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公元1882～1967年)，初名景奎，又名凤寿，字仲辉，笔名力子

花岛

邵力子：(公元1882～1967年)，初名景奎，又名凤寿，字仲辉，笔名力子；浙江绍兴人。著名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
邵力子1906年10月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思想，后遭反动当局扼杀。10月又创办《民吁日报》，继续革命宣传，又遭查封。11月后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1910年夏末重回上海，与于右任等人一起创办《民立报》，倡导国民独立精神，积极宣传北伐，成为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1913年《民立报》停刊后，到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1914年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7月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经理兼编本埠新闻。1919年，《民国日报》辟《觉悟》副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邵力子以国民党员特别身份跨党参加)。1922年，任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宣传新三民主义，积极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夏季，因参加领导五卅运动，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离上海去广州。5月起历任黄埔军校秘书处长、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1926年1月任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1月以国民党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会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国民党常驻中山大学代表、校理事会成员。1927年5月回国。
1928年2月起，邵力子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任职期间，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呼吁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1935年11月任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委。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一度遭拘禁，后参与中共谈判，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做了大量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工作。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准予《毛泽东自传》在《文摘》上发表。1940年5月出任驻前苏联大使。1942年10月回国后任国民党参政会、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对促进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1949年4月赴北平和谈失败后，毅然宣布脱离国民党。从9月起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并出席了开国大典。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邵力子是一位十分活跃而又非常特殊的文人。他于1882年生于浙江绍兴，自幼习诵诗文，早年参加同盟会。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仅与蒋中正有过密切的交往，被蒋中正委任过各种要职，而且与毛泽东也有过不少接触，私人交情也很好，也被毛泽东委任过各种要职。
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由于各种原因，这3人在1923年时都要退出共产党。当时上海的青年党员对他们三人都很不满意，说他们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说这是叛变。1923年8月，当时身为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在谈到邵力子等想退党一事时，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随后，党组织又决定派茅盾去向邵力子、陈望道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了，陈望道却不愿意。
1926年6月，邵力子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被蒋中正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同年8月，他与谭平山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曾为他们开欢送会，瞿秋白在会上建议邵力子“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于是，按照这一指示，邵力子便正式退出了共产党，全以国民党的身份开展工作。
1933年4月，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原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由于蒋中正当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于不顾，只想剿灭共产党，在他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违背，只得打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对于抵御日寇的事在报上一概不闻不问。
毛泽东阅读当地的报纸，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两周年了，陕西省政府也无什么大反应，回想邵力子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广泛影响，何以现在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也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于9月8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勋祺！
毛泽东，九月八日
邵力子收到此信不久的12月12日，“西安事变”就发生了。由于邵力子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延安的中共首要人物共过事，了解他们，因此，他赞成毛泽东、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西安事变”的结束，都曾起过有益的作用。
蒋中正是深知邵力子底细的人。“西安事变”以后，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并在会上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建议。没过多久，邵力子的学生孙寒冰送来了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请示是否可以刊登。这又把邵力子难住了。他知道，如果刊登出来，蒋中正肯定要恼火的，CC特务也会加以攻击。但是，他毕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与毛泽东有过交往，共过事，去年又曾收到过毛泽东的亲笔信。因此感到，当前国共合作，如果把《毛泽东自传》刊登出来，对于帮助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很有好处的。他和傅学文商量下来，决定刊登。孙寒冰马上在《文摘》上将《毛泽东自传》刊登了出来，一时轰动了全国，有识之士无不钦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气和魄力。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受蒋中正邀请，从延安坐飞机来重庆谈判。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以及张澜、郭沫若等各界要人都来机场欢迎。邵力子与毛泽东已近二十年未见面了，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兴，握手之后，就在机场合拍了一张照片。
邵力子曾经说：“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启战端！”因此，他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既能基本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10月10日，终于举行了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的签字仪式。
由于邵力子在这次国共和谈的过程中为中国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因此，他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革中央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并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首倡和推广节制生育，致力于国共第三次合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毕生精力，被誉为“和平老人”。
说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谁都知道有马寅初的巨大功劳，正是他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但许多人都不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早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与他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父亲，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起，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了十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前妻怀上第六胎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这痛苦的一幕幕，经常浮现在邵力子的眼前。
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邵力子专门就计划生育问题作了发言，表示赞同马寅初提出的观点。他说，现代的人，在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都要有计划，在生育方面更应有计划。他反对当时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指出，“不赞成用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在农村宣传节育，推广持久性的避孕措施。在马寅初提出提案的同时，邵力子也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上发言，声援这一提案。他呼吁：实行计划生育越快越好，希望全国各级领导认真提倡！邵力子逢人便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还自费铅印了一批名为《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宣传册子，分送亲友。遇到年轻的育龄夫妇，他总是习惯性地伸出一个手指说：“只要生一个就够了，再不要多生了。”反“右”突起，对马寅初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有的文章竟然在标题上标明：“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到1958年春，整个形势已经不容计划生育这样的“异音”了，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多的好处。在紧接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马寅初的抨击火药味十足。
马寅初因提出人口问题被戴上“攻击社会主义”的帽子，成了右派，邵力子也因宣传计划生育受非难。在批判马寅初最剧烈的时期，有人就阴阳怪气地说要揪出马寅初背后的人，也有人点名道姓，说邵力子也是马尔萨斯。邵力子据理力争，他反问：“马寅初何罪之有？“
马寅初以一颗赤子之心，坚持自己的计划生育主张。在猛烈批判和多方劝告下仍坚持不改，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面对如此高压，有些好心人劝邵力子以后别谈计划生育一事了。但邵力子说：“科学是批不倒，压不服的。个人受点冲击是小事，计划生育是关系国家建设的大事，怎能为了明哲保身，而丢掉国家的大事呢？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当时的形势下，邵力子不可能公开在会议上为计划生育疾呼了，但他利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机会，继续还在向基层干部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
1962年，在政协一次医药卫生组听取医学专家谈节育的座谈会上，年过八旬的邵力子又一次疾呼计划生育。他动情地说：“从1958年以后就不再提计划生育了。假如这几年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1965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加强计划生育的协调工作，他特别指指在场的邵力子说：“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大功。”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还专门派人到各地去调查研究，人口的急速膨胀使他忧心忡忡，他再一次向毛泽东打了报告。
1967年12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经济的长期徘徊和人口的猛增，大量知青无工作可做，这才使计划生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共中央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已是邵力子、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意见的二十年之后了，也因此有了“错批一个，多生三亿”的心酸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