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国姓与国讳

kevin

（一）皇帝·万岁
人皆有姓名。姓氏，从祖上传承而来，除非特别例外，一般是不改易的；名（包括等于别名的字、号等）则由长辈或自己取，也有死后由他人议定赠送的，例如谥号。
大凡有点墨水的，取名讲究选个好字眼，似乎古今皆然。恨不得用尽天下好字眼的，自然是政治权力垄断者皇帝。“皇帝”作为最高的专称，其本身就是嬴政精心选择的好字眼。《谥法》云:敬民则法曰皇，德蒙天地曰帝。显见，这是仅次于“神”的两个最高级褒奖词。嬴政自称“始皇帝”，而后二世、三世……千世、万世，子子孙孙永远独霸天下。皇帝梦做得太美也太贪，无奈却被二世而亡的严酷现实将其击为齑粉。
皇帝俗称“万岁”，当然也是好字眼。不过，代谢有规律，百岁已难期，加之皇帝们沉溺声色，纵欲过度，透支生命，能挣扎活到中年就很不易了，寿至耄耋者绝对稀有，屈指可数，仅萧衍、武则天、赵构、爱新觉罗·弘历等几人而已。为了谋求长寿，万岁万万岁，皇帝们前仆后继地表演着求仙问药、上当受骗的闹剧和铅汞中毒的悲剧。只此一端，亦足见天子并不圣明。
（二）国姓与政治奖惩
姓氏原本无所谓好与坏，譬如张、王、李、赵，似乎就很难区分彼此的高下。然而，原本平平常常的姓氏，一旦成为皇帝的姓氏，便立即身价百倍，被尊为“国姓”矣。能和皇帝同姓即是一种荣耀，能同宗同族就更是一种无形的政治资产。
王莽做了皇帝，内心总觉底气不足。他急需抬出一个阔祖宗以压倒刘氏，乃自谓黄帝、虞舜之后，以黄帝为初祖，虞帝为始祖。既是黄帝虞舜之苗裔，王氏为国姓就显得堂堂正正，丝毫也不逊于刘姓了。
刘备来自社会底层，靠编席贩履糊口，凭他这身份参与逐鹿中原，实在没有什么资本。但是，因为他姓刘，三百年前与皇帝是一家，便可“先姓夺人”，赢得政治筹码:天下是俺老刘家的，是俺祖爷爷的祖爷爷高皇帝刘邦三尺剑马上打拼得来的。现如今要坐江山，也该我“汉中山靖王之后”刘皇叔，唯我才是正宗龙种，你姓曹的姓孙的，算什么玩艺？靠边去！
西晋末，匈奴人刘渊起兵，高举的也是汉朝国姓“刘”这面大旗。渊谓群臣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乃建国号曰汉，依高祖称汉王。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东晋末，草头王勃勃原是匈奴右贤王的后代，本姓铁物，自谓其祖从母姓为刘，非礼也。他认为氏族无常，乃改姓赫连氏，取徽赫与天连之义，这倒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国姓，勃勃甚至连曾经的国姓“刘”也不放在眼中。
皇帝奖赏功臣，除了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封地赏钱以至赠送美女外，还有一种荣誉性奖品:赐国姓。恩赐你国姓，与皇帝成为“一家”，那是最高看得起你，政治上信任你，堪称高规格、很庄重的政治大奖。
娄敬建议刘邦都关中，为刘邦所纳，刘邦便赐娄敬姓刘。待王莽称帝，王姓成了香饽饽，而刘姓已然残汤剩羹矣，王莽拿了国姓王赏赐刘氏有功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被赐姓曰王。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北齐文宣帝高洋尽诛诸元，定襄令元景安为保命，欲请改姓高氏，其从兄景皓曰:“安有弃其本宗而从人之姓者乎！丈夫宁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诛之，赐景安姓高氏。本来的国姓元，因为国家的衰亡非但不再高贵，反而变成了要命的罪名，聪明人元景安选择了弃旧图新——主动请求姓高，以此表示与新政权保持一致；其堂兄元景皓不愿改姓新的国姓，结果掉了脑袋。
唐开国功臣徐世勣被誉为“纯臣”，赐姓李，遂名李世勣，后避太宗世民讳，又改名李勣。和徐世勣一样获此殊荣的还有幽州总管罗艺、吴王杜伏威、石州总管刘季真、蔚州总管高开道、代州总管胡大恩、云州总管郭子和等。
