、出版有《陈伯钧日记•文选》(公元1987年)。
1974年2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陈明仁：(公元1903～1974年)，字子良，湖南醴陵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4年升入广州市军政部讲武学校和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广东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的第一、二次东征。后任国民党陆军第十师第五十六团团长，陆军第八十师少将副师长、中将师长，陆军第二师中将参谋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国民党军政部中将处长，陆军预备师中将师长，陆军第七十一军中将副军长、军长，东北第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5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奇涵：(公元1897～1981年)，号圣涯，江西兴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19年入韶关滇军讲武堂分校学习。曾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被派往江西从事兵运工作。1927年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兼省军事部办事处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教导团团长，红三军、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教导师参谋长，军委随营学校校长，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教育局局长，绥德警备司令，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军委情报部第三室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地区、东满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分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1年6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陈锡联：(公元1915～1999年)，湖北黄安高桥区陡山彭家村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部政治指导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政治委员，第十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团长、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陈　康：(公元1911～2002年)，湖北广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长，二七四团副团长，红九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团团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二七六团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补充营营长，军部训练队队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营长兼主任教员，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团长，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第十三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十三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5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二岁。

陈仁麒：(公元1913～1994年)，福建龙岩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政府秘书，红二十一军政治部宣传员，红十二军特务队政治委员，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六师第一六六团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七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巡视员，军委教导师第一团政治委员，军委干部团特科营政治教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镇源县工委书记，陇东特委组织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警备第三旅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第十四旅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八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政治委员，海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3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陈正湘：(公元1911～1993年)，湖南新化圳上镇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6年入唐生智部当兵。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年在新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机枪连连长、营长，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代团长，十五师第四十五团团长，二师第四团团长，一师第一团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副团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团团长，第一支队司令员，第四、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军区副司令员。晋察冀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二纵队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12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陈庆先：(公元1908～1984年)，湖北黄陂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排长，四川万源县独立营连长、副营长、代营长、县指挥长，中共万源、阆中、梓桐县委书记，中共甘肃委组织部部长，回民独立师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党校大队长兼军事教员、班主任，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八团政治委员，江北游击纵队第六旅第十六团团长，第四军第二师第五旅副旅长兼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六旅旅长兼路西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华东军区第十二纵队司令员兼苏北军区司令员，华中指挥部副司令员，江淮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军长，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训练部部长、副教育长、教育长、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1月19日因病在济南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陈先瑞：(公元1913～1996)，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手枪团班长，鄂东北游击司令部特务四大队分队长，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中队长，二二四团营政治委员，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鄂陕游击师司令员，红七十四师师长。坚持了鄂豫陕边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团长、警备第一旅副旅长，河南人民抗日寇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豫中军分区司令员，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兼独立第三旅旅长，中原军区第五师第十五旅政治委员，鄂豫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原军区第三十八军副军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陕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1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二岁。

陈　力：(公元1917～1976)，江西宁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四师政治部政治指导员、组织干事。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团政治处主任，新一旅团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北军政大学炮兵大队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回国后，任铁道兵团政治部副主任、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铁道兵学院副院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叁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76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陈　沂：(公元1912～2002年)，贵州遵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1月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参加青年反帝同盟、左联外围组织。1931年1月在河北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任北平分盟候补执委、组织干事。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在山西晋城参加八路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8年6月起历任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校务部主任，《新华日报》太南版总编辑，《冀南日报》总编辑，《鲁西日报》、《冀鲁豫日报》社长、总编辑，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干事，《大众日报》社社长，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社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宣传部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宣传部部长，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48年1月起，先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9月至1958年3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1958年3月起被错划右派，下放黑龙江省劳动二十一年。1979年6月至1983年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1983年2月至1985年7月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财经委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002年7月26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九十岁。

陈　宏：(公元1917～2004年)，原名陈嘉惠，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军战士、班长、政治部宣传员、民运干事、剧团主任、青年科长、青年干事等职，参加了血战新集、土桥铺、漫川关突围、挺进大巴山等几十次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第一旅第三团政治委员，鲁中军区教导营政治教导员、团长，鲁中军区警备旅副旅长等职，先后参加了袭击张店军火库、小王庄突围、口镇炸敌炮楼、莲花山、岱崮、三次讨吴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警备旅副旅长，第九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九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纵队参谋长，第二十六军参谋长等职，率部参加了碾庄圩、开封、莱芜、孟良崮、太子堂、胶济路西段及淄博、蒙山、沂源、沙土集、洛阳、宛西、开封、睢杞、鲁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渤海军区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华东军区直属文化速成中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济南军区参谋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军委装甲兵司令员，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长期从事部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4年5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九岁。

陈　奇：(公元1910～1956)，河南罗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排长、连长、营长，第二十七师营教导员、营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区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一团副团长，二团长，蒙南支队支队长，第一旅第二团副团长，鲁中军区第二团团长兼沂山军分区司令员，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一旅旅长，淄博卫戍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司令员，胶东军区新五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二军第九十五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二军第九十五师师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二级解放勋章。
1956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四十六岁。

陈　波：(公元1908～今)，原名陈汉清，河南省新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皖红一师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副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副团长，援西军司令部第二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参谋长、副团长，太行军区荣军学校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通化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辽宁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参谋长，辽宁军区参谋长，东北护路军南满指挥部司令员，东北铁路公安总队副总队长，东北铁路公安局副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铁路公安总队总队长、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总参谋部警备部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　挺：(公元1911～2005)，福建福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东独立三团特务队队长，闽东独立师连长，第三团团长，坚持了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营长，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第五十二团团长，苏中军区特务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副师长，第三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军区福安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福建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5年2月18日因病在苏州逝世，终年九十四岁。

陈　钦：(公元1915～2003)，四川南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副连长、连长，第八十一团副营长、营长，红九军教导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同蒲路工人第二团副团长，晋南支队独立二团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兼主任教员，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一科科长，渤海军区团参谋长，第七师司令部参谋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八师参谋长，东北松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合江省军事部部长，东北军区卫戍处副处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航空处副处长，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第二参谋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5月7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陈　浩：(公元1914～今)，湖南省茶陵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大庸军分区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游击一大队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六师第十六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委员，第四师10团副政治委员，第六师第十七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三大队第一队队长、二支队支队长、参训队队长、第三分校训练部军教科科长、总队长，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独立四旅政治部主任、补充五旅政治委员。参加了石家庄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　祥：(公元1916～1997年)，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师通信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组织干事，第七团营政治专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第十七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延边朝鲜支队政治委员，东满军区独立一师第一团政治委员，吉林军区政治部主任，警卫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八师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军区珠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粤中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南军区装甲兵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解放军工程兵副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6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陈　彬：(公元1919～1998年)，原名陈大孝，四川通江麻石场陈家道角岭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
1933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排长。参加了川、陕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电台报务员、教员、分队长，山东军区电台区队区队长，渤海军区司令部电台区队长、通讯科科长等职，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特别是为保证部队的通信联络做出了显著成绩。
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一军分区参谋长，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大队长，浙江省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无棣城攻击战、平原攻击战、天津小站攻击战、济南战役和剿匪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兼浙江省军区司令部队列处副处长，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军委军务部兵员补充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组织处处长，军务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等职，为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积极推进国防工业体制改革，为军工更好地担负起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双重任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参与组织领导了多项战略武器、常规兵器和通信卫星的研制和试验，组织指挥了洲际运载火箭、潜艇运载火箭和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等多项重大试验任务，并获得圆满成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8年12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陈　熙：(公元1918～1990年)，江西兴国兴莲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少共莲塘区委组织部长。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第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第十三团政治处青年干事，补充师政治部宣传员，红五军团政治处技术书记，文化科科长，红三十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3月进入我党举办的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任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
解放战争时期，奉命到东北创建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任飞行大队政治政治教导员、政治委员、大队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参与组建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并任校长，后任空军军事学校管理部第一副部长，空军军校部部长，空军学院第一副院长，空军学院政治委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印度皇家空军代表团来兴国参观“兴国籍将军事迹展览”时，一位上校团长在听取了解说员对陈熙将军的详细介绍后，兴奋地竖起大拇指，不住地夸赞道：“真了不起，陈熙将军是一位从山沟里飞出来的雄鹰！”眼神里流露出无比的钦佩。有谁能想到一个从小没有念过书的放牛娃，居然成长为我军第一批飞行骨干，第一所航空学校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在外国人眼中，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不愧为“蓝天骄子”。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12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陈　德：(公元1914～1983年)，广东潮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文书，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第一一五师教导六旅第十六团政治委员清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山东军区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十八师政治委员，该师“战斗作风有突击性，善于村落战斗及爆破技术，具有攻坚战斗经验”。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政治委员，1963年到1975年任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调山东省军区任政治委员，至1980年卸任离休。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3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陈士法：(公元1911～1992年)，江西会昌珠兰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警卫连排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随营学校区队长，教导大队政治指导员、队长，师特务营营长，教导第二旅第四团副团长，临沭县独立营营长，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八师第二十三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参谋长、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6五师师长。参加了鲁南、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舟嵊要塞区副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2年8月15日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陈云中：(公元1917～1995年)，江西永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四师文书、测绘员，红二十八军作战参谋。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参谋，第四纵队参谋，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二支队侦察科科长，挺进军作战科科长，1939年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习。后任第七团参谋长，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参谋长，第十三团、十六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纵队第二旅副旅长，热河军区独立十三旅副旅长，冀察热辽军区军政学校训练部副部长，第十九军分区副司令员，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补训一师师长。建国后，历任川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宜宾军分区司令员，海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1954年到1958年在前苏联伏洛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海军东海舰队第六支队支队长，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副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95年10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陈云开：(公元1912～1990年)，江西泰和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六军团司令部译电员，第五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游击第一支队政治委员，军团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一二○师晋南工作团副主任，三五九旅炮兵营政治委员，晋西北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雁北支队政治委员，雁北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政治委员，第一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六军政治委员，1952年12月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六军政治委员。回国后，任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10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附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陈云开的入党、任职和授衔诸项简楞介绍前均加了“曾”字，这表明陈云开在抗美援朝回国后至文革结束期间犯有严重错误，受到过党纪、军纪处理，但从未公布过具体内容。1988年陈云开尚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章，以他的资历，原本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章的。不管陈云开出过什么事，但他在长征路上有一段感人的故事：过川西北草地时，陈云开在红六军团保卫局执行科工作，当时断了粮，只好吃野菜，但不知道哪些野菜有毒。科里的七名同志都抢着先试野菜，科长说：“我是科长，应该由我先尝野菜。万一我不行了，科里工作由陈云开同志负责。”陈云开抢过野菜说：“同志们，我今年才二十挂零，身体好，抵抗力强，毒性不大的野菜在我身上只能产生较低的反应。”陈云开一连尝了六种野菜，当尝第七种野菜时，当场中毒昏迷，被抢救才脱险。

陈中民：(公元1918～1987年)，山东济南槐荫区段店镇古城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12月始先后在济南、北京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七七”事变后参加组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一支队，任班长、排长、中队长。1938年12月任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第十支队连长。赴延安抗大学习结业后，回鲁西北筑先纵队任副营长、营长。1941年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筑先纵队营长，新八旅第二十二团营长，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第二十三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1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旅参谋长，先后参加了陇海、定陶、巨野、滑县等战役。在参与指挥五旅阻击国民党军队向鄄城进犯的战役中，浴血奋战十一天，保证了主力部队在张凤集地区进攻作战的胜利，受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通令嘉奖。1948年1月任五旅参谋长兼鄂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第五旅副旅长。参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后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初，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参加了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和成都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兼川南军区宜宾分区司令员、地区专员，带领部队和群众剿匪、建立政权、土改和恢复生产。1951年1月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12月被选送前苏联学习，先后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和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学习。1958年3月，任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1963年后任训研部部长、副教育长兼战役教研室主任。1969年12月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1972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兼军事系主任、军事学院副院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7年5月5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陈仁洪：(公元1917～1990年)，曾用名陈敏，江西铅山紫溪区沦头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铅山县区委书记，县独立营政治委员，警卫营政治委员，参加了赣东北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浙赣军区第四纵队第一支队政治委员，第四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在闽北地区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营长，新四军第七师第十九旅第五十六团营长。参加繁昌等战斗。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七师第五十七团副团长，独立团副团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教育长，参加了多次反“扫荡”。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参谋长，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副师长，第一六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师长，参加了莱芜、孟良崮、鲁西南、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师长、第二十四军副军长，参加了金城战役。1955年10月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副军长。1960年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任第六十六军副军长、军长、军政治委员，第二十四军军长，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82～1985年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陈文彪：(公元1910～1962年)，湖北汉川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第十七团排长，第七师第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军团五师第十五团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五师第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六师第十六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支队队长，抗大第二分校大队长，第三团团长，陕甘宁边区警备一旅第一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军区保安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冀热辽军分区政治委员，独立三师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六分部政治委员。参加了辽沈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南军区炮兵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械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军械部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2年11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二岁。

陈外欧：(公元1910～1984年)，原名外苟，湖南茶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营长，特务团参谋长，军团教导团团长，第十六师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营长、副团长、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三五九旅副旅长，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副旅长，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军官学校教育长，西北军区第一通信兵学校校长，中央军委测绘局局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1956年任国家测绘总局首任局长，1980年任总参谋部测绘局顾问，中国测绘学会首届理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测绘了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二的地区1:50000比例尺国家基本地形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事业的创建、布局、发展规划制定和组织实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9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陈发洪：(公元1916～1980年)，安徽霍丘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七团连政治指导员，红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交通队队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二七一团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科长，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科长，第七七○团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第三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旅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第二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第一四○师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临江、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代政治委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70年到1975年任第二炮兵政治委员，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0年6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陈亚夫：(公元1914～1990年)，原名陈凤元，河北满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保定地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7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第十大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易县支队副政治委员，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二纵六旅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随营学校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二纵四旅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独立三十一师政治委员，第一九四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黄土岭战斗和平津、太原、兰州、宁夏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九四师政治委员，第六十五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1952年春、夏季巩固阵地作战和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1952年，巴金来到朝鲜前线，到六十五军采访，恰好陈亚夫升任军政治部主任，巴金就在他的介绍下，多次到张振川团采访。张振川除介绍全团指战员英勇杀敌的战况外，还把赵先友烈士视死如归的情景说给巴金。作家激动不已，随后又赴赵先友生前所在的六连采访，写出小说《团圆》。小说发表后，引起当时主管电影的夏衍的注意，文化部遂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搬上银幕。长影最终敲定由武兆堤执导，由曾任总政副主任傅钟上将秘书的毛烽编剧，制作成家喻户晓的《英雄儿女》。回国后，1961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五军副政治委员，石家庄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政治委员，第一外国语学院政治委员，总参谋部三部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7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陈坊仁：(公元1916～1967年)，江西兴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兴国县区苏维埃政府儿童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连政治指导员、代营长，红二十八军第三团政治委员、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营长，宋邓支队大队参谋长、大队长，冀热察挺进军参谋处处长，第七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第七团团长、第三军分区四十二团团长，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1一旅旅长、第三纵队第九旅旅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六军副军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六副军长，后调任志愿军第六十八军代军长、军长，参加了一至四次战役、1951年阵地防御作战、1952年巩固阵地作战、秋季战术性反击、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和金城战役。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山东省军区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67年6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一岁。

陈华堂：(公元1911～1983年)，湖北天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0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原红二军团)第七师警卫营战士、班长，排长，教导团排长，红六军团特务团连长，第四十六团营长。参加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和转战湘鄂边。1934年冬任红六军团特务团五连连长。1936年任第十六师第四十六团第三营营长。参加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多次反“围剿”作战。11月随军长征。1936年秋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参谋长，10月到达甘肃会师。1937年1月任红六军团特务团团长。后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营长、大队长兼教育处处长，胶东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1943年任胶东军区西海(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第五旅旅长。率部参加巩固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一三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解放华东的多次重要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南京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国务院第三机械工业部军管会主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副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3年11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陈兴畴：(公元1917～1997年)，江苏铜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0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西安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7年参加绥远地区抗日游击队。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抗大总校政治干事、中队副政治指导员，抗大第三分校干部科股长、副科长，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延安军事学院高级干部队协理员。1942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组织部科长，冀中军区第二纵二旅政治部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补训师政治委员，第四十六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骑兵六师政治委员，1950年任空军第一航空预科总队政治委员，第一航空预科总队在长春，习惯上称长春预科总队。总队下设三个大队。一大队开始有三个中队，是老航校分家时留下来的一个飞行员入伍生大队，抗美援朝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又组建了三个中队，文化程度较高，有不少大学生。二大队和三大队各有七个中队，其中各有两个部队生队。至1950年底，长春预科总队已有学员三千多名。长春预科总队成立两个月，就开始向航校输送学员，1950年底输送两千多人，1951年7月输送五千多人。1952年离开长春预科总队，到第七航空学校任政治委员兼校长。后历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福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12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陈远波：(公元1913～1963年)，江西兴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兴国县城市区少共区委宣传科长、少共区委书记，共青团太雷县委书记，少共川康省委组织部部长，庆阳步兵学校政治教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独立一团营教导员兼营长，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独一旅第二团政治委员，第五支队政治委员，第六支队政治部主任，大青山骑兵一团政治委员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第八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干部部部长，军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3年5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岁。

