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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炆：(公元1377～？)，明朝第二个皇帝，明惠帝，建文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398～1401年为期四年，终年待考。
洪武大帝朱元璋开创了大明基业后，深知创业难，守业亦难的道理，因此，十分重视对接班人的培养。
洪武大帝登上皇位的同时，就册立了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并延请名儒宋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农历4月，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早逝，史称“懿文太子”，这令洪武大帝异常伤心。洪武大帝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受到了考验，洪武大帝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继承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是不二人选，可惜他在十年前就死了，这样朱标次子朱允炆就成为首选。然而洪武大帝担心朱允炆儒雅仁柔，难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此外，洪武大帝也曾考虑过从几个儿子中选择。二子秦王朱此时最长，但他实在是不成器，荒唐成性。四子燕王朱棣文韬武略，是个不错的人选。一次，洪武大帝对几个心腹大臣流露出立燕王的可能性时，翰林学士刘三吾认为不可，“立燕王，置秦、晋王于何地？且皇长孙四海归心，皇上无忧矣。”洪武大帝于是下定决心，九月，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开国皇帝洪武大帝病逝，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洪武大帝在遗诏中明东陵享殿遗址说朱允炆“仁明孝友”，这是为史学家所认同的。
一．简述：
朱允炆生于太平之世，未经创业之艰，在位时间又短，于国家无重大作为。
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崇尚儒家仁政之说，一改朱元璋严政苛刑，“专欲以仁政化民”。改定律例，力纠洪武年间冤案、错案，使其统治期间的囚犯较之洪武年间减少三分之二。免除各地拖欠租税，赈灾济民。令官府为民间卖子为奴者赎身。限制僧道占田数量，余田均与平民。建文皇帝采取的这些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时政通人和。
建文皇帝继位时，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分封至各地的亲王势力逐渐扩大,一个个凯觎皇权，威胁着中央朝廷的统治。一贯仁柔的建文皇帝迫于无奈，采纳了大臣黄子澄、齐泰的建议，仿效西汉初年削藩之策，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削夺了五个亲王。诸王们不甘心就范，特别是早有践位野心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以诛黄、齐“靖难”为名，用“恢复祖宗旧制”为旗号，起兵反叛，史称“靖难之役”。建文皇帝部署兵力，奋力平叛，历时四年。最终由于有太监作内应，把守京城(南京)金川门的统帅李景隆和谷王朱橞等开门迎敌，燕王兵得入京师。其时，宫中大火冲天，燕王清宫三日，未觅得建文皇帝尸骨。朱棣一朝，不断地追寻建文皇帝下落，始终未得踪影，终成历史一谜。一说建文皇帝被宫中大火烧死；一说建文皇帝率臣下九人，从宫中地道逃遁后，削发易服为僧，皈依佛门，云游天下，不知所终。
其于明朝初期没有谥号，直至南明弘光年间，方追崇庙号为“惠宗让皇帝”，后来清朝乾隆大帝追其谥号“恭闵惠皇帝”。
二．详侃：
皇太孙朱允炆在十四岁时，他的父亲皇太子朱标便患上重病，身上长了个大肉瘤，苦不堪言。朱允炆尽心伺候，日夜守在身边。朱标去世后，朱允炆将三个年幼的弟弟接到一起，对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并没有让他们觉得孤独。洪武大帝病逝前，脾气异常暴躁，许多人担心因此遭到祸患，朱允炆亲自服侍，常常整夜无法入睡，但他也没有一句怨言。
生性“仁明孝友”的朱允炆，二十一岁的时候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承继了洪武大帝开创的一统天下，改年号为“建文”，是为建文皇帝。然而，细心的大臣们发现，登位新君的脸上并没有君临天下的惊喜，更多的则是愁容。年轻的建文皇帝面前有两道难解的题目：一是如何改变洪武大帝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动辄杀戮的严峻政治氛围；二是如何解决明朝分封宗藩而形成的尾大不掉的局面。也许洪武大帝生前并没有想到，外表仁弱的皇太孙从登基伊始，就开始着手变革祖父所开创的大明王朝。
⑴建文新政：
明洪武年间，经过洪武大帝的整治，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吏治较以前的元朝大为清明。然而他生性“雄猜好杀”，屡次兴起大狱，动辄杀戮，政治气氛非常凝重，朝中文武大臣人人自危。建文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洪武大帝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