有时，某些动物也沾国姓的光而受到特殊保护。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鲤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唐朝的鲤魚可真是跃过龙门，好造化了。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武家。武则天以太后临朝称制，成了事实上的皇帝，武姓政治股票急遽飙升，前景诱人，盖过了昨日皇皇第一姓李氏，马屁精傅游艺立即投资“武股”，上书请改国号，赐皇帝姓武氏，傀儡皇帝睿宗李旦很识相，也顺应舆情主动上表，自请赐姓武氏。不能责怪李旦数典忘祖，实在是时势使然，不得不尔。'
明武宗朱厚照整天泡在“豹房”，懒得亲自过问朝政。陪皇帝玩的除了宦官，还有许多小人，朱皇帝玩高兴了，就收他们为义子，赐国姓。其中一个叫钱宁的自称“皇庶子”，备受宠信，言无不听。认皇帝做老爹，那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啊。
明清之际那位收复台湾的郑大英雄，本名森，曾被南明隆武帝朱聿键赐姓朱，改名成功，人因以“国姓爷”称呼他。
赐国姓，也有不好使的时候。唐昭宗天复二年（902），皇帝拿出他的特殊政治奖品李姓赐给大臣朱温，讵料朱老三竟不给皇帝面子，当即予以拒绝。此何故？此时李唐王朝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一派末日败亡气象，实权已转移到朱温手中，李姓含权量远不及朱姓多，朱温当然不稀罕你那个劳什子“国姓”了。
皇帝既然可以赐赠国姓，当然也就有权剥夺或曰开除反对派的国姓，以为惩罚。三国吴国孙秀乃孙权之后，正宗皇族，因见恶于末帝孙皓，惶恐不安，乃率兵降晋。孙皓盛怒之下，追改孙秀姓“厉”，那是极其严厉的政治处分。不过，孙皓的这个处分其实是一纸空文，无由实施；孙秀政治避难到敌国，照样姓孙——对方看重和炒作的也恰恰是他的“国姓”——官做得比在吴国还大。
唐朝那位备享尊荣的重量级元老李勣，子孙们借他的光，自然也姓国姓了。可待其孙子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对其惩处，且累及已经作古的李勣: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撤销生前一切职务头衔），发冢斫棺，复姓徐氏——老老实实姓你的徐去吧；姓李，你不配！
李勣们被改姓徐，实际上是恢复了原姓氏，遭遇姓氏处罚更惨的，是李千里。这个李千里和在位皇帝唐中宗同辈，同是唐太宗的孙子，一样的龙种，只因参与了太子李重俊的夺权斗争，事败，遭到视权力为命根子的皇上的严厉处罚:开除李姓，改姓“蝮”氏（这是中宗从他母亲武则天那里照抄来的），而后砍头——做鬼，你也不能做李家鬼，只配与虫豸为伍！
围绕国姓进行的奖惩，标准只有一个:政治上和最高始终保持一致，绝对忠诚（愚忠尤佳），就奖；反之，则惩。
国姓作为崇高的政治荣誉，除了可用于政治奖惩，还限定着皇族种群的贵族圈。因为姓沾上“国”字号，就会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总有人冒充“与皇上一家子”。在皇族内部争夺中，也会在姓氏上做文章，指责对手是“野种”。
东晋的皇帝是否姓司马，似乎也需要划个问号。据说晋元帝司马睿，就是琅玡王司马觐的妃子夏侯氏和牛姓小吏私通所生，名义上姓“司马”，而实际却是姓“牛”，故称“牛继马后”。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八卦，房玄龄领衔主编的《晋书》，白纸黑字记载着，不会是无稽之谈吧。那么，东晋的国姓就该是牛而不是司马氏。不过，东晋皇帝还是承认他们姓司马，或简称“马”——不然就是“姓不正，言不顺”。《晋书·恭帝纪》:“帝幼时……曾令善射者射马为戏。既而有人云:‘马者国姓，而自杀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皇帝司马德文悔悟不玩射马游戏了，并不能挽救国姓被改换的命运，因为想“射马”、换国姓的人多的是，前有王敦，中有桓玄，后有刘裕；还有苏峻、祖约、孙恩、卢循，等等。