陈克功：(公元1910～1992年)，陕西安定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子长县区委书记，子长县独立营政委，中共子长县委军事部副部长，蟠龙游击大队政治指导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一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关中军分区保安纵队副政治委员，警备三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副处长，延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警备四旅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第四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参加了扶□、兰州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57年毕业于后勤学院。后历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部长、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2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陈志彬：(公元1917～2000年)，湖南茶陵布庄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1月由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茶陵县儿童局书记，湘赣省保卫局秘书，红六军团政治部保卫局秘书。参加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保卫局第一科副科长、总务处处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等多次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第二十二旅政治委员，热东军分区政治委员，热河独立第八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政治部秘书长，湖南军区长沙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参加了辽西、平津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湖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是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2月7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陈伯禄：(公元1905～1976)，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立夏时节，中国共产党在商城东南丁家埠、白沙河一带举行了农民起义，5月9日成立了红三十二师，陈后禄在红三十二师第一○○团第一中队第一分队当战士。商城在河南省东南部，东接安徽，南界湖北，是个山地和平原的结合部，三面靠山，一面近水，地形十分险要，县城筑起了又高又厚的城墙，据说近百年从未被攻破，红三十二师决定攻打商城团长挑选了包括陈伯禄在内的七名战士，化装入城，夺取城门楼，枪响为号，部队随即攻城。陈伯禄化装成卖柴卖草的农民，其他几个战友有的扮土豪，有的扮商人，冒着大雪，来到商城南门，趁站岗的敌保安队员搜查之际，陈伯禄和战友丢下柴草，掏出枪来，干掉了敌岗哨，控制了城楼，一○○团乘机冲进了南门。商城至今有歌谣：“二十五清早，卖柴又卖草，红军混进城，人人不知晓……”说的就是陈伯禄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后来长期在刘邓大军工作，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九团政治处宣传队队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第一支队营政治教导员，第八支队二团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唐山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政治委员，天津市公安总队第二政治委员，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人民武装警察总队政治委员，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6年4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青山：(公元1919～2003年)，福建惠安洛阳镇陈埭头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三岁时随父亲移居马来西亚。1936年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1940年马来亚共产党派他到新加坡从事工运，担任抗日救亡运动的总指挥，被英国殖民当局监禁半年，1941年服刑期满，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驱逐出境回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海南岛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
抗日战争时期，任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第一总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组织科科长，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琼崖独立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三总队政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到政治学院学习。1957年任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59年任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78年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3月27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陈茂辉：(公元1912～今)，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进入闽西红军学校学习。1931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三军第六十六师第二六六团第三连政治指导员。1931年进入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3营连政治指导员，福建军区独立营政治委员，闽西第一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永定独立营政治委员，中共上杭县区委书记，中共永埔县委副书记兼中心区委书记。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红军主力长征后，在闽西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军部特务营政治教导员，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第三科科长。皖南事变后，任苏中军区如皋自卫总队总队长兼警卫团副团长，团长。第七师兵工厂政治委员，苏浙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特务团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第六十八师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莱芜、盂良崮、淮海、渡江和上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58年进入政治学院速成系学习。后任江苏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三政治委员、顾问，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其通：(公元1916～2001年)，四川巴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
1932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少共巴中县委书记、县独立团政治委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宣传队队长等职，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延安补充团政治处主任，烽火剧团中队长，延安艺术学校教员、中队长、宣传股长、旅宣传队长、团参谋长等职。
解放战争期间，任辽南军区保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武装部部长，军政学校政治委员，东北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兼文工团团长，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自己培养出来的艺术家，被誉为“红军戏剧家”。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的各类剧目多达百余个，获各类创作、导演奖二十八次。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品还是他以革命历史题材为素材创作的话剧，如《两个女红军》、《井岗山》、《万水千山》，特别是《万水千山》，既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1953年，他将酝酿了十多年，又曾两次试写过的长征题材《铁流两万五千里》，再次作了较大修改，定名为《万水千山》，一举轰动全国剧坛。当年上演144场，此后一直连演不衰。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中，《万水千山》获编剧、导演、舞台美术和表演等多项一等奖。是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9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陈明义：(公元1917～2002年)，河南商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河南商城县儿童团大队长，六霍县独立营政治委员，川陕省政治保卫局侦察员、班长、排长、副连长、侦察队队长，红军长征北上总司令部参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开辟鄂豫皖苏区、坚持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祁连山别动队政治委员，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太行军区司令部股长、副科长、科长，太行军区先遣支队参谋长，新编第四旅参谋长，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南军区参谋长。参加了百团大战，率部参加了对石家庄、德州铁路的破袭战斗，领导冀南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寇的“铁壁合围”，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第一八军参谋长。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渡江、赣中、湘南等战役及解放成都大会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进藏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率部执行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修建了当雄、贡嘎机场以及康藏、中尼国防公路等，为西藏的解放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5月24日因病在成都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陈忠梅：(公元1918～2000年)，福建永定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二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第十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直属队青年干事，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第二营连政治指导员，东进支队第二大队营副政治教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教导第五旅第十三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教导第五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十三团副团长。1944年进入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后任山东军区特务团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二十三师副师长、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六军7八师师长。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和上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六师师长。回国后，1952年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长山要塞区司令员。1964年进入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毕业后任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3月15日因病在福州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陈金钰：(公元1914～今)，湖北广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在红十五军第三团第三营七连当班长。当时红十五军只有两千多人，有一半的战士只有大刀、梭镖和鸟枪。红十五军攻打宿松城时，陈金钰所在的连队是预备队。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红军多次爬城不成功。陈金钰所在的连队被派去突破城西北角，陈金钰是突击组的成员，冒死爬上城墙，夺下守敌的枪，守住了突破口。后来升为副排长。红十五军和红一军合编为红四军后，任第十师第二十九团任排长、连长，红二十五军成立后，任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七团任副营长、营长，红三十一军成立后，任第九十三师特务营任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北冀西游击支队营长、支队司令员，独立支队大队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十六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四旅政治委员，第三师第八旅旅长。1947年在刘震、吴法宪的二纵任第四师师长。第四师是红军时期红二十五军的老基础，抗日战争时期编为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皖南事变后南下华中，扩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进入东北时有七千二百人，装备比山东部队稍好。四师由于历史基础较老，战斗积极性较好，执行任务坚决，战斗作风勇猛。陈金钰在四师的时候，四师参加了攻打怀德的战斗，当时以四师的十二团和六师的十六团组成第一梯队，以四师和六师各一个团组成第二梯队。战斗打响后，第一梯队只用几分钟时间就突破了西南角，激战一夜，歼灭守敌新一军第三十师九十团。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师师长。陈金钰在四师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主力部队，先在东北军区上干大队任队长，后到一个独立师当师长，四野主力入关后，陈金钰留在东北，任第一六五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一六五师改为华北军区第二○八师，陈金钰任师长。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步兵学校校长，石家庄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副军长，河北省保定卫戍副司令员，1962～1968年，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以后担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炎清：(公元1910～1996)，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第二二○团排长，红二十八军第五十团连政治指导员，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连政治指导员，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第七大队营政治教导员，第九大队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第十九团营政治教导员，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第二十一军分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独立八师副师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永顺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湖南省兵役局副局长、局长，邵阳军分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11月2日因病在长沙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陈宗坤：(公元1915～1982年)，四川广元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战士，入伍不久就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先后升任班长、排长、连长。长征中患伤寒病，曾昏迷不醒。他谢绝了战友的担架，硬挺了下来，没有吃药，病竟然好了。长征结束后，调到红一军团，在四师第十二团任排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抗日义勇队队长、营长，第十团参谋长，第一军分区第二十团团长，冀察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著名的平型关战斗时他是排长，战斗中，子弹打完了，枪托打断了，刺刀拼弯了，他只被弹片轻轻擦了一下腿肚子皮。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军区第十九军分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师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六军第一五九师师长，湖南军区长沙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任晋察冀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时，率两个团驻守张北县。该部发现大清沟方向有敌活动，但却误认为是小股敌人骚扰，陈宗坤率部队绕道前往围歼，张北县城仅留一个连驻守，致使敌军乘虚而入，虽郑维山派兵力增援，但张北县城西门被突破，守城部队建制被打乱，张北陷于敌手。任冀热辽军区独立七师师长时，独立七师刚组建，兵力不多，枪支弹药少，部队没有经过整训。从未打过攻坚战，上级就命令独立七师攻打察北重镇多伦县城。他力排众议，精心组织攻城，经过十多个小时战斗，全歼守敌，解放多伦县城。率领独立七师先后攻克延庆、平定堡、崇礼等县城，作战四十六次，毙伤俘敌八千余人，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四十九军第一五九师。陈宗坤身经百战，却从未受过伤。直到解放天津时，他却踩中了一个脚踏雷，在危急关头十分镇定，命令周围的隐蔽好，猛力跳进旁边的一个弹坑，地雷爆炸了，他竟然安然无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副军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2年11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陈宜贵：(公元1914～1997年)，又名冯少堂，安徽霍丘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九团班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团连指导员、团部书记、师政治部秘书长，红九军政治部保卫局局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冀中军区第三团政治处主任、晋察冀军区陆军中学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第四纵队第十一旅政治委员，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平津、太原、宁夏等战役。宁夏战役时，率第一九一师两个团，穿插荒无人烟的沙漠，在特大暴风雨的袭击下，强行军第八十五公里，占领了鸣沙洲，斩断了中宁通往金积、灵武的公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五军副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季阵地防御作战、保卫开城作战、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回国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曾与李中权、李振军主编《冀中熔炉》等。
1997年6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陈绍昆：(公元1921～今)，江苏宿迁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苏皖抗日寇政干校干事，八路军苏皖纵队随营学校分队长、中队长、泗阳县四区区长、中共区委书记、中共7区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治教导员，县总队副总队长，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淮海军分区新一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第三十团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五师第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第一一六师第三四八团政治委员。攻打锦州时，是东野二纵队第五师第十五团政治委员，十五团受领的任务是突破城西北门右侧十多米的突出部。这次攻城，有我军上百门大炮破坏射击和坦克车的支援，他和团长的指挥所随尖刀营前进。尖刀连在突破口与敌人展开激战，当指挥所进入突破口时，命令二梯队营投入战斗，从南北大街往东打，迅速扩大战斗面，巩固突破口。这时团长负了伤，全团由陈绍昆指挥，挨家逐院、掏墙打洞歼灭敌人主力。十五团的一个营摸进敌一八四师师部和联勤总部，俘敌近千。另一个连打进法院，俘敌七百余人。陈绍昆率十五团打了整整二十一个小时，突破勇猛，穿插迅速，圆满完成了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一六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一一七师副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副部长，第三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70年6月调任冶金工业部革命委员会主任，1975年1月出任冶金工业部部长，1977年卸任，未再担任领导职务。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陈信忠：(公元1915～1989年)，江西永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七团排长，红一军团骑兵团排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骑兵团连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骑兵营营长，第四军分区行唐支队支队长，第三十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纵队第三旅第一团团长。1946年，冀晋纵队第三旅改编为晋察冀军区四纵十旅，任第二十九团团长。在他和政治委员傅崇碧的指挥下，解丰镇之围，俘虏敌军数百人。攻打应县，二十九团先攻占了西关，但在攻城时，两次未能得手，后来眼看就要攻上去了，敌机来轰炸，登城未成功。上级得知守敌企图突围，令二十九团撤至野外歼灭敌军，二十九团让开道路后，因敌军发现我军意图，未出城。攻打易县时，两军打了一天一夜，双方伤亡都很大，我军已不可能将敌军围歼，敌军也无力继续进攻。这时上级命令撤退，而二十九团已经打了进去，撤不出来了，幸亏胡耀邦、傅崇碧带一个团打进来，才将二十九团接应出去。清风店战役中，十旅参谋长牺牲，陈信忠接任第十旅参谋长，后升任副旅长、旅长，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第一九○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四军第一九○师师长。回国后，195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副军长、军长，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12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陈美福：(公元1914～2000年)，江西兴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第三十四师第一一一团排长，中央军委警卫营连长、副营长，军委警卫团副团长，陕北独立师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参谋长，警备一旅第三团参谋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作战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进干部纵队直属支队支队长，旅大警官学校教育长，旅大市公安总队总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旅大市公安总队司令员，旅大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12月3日因病在沈阳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陈美藻：(公元1914～1989年)，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第十师第三十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营政治教导员、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组织科科长，山东军区特务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警备一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八纵二十四师政治委员，第十纵政治部主任，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参加了莱芜、淮海、渡江、福州等战役。福州解放后，任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因胃病加重，在后方疗养，陈美藻在福清县城主持召开军党委会，传达兵团交给第二十八军的三项任务：一是第八十三师回福州，担负该市的警备和军管任务；二是第八十四师两个团到闽北参加剿匪战斗；三是第八十二师和第八十四师第二五一团加军直炮兵团继续南下，参加解放厦门金门之战。兵团指定陈美藻留福州主持第二十八军全面工作，指定副军长萧锋和军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带一个师加两个团南下作战。后来第八十二师和第八十四师第二五一团在金门之战中严重失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渤海军区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干部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干部部部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陈挽澜：(公元1913～1982年)，四川宣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任会计，1935年升任总供给部管理科科长。参加了西征，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关进兰州“感化院”。在“感化院”，被俘红军分为士兵队和军官队，军官队待遇好些，他未暴露军官身份。在被押送西安途中，越墙而逃，回到援西军总部。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供给部军实科副科长、科长，1941年任八路军总供给部军实处处长。1943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被派往河南开辟新区，任河南军区供给部部长。在河南建立税收机关，开办银行，征粮筹款，解决部队给养。
解放战争时期，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重占豫西，陈挽澜随部队转移到中原，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担任中原军区第二纵供给部部长。中原突围时，一部分干部奉命化装分散突围，化装成小贩，到达华东地区，被分配到东北。在东北历任辽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后勤部部长，第四十二军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野后勤部财务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中南军区财务部副部长，广州军区财务部副部长，1955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兼财务部部长。回国后，1961年任通信兵部后勤部部长，1964年升任通信兵部副主任，1975年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1982年10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陈铁君：(公元1917～1961年)，浙江平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原在国民党军政部化学兵队。1934年脱离国民党部队，由南京回家乡参加革命，在平阳、瑞安边境开展武装斗争，任平阳县游击队队长，瑞安、平阳独立团团长，闽浙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闽浙抗日游击总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教导队教员、科长，第一师第二旅副参谋长，第一纵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第七兵团副参谋长，第十兵团副参谋长。第十兵团指挥所都进入厦门市，叶飞司令员担任了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用大量精力抓地方工作，部队日常工作由刘培善主任管，兵团指挥所由兵团副参谋长陈铁君具体负责。当时金门岛敌军的情报是由兵团指挥所负责，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认为兵团始终没有搞清金门岛敌守军的准确数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训练部军事计划训练局第一副局长、代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计划监察部副部长。后训练总监部被撤消，陈铁君未再担任领导职务。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1年10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四十四岁。

陈海涵：(公元1914～1994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参加农民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二团连长、师政治部宣传队中队长，1934年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王稼祥召见陈海涵，告诉他中央决定战略转移，将原来准备进炮兵学校和工兵学校的人组成红星炮兵营，任陈海涵为政治委员。陈海涵立即去见了叶剑英，叶剑英说：“由武亭任营长，你任政治委员。武亭是朝鲜同志，你要好好支持他的工作，多负责任。你们现在的任务一是组编部队；二是准备随总部转移。”陈海涵来到炮兵营，与武亭商议，将炮兵营编为七个营，三个炮兵连，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部队尚未调整好，就开始了长征。在过第三道封锁线时，红星炮兵营单独作战，击溃了敌一个保安团。突破湘江时，红星炮兵营配属红四师，彭雪枫师长对武亭和陈海涵说：“情况不妙，你们哪怕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守住。你们的背后就是中央纵队，不能后退一步，一定要坚持到天黑。”红星炮兵营和敌军的两个旅血战到天黑，完成了任务，但伤亡很大。黎平会议后，部队整编，红星炮兵营撤消，连队编入红三军团，陈海涵调到红四师先后担任无线电队政治委员，第十二团营长，第十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晋察冀军区特务团政治委员，第一团政治委员，第五军分区参谋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二旅副参谋长、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六纵教导旅旅长，纵队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空军参谋长，1952年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任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班主任、系主任，桂林步兵学校校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6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著有《在彭总指挥下》长篇回忆录。

陈锐霆：(公元1906～今)，原名陈瑞亭，字祥麟，山东即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5年在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农村讲习科三班学习。1927年毕业后在青岛教过半年学。时值军阀混战，萌发了报考军校，救国救民的念头。1928年路过济南，遭遇“五卅惨案”，更加坚定了入伍的决心，不久即考入设在北平的河北军政学校炮兵队。1935年又考入国民党南京炮兵学校，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加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副校长，淮北军区副参谋长兼新四军第四师副参谋长，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联络处处长兼第四师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山东军区参谋处处长兼炮兵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代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参谋长、副司令员，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福初：(公元1913～2006年)，湖北黄陂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陈福初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受革命思想影响投身革命，1930 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 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时期，他任黄陂县塔尔区苏维埃经济公社办事员、少共区委委员兼少年先锋队大队长、陕安南县县委组织部干事。参加红军后，历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通信营战士、军委会直属机关团总支副书记，红四方面军手枪队战士、警卫班长、排长，总部译电员，红四方面军二局代理科长、科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历次反“ 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长征。参加红军后，他曾多次参加各种战役战斗，冲锋陷阵，英勇作战，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在攻打麻城的战斗中，他和战友一起，活捉敌副团长以下官兵一百多名，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受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的表彰。在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的战役和长征途中 , 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及时向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情报 , 为红军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和长征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长征中，面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另立中央的错误路线，他坚信党的领导，坚持北上抗日，虽然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历经磨难，但革命意志坚如钢铁，毫不动摇。长征途中，他奉命保卫无线电台，在战事频繁，极度艰苦的环境中，恪尽职守, 百倍警惕，确保了电台人员、物资的安全。在做好警卫工作的同时，他刻苦自学和钻研技术业务，先后学会了译电和发电机操作技术，从一个识字不多的警卫战士逐步转变为一个能够独立从事情报技术工作的业务人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股长，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汽车队指导员，军委二局党总支书记、总务处长、办公室主任等职。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积极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团结和带领部属，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情报侦察，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1939年1月至 1940 年3月，他奉叶剑英参谋长命令，调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期间，他机智灵活，英勇果敢，带领部属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并及时获取国民党顽固派“关于处置异党活动办法”的密件，为党中央揭露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回军委二局任职期间，他认真贯彻上级对军委二局的指示精神，呕心沥血、亲历亲为，妥善处理和圆满完成了大量具体繁重的工作，保护和造就了大批青年技术人才。他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带领官兵边工作边生产，不仅有力地改善了二局的工作条件，推进了业务工作的开展，还培养出多名受到军委总部表彰的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为军委二局在艰苦战争环境中得以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二局办公室主任、训练班主任、副局长等职。解放战争中，他由延安军委二局调华北军区二局工作。他协助局领导做了大量技术业务、人才培养、后勤保障和思想政治工作，配合我军先后取得了绥远、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重大战役的胜利。此后，他任中南军区二局副局长，率部南下，昼夜奋战，连续突击，有力保障了我军渡江、衡宝、解放广西和海南岛等战役的胜利，为全歼国民党残余部队，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卓越贡献。
建国后，任中南军区二局副局长、局长，军委技术部六局局长，总参三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等职。他与党委“一班人”艰苦创业，奋发进取，团结带领全局同志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各种任务。尤其是在配合我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保卫我国家领导人外访安全和炮击金门的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受到上级表彰。亚非会议后，周恩来总理曾派邓颖超同志亲临三部表示感谢。在执行每一次重要任务时，他总是亲临现场，坐镇指挥，给同志们以巨大的鼓舞和信心。他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保护，通过多种渠道广纳贤才，积极开展各种培训，不断提高素质能力，大大充实和加强了技术队伍，为事业的深入发展培养了一批宝贵的领导和技术人才。
他任总参三部副政治委员和第二政治委员后，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履行职责，参与了三部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为加强三部的全面建设付出了巨大努力，倾注了全部心血，特别是在加强和改进三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搞好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关于三部开展正面教育的决定，维护了三部的团结稳定和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在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纠正和努力消除极“左”思潮对三部的危害、影响，受到全部同志的拥护。
他大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十分强调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的紧密结合，大力倡导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调动了广大业务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了技术业务工作的深入开展。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党委科学决策，为三部事业的全面建设和长远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并具体领导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1980 年12月离职休养。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保持和发扬了老红军的光荣传统，继续为党的事业发挥余热。他曾先后到各局、所、站、院校、军区技术局、边远山区、沿海岛屿的工作点等八十多个单位调查研究，写出专题报告，向部党委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真知灼见。1981 年，他受聘担任总参青年工作顾问，先后在部内单位和地方中、小学做了上百场传统报告，受到广大官兵和青少年学生的热烈欢迎。1984 年，他受总参党委指派，率整党工作组到炮兵部进行为期一年的帮助整党，工作负责，成效显著，得到总参领导和炮兵部群众的好评。1999 年，他不顾八十六岁高龄，欣然接受组织委托，情理交融，苦口婆心地做“法轮功”痴迷者的转化工作，教育了群众，挽救了同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主动向总参党委请求彻底退出领导岗位，展示了共产党人重事业、淡名利的崇高境界。他具有很强的大局观念和团结意识，为了党的事业不计个人荣辱，甚至在受到误解和不公正对待时，也坚持以大局为重，实事求是，宽厚待人，充分体现了革命者的宽广胸怀和高风亮节。他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抵制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和行为，具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他具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和过人胆识，在复杂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多次顶着巨大压力保护了大批干部和技术骨干。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晚年身患癌症等多种疾病，历经数次手术，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坚持参加政治学习和党的生活，抱病参加了纪念技术情报工作创建七十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各项活动。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离休后曾向灾区和贫困老区捐款数万元。他关心部属，团结同志，对生死相依的战友始终怀有深厚感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与原红四方面军二局部分老同志历经周折，不懈努力，终于查清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和情报工作创始人蔡威同志的身世并寻找到他的后人，使这位无名英雄的在天之灵得到告慰。今年春节后，他在身体已极为虚弱的情况下，还坚持在病榻上逐字逐句地审查修改了《无名英雄蔡威》的书稿和序言，弥留之际还一再叮嘱家人将书稿按时寄出，体现了对战友如山似海的手足情意。
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对自己和家属子女要求极为严格，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他宁肯自己想方设法，予以克服，也绝不给组织增添麻烦，多次被评为先进离休干部，受到表彰，在三部广大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得到大家衷心爱戴和尊敬。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 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6年4月28日l4时07分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三岁。