洪武大帝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明洪武时，南京贡院军事衙门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洪武大帝的重要谋士刘基(刘伯温)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甚多，称王者也不少。这种局面下，文官在议论朝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建文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明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建文皇帝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建文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兵部尚书齐泰，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应天府乡试第一，第二年进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会试第一，与齐泰同榜。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据说后来永乐大帝入南京继帝位时，怪僧姚广孝怕永乐大帝杀他，为之求情，说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正是因为建文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
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明洪武一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的情况，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皇帝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皇帝殉难的原因。
⑵宽刑省狱：
明朝建国之初，洪武大帝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况严重。他认为：“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因而，屡兴大狱，杀的人很多；还使用了许多恐怖的刑罚，如抽筋、剥皮、阉割、凌迟等，因此有获罪的大臣跪求“臣罪当诛，谢主隆恩”，比较起来，能被砍头也成了幸运的事。
建文皇帝在当皇太孙时就已经意识到洪武大帝用刑过猛，因此登基后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他在做皇太孙时就曾向祖父请求更定《大明律》。他以《大明律》与历朝法律作比较，认为《大明律》用刑过重，改正了其中量刑较重的部分律法。其父皇太子朱标生前曾练习处理国事，以宽大为怀。朱标逝世后，洪武大帝也叫朱允炆断刑狱之事，朱允炆一如其父风格。那时，他就获得了广泛的称誉。如今即位，他要全面改正洪武吏治，力图创造出和谐的宽政。
建文皇帝即位仅一个多月，便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明朝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史籍记载，明建文一朝监狱里的罪犯比明朝洪武时期减少了三分之二。建文皇帝的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对洪武大帝严刑峻法的一种调整，也反映了建文皇帝与洪武大帝执政风格的迥异。
⑶减轻赋税：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1月，建文皇帝下令减轻江浙地区的田赋。明朝初期以来，江浙地区的田赋明显重于其它地方，这是因为洪武大帝憎恨江浙地区的缙绅当年依附张士诚而采取的惩治措施。另外，洪武大帝特意规定江浙人不许担任户部的职位，目的在于防止江浙人士偏袒家乡。建文皇帝则认为江浙重赋只能用惩一时，不应该形成定制，既然田赋减轻了，浙东人自然也可以担任户部的官职。他还针对寺庙侵占民田的情况，下令僧道每人占田不得超过五亩，多余的要退官分给农民。
然而，建文皇帝是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的，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中国后世的文人有着强烈的崇古情结，言必称三代，似乎那时的制度是完美的，那时的社会是理想的，今不如昔。其实，且不说井田制是否真正的执行过还有争论，即使有过井田制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这一点不难发现，整个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⑷锐意削藩：
洪武大帝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洪武大帝先后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分别三次，共册封二十五人为藩王(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分镇在全国各地。洪武大帝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洪武大帝屠戮功臣战将，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虽然为继任者去掉了骄兵悍将这根尖刺，却留下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这另一根尖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宗藩为“三忧”之一(另两忧为边防和河患)，曾多次上疏洪武大帝。洪武大帝不允许有人改变这项政策，甚至加以杀戮。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他刚刚辞世不久，他亲立的皇太孙就因此而丢掉了皇位。
