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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在尔姓迁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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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5 15:48: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迁徙分布:
关于锡伯族族源问题,历来有不同见解,如鲜卑后裔说、满族同源说、女真同源说等。

1.锡伯族族源及其称谓的由来:

⑴锡伯族与满族同源说:

今有学者瀛文萍、徐恒安和马协弟持这种意见。徐恒安和马协弟在《锡伯族源考略》一文中的主要论点为:

①锡伯族非鲜卑遗民:

徐恒安和马协弟从西伯利亚非鲜卑音转说起,首先否定了锡伯族系鲜卑遗民和鲜卑音转为锡伯族的观点。然后用习俗说明与满族相近,认为锡伯族崇拜的图腾不是鲜卑兽而是狗;锡伯族的髻头和裘葬虽与鲜卑相近,但也与满族相似,所以说锡伯族源于鲜卑遗民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②锡伯族人是女真人的后裔:

徐恒安和马协弟认为锡伯族一词本来是女真固有语言,只是语音偶与鲜卑相近。该文举出了佟氏家谱记载"佟氏之祖在元未"迁于伯都讷(今天吉林扶余)附近之措草沟处",措草沟就是茎草沟,满语为锡伯族霍落SIBEHOLO,SIBE为茎草,HOLO为山沟,那么锡伯族成为部族名,很可能来自茎草沟这一地名.

③从嫩江流域部族分布的变迁看锡伯族人的族源:

徐恒安和马协弟介绍了从西汉到东汉勿吉人(谟竭人)来到嫩江流域,认为嫩江流域室韦为谟竭的别种,到五代时已改称女真。女真完颜阿骨打央突起,金朝建立后,鉴于嫩江流域人口空疏,且其土地肥沃,于是迁女真万余户屯种于泰州。金朝这一移民举动,改变了嫩江流域居民的布局。因此,该文推断,这部分女真人可能就是锡伯族部和卦尔察部的直接先世。

⑵锡伯族为鲜卑后裔说:

今有学者包尔罕、肖夫、白友汉、贺灵等持有此意见。其中锡伯族学者贺灵的论述比较详细、清晰,主要论点为:

①根据史书记载,理清了由北魏开始从鲜卑遗民到锡伯族的延续转化过程。

贺灵引用汉文古籍文献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东汉末年,东胡为新兴的匈奴族所破,分为乌桓族、东部鲜和拓跋鲜三大部。曹魏前后,乌桓族先后融合于汉族、匈奴族和鲜卑族之中,东部匈奴鲜卑渐融合于汉族之中,而拓跋鲜卑活动于北方之大鲜卑山为中心的地区。大鲜卑山的地理位置,史学界长期争论不绝,1980年7月,史学工作者找到了在大兴安岭北段阿里河北段镇西北十公里当地居民称之为嘎仙洞的石洞,经研究确定,此既为史藉中提到先帝旧墟石室,也就证明了此处为古代拓跋鲜卑的活动中心。

东汉建开廿四年(公元18年),大鲜卑山拓跋鲜卑开始南迁,最初到大泽即呼伦贝尔湖区,此后继续南迁,到五原郡境内,曹魏高贵乡公曹髦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又南迁到盛乐,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这一部分鲜卑人建立了北魏王朝,并渐融合于汉民族中。

当拓跋鲜卑从南方大泽迁走时,其中一部分游部落留居原地,世代从事游,另一部分狩猎部落进入大兴安岭中段,以狩猎为业,到北魏初年达绰尔河流域,从北魏开始,他们也被称为室韦。

整个室韦范围非常广大,隋唐之际,已经东至黑水漠合,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旧唐书)。室韦的组成非常复杂,但主要是东胡系鲜卑后裔。据《隋书》记载,当时室韦分五大部分,即北室韦、钵室韦、深未室韦、大室韦和南室韦。他们互不相属又不相统一。

南室韦地处室韦最南端,主要活动于绰尔河和嫩江流域。南室韦内部也不是统一的,绰尔河流域的室韦,狩猎为主,颇有粟麦及稷,由于种植粮食作物,出现造酒业,此外他们又兼营渔业。这支室韦发展为今天的锡伯族。