陈福章：(公元1913～1982年)，本姓程，因为负责登记姓名的干部没有听清楚，将程福章写成陈福章，这个名字就这样叫下去了。四川通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三营战士，不久任打旗兵。半年后任师政治部青年干事。曾经到红四军的培养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结业后任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地方工作队队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任七六九团第三营九连政治指导员，第七六九团是一二九师的主力团，在七六九团担任过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1939年被派往友军工作，接受了一支受国民党指挥的友军，改编为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的部队。1940年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作战股股长，1941年任独立营营长。1942年，主力部队地方化，任第二军分区武工队长，打碉堡，摸哨所，开展游击战。曾率领武工队截击过数百名敌人，他领导的武工队被敌人称为“红胡子”。后来任第二军分区第二十八团团长。有一次带一名参谋到日寇驻地侦察，不慎手枪从腰里掉到地上，他敏捷地用脚踩住了手枪，日寇没有发现。
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任独立二十五旅副参谋长，吉东警备二旅副参谋长，敦化县保安团长，蛟河县城防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十纵二十九师第八十五团副团长、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第一四○师第四一九团政治委员。第十纵队改为四十七军后，进军湖南，在湖南连升三级，在很短时间内升任四一九团团长、一四○师副师长、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到南京军事学院速成系学习。同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第一四○师师长，参加了1951年阵地防御作战，1952年巩固阵地作战和秋季战术性反击。回国后，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任第一海军学校第一分校校长。1954年任威海水警区司令员，1955年起任威海基地司令员。1972年离休。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2年9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dazhonghua

陈德先：(公元1916～2004年)，江西泰和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战士、交通员、团特派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参加了东征等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太原办事处政治处干事、支队特派员、锄奸科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参加了莒县、临沂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等职，先后参加了攻打峄县、泰安、小方山、济宁、沙土集、许昌、金刚寺、洛阳、开封、睢杞等战役战斗，以及济南、淮海和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学院完成系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炮兵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工程兵第二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等职，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维护军政军民团结，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4年10月11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陈鹤桥：(公元1914～今)，安徽霍丘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七军第三团政治处和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红二十五军和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文印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著名的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党务科科长、上级干部科政治处主任、太行陆军中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处处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太行区对日寇的反“扫荡”作战和对日寇的反攻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政治干部管理部部长，第一四军政治委员，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是中共第十一次、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军委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陈炳德：(公元1941～今)，江苏南通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58年9月参加工作。1961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班长、排长、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师司令部作训科副科长、科长，团参谋长，师副参谋长。1979年任师参谋长。1981年任师长。1983年任副军长，同年入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85年毕业后任集团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90年6月任南昌陆军学院院长。1992年9月任陆军指挥学院院长。1993年2月任集团军军长，12月任南京军区参谋长。1996年1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2000年1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2002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

陈　煐：(公元1919～2004年)，山东章丘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8年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参加了反扫荡反蚕食战斗，坚持敌区斗争3年多时间。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团政治处主任，第三野战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1955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政治系。后历任军事学院政治部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军政治委员，南京政治学校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85年任解放军指挥学院副政治委员。为我军院校和部队建设，为培养中高级指挥人才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二级道理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2004年3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陈传阔：(公元1945～今)，安徽淮南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中将。
196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7月参加工作。解放军指挥学院基本系毕业。1970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5年7月至1970年1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机要干部学校学员。1970年1月至1971年9月为中央警卫团训练大队战士。1971年9月至1973年11月任中央警卫团训练大队副区队长。1973年11月至1978年4月任中央警卫团司令部军训科参谋。1978年4月至1981年10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司令部军训处参谋。1981年10月至1982年12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司令部第一警卫处副处长。1982年12月至1983年10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警卫处副团职参谋。1983年10月至1985年7月任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1985年7月至1993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警卫处处长(期间：1986年9月至1988年7月在解放军指挥学院基本一系学习)。1993年4月至1996年7月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参谋长(副军职)。1996年7月至1999年12月任武装警察部队副参谋长。1999年12月至2003年12月武装警察部队参谋长、武警部队党委委员。2003年12月任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副司令员、武装警察部队党委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1994年9月晋升武警少将警衔，2001年7月晋升武警中将警衔。

陈明山：(公元1931～今)，山西原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
1946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班长，参加了晋北、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卫士长、警卫副官。1956年毕业于第三海军学校。任海军鱼雷快艇部队中队指导员、大队参谋长、大队长、支队长。1978年入军事学院学习。后任舰队副参谋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舰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1988年任海军副司令员，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9月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陈培民：(公元1927～今)，山东省荣成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1年任荣成县区武委会副主任，1943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战士、班长、排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连政治指导员，第四野战军团政治处副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部干事。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处主任。1957年毕业于总高级步兵学校。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1985年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是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陈旭榜：(公元1932～今)，湖南省攸县鸭塘铺乡奥林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9月入伍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政治教导大队和湘西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担任文化教员，参加湘西剿匪作战，并圆满完成教学任务；1959年2月至197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政治部工作，因工作认真，恪尽职守，荣立三等功两次，五次受军首长通令嘉奖；1976年任第四十七军秘书处处长；1978年6月调兰州军区后，任政治部副秘书长、组织部长、政治部秘书长等职；1984年年过半百，坚持业余自学大学课程，参加高教自考，圆了大学梦。1985年调任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书记、军区党委常委。期间，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五届、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8月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陈昌浩：(公元1906～1967年)，湖北汉阳永安堡戴家庄人。著名工农红军早期将领。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赴前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并转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4月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同年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11月任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曾与徐向前组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战役。
1932年10月，参与指挥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反“六路围攻”。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
抗日战争战争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39年8月去前苏联治病。1952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等职。曾获金质红星奖章。
1967年7月30日在北京自杀，终年六十一岁。
其长子陈祖泽，现为香港九龙巴士公司董事长、香港报业公会主席。
其幼子陈祖涛，原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现为国家科委专职委员。
注_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陈昌浩文革在劫难逃：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昌浩是红军中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后，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改称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西路军最后失败了。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离开西路军奔赴陕北途中，陈昌浩、徐向前二人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回到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而陈昌浩则没有报告组织，擅自回了老家。1937年6月的一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
来武汉的第二天，陈昌浩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十年的老母和妻子、儿子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前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前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做苦力。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
日寇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前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前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前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留学前苏联的儿子陈洋生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陈洋生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离开祖国十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等领导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
出于战友情谊，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他人生的巅峰。这巅峰上下染着烟火和血色，也是他难以洗雪的耻辱之柱。此时在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回国后的陈昌浩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陈昌浩在武汉与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声音嘶哑，热泪长流。他痛心疾首地说：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十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当我想到这些英灵，犹如万箭穿心……我过去对不起毛主席，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错误，西路军时打了败仗，但党中央毛主席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我回国以来，先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我的经验教训，继续摈弃一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后来调我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真正是搞我的老本行了，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任用是不错的，我这是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著述的陈昌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了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格兰娜生的儿子陈祖莫、陈柏生、陈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这年，他六十一岁。
十三年后的1980年8月21日，陈昌浩的名誉得以恢复，中共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陈济棠：(公元1890～1953年)，字伯南，广东防城人(令广西防城)。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级上将。
陈济棠曾独揽广东军政大权，进行封建割据，保持广东半独立局面达八年之久，被人称作“南天王”。陈济棠出生在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父亲名谦受又名金益，系清季秀才，在乡间设私塾，教书多年。大哥陈维周，早年在防城东兴做过星相业，笃信阴阳邪道，对陈济棠的影响极大。他六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八岁丧母。他性孝，待人接物总显出一片忠诚，故颇受人称颂。十六岁时应乡试，榜列第三。因感于国家外侮频仍，清室行政腐败不堪，他无心再求仕进，蓄志从戎，曾先在县城习警政，后于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次年春，他由陆小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转入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历任连、营、团、旅、师、军长等职直至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陈济棠在1923年春升任陆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曾三次率部入广州，后赴前苏联学习，1927年后全面接掌广东军政大权，治粤凡七年余。1928年任“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取代李济深掌握了广东军权。1929年3月20日，蒋中正任命陈济棠为广东编遣特派员，并在南京后扣押李济深。陈济棠从此主持广东政务，自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1930年冬初，陈济棠在广州残酷地杀害了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蔡和森。蔡和森壮烈牺牲时仅三十六岁。
1932年陈济棠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当年5月5日，由陈济棠操纵的粤西南政务委员会决议，裁撤海军总部，改隶第一集团军管辖，陈策任第一集团军高等顾问。陈济棠借机准备以武力接收粤海军，从而引起陈策的强烈不满。是日，中山等舰二十余名舰长通电拥护陈策，谴责陈济棠拥兵自固，对海军蓄意剪除，并表示为避陈济棠暴力压迫，将舰队移驻琼崖唐家湾，后在海口建立反对陈济棠的根据地。6月15日，反陈济棠的广东海军为解决军饷不足，派中山、海瑞两舰载陆战队三个营突至北海登陆，劫走该地储藏的鸦片数十万两，并提走北海中央银行现款二十余万元。6月21日，中山舰在零丁洋将送粤军军火的商船水东号截获，缴步枪四千枝，子弹八百箱，机枪六挺。陈济棠令新任粤空军司令黄光锐派飞机轰炸中山舰。6月25日，陈济棠军两路渡海攻琼崖，并派飞机在零丁洋轰炸中山等舰。6月26日，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续派飞机飞临零丁洋轰炸中山等舰。各舰以高射炮边还击，边迅速避入香港英界。当时港督派人登舰，强令卸除武装，中山舰乃沿海北驶。
1933年蒋中正调集大军准备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大围剿，为筹集军费，准备开征洋米税。当时作为五省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立即在广东开征舶来农产品专税，实行变国税为省税，企图捞上一笔。此举有悖民意，遭到当地民、商的一致反对。因潮汕地区缺粮严重，反对之声尤烈。广州米糠同业公会主席黄詠雩慨然而起，为民请命，通电明确表示反对。同时召开同业公会会员大会，作出决议：抗争到底，实行停办、停保、停运，并号召全省同业一致行动。9月30日。又在广州举行十五商埠及香港等地米商代表会议，吁请当局收回成命，呈请缓办，分开门类征税。抗征洋米税风潮在同业公会的推动下，一时风起云涌，直接危及了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陈济棠动用高压手段，下令改组市商会，并派兵驻守米糠行各店催征税款，传讯抗税商人，规定未缴完税款者不得营业。同时用行政手段把黄詠雩排除出市商会领导层，暂时压下了抗税风潮。黄则以省商联会主席的名义，率经济调查团赴中区各县市调查，实地了解商民的赋税情况。在了解情况之后，他提出：“各属商业，大都极呈不景，挽救指导，虽经纬万端，要必全省商会团结一致，群策群力。”陈济棠为防止再次发生席卷全省的抗税风潮，派财政厅长区芳浦制造了震动一时的“省商联会主席冤案”。
1934年1月间，广州东郊萝岗洞梅花盛开，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济棠忽然游兴大发，偕同爱妾莫秀英及其家人，由几个副官卫士陪同，分乘两部黑色小汽车由东山梅花村官邸前往萝岗洞观赏梅花。不料行至东圃乡路口时，突然遭到警兵喝令停车检查，第一部车正是陈济棠夫妇座驾，他们不予理睬，警兵立即追赶，并开枪扫射。陈济棠命令司机以最高速度狂奔，不敢进入萝岗洞，绕道广汕公路向增城方向驶去。在距离增城县城七八公里的地方，由于惊慌失措，该小车跌落公路左侧的水凼中，弄到车上各人满身泥泞，狼狈非常，但又不便暴露身份，只好在郊外躲避。至于另外一部小车看见前面出了问题，便掉头回走，不敢前进了。翌日天曙后，陈济棠派随从副官入城打听消息，然后才决定是否入城。他在增城县政府打电话给广州宪兵司令林时清，问广州方面是否有异动，林答他广州安静如常，并立即派出一连宪兵前往增城接他回广州。陈济棠回到广州后，大发雷霆，着林时清抓番禺县长严博球前来问罪。当时东圃至萝岗洞一带是属番禺县管辖的，旧称禺北，当地出事，当然惟地方官是问。原来造成这件事故的内情是这样的：陈济棠夫妇前往萝岗赏梅那一天，恰巧陈塘名妓花云仙姐妹与狎客多人也同时乘车前往萝岗游玩，当汽车经过石牌山顶附近，突遭匪徒路劫，幸亏司机机警，开快车直冲而过，并沿途大声呼叫有土匪抢劫。那两部也是黑色的匪车追赶不及，又见广州方面有车尾随而来，感到形势不妙，至棠下便绕路他逃了。花云仙等人到东圃路口时，便即向驻在路旁的政警中队报案，是时适有两部黑色小汽车由棠下方向驶来，花云仙等人在惊魂未定中遥指那两部车误认是匪车，中队长曾宇亮便派小队长黎仲杰率领一些警兵在路边伏击，遂出现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情况。严博球曾在陆军小学当过教官，是陈济棠的老师，这次见陈济棠，被罚立正近半小时。他身躯肥大，站立如此之久，确实痛苦不堪。他等到陈济棠怒气稍为平息后，才将此事造成误会的经过申述清楚。后来，陈济棠责令严博球将曾宇亮、黎仲杰两人扣押，由新造解到广州交宪兵司令部审理法办。番禺县政警大队长曾谷民是曾宇亮之叔，他认识到事件之严重，便去电族兄军界名宿曾友仁求援，曾友仁邀约第三军驻东江地区的五个团长前来广州与林时清研究案情与对策。林经过实地调查及详细审讯，确认此事纯属误会，并非预谋刺杀。于是将严博球、曾谷民撤职，判处曾宇亮、黎仲杰各服一年徒刑，交广州第一监狱收押执行，此事告一段落。当时报纸闹得纷纷扬扬，称之为“东圃事件”。
1934年10月5日，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同陈济棠代表扬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达成五项秘密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从现在战线后退十公里。因此，红军未经战斗，在短时间内即安全通过陈济棠防区，向湘南蓝山、嘉禾、临武挺进。与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后，潘汉年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４月，民国政府公布第一批一级上将名单，陈济棠是九位一级上将之一。至1936年，集广东省党政军权于一身。主粤八年，颇有建树，被当时人称为“南天王”。
1936年7月13日，蒋中正下令免陈济棠职，委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14日，余汉谋在江西大余宣誓就职，回师韶关，通电限陈济棠24小时内离粤。15日，陈济棠部主力集中于英德、军田，与余汉谋部对峙。17日，陈济棠部下军长张达又被蒋中正收买，陈济棠即告失败，于18日下野赴香港。20日，李宗仁、白崇禧派黄旭初飞抵庐山，与蒋中正谈宁桂合作。至此，两广事变即告结束。
“两广事变”中，迷信的陈济棠曾派术士暗中察看蒋中正气色，认为老蒋满脸晦气，又让大术士翁半玄卜了一卦，卦中有“大运已至，机不可失”，陈济棠遂出兵江西、湖南反蒋，孰料，蒋中正暗中收买了陈济棠耗资巨大的空军，空军司令黄锐光带领四十八架飞机投靠南京民国政府，术士翁半玄卦中的“机”，并非时机成熟的“机”，而变为飞机的“机”了。
此后，余汉谋通电拥护蒋中正，邓龙光不辞而别，李汉魂挂印封金，手下一个个而去，迷信给陈济棠开了一个玩笑，他只得通电辞职，从此失去军权。
自辛亥革命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三十八年期间，广东省由于政局动荡，兵匪频仍，加以日寇入侵，以致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但当中由陈济棠治理下，地方治安较好，更适值风调雨顺，农产丰阜，物价稳定，人民曾一度得有喘息的机会，因此，被称为那个年代之中“广东黄金时代”，虽不无过誉，然而当时全省财经情况确是较好，民众生活安定，亦是事实。
陈济棠一生中共有十八个子女，莫五姑为他生下七男四女，其第十子陈树柏现在是美国圣克拉拉大学教授，1980年他携夫人回国探亲，邓小平同志亲自接见，并赞其父“治粤八年，确有建树。”
1953年，陈济棠病逝于香港，终年六十四岁。
附_陈济棠夫人莫五姑：
提起莫五姑，高州老一辈人可谓家喻户晓，莫五姑又名莫秀英(公元1900～1947年)，在民国年间，她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在十八世纪末年，她出生于高州分界储良山村，祖父莫毓林因犯上被治了罪，抄了家，到了父亲手上已是风雨飘摇落泊潦倒的寒微之家了，兄长外号为“大光灯”，他生性放荡不善理家，幼年时，莫五姑跟从名师学唱曲，尤其精通粤曲演唱艺术，她唱腔风格委婉细腻，行腔有如行云流水、变化万千，自成一派，此外，她还能弹奏古今中外名曲，演唱古本小说，加上天生丽质，有古美人的气质典雅，在省、港、澳歌坛上轰动一时，许多达官贵人被她所倾倒。
莫五姑是位有悟性有头脑的奇女子，她对国民党许多高级军官的求爱采取婉拒的态度，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当时还是连长的陈济棠，她喜出望外，便与这位落魄的军人结为百年之好。当时，艺术舞台的姐妹问她为何要作如此选择时，她说：“陈济棠生得虎背熊腰，将来定能发达，我愿嫁给他，与他结合，是天作之合。”
陈济棠是广西防城人，行伍出身，他家庭环境中迷信氛围绕缕，他大哥陈济华七岁时因病致残，其母考虑到陈济华以后应有一个职业谋生，就聘请术士法师教他医卜星相之学，研读数年，颇有心得。他五哥陈维周，精通翰墨，尤精术数之学，对八卦阴阳五行、堪舆之学，很有研究，是防城县(陈济棠家乡)有名的术士，在陈济棠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以其兄陈维周为首的江湖术士，专为他推断吉凶祸福，定夺大小事宜，至于陈济棠与莫五姑的婚姻，自然经过一翻推算，其兄对莫五姑命理推定，认为五姑日后旺夫益子，贵不可言，莫五姑天生腰间围绕一缕金黄色的皮肤，更令陈济棠推崇尊敬，认为异相，日后定可飞黄腾达，助夫成名，由于陈济棠笃信迷信，对莫五姑恩爱有加。
陈济棠与五姑完婚后，在军旅生涯中，有过几次遇险经历，几乎丧命，但每次都化险为夷。陈济棠每当与莫五姑闹家庭矛盾，心中产生想分居的念头时，带兵外出必定是“打败仗”；每当夫妻恩爱，他带兵打仗必定是“胜利”，故此，在他看来，自己“大难不死”、能打“胜仗”，是莫五姑“旺夫之命”，是莫五姑祖上葬有仙女山，专发女家，故此，满脑迷信思想的陈济棠还请江西“风水师”到高州泗水石牛岭察看莫家祖坟龙脉，当风水师随口念出几句：“大牛赶细牛，赶出石山头，有谁来葬中，专发女家出‘皇侯’，”时，陈济棠心中“贤妇令夫贵”的念头大增，从而使他更加相信“祖德有灵”、“神灵保佑”。
后来，当陈济棠从一名小小的连长，连续提升为陆军副营长、营长、团长、师长、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司令、广东省主席时，他对中国的阴阳造化之术深信不疑，认为莫五姑腰部那天生一缕围身的黄金色皮肤是迷信书中介绍的“金腰带”，可给丈夫带来财运官运。因此对莫五姑十分恩恩爱爱，家庭十分和睦。
莫五姑心地善良，在陈济棠割据广东，成为民国年间“南天王”时，她劝夫积德行善，在广东做下很多好事善事，如湛江的“秀英码头”，乃是一项令湛江人至今还称颂的善举。
莫五姑出身寒门，幼年卖唱为生，后贵为“‘南天王’陈济棠”之妻。据传，其夫兄陈维周十分迷信荒诞，为了研究迷信的“术数”，弄清莫五姑先贱后贵的命理，曾买通服侍莫五姑的贴身女佣，观察莫五姑的生活起居，“吃、喝、拉、撒”与常人是否有异，初开期几个月发现莫五姑与常人习惯一样，直到一年后，一个偶合机会，女佣目击到五姑当时拉肚子上卫生间时的情境，她窥见莫五姑屙屎时是屎尿一齐拉出来的，屙屎时屎与尿一齐放，故与常人有异，所以陈济棠家中“江湖术士”认为莫五姑为“贵人贱出身”，必定要先为“歌女”，后贵为“夫人”，为何先当歌女，缘因屙屎时屎尿齐放之故……这些如在今天，实属“江湖佬”的无稽之谈。
民国初期的军阀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十分迷信，莫五姑可谓红颜薄命，突然早逝，陈济棠心如刀割，泣血写下《悼内》诗十一首，军阀的本性及精神支柱偏托于神灵，以求得心理的慰藉和平衡。陈济棠在外国定造了一条水晶棺，装敛下莫五姑遗体。据传，每逢战事，莫五姑的水晶棺必定伴着陈济棠，确有奇事出现：水晶棺抬到哪里，战斗就胜利到那里。后来，莫五姑的水晶棺葬于湛江湖光岩，这自然为盖棺入土定论了：莫五姑在陈济棠眼中，不但是“旺夫益子”，而且是“仙女”下凡，世人有几位女子天生腰间有一条“金腰带”的，而且婚后逢凶化吉、举兵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官运亨通，助夫成为当时南方的一路诸侯，这些归功于莫五姑的贵气“旺夫”！

