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公元1605～1644年)，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思宗，崇祯皇帝

花满路

朱由检：(公元1605～1644年)，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思宗，崇祯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627～1644年为期十七年，终年三十九岁。

一．简述：

朱由检受遗命继承皇位。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殷殷求治。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清除阉党，整顿吏治是其革新朝政的重要举措。明天启七年农历11月，在铲除魏忠贤羽翼使其孤立后，复将其贬谪凤阳，旋下令逮治。崇祯皇帝在其自缢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同时，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

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但因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无法在短期内使政局根本好转。朱由检性刚愎自用，急躁多疑，又急于求成，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在与后金战争的紧要关头，又中后金的反间计，冤杀袁崇焕，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无奈中，他不断反省，四下罪已诏，减膳撤乐，又在宫中设坛，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在对天帝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外国传教士入宫讲解教义。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26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农历3月17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3月18日晚，崇祯皇帝于绝望中残酷地手刃妃嫔、公主，逃生不得后，于3月19日凌晨，当北京内城被起义军攻陷时，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寿皇亭。明朝灭亡。

崇祯皇帝逝世后，南明弘光年间追谥为“思宗烈皇帝”，后改为毅宗。清朝又改为“庄烈愍皇帝”。庙号怀宗。葬北京昌平思陵。

二．详侃：

崇祯皇帝朱由检比天启皇帝朱由校小五岁，受过比朱由校更好的教育。这是因为朱由检在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被他的哥哥朱由校封为信王。十三岁的信王，年龄也刚好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由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官员们悉心调教。等他十八岁的时候，朱由校又替他完婚，聘周奎之女为王妃。从这些事情看来，朱由校本人虽然贪玩，但是对于一个长兄应该做的事情，却一点也没有耽误。所以，朱由检的文化修养比他的哥哥朱由校要高得多。朱由检善书法、诗文，也善于弹琴。朱彝尊说朱由检的书法“龙腾虎跃”，气韵非凡。其次，朱由检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要安静得多。天启皇帝朱由校因为是皇长孙、皇太子，一直被后宫中的投机分子如李选侍(西李)、魏忠贤等人居为奇货，导引坏了。而朱由检虽然也是从小失去生母，但一直在另一位李选侍(东李)的抚养下，比较健康地成长。

李选侍(东李)人品极端正。受东李的影响，朱由检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奋斗的刚毅性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当时，天启皇帝朱由校无子无女，孑然一身，而兄弟七人也只剩下五弟一人，朱由检已经是朱由校唯一的继承人了。在朝臣们心中，期盼信王朱由检继位的愿望也早就有了。一些在野的大臣们闲聊的时候，都主张劝信王早日入阁讲学。入阁讲学，一般是皇太子的礼节。当然，这样的奏疏，是谁都不敢上奏的，因为这无异于诅咒天启皇帝早死无后。但是，在信王朱由检那里，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气象。信王朱由检基本上托病不愿上朝，以避免遭到魏忠贤的猜忌。

崇祯皇帝朱由检可能是明朝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如一位学者所言，在崇祯皇帝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崇祯皇帝头痛的难题。

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十七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十七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稻米高产区因过度追求货币的增值而导致粮食匮乏，动摇了大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结构。清兵的入关与清朝的建立，才引导着中国从危机中走了出来。这样的理论，似乎是在为崇祯皇帝这个亡国之君开脱历史责任。孟森说：“明思宗而在明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明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崇祯皇帝自杀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崇祯皇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皇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其实人才何代无？只要在知人善任。然而明崇祯皇帝一朝“有君而无臣”。崇祯皇帝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实乃大过。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崇祯皇帝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

⑴自信：

“神明自运”四字，是明末清初松江(今上海)名士夏允彝对崇祯皇帝除去太监魏忠贤一事的评价。稍后的历史学家如谈迁等人，对于崇祯皇帝在除魏忠贤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稳重、魄力，都叹赏不已。的确，在明天启末年和明崇祯皇帝初年，崇祯皇帝的政治才能曾昙花一现般绚丽夺目。他在接替自己的长兄朱由校的皇位之后，很快进入角色，并顺利排除一切影响他皇位和执政的因素。在明朝历史中，崇祯皇帝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无疑是在不动声色中除去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农历8月24日，天启皇帝逝世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定第二年改元“崇祯皇帝”，是为崇祯皇帝。