锡伯族从辽国以来,或者更早的时候就以绰尔河为中心,在北到海拉尔附近,南到吉林境内,西到绰尔河流域广大地区活动。

锡伯族在元、明末清初曾依附于科尔沁蒙古。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科尔沁之王公台吉等,将所属锡伯族献给清朝,因而归属了满洲,基本上被编入满洲八旗兵内。

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举族迁盛京(今辽宁辽宁),清乾隆二十九年(清1764年)清政府从辽宁锡伯族兵一千零二十名,连同家属共四千余人,迁移到新疆伊犁一带屯垦戍边。

②从民俗方面提出佐证:

锡伯族从远祖是拓跋鲜卑,近祖是南室韦。

从丧葬方面保留了鲜卑许多特点,婚嫁时新娘理鬓盘发,新郎必要刮脸剪发,大概由鲜卑髻头习俗而来。新中国成立前锡伯族中有供奉鲜卑兽的习惯,直到新中国成立仍有人挂其像,作为供奉之神。在有些锡伯族家谱上至今仍画有此种兽像。

在丧葬、妇女坐姿、婚嫁习俗与室韦有相同或相近之处。

③从语言方面的考证:

根据许多研究者的考证,鲜卑、室韦都是锡伯族(XIWE)的音转和异写。包尔汉和冯家升在《锡伯族利亚名称的由来》一文中,根据前人鲜卑是犀毗、师比,也是私纰等说法,从语音学的角度考证了“鲜”“卑”“犀”“毗”“师”“比”“私”“纰”字的上古音和中古音,因而他们得出结论说:它们“作SIBIR为正确”。

对于鲜卑(犀毗、师比、私纰)向室韦的音变关系,法国的伯希和曾作了考证,并找出了它们(SIRBI和SIRVI)的音转规律。包尔汉和冯家升根据这一音变规律进一步肯定地指出:“室韦即鲜卑的音变”。

至于锡伯族,清朝许多学者作了考证。保秋涛说:锡伯就是鲜卑音转;《黑龙江外记》第一卷也说:“鲜卑乃部种,非地名,今锡伯族及俄之西伯利亚皆鲜卑之音转”。

综上所述,无论从地域上考证和风俗习惯上对比,还是从考古学、语言学以及从历史文献等等方面来分析,都证明锡伯族是古代拓跋鲜卑的后裔(东胡的一支),由东胡分化出拓跋鲜卑,由拓跋鲜卑分裂出室韦,又由室韦分出锡伯族。这就是今天锡伯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⑶比较研究:

学者贺灵在《族源》中的论述是锡伯族族源论述中比较详尽的一篇,有说服力。即锡伯族是北鲜卑后裔,并不是与满族或女真同源。

锡伯族这一族名并不是来源于莝草和地名。何叶尔家族先由墨尔艮(嫩江)迁至吉林的伯特纳(扶余)的莝草沟,以后又由莝草沟迁盛京。因此,有人推想可能是锡伯族的一部从呼伦贝尔迁到此沟后,以族名命名此沟,而不是以沟名命族名。因为族名早已具有,而锡伯族又有以族名命山、河、地方的习惯。

关于忌食狗肉的习俗,锡伯族与满族的原因也根本不同。锡伯族忌食狗肉,是由于锡伯族是以渔猎为生的民族,狗是工具和助手,因而不食狗肉,也不用狗皮做生活用品。据锡伯族老人讲,满族的忌食狗肉是源于努尔哈赤被明兵追赶途中,人困马乏睡于草丛之中,明兵放火烧山。他的爱犬因救他而被烧死。因此努尔哈赤下令,满族不能吃狗肉,狗死后也不能被扒皮制生活用品。

从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巡视吉林时对锡伯族人残酷地集体惩罚,也可以看出锡伯族与满族不同源。康熙大帝在视察吉林招待锡伯族人时,锡伯族首领因招待不周,感到不公平而领头闹席。康熙大帝在盛怒之下对全族进行集体处分:“所有官员一律免职,并将锡伯族人等自赎出之年起嫁人之女一一查明,将正身一并解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五岁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给管领下无妻之人”;“十四岁以下之女,查取后均注册,年满十五配嫁”。而且,康熙大帝连寡妇也不放过,“嗣后每年半锡伯族女、寡妇,均照此查送”。