中华结

陈金城：(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九十六军军长。
陈林达：(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新编第五军军长。
陈颐鼎：(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七十师师长。
陈士章：(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二十五军军长。
陈克非：(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二十兵团司令官。
陈明仁：(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一兵团司令官。
陈　铁：(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贵州省绥靖公署副主任。
陈继承：(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河北省保定市绥靖公署副主任。
陈　策：(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广东省广州市绥靖公署副主任。
陈　武：(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五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九十军军长。
陈　烈：(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五十四军军长。
陈　琪：(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一零零军军长。
陈　沛：(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三十七军军长。
陈　侃：(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四十五军军长。
陈鼎勋：(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陈钟书：(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第五四三旅旅长。
陈中柱：(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苏鲁皖边区第四游击纵队司令。
陈济桓：(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兼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
陈德馨：(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二十九师第八十六旅旅长。
陈素农：(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九十七军军长。
陈光中：(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湖南“反共救国”自卫军第六纵队司令。
陈德法：(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七十八师副师长。
陈平裘：(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国防部附员。
陈　家：(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十绥靖区副参谋长。
陈嵩其：(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山东省胶东警察第十五总队副总队长。
陈传钧：(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十一旅旅长。
陈　炯：(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四十六师第一七五旅副旅长。
陈旭东：(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军事统计调查局东北区副区长。
陈维忠：(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国防部军需署储备司令部专员。
陈中和：(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国防部第七视察组视察官。
陈绍堂：(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十四师步兵指挥部指挥官。
陈文杞：(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新编第二十七师参谋长。
陈孟熙：(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川西师管区副司令官。
陈振东：(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三十三军副军长。
陈鞠旅：(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官。
陈开荣：(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二五军军长。
陈绍恒：(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二五军第三六二师师长。
陈腾骧：(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六兵团副参谋长。
陈志平：(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暂编第三十一师师长。
陈亲民：(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二十军副军长。
陈　玲：(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四十七军第一二五师师长。
陈远湘：(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四十一军副军长。
陈文瑞：(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六十三军代理参谋长。
陈时杰：(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新编第一军参谋长。
陈芝芳：(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一五军第一八○师师长。
陈　植：(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一师师长。
陈燕茂：(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六十三军参谋长。
陈嘘之：(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十七旅副旅长。
陈飞龙：(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新编第十师代理师长。
陈世潘：(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江西省浮梁团管区司令。
陈蕴瑜：(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二师第三○四团团长。
陈绍平：(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三补给运输司令。
陈荣光：(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高参。
陈泰运：(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贵州省贵定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陈志达：(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交通部第二交警总局副局长。
陈以仁：(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国民党中央保密局华北办事处处长。
陈应龙：(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三新兵补训处处长。
陈纯道：(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湖南长沙绥靖公署高参。
陈牧武：(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九十三军军长。
陈家炳：(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国防部高参。
陈体端：(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参谋次长。
陈兴国：(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总政战局副局长兼执行官。
陈金生：(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陆军第八军团司令。
陈友武：(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通电局局长。
陈筑藩：(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陆军总办公室主任。
陈盛文：(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空军中将，台湾省空军总部参谋长。
陈家麟：(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空军作战部副司令。
陈竟棠：(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中部司令部司令。
陈兰钧：(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采购局局长。
陈卫民：(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主计局会计审核处处长。
陈克难：(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政战总局辅导服务处处长。
陈宏一：(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三军总医院院长。
陈膺宇：(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三军参谋本部人事参谋次长室军事教育处处长。
陈文建：(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三军参谋本部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副次长。
陈敬忠：(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第八军团第一九二旅旅长。
陈国增：(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金门岛防卫司令部金东旅旅长。
陈正棋：(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通信电子资讯学校校长。
陈国祥：(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陆战队政治作战部主任。
陈宪兴：(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空军少将，台湾省空军总部作战署副署长。
陈哲雄：(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空军少将，台湾省空军第四三九联队副联队长。
陈云梯：(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联合后勤司令部军务署署长。
陈　煦：(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中正理工学院副院长。
陈公贵：(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总司令部经理署副署长。
陈文欣：(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总司令部战基处副处长。
陈澄财：(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独立第九十五旅旅长。
陈文照：(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东引指挥部副指挥官。
陈金池：(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金门岛防卫司令部政治作战部主任。
陈日光：(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后勤署副署长。
陈　威：(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空军少将，台湾省空军总部计划署副署长。
陈铃晃：(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空军少将，台湾省空军总部军医处处长。
陈尚书：(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第一五一师副师长。
陈炯伯：(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金门岛防卫司令部炮兵指挥部指挥官。
陈松生：(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陆战队第六十六师副师长。
陈铭文：(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空降独立第七十一旅旅长。
陈国雄：(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主计处处长。
陈岭珊：(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家安全局”驻美国特派员。
陈九如：(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家安全局”驻亚洲特派员。
陈亦樵：(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种交通中心主任。
陈生川：(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第一处处长。

陈于陛：(生卒年待考)，号荩斋；曲周堤上村人。著名明朝大臣，清官廉吏。
出身于农家，勤而好学。
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进士及第，初任庆阳推官（今甘肃庆阳），礼部主事等职。
明隆庆时期，为给太子朱钧(后为帝，年号万历)选择东宫讲官(太子的老师)，召集群臣商议，当朝大臣们一致认为陈于陛品学兼优，道德文章俱佳，为第一人选，于是隆庆皇帝便封陈于陛为翰林待诏，东宫讲官，教太子读书。
由于他克尽职守，教育有方，深受隆庆皇帝赏识，常说：“陈讲官纯良端雅也！”并御笔亲书“恭慎”、“经帷效勤”相赠。
到了张居正为宰相时，虽有改革之举，但其本人也有贪污受贿之嫌，陈于陛与他政见不合，因而受到排挤，便弃官回家务农，经常布衣草履，下地从事耕作，没有半点官架子，与农民一般无二。
张居正败落后，陈于陛二次出山，任右副都御史，陪祀皇陵。后升任少司空，督修京城，在施工中他精打细算，计划周密，堵塞漏洞，保质保量提前峻工，并节约五万余金，受至皇帝奖赏，再次晋升为左司马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
在巡抚任内，他整顿了漕政，保证了大运河的畅通，成绩甚大，个人应得例金十三万，但他不贪钱财，将其一半救济了贫生，一半送给养济院。
由于陈于陛德高望重，晋为户部尚书，后病故于任上。
陈于陛从不居功自傲，大力提掖后进，对德才兼备的青年甚为器重，经他推荐提拔的不下数十人，同乡张师孟很有才干，但家贫穷，陈于陛经常周济，亲加教诲，后中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为一代名臣。
陈于陛治家严谨，以诗书传家，不置私产。他对其弟陈于阶执教甚严，后陈于阶也进士及第，官至怀隆兵备，负有盛名，当时有“一门双进士”之称。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陈于陛虽然身为皇师，还官至户部尚书，可谓官高位显。他经手钱粮逾亿万，但他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身无长物，而对穷苦百姓极为关怀，除捐献例金十三万外，还把抚按为他建牌坊的资金买成粮谷存入义仓，以救饥民。仅他的乡亲中，就有数十家贫民受到过他的救济而维持生活。
他对穷苦群众如此大度，而自己却十分简朴，死后清理遗产，仅有八两纹银(按明末白银价值计算，八两银约合人民币四千元左右)，还不抵一个小户人家，以至于在埋葬陈于陛时，其子竟然恤不起丧葬费用，后来还是在朋友的资助下，才草草埋葬了父亲。
似这等清官廉吏，在封建王朝中恐难找出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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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衣凡：(公元？～？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级空军上将。
1970年7月～1975年6月担任台湾省空军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陈坚高：(公元？～？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1982年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三军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1989年12月～1991年6月出任三军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

陈坚高：(公元？～？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1982年12月24日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三军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1989年12月～1991年6月出任三军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

陈　章：(公元？～1948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1936年2月1日授陆军少将军衔，1936年7月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
1948年11月11日在与人民解放军对阵的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时任第六十三军军长。1949年1月19日被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陆军上将军衔。

陈训冰：(生卒年待考)，国民革命军海军上将，曾任海军部常务次长。1943年9月10日追赠海军上将军衔。

陈长捷：(生卒年待考)，福建福州仓山区螺洲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日名将。
陈长捷早年毕业于福州武备学堂，毕业后进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科，1920年入阎锡山部队。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进攻南口时，身为晋军第七十二师师长的陈长捷率部向日寇密集方向突围成功。
1937年9月，七十二师被改编成预备第一军，从代县急行军驰援，陈长捷率部在鹞子洞、团城口与日军激战十二昼夜。忻口大战前，阎锡山将预备第一军正名为六十一军，由陈长捷任军长兼前敌副总指挥。
1937年10月13日，日寇三个师团和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的掩护下，对忻口发动猛攻。卫立煌指挥守军奋勇抵抗，几经激战，南怀化以南的灵山制高点被日寇攻占。卫立煌严令李仙洲部实施反击，收复失地，但李仙洲部反击失利，李仙洲重伤而归。此时，卫立煌用郝梦龄军和陈长捷军进行一次决定性反击，意在歼灭坂垣师团，夺回南怀化要地。但是这次反击遭到日寇逆袭，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当时身为军长的郝梦龄和陈长捷英勇血战战到最后，也挥着大刀与敌人肉搏，前敌总指挥郝梦龄壮烈牺牲。陈长捷火线接任前敌总指挥，继续与日寇血战至10月31日。
1939年，陈长捷升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了当年冬季攻势作战，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抗战后期他到重庆，进入陆军大学将官班。
解放战争期间，陈长捷被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率部十三万固守天津，包括蒋中正的嫡系六十二军和八十六军。傅作义将天津、塘沽划为一个防守区，由蒋中正嫡系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任防守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侯镜如守在塘沽，陈长捷则守在天津。陈长捷又花费数十亿元，在天津城西和西北增建数十个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陈长捷乃傅作义在保定军校学习时的同学，他在天津修筑了坚固的城防工事，扬言起码可以守上半年，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城防工程图纸却被中共地下党员描了一份，送到了林彪手中，又由林彪派人送交毛泽东。
1948年，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将天津铁围，拉开了著名的平津战役序幕。
1949年1月8日～11日，天津前线人民解放军与天津警备司令、过去与傅作义同属晋系的陈长捷单独进行了谈判。虽然陈长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是陈长捷的嫡系只有一个警卫营，天津的守军主力即蒋中正嫡系的第六十二军、第八十六军泽态度顽固，企图只交出重武器，保持原建制乘船逃回南方。1月13日，林彪致电刘亚楼及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二纵队：“天津之敌毫无投降的诚意，反而在拖延时间，各部应按原定计划于明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
1月14日上午9时20分，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一声令下，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用五百三十八门重炮同时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着天津城开火。一霎时，整个天津城防全部被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之中。千万发炮弹倾泻在陈长捷的坚固阵地上，大地在颤抖，整座天津城都在颤抖。仅仅轰炸了三十分钟，西面的和平门城墙就已被炸毁了，成了一溜斜坡，碉堡、暗堡均已倒塌，地雷一片一片地被引爆了，炸成一段一段的铁丝网，东倒西歪，形若盘蛇。陈长捷守军的炮火完全被压制住了，根本无法还击。
1月14日上午10时整，刘亚楼下令总攻开始，信号弹穿过正在散去的晨雾，在空中划出几道灿烂的光痕。津西攻城部队总指挥、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看到空中的信号，立刻传令：打！
天津城西的坟地里顿时喷吐出数万发炮弹，呼啸不已，几辆坦克隆隆响动着冲向阵地最前沿。一队队架桥分队迅速冲出隐蔽地点，转瞬间，后续部队已突破护城河。第一纵队第二师尖刀连“红三连”一马当先，率先越过和平门，冲上天津城垣，于10时50分将第一面红旗插在了天津城上。一场惨烈的肉搏巷战在各个突破口处展开了。
与此同时，刘震率领第二纵队在南运河北侧展开激战，他们先后牺牲了二十四名爆破手才炸开了一处城墙。刘震当时红着眼睛吼道：“立即记下这二十四名爆破手的名字，战后要为他们记大功！”一队队英勇的战士踏着鲜血冲进了天津城。
几个小时后，第七、第八、第九纵队也纷纷攻进了城内深巷之中，枪声、拼杀声响彻街头巷尾。战斗从上午打到天黑，从天黑又打到天亮。15日凌晨2时30分，李天佑接到战报：一纵已占领金汤桥。拂晓时分，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一路攻到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
但这个时候，陈长捷却并没有在司令部的指挥所里，他已悄悄地搬进了指挥所对过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的上边，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修的一个似庙非庙、似亭非亭的怪东西，正面刻了三个汉字：忠烈祠。
陈长捷搬进地下室是在１月14日的晚上20时，那个时候，天津东、西、南三面都在激战，解放军的远射程大炮已向纵深伸延，轰击市区的核心工事的隆隆炮声近在耳边。陈长捷坐在地下室里，枯木一般。来自各方的紧急报告不断地送进来。“西营门被共军突破！”“西边自来水公司被共军占领！”“东边民权门主阵地失守！”“津南正在激战中，共军攻势凶猛，我防守部队无力支撑！”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告急声让陈长捷一跃而起：“立即接通北平。”
电话终于通了，“天津危在旦夕，”陈长捷不安地说道，“总司令，我怎么办？”
“现在是关键时期，你一定要顶住，顶住。”傅作义的口气中也隐隐地透着不安。
陈长捷不甘得到如此的命令：“可是，我的四面城防，已经有三面被敌人突破了。”
“那就要设法调兵恢复被突破地区，这才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我无兵可调啊！”
“那就坚持住。”
“难以坚持呀，总司令。”
“一定要坚持。”傅作义似乎有些激动，“再坚持三天，一切就会好了。”
“我不可能坚持三天。”陈长捷嗓音有些嘶哑，急切地说，“总司令，共军兵力多于我三、四倍，炮火那么猛烈，他们会一鼓作气打下去的，是不会等三天的。”
“再坚持三天！”傅作义扔下这句话后，就挂机了。
陈长捷慢慢放下电话，沉思地呆了好半天，才有气无力地对身边人说道：“通知林军长、刘军长马上到这来。还有杜市长。”
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应陈长捷的召唤，相继来到陈长捷的指挥所。陈长捷默然一会，才说：“傅长官要我们再坚持三天。”
“三天？”林伟俦惊讶地叫道，“共军冲进城防以后，已经有四千多人到了西营门监狱附近，现在正与我预备阵地对峙着。几个小时内必将突破我们的阵地。”
刘云瀚接过话来说：“我那里也一样，共军突破民权门缺口多处，分三路猛进。我派出一个团增援反击，不但没有恢复失地，反被共军击退。并顺势突破了我预备阵地。连预备阵地也没有了，还怎么坚持？”
“可是，坚持三天是傅长官的命令。”陈长捷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沉吟地说，“我们如何对待傅长官的命令呀？”
林伟俦左右看了看，想说话，却有些顾虑，沉默片刻，最后鼓足勇气说：“可不可以跟共军谈判？再不能作拼死恶斗了。”
几个人立即面面相觑，谁也不表态，出现了可怕的沉默。
“依我看，”陈长捷终于耐不住，站起来说，“和谈是可以的，和谈是为了拖缓对方的进攻。两位军长不妨试一试。”陈长捷停下来，依次地看看每个人的面孔，没有人想说话。于是他最后说：“战争吃紧，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吧。”没想到，两个军长走后，就断了联系，通讯已完全被人民解放军切断了。陈长捷只能独自熬到1月15日天亮。
这时，枪声越来越近。
第一纵队的战士们奋勇冲进了陈长捷的司令部。一阵密集的枪响，警备司令部北门两侧的机枪火力迅速被消灭了，第一纵队的一个连从司令部的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了楼下。有些国民革命守军军官居然莫名其妙地盯着这些人民解放军战士看，仿佛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正伏在电台上收抄文件的国民革命军上尉，在被俘时竟然问道：“你们真是解放军吗？陈长官说，你们没十天半月，是打不进来的。”
“缴枪不杀！”第一纵队的一名副排长邢春福带领着战士王义风、傅泽国一直冲进地下室，二十多个司令部的参谋们举手投降。
“谁是司令？”傅泽国大声问。
没人应声。这时，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走过来，轻声地说：“司令在地下室呢！”
邢春福、王义风、傅泽国闯入忠烈祠下的地下室。他们看到在地下室微弱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正泰然地躺在沙发上。他，就是陈长捷。
在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指挥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一师师长江拥辉，联合审问了陈长捷：“你是陈长捷吗？”
“是。”
“你是警备司令吗？”
“是。”
“你现在当了俘虏，知道吗？”
“知道。”
“那你就该马上下命令你的部队缴械投降！”
“我……我从早上四、五点钟起，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不上了。”陈长捷满脸委屈又无奈地答道。
天津城里的战斗仍在零零星星地进行着，直到下午1月15日15时，天津守军全部被肃清。这场激烈的攻城作战，从攻击到战斗结束，仅仅用了二十九个小时，全歼天津国民革命军守军第十三万人，林伟俦、刘云瀚、陈长捷皆被活捉。民国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得知人民解放军已攻到市政府时，立即主动投降。天津城里枪声渐渐地静了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长捷任上海市政协专员。