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崇祯皇帝，只是因为明朝皇权的权威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崇祯皇帝在农历8月23日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整个宫中，都处在一种非常恐怖和压抑的气氛当中。登基之后的崇祯皇帝，深知要除去魏忠贤，必须要首先稳固自己的地位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于崇祯皇帝，则始终无法揣透其心意。他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给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在明朝皇帝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怎么好色。在当时战战兢兢的心态下，崇祯皇帝自然对美色更无兴趣了。据说，崇祯皇帝怕引起魏忠贤的担心，将魏忠贤送来的四名绝色女子全部留了下来，但却仔细地将四名女子都搜了身。结果，四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崇祯皇帝命四人将药丸毁去。魏忠贤千方百计地想导引明思宗做一个荒淫的皇帝，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就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崇祯皇帝识破，并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既然美色无法打动崇祯皇帝，魏忠贤于是干脆采用更赤裸的试探方式。这时，一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崇祯皇帝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魏忠贤于是在农历9月25日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崇祯皇帝的批复是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次顺水推舟之举，便抑止了朝野上下对于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而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

相反，崇祯皇帝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自然，崇祯皇帝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收回来的。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却又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也许，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戆直冒死直谏的。因此，最后倒魏的时机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农历10月13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却美化“厂臣”魏忠贤。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之策。崇祯皇帝自然知道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在阉党中的分量。崔呈秀在魏忠贤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虽然目不识丁却还能中进士。逐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在静候了七天后，崇祯皇帝决定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

此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于是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农历10月22日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10月24日兵部主事钱元慤弹劾魏忠贤；10月25日刑部员外郎史躬盛弹劾魏忠贤。直到10月26日崇祯皇帝一直不动声色，任由着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依然无动于衷。

农历10月26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于是，崇祯皇帝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了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明思宗的允许。农历11月1日，崇祯皇帝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一千人、四十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一个戴罪的宦官竟然还敢如此跋扈，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崇祯皇帝敏感的神经。

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也很快就着手进行了。在崇祯皇帝的一再严厉督责下，明崇祯皇帝二年(公元1629年)农历3月19日，所谓阉党逆案终于定谳。

崇祯皇帝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朝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是能借助皇权为恶罢了，很难动皇权分毫。然而，崇祯皇帝在除去魏忠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还是令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肃清了魏忠贤的政治影响。这些，都体现了崇祯皇帝的远见卓识。然而，崇祯皇帝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崇祯皇帝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朝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乃亡国之像。然而，崇祯皇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

⑵多疑：

崇祯皇帝的多疑，在明朝历史中也是有名的。在他即位不久，就曾经有一个名叫陕嗣宗的御史上疏指出明思宗的性格中有“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即“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在处理袁崇焕问题上，明思宗从极度信任逐渐转为极度生疑。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由于是南方人，明思宗私下里称他为“蛮子”。明朝两广并不是文化发达的地域，所以当地出身的官员倒确有另外一种气质。像出身于广东琼州府(今海南省)的海瑞，也曾经是一代名臣。袁崇焕的才能，体现在军事方面。即使在他被杀之前的一段时间，明思宗仍是以为“守辽非蛮子不可”。可以说，他是明末最善于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明军将领。他是一名文臣，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进士，却在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就做上了肩负东北防务重任的辽东巡抚。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军事才能。曾经向明思宗推荐过袁崇焕的官员吕纯如，对袁崇焕就有“不怕死，不爱钱”的评价。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就足以开出一个太平盛世来。明朝的边将中，不贪财的极少。像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边将谭纶、戚继光，都非常善于敛财。明朝的许多次兵变，多半是因为边将的贪财和克扣军饷造成的。因此，袁崇焕“不爱钱，不怕死”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必然能够取得士兵们的拥戴。袁崇焕的军队在明末也就成为最能作战的军队。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后，在明军与后金军队的力量对比中，后金军队明显占据优势。幸好宁远一战，袁崇焕用新式武器红衣大炮胜了一次，暂时使辽东战局在明天启六年出现转机。但是，袁崇焕很快被魏忠贤罢免。崇祯皇帝即位，在处理完魏忠贤一事之后，便全力应付辽东战局。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农历11月重新召回了袁崇焕。第二年农历1月，即任命袁崇焕督师蓟辽，等于是将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