藩王拥兵自重、分踞一方的形势成为建文皇帝心腹大患，使他常常难以入眠。建文皇帝知道，虽然自己贵为天子，但是以朱棣为首的藩王多是自己的叔叔，正手挟重兵虎视眈眈，未必会把自己放在眼中。他还清晰地记得，一次只有燕王和他在的场合，燕王以手拍他的后背，以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不意儿乃有今日！”这情景恰巧被洪武大帝看见了，责问朱棣怎敢如此无礼。建文皇帝急忙为朱棣开脱，但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从那时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宗藩问题了。
即大明帝位后，建文皇帝依赖齐泰、黄子澄等人，将削藩付诸实际行动。建文皇帝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朱橚。建文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不久，建文皇帝将周王朱橚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为什么首先选择周王朱橚呢？周王朱橚，洪武大帝的第五子，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封周王，十四年(公元1381年)就藩开封。这次削周王朱橚名义上是因为周王的次子告发他“异谋”，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藩王中以燕王朱棣实力最强、野心最大，建文皇帝一直以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对手，这次削藩的周王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二人皆为皇妃所生，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建文皇帝先废周王，有去燕王手足以敲山震虎的用意。随后，建文皇帝又先后废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
在削藩问题上，朝臣本来有着不同的意见。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主张采用汉代“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他们建议建文皇帝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所有子孙而不仅仅是嫡长子一人，而且要异地分封，这样藩王的权力就会被分散、逐渐削弱，不会再威胁到朝廷。卓敬更是建议建文皇帝立即将燕王迁封到南昌，既维护了亲情，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建文皇帝认为很好，却没有去实行。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大臣坚决主张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有所不同。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可惜的是，建文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建文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燕王朱棣正发展势力，蓄势待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⑸叔侄大战：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8年)农历7月，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等人游说下以“清君侧”为名举兵起事，从而拉开了长达四年的叔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靖难”就是削平祸乱的意思，这是燕王方面的用词。对于建文皇帝来说，这个词是很可笑的。燕王打着为朝廷“靖难”的幌子，却是来跟自己作战，这不是造反又是什么？有一部佚名史书叫《奉天靖难记》，写的就是这四年战争的历史。这部书是燕王方面的人写的，后来的史籍《太宗实录》中第一卷～第九卷燕王即位前的内容，就是以此书为蓝本增改而成的。《太宗实录》上接《太祖实录》，中间没了建文皇帝的实录，明建文一朝在明朝官方历史中成了一个不存在的朝代，燕王朱棣即位以后，宣布革除建文年号，明建文元年被称作明洪武三十二年，明建文一朝的四年只被称作“革除年间”，这显然是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演绎逻辑。于是，“靖难”就成了正经的官方历史名词。但这里既然以建文皇帝为主角，自然不宜以他所反对的名词来概括他的历史，“叔侄大战”实际上确实是做叔叔的夺了侄子的皇位。
建文皇帝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天罗地网，擒拿朱棣只是早晚的事，但他显然低估了燕王的能力。战争开始之前，建文皇帝以防边为名，调走了燕王的护卫士兵，又派张炳、谢贵到北平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然后派宋忠统兵三万驻军开平，另在山海关、临清皆有军队协防，将燕王紧紧包围起来。只是建文皇帝没有想到，朱棣有统兵作战的经验，临危不乱，先后荡平了周围监视自己的这些军队。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8年)农历8月，建文皇帝命耿炳文将兵十三万伐燕，兵败退守真定。农历9月命李景隆将兵五十万出征。李景隆只会纸上谈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失败在所难免。建文皇帝知道李景隆的平庸后，启用保卫济南的功臣盛庸为将，取得了东昌之役的胜利，但这也无法改变燕王势力逐渐增强的事实。明建文三年(公元1400年)农历12月，燕王朱棣反守为攻，率军直趋南京。明建文四年(公元1398年)农历6月13日，李景隆和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最终胜利。