陈福娥：(公元1910～1933年)，女；江西莲花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烈士。
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莲花二特区女子协会会长、妇女主任。1929年6月任中共莲花县委妇运部部长，后任莲花县苏维埃政府妇委主任。
1933年，陈福娥在坛楼奢下遇害牺牲，终年二十四岁。

陈福娥：(公元1929～今)，女；江苏溧阳人。著名基础教育家。
原江苏镇江军区干部，曾获得江苏军区运动健将称号。
后在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之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北京第二十一中学、北京海淀中学，北京八一中学任教，现已退休。
陈福娥的门生弟子遍天下，今皆社会上的重磅级人物，人数太多，本书略。

陈伯华：(公元1919～今)，女，又名佩贞，湖北武汉人。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
陈伯华1927年进入“新化科班”学演花旦，科名新化钗，受业于刘本玉，后受董瑶阶(艺名牡丹花)、李彩云等名家指导。她大胆地实行跨行演出，成为打破汉剧十大行当限制的第一位女演员，与当时已负盛名的张美英、万盏灯并称女三鼎甲。
抗日战争前后，她脱离舞台多年，更多地接触其他剧种，开阔视野。1951年复出，致力于汉剧改革，使唱腔趋向华美、丰满、高亢、流畅。在五十余年的艺术实践中，她熔青衣、花旦于一体演出过几十出独具风格、技艺精湛的剧目，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动人的艺术形象，丰富和提高了汉剧艺术。
陈伯华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唱腔艺术方面的革新，既保留传统特色，又大胆融合，根据不同人物设计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唱段，配上她那被音乐界誉为“优秀花腔女高音”的清脆秀丽而富有弹性的歌喉，显示出花俏细腻、委婉深沉的艺术风格，“陈派”唱腔由此饮誉全国。
陈伯华虽卧病在床，但不忘周总理“要培养三个陈伯华”的教导，直至八十五岁高龄仍心系汉剧事业的发展，决定再收弟子，将一身绝艺倾囊传授。
她的代表剧目有《宇宙锋》、《二度梅》、《柜中缘》、《三请樊梨花》等。其中的前三部有影片存世。

陈伯达：(公元1904～1989年)，福建惠安人。著名四人帮之一。
陈伯达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工作。后去前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1930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秘书，并在福建军阀张贞部当少校秘书。1935年参加编辑《华北烽火》。1937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同年去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等职。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列学院副院长，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国家计委副主任。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纵观陈伯达早年的履历，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年的陈伯达才华横溢，思想激进爱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比如在陈伯达未接触中共之前，为时任师长的张贞的秘书。“何应钦在福州创办了军事干部学校，兼任校长。经张贞推荐，陈伯达兼任该校的政治教官，少校军衔。这时的陈伯达二十三岁，月薪白洋一百六十元”“倘若陈伯达一直跟随张贞左右，则会在国民党内飞黄腾达，步步高升”
而此时陈伯达认识了中共党员陈少微，并被引见与王菏波会面。须知此时“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中正已在密谋向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下手，陈伯达的一举一动，引起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关注”！也就是说，年轻的陈伯达在当时看来前程似锦之时，却将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答应王菏波担任工人纠察队顾问的，幸亏张贞与陈伯达“私谊颇厚”，派人护送其逃离，并赠送路费一千大洋。至此，至少不能说陈伯达入党是为了投机。
陈伯达此举如若抛却意识形态的烙印，在当时除毁了似乎锦绣的前途外，还对不住一直对他提携相帮的张贞，并最终给后者带来祸害。张贞之所以冒着违抗南京秘电这样做，并在后来陈伯达北平被捕后大力营救，除了与陈伯达私交甚笃之外，还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张贞人格尚可，二是张贞惜才。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南昌起义前夕，中共中央派陈伯达前往赣东去策反张贞，与之同行的有福建籍的共产党员陈文总。“一路上不断传来捕杀共产党人的消息”，之后陈文总便在半途上“拿走一笔经费不知去向”。相形之下陈伯达直到到达张贞的驻防地区，一个老熟人告诉他“张贞已撕下当年‘国民党左翼人士’的假面具，倒向蒋汪，身边多是右翼分子”，才“审时度势”，逃离虎穴。此事上陈伯达既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又有少见的机敏，灵活的在白色恐怖之中进行斗争。也许正因为此事的表现，组织上送青年党员赴前苏联学习培养时，才选中了陈伯达。
至于叶先生在文中提到“陈文总的逃离，使陈伯达也曾想半路折回”，“陈伯达也有些胆怯”，我想大概是处于政治大气候才这样写的吧。因为文中并未引用陈伯达本人或他人的证言来加以佐证，也许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该书1989年初稿，1990年定稿，1993年十一月第一版。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陈伯达成了“托派分子”。对于托洛茨基，叶先生这样写道：口若悬河，能熟练的操英法德俄四种语言。演讲时富有鼓动性，在前苏联广有影响，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列宁在其政治遗嘱《致代表大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同为“当前中央委员会杰出的领袖”。列宁还有一段话：“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列宁有先见之明，斯大林很快就把另一位杰出领袖迫害了：号称“红军之父”的托洛茨基被逐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撤消党中央委员职务，直到被开除出党，流亡土尔其。而托洛茨基的思想至今还是被人们不休地争论着。其对错姑且不说，但领袖竟然失去了为自己的观点争辩的权利，还有一大批人为此事把命都搭上了，恐怕是包括列宁在内的憧憬着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俄共党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吧。很快，前苏联声势浩大的“肃托运动”波及到了中山大学。当时的陈伯达却没有随波逐流，在许多学生被流放的背景下，陈伯达接近托派学生，积极参与托派的讨论活动。他不理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能把犯思想错误的学生随便逮捕呢？”陈伯达斥之为“恐怖政策”，称斯大林是独裁专制。此时的陈伯达尚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勇敢地将其付诸实践。
1936年陈伯达在文化界发动了一场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新启蒙运动”。对于“新启蒙运动”的评价，叶永烈引用了1985年版《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的一段话：“建议共同发扬‘五四’的革命传统精神”，“反对外族奴役，反对旧礼教、复古、武断、盲从、迷信以及一切愚民政策”。其号召的对象是“一切爱国分子”。如果说陈伯达此举出于个人功利目的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陈伯达若出于个人功利目的，是有很多机会的。比如说陈伯达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张觉觉，投靠张贞后要比东躲西藏的陈伯达舒服多了，而张贞还经常念叨着陈伯达。
后来在意识形态烙印很明显的那个年代，却将“新启蒙运动”斥为“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很显然是用陈伯达的一套来整陈伯达。之后，又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且看一下这场争论中双方的阵容就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样的争论。“国防文学”的旗手是周扬，旗下有艾思奇、徐蚶庸、杨骚、张庚等一大批作家。口号是“一切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支持这一观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旗手是鲁迅，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胡风、茅盾、冯雪峰、张天翼、聂绀驽等支持鲁迅的提法。
两个口号争论激烈之时，陈伯达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他说：“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作家，应该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尽作家自己救国的天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属于‘国防文学’的左翼”，“再争论下去吃亏的只是自己，得到便宜的是敌人”。难能可贵的是陈伯达还指出“对于这个口号(国防文学)的态度，并不是一定要大家一致。我们的联合阵线本来是包含着各种样式的人，这各种样式的人在‘国防’这个共同目标上联合起来”。这件事来看，此时的陈伯达尚是个合格的从政文人，能够在内部矛盾产生时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问题，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况且鲁迅本来就是革命阵营的文化干将。
后来陈伯达又将这一高屋建瓴的概括手法运用在对孙中山的评价上，并由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激烈争论主要有两种，即认为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认为其是民族资产阶级思想。而陈伯达把双方统一了一下：“孙中山思想有两个双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双重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双重性”。这段话让毛泽东高兴地评价道：“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之后，陈伯达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他成了毛泽东的秘书，不再像初到延安时那样坐冷板凳了。本来，陈伯达的书卷气是很浓的，但主席让他改，让他关心政治。正如后来陈伯达本来想将《红旗》学术性期刊却未能如愿一样。
延安整风运动，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仍被认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使“党从思想上清算了‘左’和右的错误，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但同时也指出“造成一些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就有陈伯达的“杰作”，他整倒了王实味，又伙同康生整倒了于炳然。
精通英语的才子王实味被冠以“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处以死刑，首先是整风运动这一大气候的错——一名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拿什么反党？一个口无遮拦的文人怎么配当国民党特务？整风缘何要整人，甚至往死整人？而陈伯达的推波助澜，个人因素竟是因为王实味对陈伯达的文章“商榷”了一下。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在一个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研究院看了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壁报上的文章《矢与的》，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新目标了”。陈伯达抡起的大棒则是“托派分子”。曾经身为“托派分子”，将自己的历史隐瞒掉，却去整因翻译列宁遗嘱和托洛茨基传而沦为“托派分子”的王实味，此时的陈伯达已是一名彻头彻尾的职业政客了。政客不同于政治家，可以不讲原则，不讲人格，不怕遗臭万年。只要跟准人、跟对人，政客可以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秦浍和严嵩如此，康生和陈伯达也是如此。
陈伯达整人整到了疯狂的程度，理论专家成了整人专家：整于炳然、整彭德怀、整张闻天、整田家英、整刘少奇、整罗瑞卿、整陆定一、整陶铸、整阎红彦、整王力、整关锋、整戚本禹，从延安一路整到北京，从不知名的一直整到最高领导人，从自己的“敌人”到主席的“敌人”，从“敌人”到共淌文化大革命一个战壕里的人，陈伯达一路整到党中央第四把交椅上，最终“跟着林彪在庐山上造势”，而被打入了秦城监狱。
纵观陈伯达的后半生，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式政客发迹史。而与以往不同的是，陈伯达及其同伙是批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粉墨登场的。本来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对历史的一种分析观点，至多只是一种学术成果。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那样，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发展。而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杀人放火、排斥异己，却是马、恩、列等先驱者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陈伯达被审判时，对自己的罪行大多供认不讳，并在晚年讲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侯我是一个发疯的人”的话。陈伯达当然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是在实践自己的政客拳经即“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这在有独裁统治的年代里是毫不奇怪的。所以我们可以慨叹陈伯达忘了张贞冒险对他相救时的那种人格，但更应在在制度上想这来问题的根源。中学时的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上实现，但很快就是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连充分的甚至是初级的民主都保证不了，能算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吗？陈伯达的例子让人怀疑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陈伯达提出“百花怒放，百鸟争鸣”，却不敢把“双百方针”的发明权揽上；提出“电子中心论”(发展国民经济，要以电子工业为中心)，却很快明白远不如抓《毛泽东语录》更实惠。陈伯达明白只有顺着时代伟人的意思去整人并加以发扬，才能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是陈伯达在跟从毛泽东后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训。在莫斯科，陈伯达因为斯大林的赞赏而大出风头，却为此差一点失宠：替刘少奇修改并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江青指教道“你给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点”；因为人民公社的问题而明白了“尽管他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是只消毛泽东一句话，就足可以使他从悬崖上摔下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出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1981年1月25日期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88年10月刑满释放，1989年9月20日在北京病逝。

陈川熙：(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南海舰队湛江基地副司令员。
陈访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国防大学兵种教研室主任。
陈华烽：(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副院长。
陈庆季：(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
陈志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南海舰队湛江基地副司令员。
陈伟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广州舰艇学院副院长。
陈阿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副司令员。
陈秉臣：(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南海舰队广州基地副司令员。
陈国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广州舰艇学院政治委员。
陈国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航空兵部参谋长。
陈绍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东海舰队上海基地副司令员。
陈叔韩：(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潜艇学院院长。
陈炤怡：(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工程学院副院长。
陈信礼：(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副院长。
陈德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南海舰队航空兵部政治部主任。
陈德鸿：(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第一作战部部长。
陈鸿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陈辉亭：(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陈　达：(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国防科工委马兰核试验基地总工程师。
陈火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国防科技大学教授。1994年晋升。
陈训如：(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成都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陈贤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解放军报》报社高级编辑。
陈福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
陈泰一：(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总参谋部通信部总工程师。
陈方枢：(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兼后勤部部长。
陈文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江苏省武警总队总队长。1996年晋升。
陈文贵：(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公安部消防局局长。
陈家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公安部消防局副政治委员。
陈本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河北省武警总队总队长。
陈华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云南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
陈庆耀：(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云南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
陈伟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副局长。
陈伯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贵州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
陈献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政治部副主任。
陈鹤徐：(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后勤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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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维：(公元1910～1965年)，湖南桑植洪家关白族乡南岔村陈家湾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空军上将。
其父陈毅然，系当地富绅。曾就读国民小学。
1925年夏，赴省垣参加升学考试，因误考期，入长沙尚智中学补习，后转考湖南一师未取。乃弃学从戎，投考黄埔军校第五期，得以录取。毕业后，报考南京空军军官学校指挥科，录取时名列前茅。
陈有维于1928年底毕业，分配到某飞行分队领机。
1929春，由国民党空军司令部保荐，陈有维入英国皇家航空学院继续深造。
1930年毕业后，陈有维回国任武汉空军飞行中队领机员。
抗日战争时期，在保卫上海战役中，陈有维驾机从杭州起飞，超高飞抵上海吴淤口、高桥一带上空，对日寇主力舰进行突然袭击，将山云舰击沉，轰动中外，民国政府授予“抗战民族英雄”、“飞将军”称号。不久，日寇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南京，他不畏强敌，在领机员牺牲的情况下，仍英勇搏击，其头、脚均受重伤，座机中弹，万分危急之时，以坚强的毅力和高超的技术，安全降落。第二天有报纸说“陈有维下落不明”。第三天他安然归队。抗战结束后，升任中校大队长。
1945年秋，陈有维参加了蒋中正发动的国共夺权争利的全面内战，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空军大队长、国民革命军空军司令部第三署上校署长、北平国民革命军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少将司令长官。
1949年1月陈有维去台湾，旋即任台湾空军军官学校校长，与蒋经国过从甚密。
1959年，晋升空军中将军衔，任国民革命军空军副总司令。
1965年7月晋升二级空军上将军衔，任三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1965年10月，陈有维因拔牙时施麻醉剂过量而诱发心脏病去世，终年五十六岁。逝世后被追授上将军衔。

陈守山：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1981年底，蒋经国特意提升台湾籍将领陈守山出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兼军管区司令部司令”，以改善“警总”形象。这样，陈守山成为蒋经国“军事本土化”政策的第一个“样板”和受益者，台籍将领中的第一位陆军上将。陈守山的出线，带动了其他台籍军官政治地位的提升。后任“国防部”副部长。

陈廷宠：(公元1931～今)，江苏盐城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陆军官校第二十四期炮科、三军大学战争学院1976年班毕业。
1967年陈廷宠曾赴西德陆军参谋大学深造。曾任装甲兵训练指挥部及装甲兵学校教官、旅长。
1983年陈廷宠任陆军第三十二军军长。1985年任第十军团副司令。1987年任陆军总部参谋长。1988年5月任陆军第六军团司令。1990年5月任陆军副总司令，同年1月任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
1991年7月陈廷宠任陆军总司令并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军衔。
1993年7月陈廷宠任“总统府”参军长。
1996年3月陈廷宠因取消参军长一职而退役，被聘为“总统府”战略顾问。
2005年4月12日～16日，以原台湾“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陈廷宠为团长的旅台阜宁同乡会参访团第一行十人来盐参观访问。在盐期间，访问团先后参观了响水、滨海、阜宁、射阳、盐都、开发区和盐城市区。访问团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张九汉热情接待了客人，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陈廷宠对家乡的变化更是感慨万千，“现在家乡的城镇、开发区道路都很宽敞，街道也很整齐，台湾地方小，土地私有，修条路很难。”“家乡的马路真是又多又宽，四通八达，我都不认得以前的路了”。陈廷宠回宾馆后立即向当地人士要了一幅盐城的地图，“晚上我要好好看看，盐城的变化真大！”在谈到盐城的发展时，陈廷宠建议道：“盐城的发展很快，但还不平衡，响水、滨海与盐城市区的差距较大，可根据地区特点，发展特色经济，如花卉农业等。”

陈镇湘：(公元1942～今)，安徽芜湖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台湾陆军总司令。二级陆军上将。台陆军官校1954年班(三十四期)，陆院研究班1970年春班、战院兵研所1972年班毕业。
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师长，陆军空降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海防司令部参谋长。1994～1996年7月任陆军第十军团司令。
1996年7月～1998年2月任金防部司令。
1998年2月1日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1998年２月～1999年2月任军管区兼海巡部司令。
1999年3月起任“陆军总司令”。陈水扁当选后，长年接受反台独教育的台湾军方将领受到很大的击，先前传出多位高阶将领无法调适、要申请提前退伍。陈镇湘则否认有关他申请退伍的传闻。对于外传军方内部对陈水扁当选有所反弹，陈镇湘称，军方服从领导，没有反弹的问题。
但陈镇湘郑重强调：军方秉持反台独的立场不变。