然而仅仅三年过后，明崇祯皇帝三年(公元1630年)农历3月16日的下午，袁崇焕便在京城的西市被凌迟处死，然后传首边关示众。这可说是崇祯皇帝统治期间最大的冤案。历史学家们对袁崇焕之冤死，有过许多的解释，例如袁崇焕“五年平辽”的夸夸其谈、擅杀毛文龙、党争的后遗症、皇太极的反间计，这些恐怕都是致袁崇焕于死地的重要原因。但是，杀袁崇焕的决定，毕竟是由崇祯皇帝亲自做出，而且立即派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去执行，更可怕的是实行非常残忍的凌迟之刑。对比三年前的平台召见、君臣面晤、赐尚方宝剑，已是天壤之别。其间变化，固不能没有崇祯皇帝的心理因素。

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若不是崇祯皇帝素来多疑，皇太极的反间计也未必能成功。关于皇太极的反间计，无非是效仿《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模式，让俘来的宦官杨某偷听得“袁经略有密约”的对谈，再纵杨某逃跑。杨某一回京城向崇祯皇帝汇报，自然袁崇焕便麻烦了。况且，此事又发生在后金军队逼近京城之时。

袁崇焕在明崇祯皇帝元年(公元1628年)农历7月接受皇帝召对时，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这不但让皇帝欣喜，更让在旁的大臣们惊讶。因为，在当时明朝与后金的对抗中，明军能在辽东抑住后金军队的进攻，已属不易。“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的豪言壮语，无异梦呓。袁崇焕这么说，据他自己讲，不过是为了“聊慰上意”，暂时宽慰宽慰崇祯皇帝而已。然而，崇祯皇帝是一个急于求功、遇事苛刻的主子，到时可是要循名责实的。平心而论，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布置得很好。所以，最终后金军队选择进攻的路线是绕过宁远、锦州一线，从蓟门南下，进逼京师。

明崇祯皇帝二年(公元1629年)农历10月下旬，后金军队十万到达遵化城下，距京师不过一百多公里。农历11月1日，京师戒严。袁崇焕的反应是立即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增援，然后自己也于11月5日率兵入关。按照当时总督京城防卫的大学士孙承宗的意见，明军应当拒敌于顺义、蓟州、三河一线，而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先是没有设法阻截后金军队，接着又退守京城。11月16日，袁崇焕的大军到达京师广渠门外。这样，袁崇焕此举无异于纵敌深入，而京城内外的官民因此更受骚扰。

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在先，是故意引后金军队入关的。这也是后来袁崇焕被处死时遗体被民众“抢食”的原因。皇太极及其谋臣范文程策动了除去袁崇焕的反间计，也许正是受当时谣言的启发。

崇祯皇帝对于袁崇焕的容忍与信任，伴随着宦官杨某的入告，肯定也荡然无存了。农历11月20日，满桂在德胜门，袁崇焕在广渠门，同时与后金军队开战。满桂退守德胜门之瓮城，而袁崇焕身先军士，将皇太极逼退。23日袁崇焕入城晋见皇帝，请求像满桂一样，可以让士兵入城休整，却遭到崇祯皇帝的断然拒绝。崇祯皇帝真不愧是一个猜忌之主，一方面对袁崇焕有戒备之心，一方面却在召见时脱下貂皮大衣为袁崇焕披上。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来掩遮自己的猜忌之心，崇祯皇帝的做法令人想到不久前他除去魏忠贤的心机，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可怜的是，袁崇焕却丝毫没有觉察。27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趋于平静。