应该说，建文皇帝在位的四年，所积极推行的安国之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深得民心的，那又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呢？这与他削藩策略失误有直接关系。他一直视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威胁，然而他并没有果断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当初户部侍郎郭任认为先削五王之藩，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主张应先尽快用兵于燕王：“天下事，先本后末则易成。今南京朝天宫日储粮粟、备军实，果为何者？而北讨周，南讨湘，削燕之举则经年无期，实为舍本而图其末。用兵贵乎神速，锐气既竭，姑息随之，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臣恐朝廷将坐而自困耳。”郭任的这段话在今天看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建文皇帝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因削藩而失去帝位，这是建文皇帝事前没有想到的。当燕王朱棣攻下南京后，建文皇帝的下落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燕王是以“清君侧”为名起兵的，谁都看得出他是要夺江山的，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都在心中暗自猜测。当李景隆和谷王打开金川门后，朱棣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建文皇帝的影子了。
⑹难觅遗踪：
建文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朝历史的第一谜案。因为建文皇帝在洪武大帝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世人的同情，他的下落就格外令人好奇，引出人们无尽的猜测和演绎。
①自焚说：
在史籍《太宗实录》中记载，燕王进入金川门后，建文皇帝也想出来迎接燕王，然而又自叹道：“我何面目相见耶!”于是与皇后一起闭宫自焚。朱棣看到宫中火起，急忙命人前来抢救，可惜没有来得及。从灰烬中找到建文皇帝烧焦的尸体，燕王朱棣不胜悲戚，抚尸痛哭，说他只是前来帮助侄皇学善，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事后，朱棣备隆礼以葬建文皇帝，遣官致祭，辍朝三日。近人孟森等学者持建文皇帝自焚说。
②出亡说：
史籍《太宗实录》中记载的内容，其可靠性为人们所质疑，因为朱棣自己就曾经三次修改《太祖实录》，目的就是要美化自己，为自己夺取皇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太宗实录》所记的建文皇帝自焚事，就有很多人持怀疑的态度。由于明永乐一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对建文皇帝出亡之事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在明天顺一朝、明正德一朝之后，严峻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关于建文皇帝出亡说的史料开始多起来。从此可以发现：越是早的史料越是含糊，越是晚的史料越是具体。
在明万历二年的农历10月，十二岁的明神宗曾向丞相张居正问及建文皇帝下落一事，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首辅张居正倾向于建文皇帝出亡之说，且民间传闻早已经入天子耳中，而且这时谈论建文皇帝出亡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关于建文皇帝出亡一事，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建文皇帝并未自焚，而是在忠于自己的群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明建文四年(公元1401年)农历6月乙丑，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势必穷诘；有等妻子在任，心必萦系，宜各从便。’御史曾凤韶曰：‘愿即以死报陛下！’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若干人。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固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门，升导至观，已薄暮矣。俄而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这段文字索记述的真实性让人有所怀疑，但谷应泰偏偏讲得栩栩如生，令人真假难辨。
建文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还是由密道逃离京城？史学家对此各持一说，尚无定论。当年清朝在编修《明史》之时，明史馆中诸史臣即对此意见不一。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的徐嘉炎认为建文皇帝未逝世于火，而是逊国外逃。而同在明史馆的学者朱彝尊则相信《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建文皇帝已逝世于火。于是《明史·恭闵帝本纪》便有如下的表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看来当时谁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只好选择这种折中的意见。