陈肇敏：(公元1940～今)，台湾彰化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空军上将。
先后毕业于台湾空军军官学校第四十三期、三军大学空军学院1976年班、三军大学战争学院1985年班。
1998年6月1日晋升二级空军上将军衔，任空军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
陈肇敏是个“台独”支持者。陈水扁催生2006年新“宪法”，众多“立法委员”担心可能引发两岸战争。为此，陈肇敏抛出惊人言论：台湾准备死伤十二万八千人。这是台湾当局首次有高层官员公开谈论假如两岸发生战争台军将采用的动员机制和可承受的人员伤亡。消息一出，即引发广泛争议。
陈肇敏的话表示，两岸何时发生战争或会不会发生战争，他无法预判，但是中国共产党确曾说过如果台湾独立，将会使用武力。陈肇敏表示，如果2006～2008年真的发生战争，依照全民防卫架构，目前四十五岁以下、退伍八年以内的役男都可能被征召上战场，“国民革命军队”也有信心依照当时所能取得的武器，取得胜利。只要在现有武器系统装备建立完成，就可以应付未来的战争。
陈肇敏说，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只要是四十五岁以下、退伍八年之内的军人都将被优先征召。目前国民革命军后备兵力约有三百万人，只要发布动员令后，即可在七十二小时内完成报到。陈肇敏说：“‘国防部’在明年底前可以完成整个后备动员准备工作，初期在编实动员可达十三万六千人；扩编动员十三万六千人人；战耗动员为十二万八千人。”
所谓的“战耗动员”，用一位官员的话说“就是共产党打我们后可能的伤亡数”。未来还会立即进行后续的“战耗动员”，补充常备部队的死伤人数。至于“战耗动员”如何估算？相关官员说：“这是机密。”

陈邦治：(公元1942～今)，台湾台中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海军上将。
先后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1966年班、海军陆战学校正规班29期、三军大学海军学院1979年班、三军大学战争学院1988年班。
陈邦治是个“台独”者。曾任海军陆战队第9九师副师长、陆战队第6六师师长、陆战队参谋长、陆战队副队长、陆战队司令、军管部事司令等职。
2001年11月24日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2002年2月任后备动员司令部司令。2003年2月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局长。
台三军“司令”调整，任“海军司令”仅一年的陈邦治，转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引起了台军内部不小的震撼。专家指出，其实陈邦治并非退休，而是“以退为进”，日后任要职的可能性很大。
陈邦治因面相憨厚，有所谓“老实将军”之称，但是，“老实将军”不老实。陈邦治在讨陈水扁欢心方面颇有心得。一次，当陈水扁主持完“国防部”将领晋升仪式后准备离去时，陈邦治突然下令全体将领立正向后转，并带头鼓掌欢送陈水扁，打破了台军数十年“目迎不目送”的惯例，让得到“惊喜”后的陈水扁非常满意。
还有一次，陈邦治做得更“绝”。2004年春节前，已是“海军总司令”的陈邦治邀请陈水扁参观海军部队长联谊，竟然事先差人将陈水扁的官田老家制成模型，并将模型安放在海军左营军区最显眼处，甚至还把官田名产菱角也搬到营区内，这让陈水扁又是惊喜又是感动。凭借类似的小动作，陈邦治确立了在陈水扁心目中的地位。

陈嘉尚：(公元1909～1972年)，浙江杭县人。国民革命军第二级空军上将。
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中央航校第一期毕业，国防研究院结业。早年服役于国民党空军。
1957年7月～1963年7月出任空军总司令，1963年调任副参谋总长。
1967年退役，接任驻约旦大使。陈嘉尚在担任驻约旦“大使”时因病返台医治。有一天蒋中正突然光临医院看望他，陈嘉尚自己也听过传闻，可是蒋中正未经通知直接驾临，他连回绝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躺在病房中接受探慰，心中真是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
真是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几天光景，陈嘉尚便寿终正寝，离开了人世。这究竟是巧合还是陈嘉尚原本就是年寿已尽，实在是个令人不敢骤下断语的问题。
事实上，当时蒋中正已经得知陈嘉尚的病重无法医治时，才驾临探视慰问的。

陈安宝：(公元1891～1939年)，字善夫，浙江台州黄岩马院村人(今浙江台州路桥区横街镇)。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陈安宝小时家境贫苦，作新小学校长准他免费入学。他聪明颖慧，有胆力，深受校长的看重。接着他父母双亡，不得不回家参加劳动，因此小学未毕业陈安宝就停学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深感国家衰弱，决心从军报国。1911年，他离开家乡，考入南京临时政府属下入伍生队，后又转入湖北陆军预备学堂。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陈安宝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担任浙江陆军第二师的排长、连长。1926年7月北伐开始，1927年至1928年冬，他分别担任二十六军第一师的营长和第六师第三十三团的营长，参加了两浙、苏、皖、直、鲁、豫、鄂等北伐西征，前后参加四十多次重大战役，都取得了胜利。1930年春因功升为第三十三团团长，1931年10月提升为第十七旅旅长，1933年10月调升第七十九师副师长，1935年秋代理师长，冬晋升为师长。部队先后驻扎在黔南和陕西一带。
陈安宝每次变化、战斗、提升，都写信告诉作新小学的校长老师，感谢他们的培养。而校长的回信告诉他，家乡民众期待着他杀敌立功，为家乡争光。后来安宝得到消息，作新小学校舍破损，立即慷慨解囊，寄钱到家乡，重建作新小学。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时任第七十九师师长的陈安宝上书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请缨抗战。不久，第七十九师奉命加入第一战区，由潼关东进河南辉县。8月30日，日寇大规模进攻上海。时驻防上海的第八十八、第八十九两师，伤亡惨重，由第十一师接防。日寇继续猛攻，敌舰上远程炮弹，如雨点般向我军阵地轰击。敌机三架一组，九架一队轮番轰炸，第十一师也溃不成军，转由胡宗南的第一师接防。10月，陈安宝奉命向南开拔到松沪一带。11月5日，日寇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各师团大部在金山卫登陆，准备分兵侵犯平湖，从西面截断沪杭路，袭击我正面驻军的侧背。此时陈安宝师已到达嘉兴，连夜急行军到平湖以东布防，分兵守独山、虎啸桥、广陈镇等战略要地，防线曲折四十余公余里。第二天凌晨，日寇开始进攻，第七十九师与日寇展开了激烈战斗，坚守阵地十日十夜之久，多次打退侵略军的进攻。15日夜，陈安宝才奉命率领部队到崇德，扼守临平以东、沪杭路及运河正面等地。
1938年2月，陈安宝奉命率部队从诸暨渡富春江向余杭的敌人攻击。2月14日，陈安宝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用一部分兵力直扑余杭城垒，另一部分则在中途设伏，袭击从杭州方面来的敌援军。中途设伏的部队与敌援军激战一昼夜，敌人损失惨重，用二十多辆载重车载尸逃回去。不久，七十九师奉命深入嘉湖沦陷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3月1日，部队向东分兵越过京杭国道，突入敌后，在德清、崇德，新市、青镇及铁道、公路、运河沿线一带活动。七十九师在敌后开展政治工作，安抚在侵略军铁蹄下幸存下来的黎民百姓，收编了当地民兵五千多，还在杭州、嘉兴等沦陷城市秘密埋伏人员，组织力量，准备约定日期举行暴动。其间击毙敌人、缴获枪械、炸毁车辆、击沉艇船无法统计。6月份，七十九师又奉命沿杭徽路经祁门、浮梁于7月中旬到达东乡。7月下旬，陈安宝接到上级电报，晋升为第二十六军军长兼七十九师师长，下辖第四十、第七十九两师，在徐家埠及吴城以北一带布防。8月20日，日寇第一百零一师团进攻长江南岸星子。陈安宝率七十九师星夜进占德安以北的乌石门一带阵地，掩护友军安全移动。9月上旬，德星公路西孤岭、烂泥塘一带友军第五十二、第一百五十九、第一百六十、第一百九十各师伤亡过重，局势相当紧张，陈安宝受命率领七十九师驰赴接替。11日，在隘口与敌一百零—师团开始接触，四十师也加入了战斗。日寇凭借鄱阳湖海炮及陆空军优越武器向我连续进攻。陈不眠不休、督部奋战，并不时组织反攻，坚守了三十一个昼夜。这一阶段，陈安宝与叶肇、王敬久两军奋勇抵抗，一共坚持三个月。10月中旬，七十九师因伤亡过重，抽回整休补充。12月，陈安宝专任军长，七十九师师长一职由副师长段朗如继任。同时，第一百零二师归入二十六军建制，编为甲种军。
1939年2月中旬，东京日寇大本营陆军部同意冈村宁茨中将的建议：为了确保武汉几十万日寇战养补给，必须确保长江水路交通这条生命线。天皇批准了攻占南昌计划，并派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来华主持协调这次作战。冈村宁茨得到命令，立即着手调动集结部队，抓紧进行战前准备。2月28日，在重庆的蒋中正和统帅部的将领们，已从武汉日寇集结的种种迹象中，判断出：日寇第十一军将进攻南昌。当即电令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将军；速将武长路上可移动之兵力增进永修、武宁一带，而主力出击部队应用于武宁方面。陈安宝率领七十九师从浮梁兼程到东乡部署抚河和鄱阳湖防务。
1939年3月，日寇越过修河进犯南昌。日寇凭借其大量的汽车、舰船和优良的装备，迅速调动集结了第一零一、第一零六、第一一六、第六等四个主力师团的兵力，以及重炮兵四个半联队，战车一个半联队和海军、空军第一部，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从3月17日拂晓开始，分三路向鄱阳湖西面中国民革命军队队全线发动进攻。中国各部队措手不及，仓促应战，陷入了全线被动的状态。3月23日吴城失守。3月26日，日寇迂回包围了南昌城，并在南昌城和市郊与中国第三十二军第一部、南昌市警备队展开激烈巷战和争夺战。全城火光冲天，狼烟四起，喊杀声震天。大街小巷，无处不在展开惨烈的肉搏战。3月27日夜。南昌城停止了枪声，日寇完全占领了市区。4月上旬，日寇二百零—师团佐滕旅团第一部窜抵梁家渡西岸。4月16日。蒋中正命令第九战区反攻，限令薛岳夺回南昌。下旬，七十九师段朗如部奉命与预十师、十六师同归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段师接受了攻袭南昌的任务，其抚河遗防由二十六师周旅接替，陈安宝仍然担任鄱阳湖东南岸和抚河东岸的守备。4月25日，段师开始行动，由于指挥失当，到27日，仍未奏功。陈安宝急忙从东乡驰赴进贤，准备就近从中匡正。28日，他力促段朗如渡河指挥，要段所部七十九师和二十六师王旅速向南昌进击，并一再劝勉。29日，得到总司令部电讯，段朗如渡河后同敌人稍有接触就南向新村墟逃走了。陈安宝开始不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七十九师是他亲手训练的主力部队，等到证实后，他难过得好几天没有吃饭。5月3日，上官云相集团军所部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中将接到命令，令他率预五师、二十六师和七十九师的二三七团攻击南昌，限五日到达，时间只有三天。当时因日期急迫，陈安宝未等部队全部调齐，就先行带领幕僚奔赴荏港指挥，并命令预五师和二三七团迅速集合从瑶湖经过红门桥，约定本月五日突入南昌。4日晚上，陈安宝带着第七十九师王团和二十六师主力在荏港渡抚河。半夜时分，已进抵抚河以西的支流，由于渡船太少，加上躲避敌机侦察轰炸，到5日上午11时才潜渡完毕。部队渡过河后，立即在敌据点间曲折的田径上跑步前进，准备从铁道西边向南昌挺进。5日下午2时许，部队通过公铁路抵达沙窝章村，先头部队周团遭到敌人袭击。不久，周团在桐树庙西北高地被敌军粘住，同时，在军、师部后面的通信连，辎重排和王、谢两团也被高坊的敌人拦腰截断。陈安宝当机立断，命令周团迅速赶走正面的敌人继续前进，一起赶跑高坊的敌人，准备和被截断的各部队联络。等到4时30分，因为敌军盘踞的各个据点工事坚固，前面和后面的战斗都没有进展，部队与敌人胶着于高坊北端的夏庄、吴庄、沙窝章村和西北高地山里姚、龙里张一线。6日拂晓后，日寇向陈安宝的部队发起攻击，炮火比昨天更加密集，步兵也增加了，六架飞机不断轮流轰炸，陈安宝部所占地域狭小，伤亡十分严重。
陈安宝仔细察看周围地形后，知道白天不容易突围，就督令将士沉着应战，准备在天黑后冲破敌人的包围圈继续向南昌挺进。午后4时，战斗越来越激烈，敌军第一部分已侵入桐树庙西北高地，直接威胁到整个部队的安全。陈安宝急率师长刘雨卿、参谋长徐志勖督促带领身边仅余的特务排向敌人反攻，很快夺回了被敌侵占的桐树庙西北高地，而刘师长却负伤了。5时10分，左翼龙里张方面敌我格斗已陷于混战状态。陈安宝留下的预备队已经用完，他就带着随从官兵冒着猛烈的敌机炮火赶往督战，在中途的田塍上，不幸中了敌弹，伤及心脏，壮烈殉国。时为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5月6日下午5时15分。5月7日。正在策划组织反攻南昌的薛岳将军，惊闻陈安宝军长以身殉国的噩耗，悲痛欲绝，泪如雨下。
反攻南昌的战斗已进行了半个多月。薛岳将军面对旷野之上尸山血海，深知已无法克复南昌。决心主动承担南昌失守责任，向蒋中正去电：“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凶锋。今安宝壮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岳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烈。”蒋中正接收到薛岳电报的当天，向薛岳和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将回电：“国民革命军队对南昌之攻击兼旬，师久无功，屯兵坚城之下，敌已有备，难以奏效。令第三、第九两战区停止对南昌之攻击。”5月9日。我军已完全停止攻城，南昌会战结束。此次会战，日寇伤亡共计两万四千余人；中国民革命军队队伤亡总计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八人。
陈安宝军长壮烈牺牲后，全民哀恸，举国悲悼。1939年夏，陈安宝烈士的灵柩运回家乡，路桥数万群众沿途设祭，悼念抗日英雄魂归故里，烈士灵柩安葬在家乡横街山。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7日7日，民国政府发布命令，追赠陈安宝烈士陆军上将军衔。10月7日《新华日报》第二版曾报导了“延安各界追悼张司令自忠、陈军长安宝、郑师长作民、钟师长毅诸将军大会”的消息。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时，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尽忠报国》、朱德总司令的《取义成仁》、周恩来副主席的《为国捐躯》和各方面的挽联很多很多。朱总司令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大会给张、陈、郑、钟诸将军的家属都发了慰问电。
198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陈安宝为烈士，黄岩县人民政府为陈安宝将军树立墓碑。1984年4月6日，黄岩县人民政府决定，恢复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安宝小学”。1985年2月1日，陈安宝将军诞辰之日，县人民政府在横街乡召开了恢复“安宝小学”校名大会．副县长徐仁鹤亲将“安宝小学”校印和校名牌授给该校校长。会后，徐仁鹤副县长偕同出席大会的县人大、县政协、新桥区、横街乡领导及“安宝小学”师生，晋谒了陈安宝将军陵墓，并献了花圈。1995年3月23日，路桥区由横街镇等单位发起修建了安宝小学和安宝将军墓。
陈安宝烈士陵园巍然矗立在横街山顶，从南面上顶，首先看到的是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的题词手迹。陵园前屏为前国防部长张爱萍题写的“陈安宝烈士陵园”，陵右边亦是张爱萍上将的题词：“为国捐躯，名垂青史”，左边是郑洞国的题词：“气壮华夏，国魂永存”。陵正面镶嵌着巨幅将军铸铁人面像浮雕，人面像左下是一巨型铁拳雕塑。左道是原台州市副市长张廷竹撰写的：《重建抗日名将陈安宝烈士墓记》，从陵道上去，则是安宝墓，墓前右前方矗立五米高的碑柱，刻着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题写的“抗日名将陈安宝之墓”。整个陵园气象恢宏，庄严肃穆。它弘扬爱国主义，教育子孙后代永记民族历史，树立尽忠报国的思想。