明崇祯皇帝二年(公元1629年)农历12月1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了袁崇焕、祖大寿、满桂三人，令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祖大寿是袁崇焕部将，遂节制辽兵，立即率部东返，离开战场。后来还是靠着狱中袁崇焕的亲笔书信，才将祖大寿及守辽军队召还，并收复永平、遵化一带。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袁崇焕来整倒内阁辅臣钱龙锡，说钱龙锡与袁崇焕两人早就密议与后金议和。议和，这对于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来说，在当时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此论一出，袁崇焕算是死定了。

明崇祯皇帝三年(公元1630年)农历3月16日，明崇祯皇帝命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焕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无人可以收拾。因此，当明崇祯皇帝三年农民起义声势明显壮大后，明王朝从此便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之中。但是，崇祯皇帝似乎从来就不会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曾密令孙传庭在明崇祯皇帝十五年(公元1642年)杀了明朝悍将、李自成的同乡贺人龙，等于杀了一名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颇为悍勇的将领。贺人龙被杀后，农民起义军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因此，崇祯皇帝的多疑、擅杀，无异于自毁长城。

⑶躁刻：

往往一个亡国的君主总是将他的臣民视为奴役，崇祯皇帝恰恰正是这么一个人。虽说在明朝君主高度专权的政治环境中，皇帝是不可能以“师、友”的态度来对待臣民的，但是，崇祯皇帝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象。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皇帝，他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政府的陋习。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所以，无为而治的明朝皇帝如弘治皇帝、隆庆皇帝统治的时代，倒是名臣辈出。后代历史学家常感叹明崇祯皇帝朝“有君而无臣”，其实，因为崇祯皇帝过分地苛责大臣，大臣们动则得咎，哪里敢有什么动作呢？所以，明崇祯皇帝一朝中，真正能够办事、愿意办事的大臣不多；而且，明崇祯皇帝一朝中，被杀的大臣也颇多。频繁地更换大臣和滥杀大臣，是明崇祯皇帝朝的特点之一。

明崇祯皇帝一朝十七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棋一般，轮换了五十人，变换之快，真是让人啧舌。其中任期较长的两人，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两人在《明史》中都列名于奸臣传中。

温体仁，字长卿，祖籍乌程，后落籍归安，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是一个城府极深之人。明崇祯皇帝元年(公元1628年)，他通过攻击钱谦益在主持会试中有舞弊嫌疑而得到崇祯皇帝的赏识。第二年，有御史任赞化攻击温体仁娶娼受贿，反而被崇祯皇帝以为党羽钱谦益而罢免。崇祯皇帝有鉴于明万历、明天启朝的党争，对于大臣结党最为反感。他对于温体仁的欣赏，是因为温体仁“孤立”、“无党”。明崇祯皇帝三年(公元1630年)农历6月，温体仁入阁为大学士。此后，温体仁为大学士八年。

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早温体仁一年入阁。但是，温体仁与周延儒在内阁中并不相让，相互倾轧。明崇祯皇帝六年(公元1633年)六月，周延儒被温体仁逐出京城，温体仁把持了内阁，于是民间遂有民谣说：“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这是指当时内阁中的三位大臣：温体仁、王应熊和吴宗达。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一时间，这首民谣在京城街头成为笑谈。堂堂内阁大学士被人如此讥笑，可见其人品之劣。然而，就是这样的温体仁，却一直执政八年，直到明崇祯皇帝十年才被罢免。之后，周延儒复入阁。但是在明崇祯皇帝十六年(公元1643年)，周延儒被勒令自尽。在周延儒之前，内阁大学士薛国观也被崇祯皇帝处死。总共十七年间，被杀的大学士有两人，被谴戍的大学士也有两人，即钱龙锡、刘鸿训。作为皇帝最亲信的大臣，内阁大学士轻易落到这样的下场，实在令大臣们寒心。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然而在十七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瘐死两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兵部尚书中，王洽因明崇祯皇帝二年清兵入关而下狱瘐死，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七人：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巡抚被戮者十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以至在明崇祯皇帝一朝最后无臣可使，无将可征，也就很容易说明明崇祯皇帝朝军事上的大溃败了。