现在，随着对建文皇帝出亡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史料掌握的不断增多，相信建文皇帝未自焚而是出亡的人渐多。那么，永乐大帝朱棣礼葬的是建文皇帝吗？有人认为当时下葬的并不是建文皇帝而很可能是马皇后。朱棣在废墟中找到的尸身面目全非，难以分辨真伪。而且，史料中没有发现安葬马皇后的记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朝中后期竟然没有人知道建文皇帝葬于何处，可见当时的人也都不认为真的安葬过建文皇帝，因此不用祭奠扫墓，时间久远就变得无人知晓了。其实，朱棣本人也可能知道礼葬中的并不是建文皇帝本人，但这并不影响举行礼葬仪式，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遮蔽天下人耳目，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皇帝的宝座。
另外，就是城破时没有发现建文皇帝的长子。建文皇帝有两个皇子：长子朱文奎，已经七岁；次子朱文圭，年方两岁。朱文圭，史称建庶人，后来被永乐皇帝朱棣幽禁在广安宫，直到正统皇帝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那时已经五十七岁了。由于一直被关在宫内，出来时连牛、马都分辨不清。然而作为建文皇帝长子的朱文奎却一直下落不明，《明史》中说“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脱，没有理由相信建文皇帝不能出亡。而且，所谓的“靖难之役”长达四年，并非朝夕之间，建文皇帝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后事的准备。朱棣进入南京时，江南、西北、西南、东南等大部分还都在建文皇帝的控制之下，建文皇帝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攻。
那么，既然建文皇帝有可能逊国出亡，他又去了哪里呢：
其一，逊国为僧，云游四方：
正如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皇帝从南京逃出后，带着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两比丘一道，隐名易服，云游天下。一些学者根据地方志、遗迹、遗址等资料考证，认为建文皇帝曾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江浙、广东等地，《明史纪事本末》说他为逃脱追捕，“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
西南数省，留有很多有关建文皇帝的遗址和传说。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建文皇帝曾在贵州白云山修行时遗留的遗迹：“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槛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旁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
一些书中还记载有建文皇帝的诗文，虽然无法判断是否是后人假托，但还是有些符合建文皇帝身份的。有一首诗据说是建文皇帝避难贵州金竺(今贵州广顺)所作：“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以后，对于建文皇帝出亡也是将信将疑，又听说了很多传言，于是派户科给事中胡(名字待考，称胡给事)分巡全国。《明史·胡传》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永乐大帝)疑之。明永乐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皇帝安在，以故在外最久。”朱棣是让胡给事以颁布御制诸书和访寻张邋遢的名义探寻建文皇帝的下落，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这里所说的张邋遢，就是张三丰，他是个奇人，不修边幅，飘忽不定，据说能一日千里。永乐皇帝对胡给事侦缉建文皇帝的事情非常重视，甚至不允许他为母“丁忧”的请求(官员的父母逝世，必须守孝三年，称为丁忧)。明永乐二十一年，胡给事匆忙赶回北京，恰巧永乐皇帝北征驻军宣府。胡给事赶到宣府时永乐皇帝已经休息，听说胡给事回来后马上接见，二人一直谈到四更。在史籍《明史》中记载：“先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看来胡给事确实打听到了建文皇帝的确切消息，但似乎事隔多年，建文皇帝已经没有重夺帝位的想法了，永乐皇帝朱棣由此放心，不再究问建文皇帝踪迹。
其二，漂洋出海，不知所终：
有传言建文皇帝泛舟出海，去了南洋，并在某个小岛上过着自食其力的恬然隐居生活。当时中国去往南洋的人很多，据说张士诚失败后，他的一些部下就逃往南洋，拓荒移民。近人有人考证建文皇帝避难泉州开元寺，并在开元寺扬帆出海，最终隐居印尼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然而没有更多的证据，仅仅是猜测而已。
永乐皇帝朱棣担心建文皇帝纠集当地的中国人，或者是以宗主的身份号召南洋诸国兴兵，因此很不放心，特意派遣郑和数下西洋，一为宣扬国威，一为踪迹建文皇帝。据《明史》载：“永乐大帝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农历6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军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在郑和的船队里，有一部分锦衣卫，专门负责侦缉，至于是否探知了建文皇帝踪迹，就不得而知了。