五代后唐石敬瑭有不臣之心，上表称:“皇帝是养子，不应该继位，请把皇位传给许王李从益。”实质也是扭住姓氏不放，那意思很明白，末帝李从珂的那个李姓是冒牌货。
突厥与唐和亲，武则天派侄孙武延秀去当女婿，讵料突厥竟不买账。突厥默啜对唐朝使者说:“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乃拘延秀于别所，由此引发了一场外交冲突。默啜致书数朝廷之过，其中就有“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一条，突厥可汗竟认为红透了中国的武氏是小姓，根本不配娶可汗女，这让武则天很没面子。
明武宗时，宁王朱宸濠用重金贿赂皇帝左右，党羽甚众，觊觎大位久矣；而公开宣称的造反理由却是:当今皇上朱厚照并不是已故先皇孝宗之子（原是野种，而非正宗龙种！），今奉太后密诏，令我起兵讨贼。那时候没有DNA技术作亲子鉴定，最后说了算的还是实力，谁胜了就依谁说的为准。
（三）国讳——皇帝之名“不敢说”
取了名又不让直接叫出来，而要“讳”，实在是陋习。谁来讳？那要看你是什么人。是平民，晚辈讳之，是为“家讳”。是官员，下属替你讳。五代冯道四朝为相，位极人臣，自号“长乐老”，典型不倒翁。一日，冯宰相命一门客讲《道德经》。经文一开头便是“道可道，非常道”，连犯冯大官人之讳，老先生乃读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宰相之名尚且如此，贵为君主，其名更是举国“不敢说”，故曰“国讳”。
国讳，给日常生活及说话作文平添了许多麻烦。容我列举一些实例来说明:秦始皇讳政，正月改为“端月”；汉朝文帝讳恒，恒山改叫“常山”；景帝讳启，《史记》就得把微子启写成“微子开”；武帝讳彻，彻侯更名“通侯”，蒯彻也得改名“蒯通”；东汉避光武帝刘秀讳，秀才乃称“茂才”；避明帝刘庄讳，“老庄”改称“老严”，那位拒绝做官的严光，本来姓庄，也改姓“严”了；晋景帝讳师，京师改称“京都”；晋文帝讳昭，王昭君改名“王明君”；梁武帝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白绢”；隋朝避文帝杨坚讳，遇“坚”则代以“牢”“固”“至”、“刚”等字；隋炀帝讳广，广陵改名“江都”；唐开国皇帝李渊之祖父讳虎（按:这位李虎大人和司马师、司马昭一样，也是死后被追认为皇帝的），凡言虎率改为“猛兽”，或代之以“武”，如虎贲改叫“武贲”，韩擒虎被改“韩擒”；避李世民讳，凡言世，皆曰“代”，“民部”改为“户部”，民风改为“人风”；唐高宗讳治，凡言治皆曰“理”，如“无为而治”作“无为而理”；梁太祖朱温父讳诚，遂改城曰“墙”（“攻城”写成“攻墙”，不啻搞笑），以其字类似于“戊”，司天监甚至上书请求改戊己之“戊”为“武”；晋高祖讳敬瑭，姓“敬”的就分别改成姓“苟”、姓“文”；辽国因避太宗耶律德光讳，改光禄寺为“崇禄寺”；等等。夫尊妻自贵，国讳还包括了第一夫人皇后在内，汉吕后讳雉，雉得称“野鸡”；晋朝避简文帝母郑后阿春讳，改“春”曰“阳”，孔子所著《春秋》遂为《阳秋》，富春改为“富阳”；武后讳曌，诏书改称“制书”，鲍照改名“鲍昭”。此外，还有为太子讳的，唐避章怀太子李贤讳，改崇贤馆为“崇文馆”。更有甚者，为皇后之父也要避讳。唐代有个刺史窦从一，初名怀贞，避中宗韦皇后父玄贞讳，更名从一。
明天启元年（1621）正月，从礼部奏，凡从点水加各字者，俱改为“雒”（改“洛”为“雒”），从木加交字者，俱改为“较”（改“校”为“较”）。惟督学称较字未宜，应改为学政。各王府及文武职官有犯庙讳御名者，悉改之。为避先帝光宗朱常洛与今上朱由校名讳，政府专门发文，让犯讳者改了个不亦乐乎，只是“学校”改“学较”太觉别扭，可特例处理。
有的国讳，实在避不开怎么办？“若写经史群书及撰录旧事，其文有犯国讳者，皆为字不成”（《唐六典·礼部尚书》李林甫注）。“为字不成”，说白了就是故意写一个错别字。如清代刻书，凡“玄”皆改“元”或缺末笔，所以避玄烨讳也。