对于一般的言官，崇祯皇帝也总是非常严峻。明崇祯皇帝元年农历11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言官场贪污之风甚盛。当然，这样的奏疏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明指谁人贪污，谁人受贿。但是，崇祯皇帝一面表彰韩一良的忠心和敢言，一方面却非要韩一良指名道姓以回奏。韩一良知道一旦指名道姓，就是得罪人的事情，所以只说是“风闻”。崇祯皇帝大怒：“难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内指名来。”按崇祯皇帝的意思，既然言官忠心为国，就要敢于破除情面。韩一良只好找一些已经有议论的官员来搪塞。但是，崇祯皇帝再对韩一良疏中“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金”纠缠不休，要韩一良说出五百两银子是哪些人送的。这时，韩一良再不肯说。于是，韩一良被革职为民。

仅仅数月之间，从表彰到革职，还算敢言的韩一良却得到这样的对待。在晚明社会中，官场中的弊端自然不少。相互间送书帕(书仪)是极正常的事。崇祯皇帝希望一举之间将这种风气杜绝，却又只能惩罚官员，这样官员们最终只是互相袒护，不敢再说真话了。

明崇祯皇帝二年关于工部招商中收取回扣一事的处理，也充分体现了崇祯皇帝急于求治的急躁心理。这一年的农历闰4月，工部尚书张凤翔上疏指出工部招商收取回扣之弊政。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都说：“此从来陋规，望皇上宽处，后边人敢说。”但是，最终崇祯皇帝将巡视工部库房的工科给事中王都、陕西道御史高赉明革职严办，等于是让一两个臣工为多年来的积弊承担责任。这也反映崇祯皇帝随意处理臣工的做事风格，而这样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大小臣工们对于朝政中的一切事情，最好是噤口不言。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明崇祯皇帝朝的政局，正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而崇祯皇帝最终也只落得众叛亲离。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历3月19日，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时，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伴。崇祯皇帝自杀以后，他的子女散归民间，下落不明，从而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⑷遗孤：

崇祯皇帝的子女不幸生在了末代帝王之家，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皇太子先后出现过两个；朱三太子先后出现过多次。不过，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都很悲惨，都最终被处死。相比较而言，崇祯皇帝的女儿后来的下落倒还比较清楚。这是因为，崇祯皇帝在决意自缢之前，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受辱，曾先后对自己的两个女儿下毒手。即使侥幸生还，也决无法遁逸。

长平公主实际上逝世于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崇祯皇帝总共有六女，其中四女早逝。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还有两个女儿，即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明崇祯皇帝自杀前，入寿宁宫，长平公主牵衣而哭。崇祯皇帝说：“汝何故生我家？”挥剑砍去，断长平公主左臂，昏死过去。接着，崇祯皇帝入昭仁宫，砍杀昭仁公主。长平公主昏死后，被人抬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五天后竟然苏醒过来。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长平公主上书给清世祖顺治帝，请求准予出家。清世祖不同意，命将长平公主许配给当初崇祯皇帝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并赐给土田、府邸、金钱、车马。但长平公主经历家破国亡之痛，郁郁寡欢，第二年逝世。

崇祯皇帝共有七个儿子。其中，周皇后生子三人，即太子朱慈烺、怀隐王朱慈烜(皇二子)、定王朱慈炯(皇三子)；田贵妃生子四人，即永王朱慈炤(皇四子)、悼灵王(皇五子)、悼怀王(皇六子)和皇七子。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44年)，太子朱慈烺十六岁，皇三子定王朱慈炯十四岁，皇四子朱慈炤应当也有十余岁。除了这三个儿子外，其他的儿子都已早逝。