这纯系一种灭族政策,视锡伯族的地位于汉族。

同时,康熙大帝还决定集体迁盛京。对锡伯族的任用,康熙大帝也有谕令:“该部虽能骑善射,但好酗酒滋事,不宜重用。”如果锡伯族与满族同源,绝不会只因闹闹席,便就如此处置锡伯族部。

近有论文认为,近代的锡伯族语与满语很接近,因此认为锡伯族非鲜卑遗民。

对此,有学者有以下两种推测:一是按学者包尔罕、冯家升“锡伯族利亚名称由来”一文:鲜卑不是一个单纯的族系,不能说它是纯蒙古系,不能说它是纯通古斯系,也不能说它是纯突厥系,它是属于混合族系的一个集团,所以有可能锡伯族原来的语言就是混合语言;二是锡伯族从清朝初期以来一直在满族的统治下,语言发生一定变化,正如沈阳市黄家一位锡伯族老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说的那样:“我们的语言是夹谷稗。”

另外,从辽宁地区锡伯族语言的变化来看,从清康熙三十八年迁盛京到民国二十年(公元1699~1931年)也不过二百三十年,由于处于汉族包围的环境内,在东北地区,同满族一样,除了极少数老人尚懂一些锡伯族语外,绝大多数中、青、少年锡伯族人只说汉语,而根本就不会讲锡伯族语。

再有,日本学者在《日本研究》中,曾刊有“鲜卑人东渡日本考”,考证了鲜卑族人在上古时期就已到达过日本,因而在日语中还保留有一些鲜卑语辞汇。

所以,不能仅由语言的变化,就断然确定锡伯族是、或不是鲜卑族的后裔。

本书按:新疆地区的锡伯族人不同于东北地区,例如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民众,有许多人都保留讲本民族语言的特点,并且还能讲满语,识满文,甚至有些人对锡、满、藏、汉、维文都精通。笔者对锡伯族同胞的语言天赋佩服的不得了,因为笔者曾在新疆工作了一年半,维吾尔语却仅学会了百十来句,相比之下,自叹弗如,甚是惭愧。

从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康熙大帝视吉林时对锡伯族的集体处分,从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清廷内务府等衙门的咨文,可能看到在康熙大帝的心目中锡伯族的地位:“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为科尔沁纳贡服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将伊等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拉等地。驾临拉时,锡伯族等本应致死效力,以报皇恩。因并不效力,又丝毫不懂道理,故将锡伯族等迁至盛京、锦州等地及京师诸城……”实际原因不过是闹席,所以遭受前所未有的灭族之灾,在康熙皇帝心目中,锡伯族不过是花钱赎出来的家奴或是农奴而已!

反看康熙大帝对新疆的处理,却十分宽厚:新疆准葛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波及半个北中国,直接涉及清政权的安危。但在噶尔丹仰药自杀后,康熙大帝并未波及其部族,而且对噶尔丹之子还任命为一等侍卫。通过比较,锡伯族在康熙大帝心中地位也就再清楚不过了。

至于锡伯族在科尔沁蒙古管辖时期,如何叶尔氏家族从呼伦尔迁出时,蒙古达乐罕王曾给敕令一纸,其内容大意是:“凡达罕尔部队进入锡伯族地区时,不得对居民进行骚扰。”从其史实看,锡伯族与蒙古族之间关系颇为密切和友好,不象低一等的奴才或农奴的地位。

 

2.鲜卑族源地、以及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

史学界对此也存在不同的论述:

⑴认为鲜卑族从东汉和帝到隋统一,其活动范围从未到过西伯利亚:

学者瀛云萍在《从四部宗谱看锡伯族源》一文中,认为按鲜卑人自东汉和帝(公元89~104年)时檀石槐建国,演度到北魏、东西魏至隋朝统一中国的五百年间的史实,判定其活动范围只限于蒙古高原东部、南中与东北、华北地区,与西伯利亚无关。关于西伯利亚一词的由来,瀛云萍认为西伯利亚得名于公元十六世纪建立的西伯利亚汗国。而西伯利亚一词,蒙古语意为沼泽地,非鲜卑之音转。学者徐恒晋、马协弟二人已于《锡伯族考略》中详尽其论。

⑵西伯利亚名称出鲜卑:

学者包尔罕、冯家升在《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一文中,则认为西伯利亚的名称确出鲜卑。古代鲜卑族分居在西伯利亚,中国史书上的鲜卑不过是这个民族南迁的“散姓”。其论点有:

①西伯利亚与西比尔:

西伯利亚是一个地域广大,西起拉山,东迄楚科特半氙,隔洋与阿拉斯加相望的地区。

西伯利亚是汉语译过来的,德文作Siberine,法文作Siberie,英文作Siberia,所以它是一个晚近的名词。用晚近的名词,是不容易找出历史上的线索的,必须拿出一较古的名称方可。例如西伯利亚在俄文中作Счбчрь,来自拉丁文Sibir。这是德、法、英文所自出。

俄文西比尔(Sibir)是从一种人叫西比尔来的,最早见于俄文是在公元1483年。沙皇把自己兼称为西伯利亚的皇帝则始于公元1563年。西比尔这种人灭亡后,他们留下的几个城和地区也叫西比尔,最后扩大为现代的西比尔或西伯利亚。包尔罕在文中有详细的论述。

②西比尔与鲜卑:

西比尔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是哪一个民族。包尔罕认为就是古代的鲜卑。包尔罕列举了清朝学者何秋涛(公元1824~1862年)所撰《朔方备乘》一文:“鲜卑音近锡伯族,今黑龙江境有锡伯族一种……即鲜卑遗民。”又说:“东汉魏晋之鲜卑其庭幕在喀尔喀,而封则在北海,今俄罗斯东偏之西伯利部咸为所兼弁。”清朝咸丰时期曾任吏部侍郎的学者李文田在《元朝秘史·注》中说:“失必即鲜卑之对音也……亦作席伯,亦作席北,即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史籍《一统志》中作“西毕尔斯科”,清朝学者徐继畲在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刊行的《赢寰志略》中作“西伯利”。

这就是说,今天西伯利亚的名称是出于鲜卑,而鲜卑又是一个民族的称呼。清朝末期学者丁谦(公元1843~1919年)所著《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六十九卷》中,更进而指出古代鲜卑分居在西伯利亚,中国史书上的鲜卑不过是这个族南迁的“散姓”。

鲜卑族为东北三大种族之一,族派繁衍,部落极多,东胡仅其一支而已。大鲜卑山在今俄属伊尔古斯克省北、通古斯河南,今外蒙古以北之地,当时西人皆称为“悉比利亚”,以其地皆危鲜卑族人种所分布的缘故。

③西比尔与鲜卑的意思:

包尔罕根据古史和语音学作了详细论述:“总起来说,西伯利亚是由英语Siberia译的,而英语Siberia又出于俄语Siber,它是一种民族的称呼。这种民族在古代汉文史书中作鲜卑,它的意思是一种兽,相当于蒙古语Sobar(五爪虎)。鲜卑人崇拜它,把它当作本部落的名称;同时把它的形象用在金属带钩上,以自别于其它部落。”

学者肖夫也指出,西伯利亚名称源于鲜卑族名。肖夫在《锡伯族族属浅析》一文中引用清《黑龙江外记》记载道:“俄之西伯利亚地名,盖起自此部族长期散处其地,故后人就以此部族之名,称此地为锡伯族利亚,意思就是锡伯族人居住过、生活过的地方。”肖夫又引用童书业在《中国疆域沿革考》一书中的记载:“盖自黑海一带至西伯利亚及辽水流域等,皆鲜卑族居处(西伯利亚之名即由鲜卑而得。西文之鲜卑尔,即鲜卑异称)。帮《后汉书》所云鲜卑者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帮因号焉之语非是。尽鲜卑乃其大名,非种族以山名,实以种族名山也。”

⑶鲜卑族的发源地:

学者贺灵在《锡伯族源》中已有论述:即东部鲜卑的发祥地和活动中心是鲜卑山,此山位于今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拓跋鲜卑活动在以北土之大鲜卑山为中心的地区。大鲜卑山的地理位置,由于1980年7月在大兴安岭北段之阿里河镇发现了拓跋鲜卑的先帝旧墟石室,证实了北土之大鲜卑山就是现在的大兴安岭,而不是在现在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境内的伊尔古斯克省。