陈季良：(公元1889～1945年)，福建福州三坊七巷文儒坊人。著名国民革命军海军上将。
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母亲是陈季良的姨祖母，林则徐是他的表舅公。陈季良的故居至今保存尚好。抗战胜利后，陈季良的夫人带着儿子到了台湾，留守陈氏祖屋的是陈季良的侄孙陈建威一家。日前，记者专程来到福州三坊七巷之文儒坊十九号陈氏故居，采访了陈建威一家。年近八旬的陈建威老人是目前陈季良家族在福州辈分最高的长者，虽说年事已高，但他对儿时记忆中的祖叔陈季良仍记忆犹新。他回忆说：三十年代中期，陈季良回到福州休养了一段时间。他在陈家老宅的后花园里亲自设计建造了一个八角亭，至今保护完好。他鼓励陈家后代也去当海军，保家卫国。
据陈建威介绍，陈家祖先是河南光州固始人。唐末昭宗景福三年迁至福建福鼎，后迁浙江平阳，明太祖时，陈氏定居福州城，成为平阳陈氏入闽一世祖。文儒坊陈家老宅，即是平阳陈氏进入福州后的八世祖陈兆盛于一六四二年购置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英国留学归来后当上海军舰长的陈季良，又将老宅周边的一片旧房子买下翻建，成为今天占地二千多平方米的陈家大宅。
据悉，文儒坊的陈氏家族世代书生，出过七位进士。陈季良的曾祖父陈鸣昌和祖父陈翼谋都是举人。父亲陈镜河在江苏任知县。陈季良母亲叫吴重，闽东宁德人，外表贤淑温柔，内心却极具男儿气概，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兵护国。陈季良小时，常随母亲到外祖父家小住，每次到宁德，母亲都让他登楼观海，不止一次叹道：海上无门，外国人最易来犯。有一回，登楼观海时，见渔民在海滨泥埕上乘橇捕蛏，疾行泥上。母亲告诉他：“明朝倭寇犯境，戚继光将军以此橇作武器，潮退时，令士卒乘而逾泥，杀敌夺舟，获大胜。”陈母勉励儿子学习戚继光将军，继承戚继光将军的遗志。
陈季良兄弟皆读书走科举之路，唯陈季良记住母亲的话，投笔从戎，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一九零五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学堂第四届驾驶班。与后来的民国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同期留学英国，回国后到舰上任职，开始了其长达四十年的海军生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民革命军队民八年神圣抗战的开端。此时，中国海军最高指挥官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上将作为副使，与正使孔祥熙一起出访，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身为海军部常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的陈季良中将，则代行国内海军最高指挥官大权。
据史料记载，抗战前夕的中国海军共有舰船五十七艘，连小艇算在内，总吨位也不过六万吨，不及日本海军的二十五分之一，且多半是超期服役的旧舰。最大的宁海、平海、逸仙、应瑞四舰，加起来还不如日寇一艘万吨巡洋舰的吨位大。从舰艇数量、吨位大小、装甲优劣、火力强弱、射程远近、速度快慢、舰龄长短等各方面比较，当时的中国海军实力远逊于日本海军。因而，没有制海权的中国海军，根本不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海军部常务次长，他指挥了被外国民革命军队事观察家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惨烈的海空战”──江阴海空战；在没有任何空军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他率中国海军第一舰队的四艘战舰与日本三百多架战机、七十多艘军舰，浴血战斗了两个月零一天，击落敌机二十多架；他的旗舰被击毁，就再二再三换舰继续升起令旗指挥战斗。直至自己的腰部中弹，血流如注，仍不下火线，而是顽强地举起手枪与盘旋在头顶狂轰滥炸的敌机对决—─他，就是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中血洒沙场的最高级将领海军上将陈季良。
为阻挡日寇进犯当时的首都南京，中国海军选择在江苏江阴一带构筑阻塞线。陈季良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江阴封锁区总指挥。其实，早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之际，陈季良即做好了为国献身的准备。在战前动员会上，他坚定地对大家说：“军人当忠于职守，勇于从战，以身报国。在陆地战场，人人要有马革裹尸的雄心；在海上战场，人人要有鱼腹葬身的壮志，不管战场环境如何险恶，人人都要杀敌致果，坚持用最后的一发炮弹或一颗鱼雷，换取敌人的相当代价。”
日寇也十分清楚，若不能突破江阴防线，日寇舰队的行动范围将只能在崇明岛、黄浦江一带，而不能突入长江腹地。于是，日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上的广播传出猖狂的叫嚣：“必须对中国海军加以惩罚报复，要突破江阴封锁区，必须首先摧毁中国防守部队。”于是，日寇集中了七十多艘军舰，三百多架飞机和十多万兵力，计划一举攻破江阴防线。
1937年8月12日，中国海军在长江的江阴段江面上，以十二艘老舰艇、二十三艘商轮、八艘趸船和一百八十五艘民船及大量石方筑起了第一道江阴阻塞线；接着，又将当时中国海军序列中吨位最大的海圻号等四艘老舰沉入江中，在第一道阻塞线后构成一条辅助阻塞线；而将平海、宁海、应瑞、逸仙四艘主力战舰列于最前线。8月21日，日寇派出了包括当时独霸全球的日本海军航空兵九五式水上侦察机在内的精锐空军，对江阴封锁区进行狂轰滥炸。严阵以待的中国海军战舰在陈季良的指挥下立刻予以还击，首轮还击就击落敌机一架，初战告捷。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惨烈的海空战”──江阴海空战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经过了一个月的试探性攻击后，9月22日，日本海军联合航空队出动三十多架攻击机、战斗机，携重型炸弹，窜犯江阴，向长江江阴封锁区实施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空中轰炸。显然，没有空中力量掩护的中国海军面临的将是从未有过的海空血战。当时平海舰是中国海军的旗舰。所以，敌机首先分批环攻平海舰，以求擒虎之功。陈季良指挥平海舰官兵冒着弹雨，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猛烈还击，击落敌机五架。但平海舰也被炸伤，舰上有五名官兵牺牲，二十余人受伤。平海号舰长高宽申腰部中弹受伤。
见首轮攻击未达到目的，日寇即改变战术，增派兵力，以八十多架次飞机分四批集中攻击当时中国海军实力最强的平海、宁海两舰。中国海军官兵殊死抵抗，使敌不得近前。不久，平海舰、宁海舰相继被敌机炸毁。陈季良移驻逸仙舰，并挂出司令旗继续指挥战斗。9月25日，十六架敌机猛攻逸仙舰。陈季良率官兵猛烈还击，击落敌机两架，而逸仙舰也被击中，舰上官兵牺牲十四人，重伤六人。官兵们劝陈季良快撤，陈季良喝道：不！我们还剩十几发炮弹，我们要和敌人拚到底！激战中，逸仙舰再次中弹，舰身左倾，舰首炮与舰尾炮都被炸毁，陈季良被弹片击中腰部，血流如注，摔倒在甲板上。他忍着巨痛，果断地下命逸仙舰抢摊。敌机见逸仙舰无力还击，就超低空飞行，继续轰炸逸仙舰，陈季良顽强地站起来，大吼一声：“中国民革命军队人最好的归宿，就是与敌人战死在最后一刻！”他拔出手枪与敌机对决。陈季良将军的精神感染了全舰官兵，包括那些身负重伤但还有一口气的官兵也从血泊中顽强地站起来，用手枪、用步枪与敌人血战，直到所有的子弹打光。
负伤后的陈季良依然不下火线，继续移驻定安舰，再次升起司令旗，指挥与敌作战。有人劝告他说：“挂司令旗暴露目标是很危险的。”可陈季良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说：“司令旗在，中国的舰队就在，对敌是蔑视，对自己的人是个鼓舞。”
据统计，仅平海、宁海两艘战舰，在两天内就发射高射炮弹一千三百多发，高射机枪弹一万余发，共击落敌机二十多架……当时在江阴海空战场观战的一位德国顾问被陈季良和中国海军英勇无畏的精神所震撼。他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所亲眼看到的最惨烈的海空战。中国海军的参谋长如此英勇，中国民革命军队人如此无畏，中国必胜。”
江阴海空战后，陈季良晋升上将，仍担任海军部常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要职，直到1945年在重庆旧伤复发去逝。
1945年春，在山城重庆绵绵不绝的细雨中，民国海军部常务次长、上将陈季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腰伤复发，又得了伤寒，虽是民国政府的陪都，可重庆连一支盘尼西林都无法再供给这位正值盛年的将军。病榻前，陈将军的夫人哭着对丈夫说：我再去找陈(绍宽)部长，看是否能再找到盘尼西林。陈季良摆摆手，轻声说：“不用了，我这身体即使能好，也上不了前线，有盘尼西林还不如用到受伤的年轻军人身上，治好了他们还可以上前线多拚几个日本仔。“望了一眼身边的太太，陈季良艰难地说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话：”我逝世后，不要让我入土，我要看着日本人被打败。等打败了日本人，你就往我的棺材里倒几杯酒，我也要好好庆贺一番。“说完这段临终遗言，戎马生涯四十载的陈季良将军，带着对日寇的满腔仇恨离开了人世，终年五十七岁。陈夫人遵照遗命，为陈季良制了一口水泥棺放在重庆山坡上的稻田里。1945年5月25日追赠海军上将军衔。
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陈夫人没有走上街头欢庆，却静静地来到丈夫的灵柩前，痛哭了一场。之后，陈季良的水泥灵柩被运回老家福州。当载着陈季良灵柩的军舰抵达福州马尾港时，家乡人自发地涌到码头上迎接这位抗日英烈魂归故里。福州人民为陈季良举行了公祭，场面浩大，哭声一片。乡人为浴血抗战十余载却在胜利前夕抱恨离去的陈季良将军，掬一把深切哀悼的眼泪，并以日寇终于投降的喜讯告慰这位中华民族的英烈忠魂！

陈铭枢：(公元1889～1965年)，字真知，广东合浦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南京陆军中学毕业、保定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同盟会员。
陈铭枢原为粤军首领，武昌起义爆发后，加入姚雨平的广东北伐军，1915年回广东参加反袁活动，后历任粤军营长、旅长，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训练部部长、广东省南区绥靖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在第三次围剿中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参加了淞沪抗战。后任交通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代理院长。1933年陈铭枢参与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担任文化委员会主席。失败后去香港，曾组织社会民主党。1936年改组社会民主党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193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1945年在重庆参加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47年6月13日晋升为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军事委员会参议，晋升同时退为预备役。
1948年，陈铭枢在香港参加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铭枢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第一届中央委员和第二、三届中央常委。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5年5月，陈铭枢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七岁。

陈燊龄：(公元？～？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一级空军上将。
1985年12月24日晋升为二级空军上将军衔，1986年7月～1989年12月担任空军总司令，1989年11月～1991年12月任三军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1990年1月1日晋升为一级空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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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调元：(公元1886～1943年)，字雪喧，河北安新同口镇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级上将。
陈调元家道甚为贫寒，父亲早亡，靠其母杨氏及其妹织席，苦度光阴。母、妹二人把光大门庭的希望，寄托在陈调元身上，使其入私塾读书。他发愤攻读，数年之间，对于文理已粗通门径。迨至庚子事起，遂弃文学武，另谋出路。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秋，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城里开办参谋学堂，次年陈调元十八岁，即往报考被录取。该学堂总办是段祺瑞，提调是靳云鹏，教员有陆锦、马良等人。所收学生有五十余人。分置内、修、战、备四个队号，后来又添了一个“生”字队号。1904年期满毕业，陈调元被派在新军某镇任排长，旋袁世凯复在保定成立军官学堂(后改称陆军大学)，陈调元又考取。毕业后，回原部队升充队官。1909年陆军部设立陆军中学堂，在湖北南湖设陆军第三中学堂，以李钟岳(号正卿，广东人，小站随营武备毕业，曾在北洋保定炮队学堂任教官)为总办，范尚品为监督。陈调元在其中任军事地理教官，杨文恺于同时任日文教官，还有崔庆钧(号叔和、河北人)任法文教官。该学堂学生中有唐生智、何应钦二人，遂隐伏下陈调元最后归附蒋中正集团的伏线。辛亥革命爆发，武昌独立，陈调元逃回北京，任陆军军事学堂的队长。
1913年黄兴、冷遇等人在南京宣布独立讨袁，竖起二次革命旗帜。袁世凯派直隶都督冯国璋任陆军第二军军长、江淮宣抚使，在天津组成司令部，任师景云为总参谋长，调陈调元为高级参谋。及至二次革命失败后，冯国璋继张勋任江苏都督时，陈调元被任命为南京宪兵营营长。其时张宗昌任江苏军事补助教育团监理，住铁塘池。他二人工作并不繁重，张宗昌挥金如土，放浪不羁，人们称张及其伙伴为“纰漏公司”。陈调元则为人慷慨，好应酬，尤善联络，但比张宗昌有些节制。当时冯国璋、赣李纯和鄂王占元，号称“长江三督”。冯国璋颇喜陈调元的才具，故常以他为代表赴南昌、武昌与李、王二督商洽公事。
杨文恺1915年往任湖北督署军务课长，陈调元每到武昌就住募石街杨文恺家。因此，陈调元在长江各码头都闯开了。他凭三寸不烂之舌和一副憨厚之相，到处结交达人显秩、三教九流人物。如江淮的张仁奎(南通镇守使)、施从滨(镇江镇守使)、马玉仁(淮扬镇守使)、白宝山(海州镇守使)、上海的徐国梁、李振武，都是他的结盟弟兄；又如申江帮会的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也成了他的知心朋友。时间一久，通都大邑的人们几乎都知道“南京的陈傻子”。其实，他这样做，自有其用心，正是要积累政治资本，何尝是个傻子呢!
袁世凯于帝制失败死去以后，北洋派分为直、皖两系。直系的首领是冯国璋，控制长江天堑三都(苏、赣、鄂)的军阀，自始都是直系分子。浙、闽、皖三省后来也被直系争夺到手。陈调元跟随冯来到南京，以后又长期停留下来，在他附蒋以前，一直是为直系服务。他足智多谋，工于趋附，因而在李纯、齐燮元、孙传芳历任交替中，皆能鱼水相傍，安然共处，而且一帆风顺，地位也一天比一天高起来。
1917年7月冯国璋以副总统到北京代行大总统职权，调江西督军李纯继任江苏督军。陈调元与随李来苏的齐燮元、刘鸣銮等均是陆大同学，彼此至为亲密。于是陈调元得以升任旅长、师长，并为徐海镇守使，驻防徐州。由于他对长江各省的人事熟悉，仍有时充任江苏代表，往返于赣、鄂诸省间。1920年李纯死，齐燮元继任苏督。齐燮元对陈调元更为倚重，擢升陈调元任苏鲁豫皖剿匪总司令。1923年5月，山东股匪孙美瑶在山东临城劫车，掳去中外旅客数百人。黎元洪以案涉外交，严令南京齐燮元、济南田中玉，速遴干员营救中外旅客出险。齐燮元、田中玉会令陈调元承办此一重案。陈调元不避艰险，亲至匪巢。因他平时接近帮会，易于进言，终使孙美瑶就范受抚，掳客尽得释归。陈过去以军人政客见长，现则以治匪能手而著称。1924年9月江浙战事爆发，后以孙传芳由闽入浙，使卢永祥逃亡而结束战争。当时直奉交战正酣，而冯玉祥班师回京，吴佩孚急返天津讨冯，电促齐燮元遣师北上，齐派陈调元率兵援吴，因山东郑士琦出兵阻止，未能成行。
1925年奉军镇威军张宗昌率队护送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南下，齐燮元下野，离宁赴沪，虽曾一度由沪出兵抵抗，终仍归失败。8月杨宇霆督江苏，姜登选督安徽，于是长江中下游遂尽入奉军掌握中。齐燮元仓促离宁，陈调元未随去。杨宇霆代齐督苏，陈、杨素极陌生，佛脚亦抱不及。杨宇霆以战胜者之威，对旧日残余分子岂能放在眼里，陈调元遂遭受冷视。他一面听到广东正准备北伐，一面又想到浙孙(传芳)可能出动。于是他对两方面设法联系，期望时机一到，即驱杨解恨。正当此时，杨文恺由汉口赴杭州，到南京时见到陈调元，他说：“杨宇霆气焰熏天，我恐怕不能干了，回家算了。”杨文恺劝他说：“一时不可操之过急，听其自然变化为宜。”他说：“你到杭州，和馨帅(孙传芳)替我设个办法才好。”
当杨文恺见到孙传芳时，才知道孙传芳正要打走第四师陈乐山，做攻取上海的准备。杨文恺当即告诉孙陈调元的处境和所说的话。孙说：“有办法，咱先拿了上海，随即拿南京。”几天后，孙传芳果然派杨文恺到南京与杨宇霆通好，而在暗中与陈调元计议如何打杨宇霆。
杨文恺到南京，适杨宇霆不在家，仅见到省长郑谦，做了一番应酬，就去见陈调元，告以内容，陈调元听罢大喜，并说：“请大哥放心，回去向馨帅说，由徐州到南京这一段由我包打，必定能操胜算。”杨文恺回杭州见孙传芳把情况告知后，孙传芳便决定攻取沪、广，而后统一苏皖，组成苏闽皖浙赣五省联军，以竖起东南一面新旗帜。
那时段祺瑞已出山执政，演唱的是联合奉军、敷衍冯军并联络直军的一出均势新戏。段祺瑞看到孙传芳雄踞浙闽。势力方兴，就派龚维疆(号执初，合肥人，与孙传芳是士官同学)为代表赴杭与孙传芳联系。孙传芳明知段祺瑞执的是无权无力之政，何足介意，就应付地对龚维疆说：“段执政是我的前辈老师，段先生既然不怪我打陈乐山，我当然拥护执政，请转达执政放心。”可是孙传芳为着要扩充势力，夺取财源，必须打倒邢士廉，以占领沪宁，并控制长江五省，断不能碍于段奉联合而不打奉，也不能因龚维疆来游说而停止其预定计划。1925年l0月孙传芳即由杭出兵，很快攻下上海、南京。是时陈调元的军队早在南京城内外及江北浦口、乌衣一带布置妥当，奉军退至南京附近和江北之际，分别被陈调元军缴械。孙于10月20日在杨宇霆走后，进抵南京城，城内治安完全由陈调元负责，孙传芳即渡江沿津浦路北进。陈调元派崔庆钧随孙之总部襄办军机事宜。及孙传芳车开抵蚌埠时，驱奉军事已获全胜。孙传芳在蚌埠召开秘密会议，预商五省军政首脑人选，当时崔庆钧、赵正平、沈同午和杨文恺皆在座。杨文恺与崔庆钧首先提出以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孟星奎为参谋长的建议，孙传芳答说：“正合吾意，就请叔和(崔庆钧号)为秘书长。”安徽人选就此决定。
10月23日孙传芳由蚌埠回到南京，未入督军公署，先和杨文恺同车到淮海路陈宅。时为晨7时，陈调元尚未起床，一闻孙大帅已至客厅，踉跄出见，向孙传芳说：“馨帅辛苦了，没想到这么快。”孙传芳答说：“这次得胜之快，也是由雪弟协助之力。”等到一同进入总部(前上将军行署)，孙传芳在大堂大声宣称：“此次胜利，乃是官兵用命不避困难，故能一挥而就。”接着就在大厅开会宣布五省军政长官姓名，首先任命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陈调元即席起立谢委。孙传芳命陈调元迅速赴蚌，整理安徽一切善后事宜。
陈调元一到任，即顺从孙的意志，以孟星奎为参谋长，崔庆钧为秘书长，报请总部加委。对地方人士也力谋拉拢，当即保荐皖南镇守使王普(字慈生，安徽阜阳人，为倪嗣冲女婿)为安徽省长。过了半年，王普辞去，又保举高世读(字砚田，亳州人，与陈系保定同学)继任，因而地方得以安定。尤为重要的是陈调元善于估计政局的变化，“未雨而绸缪”。在先广东孙中山派有何成涪代表常驻上海，陈调元曾与何成涪交往甚密，因而结识了何成涪的同学同乡范熙绩(号少侠，留日士官生)成为密友，乃请范为总参议，使其与广东方面暗中联络；又引高镜(号直青，奉天人，留日测量生)为参议，使其与奉天方面联系；更结识了冯玉祥的参议段其澍(号雨村，河北人，在保定同学)，使其与西北方面联络。似此，他对广东孙、奉天张、西北冯及南京孙等实力派方面，各都摆有棋子，可谓八面玲珑了。终于能在以后蒋中正北伐过程中，又当了一次“功臣”。
1926年秋，吴佩孚已在汀泗桥战败，退守武昌，孙传芳出兵江西，欲与北伐军周旋，派陈调元为九江上游前敌总司令，驻兵武穴。此时陈调元已由范熙绩和唐生智二人的撮合，与蒋中正达成默契，故蒋中正军于攻破武昌后，转军临赣的时候，陈凋元军队第一枪不发，旁视蒋军直攻南昌、修水一线。孙传芳联军总司令部正在九江江新轮上，忽有吴佩孚部下师长王维城(号绍珍)、陆大生由河南给陈调元一电，大意是请陈调元“由武穴回军，反击九江孙军，后路一乱，孙军不打自退”。陈凋元接此电即将原文转呈孙联帅，以表其忠于孙传芳。孙传芳即复电奖励。陈凋元以王电作为坚决拥孙传芳的工具，同时也作为掩盖通蒋中正的烟幕。及11月15日，孙传芳失守九江，奔回南京，陈调元仍以安然无事的态度回到南京，见孙传芳还说服从联帅命令的话。孙传芳对之慰勉，并给军费二十万元，使之安心整理部队，准备反攻。1927年3月，孙传芳由南京退守扬州，至23日南京失守。据由南京逃出的参谋刘少新报告：在南京失守后，曾看到陈调元的军队已改悬南军的旗帜，更换南军的番号等等。至此，孙传芳才恍然大悟，他上了“陈傻子”的当。
蒋中正知道旧军阀集团内部大都有矛盾存在，而且知道这些人几乎没有不喜欢升官发财的。因此，他在诉诸武力之外，还用收买分化的手段来战胜他们。通过唐生智、范熙绩的撮合，蒋中正看到陈调元交游素广，对各军阀皆有联谊，因而在他的掌握之下，要好好地利用陈一番。首先在打退孙传芳以后，蒋中正仍令陈凋元蝉联安徽省主席，以固其心。蒋中正迁都南京，陈调元恰占得地利，他在城内建有广大私宅，大可做为媒介之所。陈凋元时常往来于皖、宁之间，蒋中正供金钱和便利，使之招降纳顺。于是凡直接间接认识陈凋元而欲报效的，都出入其门庭，以夤缘进身。
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天津。白崇禧、何应钦等陆续到达平津。陈调元投归北伐军后任第二军团总指挥，辖第三十七军等部，过黄河后，任津浦铁路正面攻击任务，进抵京津后，陈凋元来天津，是为收容招纳孙传芳军而来。杨文恺这时住英租界三十二号路(现大理道)，陈凋元访问杨文恺，他说：“孙联帅已下野，余下的军队，老蒋令我来收编，明天上午召集退到天津附近的师旅长到大哥家晤谈，如愿干的话，可随我到部队里从事收编。”次日，彭德铨、顾景中、刘士林、杨镇东等师旅长来与陈凋元会谈，在座的人多不发言。惟彭德铨说：“昨天白崇禧派参谋长陈某来要我们出头洽商，我们已经谢绝，现在仍在队伍中的有李宝璋、上官云相等在直接与他们接洽，我们这些人都不愿再干啦。”因之无结果而散。陈凋元便派参谋若干人分赴队伍所在地宣称：陈调元是联军总司令之一，大家如归陈凋元带领，保证有饷有械等等。接洽的结果是：张彬、张汉全、李松山、马葆珩、李宝璋、段承泽等部，均归陈收编；凡师长改编旅长，旅长改编团长，以下类推，就此收编了大部分孙传芳的部队。另外，王金钰也收编了上官云相、李宝璋的若干师旅，直接受蒋中正的指挥，驻北徐州一带。其他由傅作义收编了一个师外，大部分归阎锡山收编，调往南口以北几个县驻扎。这时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也退到河北，后在滦县被奉军解散，其中也有些散兵归陈调元收编。
1929年冯玉祥撤孙良诚离鲁，准备反蒋。蒋中正即调陈调元任山东省主席，意仍在使他居间联系北方冯、阎各军，以谋缓冲，及至1930年阎冯蒋进行中原大战。阎系将领傅作义尚在天津时，曾用师景云和我的名义致电济南陈调元，大意是请他和阎、冯共同反蒋，可是陈凋元把此电呈报南京蒋中正，以表忠诚拥护。中原大战时，陈调元任总预备军团司令，与马鸿逵部守济宁、曹州地区。当冯玉祥军发动八月攻势中，蒋中正军不利，欲缩短战线，陈调元自告奋勇，从右翼反攻，蒋中正军始得稳住阵脚，从而转危为安。迨至战争接近尾声，蒋中正用全力向冯阎联军作最后袭击，陈调元奉蒋中正令亲到王金钰部(这时是上官云相任指挥官，王请假他去)，给以军饷作战费一百万元，督促该部向冯阎联军猛攻。阎冯联军终于失败。陈调元在此次战争中，也为蒋中正出了大力。
陈调元还做了一件为蒋中正效劳的事。就是迎接段祺瑞赴上海居住，一直到段祺瑞逝世。段祺瑞自下台后，即退居天津魏宗瀚的住宅(在日租界)，其用费全由皖系旧部供给，陈调元也每月供两千元。及“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自觉天津非久居之地，曾派人与陈调元商议，拟迁居上海，陈调元即转告蒋中正，蒋中正正想抓住这个北洋派唯一的元老，既可以资联络各反对势力，又可以免生枝节，因此慨然地说：“段老师南下，非常欢迎，即派你为代表计划一切。”陈调元答说：“我在上海霞飞路有一所住房，就请段先生住。”蒋中正说：“关于日用花费，我每月送段老师第三万元，由其自行支配。”段祺瑞就此到了上海居住，所有段祺瑞的亲友、旧部都每人每月分汇若干元，一直到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病故，蒋中正尚送给治丧费若干万元。
蒋中正始终认为陈调元是个干才，抓住不放。陈调元也愿意尽犬马之劳。1930年，蒋中正又任陈调元再做安徽省主席。1934年农历十月初九日是陈调元的老太太八旬晋五的寿辰，杨文恺赴上海拜寿，其长女杨世心嫁与陈调元之三子陈廉，一同刚由美国留学回来，也藉此看看他们。陈调元给预备下一品香饭店头等房间居住。生日这天，蒋中正亲临寿堂拜寿，连段祺瑞也亲来拜见陈调元之母，真可谓盛极一时。
1935年陈调元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院长，仍然是为蒋中正做联系工作。这时日寇逼迫我国日甚一日，蒋中正不敢抵抗，派何应钦与日方订立《何梅协定》，以图苟安一时。当时宋哲元为北平绥靖主任，蒋中正因陈调元与西北军也有联系，特派他到华北宣抚，在表面上是代表蒋中正授予国民革命军各团团旗，实际上是向宋哲元传达蒋对日本应付的策略。杨文恺这时住天津河北二顺里，去北平与陈调元盘桓了几天。举行授旗那天，杨文恺陪同陈调元到西苑大操场，先由陈调元讲话，继由宋哲元讲话，皆以授军旗的意义重大为词。会毕，又召集团长以上军官讲话。
杨文恺与陈调元自此分手直至“七七事变”后，未通消息。陈调元久居官场，多样交际频繁，早年就染上鸦片烟瘾，及至投蒋后，恐怕蒋闻知吸毒而不喜，改打吗啡针，以此身体日渐衰弱，肺部中毒致病。
1943年12月18日陈调元最终病逝于重庆，终年五十八岁。1944年2月2日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追晋一级陆军上将军衔。