与对待女儿的方式不同，崇祯皇帝在死前命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分别藏匿于公卿贵戚家中。太子来不及去成国公府，便隐匿于民间，定王和永王一齐去了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农历3月19日，李自成进城，命令搜寻太子与定王、永王。3月20日清晨，嘉定侯周奎将定王、永王交出。太子据说亦被李自成的军队搜获。太子与闯王李自成之间还有一段对话。太子挺立不屈，谈吐自如，问李自成说：“何不杀我？”闯王说：“汝无罪，我岂妄杀！”太子说：“既然这样，听我一句话：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我百姓。”农历4月13日，李自成东征吴三桂时，定王、永王随军前往。据说，太子当时也在军中。据《明史》记载，李自成曾封太子为宋王。此后，太子、定王、永王的下落都不清楚，有者说曾被吴三桂夺去，又有说定王曾在城南遇害。

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历11月，北京又出现皇太子；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南京的南明小朝廷中亦出现皇太子。无疑，两位皇太子中必有一假。

先说北京出现的皇太子。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历11月的北京城，已被牢固地掌握在清军的手中。然而，一个貌似太子的男子在一位太监的陪同下出现在嘉定侯周奎府中，自称皇太子。当时在周奎府中的长平公主见后，两人抱头痛哭。单看这一节，想来太子应该是真的，否则以长平公主之心如死灰，何以会与一个陌生男子抱头痛哭？而且，长平公主与太子都是周皇后所生，乃是一母同胞的姐弟，怎么可能认错呢？周奎举家向太子行君臣之礼，并问太子：“你一直藏在哪里？”太子回答说：“城陷之日，我单独藏匿在东厂门外。一日夜出，潜至东华门，投身于一个豆腐店里。店小二心知我是避难的人，给我穿上旧衣服，让我在灶前烧火，又害怕我暴露，五天之后将我送到崇文门外的尼姑庵中，在那里假装贫困无依的孤儿住了半个月。常侍(太监)来尼姑庵，发现了我，又把我带回家，藏在密室里。听说公主还在，所以就来相见了。”说完，与公主哭别而去。几天之后，太子又来了，公主告诫他说：“慎毋再至矣。”也许公主明白，三月份周奎既然能把皇三子定王和皇四子永王交给李自成，这次也许会再出卖太子给清朝。果然，农历11月19日太子再来，周奎留宿太子。22日，他要求太子自称姓刘，是一个假太子。太子说：“悔不从公主之言，今已晚矣。”当晚，周奎令家人将太子逐出门外。太子出门后，被巡逻的清兵以“犯夜”罪逮捕，交给刑部审理，断为假冒太子。主审的刑部主事钱凤览找来原司礼监太监王德化、原锦衣卫十名侍卫太子的锦衣卫来辨认，都说是真太子。侍卫们还下跪说：“此真太子，愿毋伤。”于是钱凤览上书朝廷，指责某些明朝的官员以真太子为假太子。周奎等人竟然还说：“即以真为假，亦为国家除害。”

这位昔日的国丈，似乎已完全将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新的“大清国”的臣民了。最后，摄政王多尔衮出面，宣布将太子押于监狱，后来被处决于狱中。凡争言太子为真的臣工都被处罚，钱凤览处以绞刑。这件事情详细地记载于《甲申传信录》，与《明史》中李自成封太子为宋王的情节有所出入。而且，清人所编的《明史》中也未提及这一次在北京出现的太子，而只提及南明小朝廷中出现的皇太子事件。《明史》是不是故意回避这一次事件呢？孟森就认为北京出现的太子是真的，而南明小朝廷出现的太子是假的，但百姓痛恨弘光政权朱由崧，所以宁愿相信是真太子。那么，南京出现的皇太子事件是怎么样的呢？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农历3月1日，太监李继周奉明弘光皇帝朱由崧之御札，将盛传正流落于苏州、杭州的皇太子接到南京。据说，太子本不愿去南京，行前曾问李继周说：“迎我进京，让皇帝与我做否？”李继周说：“此事奴婢不知。”皇太子入南京后，被安排在兴善寺暂住。弘光皇帝派两名太监去见太子，辨认真伪。两人一见太子，就抱头恸哭，脱下衣服给太子穿。弘光皇帝得知之后，大怒，说：“真假未辨，何得便尔。”接着便处死了两名太监，并杀了李继周灭口。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也来探视，正视良久，不敢表态。太子呵斥道：“卢九德，汝何不叩首？”卢九德下意识地跪下便叩首，说：“奴婢无礼。”太子说：“你才隔多长时候，肥胖至此，可见在南京受用！”卢九德只敢叩头：“小爷保重。”卢九德向弘光皇帝的报告却是：“有些相像，却认不真。”