肖夫后来对这一问题在《犀比·鲜卑·西伯利亚》一文中的论点是:“《国语·晋语》有一条极其重要的记载:昔(周)成王盟诸候于歧阳,楚为,置茅葩、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鲜卑与楚并为周人属国,其一部当时或已进至周人势力之中心直至岐山一带,只是地位比其他诸侯略逊,此次不与盟而已。”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也值得加以分析:鲜卑族最初活跃于中国辽河流域,渐向西北方向发展,其一部滞留在东北,成为今天的锡伯族;另一部则通过蒙古草原深入到黑海东岸、西伯利亚南部,和那里的土著友好相处,后来成为鲜比尔族Sabirs,并且用”瑞兽”鲜卑之族名命名那个地区,这就是西伯利亚(Siberia)一词的由来。其关系示意为:Sabi→鲜卑(东胡)→Sabilun。

⑷比较研究:

鲜卑为瑞兽,系鲜卑族的图腾,用以命族名,并以其图象做成带钩系于腰部,似狸而大,似虎而小。

鲜卑族最早现于史籍《国语·晋书八》,该书系春秋时期左邱明所著;1980年又在大兴安岭北段发现了在魏收上记载的拓跋鲜卑的先帝旧墟石室,这就可以充分肯定了鲜卑发源于中国东北。

拓跋鲜卑中另一部通过蒙古摹深入到黑海东岸、西伯利亚南部和那里的土著友好相处后来成为鲜比尔族(Sabirs),并且用瑞兽鲜卑之名命名那个地区.鲜卑族分布的地域范围很广,不只在西伯利亚,以至黑海而且也渡海到日本北部。根据日本学者秋田孝季和田长三郎在宽政年间(公元1789~1800年)出版的《东日外流三郡志》所记载,几千年前鲜卑族的一支就已进入日本北部,称“都母毛族”,用日语表达为“トボテ”(Tobake),即拓跋氏。

 

3.鲜卑族与室韦族之间的关系:

学者孙进已和包尔罕二人,都对鲜卑与室韦之间的关系有精辟论述:

⑴室韦自成体系:

孙进已在所著《东北民族源流》中阐述:“不论从地域和经济类型,还是从习俗和语言看,室韦都应自成体系……室韦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它是一个种族和语言的共同体,它包括了许多个在种族起源和语言族属相同和相近的许多个民族共同体--部落和部落群。”

⑵室韦为鲜卑的音度:

包尔罕在《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一文中则论述:“鲜卑人迁入内地后,都逐渐融合在汉族大集团内;其在边缘所留的族落,则另起名称,如契丹、库莫、地豆干之类;更远的族落由于译音的不同,又别有名称,如失韦、室韦之类。其实,失、室韦即鲜卑的音度。失韦或室韦蔓延于黑龙江流域的南北以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

⑶比较研讨:

将上两文对照,内容并无大差别,都认为是多民族共同体,因此各部落之间又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只是孙进已认为室韦应自成体系,而包尔罕认为系鲜卑音度。

本书基本上同意包尔罕在文中的论述,即室韦系鲜卑音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即进入中原的拓跋部与汉族融合,遗留在边区的则以各种室韦命名。

不过本书认为,近有学者认为锡伯族先人原本居住在诺尼河流域,他们是在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被佟·努尔哈赤击溃的九个部落之一。后金政权在征服科尔沁蒙古人后,锡伯族人在科尔沁人的控制之下。

诺尼河,即嫩江,其流域在历史上一直为骠悍而势力庞大的匈奴、蒙古、达斡尔等民族所控制,无论从经济地理、军事地理、还是从民族地理的角度观察,大兴安岭以东的嫩江上游地区为女真族的势力居地,中游的科尔沁草原为蒙古、达斡尔族的势力居地,下游为汉族的势力居地,那么早期人口单薄支少的锡伯族人,如若没有势力庞大的民族种群作为后盾,是很难在其地域内生存繁衍的。因此,锡伯族先人不可能是原本就居住在嫩江流域的原住民,而只能是随主干民族的迁徙而逐渐落居于嫩江地区,这个主干民族,当非匈奴、女真、蒙古等民族,而是鲜卑族。
一个民族种群,在一个地域内,当是主迁支留,其支方谓之“遗民”。而在中国历史上,鲜卑族人的势力一直在大兴安岭以北、以南地区发展,而大兴安岭以东的三江平原地区,其势力是在汉、唐之际才逐渐渗入的。
因此,锡伯族人自称为鲜卑族的“遗民”,似非准确,应为“迁遗后裔”似更为妥当。这有待从确切的历史考古学的角度去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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