③西山说：
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和郑晓《吾学篇》中，记载有明正统七年，建文皇帝因年纪已老，就到广西思恩州官府，自称是建文皇帝。当地官员急忙上报朝廷，将其送至京师。朝廷派老宦官吴亮前去辨认。建文皇帝一见到他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吴亮否认。建文皇帝又说当年他进膳时，扔一片鹅肉到地上，吴亮像狗一样趴下去吃掉。吴亮听后伏地大哭，回去后就上吊死了。建文皇帝被迎入西内，随老逝世于宫中，后葬于西山，不封不树。
又据史籍《正统皇帝实录》中记载：正统五年农历11月，有个僧人从云南到广西，自称是建文皇帝，时年九十余岁。当地官员将其遣送到京师，大臣们怀疑他是假冒的。经过究问，他承认本名叫杨行祥，河南人，明洪武十七年为僧，受到别人的蛊惑才假冒建文皇帝的。于是正统皇帝将其押入大牢，过了四个月就死在狱中了，同谋的十二名僧人被发配到辽东守边。
④吴县说：
今《文汇报》记者徐作生曾到江苏吴县去考察，发现了建文皇帝出亡时遗留下的一些遗迹、遗物，并结合文献资料，认为建文皇帝当年藏于吴县普济寺内，不多久姚广孝归隐禅寺，在姚广孝的监护下，建文皇帝隐藏于穹窿山皇驾庵，直到公元1423年病殒于此，葬于庵后山坡上。
⑤望京寺说：
有人则认为建文皇帝在四川平昌佛罗寺躲藏过，并病逝于此，葬于寺后山坡上。建文皇帝之所以选择佛罗寺，是喜欢这里偏僻难寻，不容易被发现。因他常常面向京城的方向暗自哭泣，后人就把佛罗寺改称望京寺。
另外，近几年有人自称建文皇帝后人，献出《让氏家谱》，称建文皇帝通过地道逃离南京，假扮僧道，云游各地，后隐居于武昌，逝世后就葬在武昌洪山。当然，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对建文皇帝出亡谜案的解释、传说、附会决不是上面列出的几种，有许多凄美的故事在许多书籍、口头上流传开来，而且也必将流传下去。当然，建文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永远难以解开的谜团。
⑺小档案：
属 相：蛇
谥 号：惠皇帝(清高宗追谥)
庙 号：明建文
陵 寝：无
父 亲：洪武大帝长子朱标
母 亲：吕妃
初 婚：十六岁
配 偶：马皇后
子 女：两子
继承人：洪武大帝第四子、皇叔朱棣
⑻小简历：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己卯)农历1月建文皇帝命礼部侍郎董伦、王景等十人修太祖实录，又命侍讲学士方孝孺总其事。农历2月追尊朱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妣常氏为孝康皇后。尊母妃吕氏为皇太后。册太孙妃马氏为皇后，立皇长子文奎为皇太子。封弟朱允熥为吴王，朱允熞为衡王，朱允熙为徐王。侍讲方孝孺，为了复古，建言：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在侍郎上。改都察院为御史府，都御史为御史大夫。罢十二道为左、右两院，左曰拾遗，右曰补阙。改通政史司为寺，大理寺为司。詹事府增置资德院。翰林院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以居侍读、侍讲，文史以居修撰、编修、检讨。殿、阁大学士并去“大”字，各设学士一人。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增设正心殿学士一人。其余内外、大小诸司及品级、阶勋，均仿《周礼》制更定。建文皇帝皆从之。农历3月建文皇帝调兵加强北平周围，并密谕北平左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等严为之备。遣刑部尚书暴昭及户部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行天下。昭至北平得燕王诸不法状，密奏之。农历4月湘王朱柏自焚死。齐王朱榑、代王朱桂皆以罪废为庶人。农历6月岷王朱楩以罪废为庶人。农历7月建文皇帝下诏逮燕府官属。燕王与护卫张玉、朱能、道衍谋，决定以计取之。伏兵端礼门内，遣人示以朝廷所逮之姓名，张昺、谢贵乃至，伏兵起，擒张昺、谢贵及葛诚，皆斩之。燕王举兵反，上书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并根据祖训所言：“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为天子讨平之。”称其师曰“靖难。”爆发“靖难之役。”建文皇帝阅长兴侯耿炳文所率北伐大军败于真定，有忧色，另拜曹国公李景隆为大将军，召耿炳文还京师。同时召辽王朱植、宁王朱权至京师，宁王不至乃削其护卫，辽王至京师，亦徙之荆州。是岁，建文皇帝建省躬殿。
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庚辰)农历6月建文皇帝用齐泰、黄子澄计，兵履败，欲求和，尚宝司丞李得成慷慨请行，谕燕王罢兵。燕王不听，李得成附于燕。农历8月承天门灾。建文皇帝诏求直言。方孝孺改午门曰端门，端门曰应门，承天门曰皋门，前门曰路门。从之。
明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辛巳)农历6月燕王用道衍计，大军直取南京。建文皇帝谕燕王罢兵，燕王不听，建文皇帝乃罢齐泰、黄子澄以缓燕兵。
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壬午)农历4月燕兵战胜于灵璧。建文皇帝召还齐泰、黄子澄，拟割地求和不成。农历6月燕兵渡江，逼京师之金川门。谷王橞、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建文皇帝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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