皇太子在南京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引发了明弘光朝的政治危机。处于长江中游的左良玉，就以护太子的名义进逼南京；在江北的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也上疏要求善视太子。但是，弘光皇帝深知，如果太子是真，自己捡来的皇位可能就不保了。因此，在他的布置下，辨认工作慢慢地便朝“假太子”的方向转移。尤其是曾经充任太子讲官的王铎，更是一口咬定太子是假。最后，审讯的结果是：假太子真名叫王之明。接下来的审讯过程颇有意思。

农历3月8日，一审问官指太子为王之明，太子说：“我南来，从不曾说自己是太子，你等不认罢了，何必更名改姓？李继周持皇伯谕帖来召我，非我自来者。”3月15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提审。李沾大喊王之明，太子不应。李沾怒道：“为何不应？”太子说：“何不喊‘明之王’？”李沾大怒，吩咐用刑，太子高呼皇天上帝。

当时，南京百姓都说明弘光朝廷欲绝先帝血脉。因此，到最后明弘光政权虽然不承认太子的真实性，却再也不敢加害太子了。5月10日，清军大举南下，弘光皇帝逃到了太平府。南京市民冲入监狱，殴打王铎，放出太子，并拥太子登上皇位。只可惜五天之后，清军即进入南京城。

当时，清军的统帅多铎问：“太子何在？”投降的明弘光朝大臣们说：“太子是假的，真名叫王之明。”多铎笑道：“逃难之人，自然改姓易名，若说姓朱，早就被你们杀了。”一名降臣说：“太子原也不承认自己叫王之明，是马士英安排下的。”多铎笑道：“奸臣！奸臣！”农历5月25日，多铎设宴招待刚擒获的弘光皇帝，并将他的位置安排在皇太子之下。皇太子对弘光皇帝说：“皇伯手札召我来，反不认，又改姓名，极刑加我，岂奸臣所为，皇伯或不知？”弘光皇帝支支吾吾，不敢出声。几个月以后，多铎将太子和弘光皇帝都带往北京，随后都被大清朝廷处死。

皇太子案刚结束，清初又接连出现了朱三太子案。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有冒称明崇祯皇帝第三子名朱慈焕者；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有名杨起隆者冒称朱三太子；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又有化名王士元者，自称为朱三太子朱慈焕，后被凌迟处死；清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朱一贵之子自称朱三太子，聚众造反。因此，朱三太子案先后出现四次。但是，朱三太子到底是不是指崇祯皇帝的第三子？崇祯皇帝的第三子名朱慈炯，即定王。按照皇位继承的顺序来说，皇太子既已被杀，则年龄最大的皇三子朱慈炯是最合法的明朝皇位继承人，这也就是“朱三太子”名字吸引人之处。

还有一点，朱三太子案中两次指朱三太子为“朱慈焕”，而不是真正的皇三子“朱慈炯”。原因何在？朱慈焕是崇祯皇帝的第五子，五岁即病逝。据《明史》记载，朱慈焕死前曾对崇祯皇帝说：“九莲菩萨说：‘皇上待外戚太薄，将让他的儿子都死掉。’”九莲菩萨即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崇祯皇帝觉得此事奇怪，便封朱慈焕为“玄机慈应真君”。所以，朱三太子案中频频以朱慈焕为号召，大概是因为此类活动多依托于民间宗教，所以朱慈焕“玄机慈应真君”的身份具有更大的蛊惑力，应当与真正的皇子没有什么关系。

⑸小档案：

属  相：狗

谥  号：思宗烈皇帝，后改为毅宗，清改为庄烈愍皇帝

庙  号：怀宗

陵  寝：思陵

父  亲：朱常洛

母  亲：王选侍

初  婚：十六岁

配  偶：周皇后、田贵妃

子  女：七子，六女

继位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