陈燊龄：著名国民革命军空军第一级上将。
1990年1月1日晋升空军第一级上将军衔，1989年12月～1991年11月出任参谋总长、空军总司令。

陈　诚：(公元1898～1965)，字辞修。浙江青田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一级陆军上将。
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浙军、粤军中任排、连长。1924年入黄埔军校，历任特别官佐、炮兵营连长、营长等职。先后参加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第二十一师团长。
1927年4月陈诚任第二十一师师长。1928年7月任第十一师副师长，次年率第十一师参加蒋桂、蒋唐(生智)等战争，竭力为蒋中正效命。
1930年在蒋冯阎战争中，陈诚任蒋军第二军副军长，率第十一师解曲阜之围与抢占济南有功，升任第十八军军长。1931年5月任追击军第二路总指挥，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企图寻红军主力决战未遂。
1933年2月，陈诚任赣粤闽边区“剿共”军中路总指挥，率十一个师参加第四次围剿遭惨败，被歼灭近三个师。7月任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共”军军官训练团团长，分期训练中下级军官，以后，蒋中正多次在庐山等地举办训练团，陈诚均充任副团长或教育长。陈诚严于治军，强调“精神教育”，有实干家与战术家之称，深受蒋中正宠信。9月任北路“剿共”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采用步步为营、逐段推进战法，占领江西广昌、石城、瑞金等重镇。
1936年3月，陈诚任“剿共”第一路总指挥，率部入山西，阻止红军东进抗日。5月任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进攻陕北红军。6月，李宗仁、陈济棠反蒋，遂离晋率重兵进驻衡阳，威慑李、陈。
“西安事变”后，陈诚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屯兵渭南，改编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抗日战争期间，主张抗日，先后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等职，指挥所部参加淞沪、武汉、宜昌诸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蒋中正经常把战区指挥官换来换去，人们也习以为常了。但1943年11月由长期在成都赋闲的卫立煌接替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却不是一般的高层人士调动，因此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1942年春夏，中国首次入缅作战的十万部队，由于指挥失误，步调不一，损失巨大，溃败的部队大部分转入印度整训。此后，日寇侵入滇西，并切断了西南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为了收复滇西，打通国际通道，1943年初，蒋中正决定重新组建远征军，并决定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2月，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主政湖北省的陈诚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到任后，精心组织了远征军的整编、训练，并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预定在1943年底完成作战准备，1944年春季实施。1943年11月23日，就在反攻作战即将打响之际，蒋中正突然任命在成都赋闲的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全权指挥远征军作战训练。临阵换将历来为兵家之大忌，蒋中正不可能不知。那么，蒋中正下决心换陈诚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蒋中正换将的原因是陈诚的胃病突发不能正常履行指挥职责:“就在10月中旬，陈诚胃疾复发，剧痛咯血，曾致昏迷。幸夫人谭祥时住楚雄，当予精心护理，使之勉强度过危机，但已不能正常坚持工作。”有的书中写道:“宋美龄果然注意远征军发来的绝密电。一见电报，她就向蒋中正强调陈诚的病情严重，让他回重庆疗养一段时间好，别在昆明把身体拖垮了。蒋中正重视陈诚远远超过何应钦。何应钦在蒋中正心目中的重要性一天天减少，而陈诚却日日上升。这是蒋中正手里对付何应钦的一张‘王牌’。要好好保护这张‘王牌’。蒋中正批准了陈诚的辞呈。”
1943年初，蒋中正拟任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开始时陈诚不愿就任，理由是远征军之行动关系国际信誉极大，其责任远非其他战区可比；各方对此多有怀疑，而一般意见亦难趋一致；本人能力有限，不能胜任。陈诚这里并没有提到自己的身体不能适应远征军司令一职。蒋中正认为远征军司令一职非陈诚莫属，陈诚历来以治军严格而著称，到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也是如此。他多次赴滇西、滇南考察，还陪同白崇禧到前线视察备战情况。陈诚严格按照实战要求训练部队，很快就取得了成效，还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
在陈诚全力以赴主持远征军训练作战事宜之际，鄂西战事吃紧，关系到重庆的安危，蒋中正命令仍然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赶回鄂西指挥作战。1943年5月15日陈诚自昆明飞赴重庆，17日由重庆飞恩施。在鄂西会战中，陈诚灵活机动地指挥战区部队，顶住了日寇的猖狂进攻，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保住了重庆的东大门。陈诚本人因指挥鄂西会战有功，荣获民国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他1930年以来第六次获此殊荣。
鄂西会战结束后，陈诚又赶回云南楚雄远征军司令部。远征军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陈诚决定，在英美盟军对缅甸发动攻势的同时，中国远征军以主力分别攻取腾冲、龙陵，进出八莫、九谷，然后进攻腊戍，与盟军会师曼德勒。预定在12月完成作战准备，1944年春季实施。
1946年5月，陈诚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力主内战，妄称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协助蒋中正指挥国民革命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被挫败。
1947年2月晋一级陆军上将。8月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妄图集中十四个军的优势兵力与东北民主联军决战，又遭失败。
1948年5月被免职，10月去台湾。历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台湾当局“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1965年3月5日在台北病逝，终年六十八岁。

陈大庆：(公元1905～1973年)，字养浩，江西崇义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一级陆军上将。
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汤恩伯的亲信，曾参加东征、北伐等战役，并参加对江西中央红军的五次围剿。
1937年8月2日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副师长。
抗日战争中，历任国民党第四师师长、新编第二军军长、二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鲁苏豫皖边区副总司令等职。先后参加南口、台儿庄、武汉外围、鄂北、豫南、中原等战役。
从1944年起一直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
1945年3月8日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战结束后，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副总司令官、京沪杭警备副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等职。
去台后投靠蒋经国并得以重用，成为太子党重要成员。
1960年7月晋升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时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
1969年7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民国政府国防部部长；
1973年7月调任“总统府”上将战略顾问。8月22日病逝于台北，终年六十九岁，葬于台北五指山国民革命军队公墓。追晋一级陆军上将军衔。

陈　仪：(公元1883～1950年)，字公使，浙江绍兴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1900年赴日留学，1907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是年回国。早年服役于浙江军界。1911年辛亥革命时，陈仪参加了浙江独立运动。
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陈仪被推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厅长)兼任陆军小学校长。1914年5月，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军事参议官。1917年又入日本陆军大学。1922年10月，任浙军师长。1924年任浙江陆军第一军司令，后倒向孙传芳。次年被委兼任徐州警备司令。
1926年10月，北伐军进逼浙江，陈仪由孙传芳任命为浙江省省长。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1927年率部与奉军作战，升任徐州警备司令及浙江省长，不久，投靠蒋中正，任第十九军军长。后转任军政部军工署长、政务次长，福建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秘书长。
1944年夏，陈仪奉命进行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开罗宣言》发表不久，民国政府就已着手作收复台湾的准备。1944年夏，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组建了“台湾调查委员会”专司其事，以行政院秘书长陈仪为主任委员。1945年调任台湾省行政长官。
陈仪出任“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后，即布置收集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等各业现状，分类编辑。与此同时，开办各类专职训练班，如“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台湾银行干部训练班”等，学员都从在职公务员和大中学生中挑选，其中台湾籍人占了相当比例。训练班每期四个月，先后培训了千余人，他们成了日后接收台湾的骨干。陈仪又草拟了《台湾接收计划纲要草案》，送呈蒋中正过目，得到蒋中正的首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亚洲散尽硝烟，同祖国分离多年的台湾亦回归祖国。日本刚宣布投降，蒋中正即着手安排台湾接收事宜。中国政府以中字第十八号备忘录及其附件通知日寇统帅冈村宁茨，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为第十五受降区，任命陈仪为受降主管。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也在重庆成立，陈仪任长官兼警备司令。
1945年民国政府即公告中外行将接收台湾：“本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已答复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依照规定，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本府即将派行政及军事各官吏前往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务须安居乐业，各守秩序，不得惊扰滋事。所有在台日本陆海空军及警察，皆应听候接收，不得逾越常规，危害民众生命财产……”
1945年8月26日，陆军总司令、任中国战区受降主官的何应钦，宣布了台湾地区的受降主官为陈仪，受降地点在台北，该地区的日寇投降代表为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9月，蒋中正派重兵开赴台湾，坚决镇压日寇顽抗者及“台独”分子。9月9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台湾日寇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也是投降代表之一。当天晚上，冈村宁次下令，在中国包括台湾、澎湖的全部部队，一律向中国政府投降。9月14日，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携带国旗，率员飞往台北，接收台北机场。飞机抵达台北时低飞一圈，市民仰望天空，雀跃欢呼，声冲霄汉。时隔五十一年，终见祖国亲人，怎不欣喜若狂？张廷孟一下飞机，就令前来迎接的安藤利吉降下机场上的日本国旗，并撤去所有日本殖民机构悬挂的日本国旗。安藤利吉答应照办，太阳旗旋即在机场上空消失，代之以中国国旗。机场内外同胞不约而同肃立致敬，继而欢声四起，一白发老翁含泪对孙儿孙女深情地说：“我们本都是中国人，我们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啦。”
当时在台湾的日寇与警察计有二十万之众。据传，一些官兵叫嚣誓与台湾共存亡，又有以牧译义夫、宫中悟郎为首的少壮派军官，与汉奸相勾结，策动所谓“台湾自治运动”。蒋中正于是决定派遣六个师、二十艘军舰、良个飞行大队开赴台湾参加接收，坚决弹压负隅顽抗者及“台独”分子。9月17日，入台接管的第七十军先头部队七十五师，在军长陈颐鼎带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基隆港登岸，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司令部的属员同时到达。基隆市民围聚码头，争睹接收部队的仪容风采，不少人为抢战有利地形；彻夜露宿等候。部队从基隆乘火车往台北的路上，无以计数的民众鹄立道旁，绵延不断直至台北车站。不数日，民国政府陆海空接收部队陆续入台，进驻各要塞、码头、机场。
10月24日，“陈仪飞抵上海，定今日赴台”的消息见诸报端。他从重庆启程前，旅渝台湾同乡会举行了欢送宴会，致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辞。陈仪致辞答谢，公布治台方针：在台湾切实实行三民主义，普及国语，推进教育，增加台民福利，建设安定繁荣的新台湾。当天午后2时，陈仪与美军陆军上校哥德理、海军上校凯尔，自上海虹桥机场起飞，4时许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机场上，国旗、彩旗似潮翻卷。当陈仪步下舷梯时，军乐大作，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他检阅仪仗队后，与前来欢迎的人士热烈拥抱握手，互致问候。离飞机百米外的一角，孤零零地站着一排神情沮丧的日本人，那是安藤利吉为首的日本军政头目。当看到陈仪脸呈胜利者的微笑走来时，一个个低眉垂头，显得十分尴尬。葛敬恩把陈仪介绍给安藤利吉：“这位是台湾省接收主官、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安藤利吉立正敬礼：“欢迎陈将军。”他强作出一副笑脸。
机场休息室里，陈仪发表了简短讲话，大意谓：“本人奉国府命令来台湾，非为做官，而是为做事，是为使台湾重归祖国，为台湾同胞谋福利。切望各界密切配合，共同为建设新台湾奋斗。”他又向云集在此的中外记者宣布：“明日上午9时，行受降典礼。”1945年10月25日，晨曦初露时，台北各式人等纷纷涌来公会堂，受降典礼将在这里举行。会场内处人山人海，都想亲眼目睹翻开台湾新纪元的庄严一刻。8点55分，乐队高奏胜利进行曲，身穿崭新陆军上将服的陈仪缓步走入大厅，他的身后紧跟着台湾警备副总司令陈孔达、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七十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日方投降代表安藤利吉等五人，则早已奉命到达，等候另室，听从传唤。大钟敲了9下，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葛敬恩宣布：“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寇投降典礼开始。”安藤利吉为首的日本投降代表，在中方人员指引下，低着头鱼贯而入，至受降席前站成一排，向陈仪行礼。陈仪命令他们在投降席坐下。接着，陈仪起立，以庄重的声调宣读受降书：“中华民国三十四年9月9日，已在首都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本官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之命，为台湾受降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原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依照此项命令，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交还中国，所有日本在台湾及澎湖列岛的陆海空军和警察，均应缴出武器，听候处理，希即遵行。”安藤利吉微微点头应诺。台湾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把受降书与第一号命令交与安藤利吉。安藤利吉躬身接过，匆匆扫视一遍后，用毛笔签名。这时，中外记者的照相机，不约而同对准了安藤利吉，镁光灯闪烁，“咔嚓”声不断。安藤利吉大约是心里紧张及羞于战败，手指颤抖几至难以握笔！日寇参谋长谏山春树把签了字的文本呈交陈仪，葛敬恩宣布受降礼成，令日方代表退出。全声掌声雷动。安藤利吉等再向陈仪行礼，快步出了大厅。
受降典礼总共只有短短五分钟，却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五十一年的霸占，宝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永久纪念台湾从日寇统治下重归祖国怀抱，民国政府决定10月25日为“台湾光复节”。每年这一天，全省各地都要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并放假一天。
1947年2月21日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
民国政府接收台湾后，国民党官员们贪得无厌，大行贪污偷窃之能事，弄得民怨沸腾，终于酿成“二二八事件”的爆发。“二二八起义”纯属官逼民反，是台湾同胞反贪污、反腐败、反专制的群众性自发斗争，是反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当时大陆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的爱国民主运动遥相呼应。陈仪在这事件中残酷镇压人民，犯下了血腥罪行。为安抚受伤的民心，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蒋中正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并改台湾行政公署为台湾省政府，撤换陈仪。陈仪由此出任浙江省主席。
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快要结束，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当时，蒋中正手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成为许多人必须迅速作出的抉择。陈仪默察天下大事，决心脱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联系汤恩伯，策动他起义。
汤恩伯早年读书时，多次受过陈仪的帮助，陈仪不惜资助一百元光洋送汤恩伯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汤恩伯回国后还不断受到陈仪的保荐，后成为八十九师师长。陈仪对汤有知遇之恩，谁知汤恩伯却将仇报，向蒋中正出卖了陈仪。次年2月，“行政院”改组了浙江省政府，陈仪被免职后软禁于衢州，后又于4月29日被秘密绑架到台湾，囚禁于基隆。
1950年6月，陈仪被蒋中正下令处决，终年六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