误犯国讳，那可是要依法惩处的。《唐律疏义》明文规定:“诸上书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文书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误犯者，徒三年。”误写误说一个字就要打屁股；取名犯讳，劳改三年！
宋朝有个叫吴倜的书生大考夺魁，颇负文名，徽宗皇帝亦有意提携一把。但吴倜书生意气，不会讨好权奸蔡京，蔡故意为吴倜仕途使绊子。他强加给吴的罪名是“傲狠无上”，皇上惊问其详，蔡京说:“该吴明明知道陛下御讳（佶）而不肯改他的名，只是用一圈围之，这不明摆着是目无圣上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蔡京所以能在“倜”和“佶”两字上无限上纲做文章，所凭据的正是避国讳陋习；不然，吴秀才就是径叫“吴佶”，又有何妨？
近代史上很著名的“苏报案”，也和国讳有关。1903年6月29日，《苏报》头版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该文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专制者雷霆震怒，认为章太炎“诋毁今上圣讳，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倘依了清廷，如此“恶攻”罪足可砍头，但迫于舆论压力，只给章太炎判了三年监禁。比起同样犯圣讳的王锡侯来，章太炎算是很幸运了。王写了一本《字贯》，为《康熙字典》正谬，在处理“玄烨”、“胤禛”和“弘历”等名讳时都作了缺笔处理，只不过未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空字法，但乾隆还是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及阅其进到之书，草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祖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甚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王锡侯及其十六岁以上之亲属被处死，其妻妾及十六岁以下之孩子发配流放并送与某大员为奴。还有周克开等几名官员也因此书被治罪。
由于皇上、陛下、万岁、至尊、“国家”等称呼替代了本名，本名长期无人敢叫，以致连皇帝本人都淡忘了自家名讳。电视剧中，刘墉直呼乾隆本名弘历时，乾隆居然不知“弘历”是何人，这固然属于艺术的“真实”，然细思之，它又未尝不是生活真实的再现。
皇帝取名大多也选用常用汉字。由于宫廷内部残酷的权力斗争，汉宣帝曾被迫流落民间，生活在社会底层，因而所取的名字也是平民式的——病已。及至做了皇帝，考虑天子之名，须体现“难知易讳”之原则，才改名“询”。尽管这样，战国时期大儒荀卿为避刘询讳，在当时还是被改姓“孙”了。三国吴主孙休认为:取名欲令难犯易避，把常用字如“伯”、“仲”当作好名好字，其实是没有文化品位，很可笑。所以他特为四个儿子之名创造了四个字。孙休“欲令难犯”的愿望倒是实现了，只是他造的字谁也不认识，这一来反而增添更多麻烦。
至于那些平民出身的皇帝，诨名透露出的平民本色更不待说。后周太祖郭威诨名“郭雀儿”，显系寻常百姓“贱名”。原本贱民出身的朱元璋阔为皇帝后，为其龙子龙孙取名，可就大有讲究了。其子都用单名，皆从木旁，如:长子朱标，四子朱棣。其孙辈往后，取双名，其第一字按辈分依次用字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其第二字可随意选择，但须从金、木、水、火、土为偏旁，如: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思宗朱由检。
更有个别皇帝出于某种政治考虑，不惜为自家取名生造出一个汉字来，以显示其与众不同。武则天造一“曌”字以为名，取日月凌空，以天为则之意。五代十国南汉主原名刘岩，据《易经》“飞龙在天”意，生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