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式平：(公元1900～1965年)，江西弋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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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式平：(公元1900～1965年)，江西弋阳人。著名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邵式平192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委兼秘书长、中共弋阳特支书记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和方志敏、黄道等领导弋横暴动，创建了红十军，历任红十军政委、闽浙赣省苏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周建屏(公元1890～1938年)，江西金溪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伐军某部营长。1930年7月任红十军军长。邵式平、周建屏率红十军于1930年11月自皖赣边出师东进，一举攻克秋浦县城。

1930～1931年间，邵式平率领红十军开辟了赣北革命根据地。当时的秋浦县(今江西东至)位于安徽省的西南部，属皖南山区。东与徽州的祁门接壤，西南与江西彭泽、波阳、浮梁相交，境内群山起伏，山峦高耸，树木葱郁，地势险要，是红十军从事游击活动的好地方。

1930年9、10月间，邵式平率红十军在赣北纵横驰骋，先后攻下波阳、湖口、都昌、彭泽，威震长江。国民党皖赣会剿总司令部总指挥鲁涤平唯恐九江有失，慌忙调集了号称五个师的兵力在沿江集结，企图阻歼我军主力于彭泽一线。当时红十军没有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攻打九江的指令，而是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主动撤出彭泽，出敌不意地折向皖南，挥师东进，攻克秋浦，出击东流，威胁国民党安徽省府所在地的安庆市。

1930年11月5日，红十军在石门街召开了排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军运大会，邵式平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动员，周建屏作了军事分工：全军三个旅，第一旅一团、第七旅十团组成为全军先头部队，第四、七旅为后卫部队。即日晚，红十军约三千余人在秋浦的龙泉湾与波阳、秋浦联防队接火，全歼联防队，击毙队长范振木(另说范占元)。接着一夜急行军六十公里，冲破陈家镇、罗家亭、尧渡街敌人三道防线，全军于6日凌晨2:00到达秋浦县城附近的鹫台山脚下。先头部队随即攻战友了鹫台山，并进驻座落在山上的秋浦县立南门岭高等学堂，在当地我党地下工作者、秋浦县立南门高等学堂教务主任刘进贤老师的带领下，动员了该校三十二名师生参加了红十军。当时，他们被送往赣东北苏区王家园红军医院党校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省工农医院、红军总院和所属的四个分院去工作，为开辟和巩固赣东北苏区的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同时，红十军第四旅、第七旅后卫部队向县城推进时，击溃了国民革命军守城部队大约一营人。天亮之后，结束了全部战斗，县城四周山坡上红旗招展，一队队英勇的红军雄赳赳地开进县城，捣毁了国民党秋浦县政府各机关，烧毁钞票粮券，砸开了监狱，救出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刘学诚和一些进步人士等八、九十人。红军还打击了几家豪绅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开仓济贫。军政治部又派出宣传队张贴标语，维持社会秩序，在街头发表演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号召秋浦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革命，支援红军。6日下午大约4:00，全军主动撤离秋浦县城，向波阳方向撤退，回师赣东北。刘学诚随军回到大板，军部也留下部分政工人员，在大板一带作短暂停留，帮助刘学诚等人到各村庄发动群众，分别在大板、昭潭、东坡畈建立了三个红军局，并指派蒋乃之负责全面工作。

红军局相当于乡苏维埃政府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建武装、打倒土豪劣绅；维护社会治安；负责给红军带路、运送支前物资和护送伤员。红军局设有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主席由军部指定。大板红军局主席刘学诚，委员黄大年、王乃其、李发阶、刘发生。管辖范围：许家畈、西刘湾、郝家山、四六房、吴家冲、大桥、东流山等地。东坡畈红军局主席黄树生(又名黄老五)，委员黄天河、黄天元、黄晨光、刘玉婵、金明火(兼任秘书)。管辖范围：昭潭街、花桥头等地。昭潭红军局主席李长喜，委员朱长生、李青明、徐求德、吴宗明、黄相杨、陈跃兴(兼任秘书)。管辖范围：昭潭等地。

11月7日，红军局机关门前悬持横幅，红布上写有“苏维埃政府”五个大字。大板、东坡畈两处在蒋乃之、刘学诚、黄树生、刘玉婵等人主持下，同时召开了约有三百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主席及委员每人胸前佩戴红布条，端坐在主席台上，并由主席向群众演讲，宣传红军苏维埃政府政策，动员农民报名参加游击队。会上，当即分别组建了游击队。大板游击队队长刘发生，拥有队员三十余人，土枪二十支，长矛三十余支，大刀十多把。会后，游击队查封并没收了当地土豪刘玉昆、刘世喜、徐江朝、徐胖子等八户十一个粮仓八百余担粮食，分给劳苦农民和运送给红军。昭潭红军局由于接近白区，靠近公路，只挂了牌子，没有活动。

11月8日早上，从安庆追来围剿红十军的岳师阎、李两个团在秋浦县城扑空后，便向大板方向扑来。他们在当地地主武装汪正初、王云廓的“四保义勇队”的配合下，清乡围剿红军局，昭潭红军局即日被迫解散，东坡畈红军局第二天(9日)上午解散。11月11日，大板红军局被解散，主席刘学诚，游击队队长刘发生在三源八亩里被捕，他们英勇不屈，被杀害在杨林魏家店。东坡畈红军局主席黄树生隐蔽到大山冲女儿家，由于当地土豪劣绅的狗腿子方银生告密而被捕，在桥柱口受尽酷刑，英勇牺牲。

邵式平率红十军攻克秋浦县城，乃至东坡畈、大板、昭潭三个红军局的组建与解散，不过瞬间(前后仅七天)，但其在扩大我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组织和发动群众、打击敌人方面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红十军帮助建立的三个红军局，是全县最早的苏维埃政权组织。她们的建立为昭潭、大板、东坡畈等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建立党组织播下了火种，为以后皖赣苏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南昌，南昌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解放后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从国民党手上接管南昌时，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破败城市：二十二万市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大街小巷分布着一百多处棚户区；二十七条总长四十八公里的道路，龟裂破烂，坑坑洼洼；全市二百六十七盏路灯，稀稀拉拉，眨着鬼火般的眼睛；三十四条街道的下水道大部分淤塞，逢雨都得涉水；日供水量一千二百吨，那是专供三百四十六户豪门之家的享用之物；一条四公里半的公共汽车营运线，只有五辆美国福特木炭车，且时开时停；中山路、中正路(现改名胜利路步行街)虽商贾云集，全年社会商品销售额才四千七百二十五万元；全市四百十四家工厂，全年工业产值才两千八百余万元……

就在这百废待兴的时候，邵式平亲自出马兼任南昌市城市建设委员会首席主任委员。

1951年，南昌市规划城市建设的时候，他以宏大的气魄和战略眼光，在城东废城墙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又长又宽的八一大道，这在当时创造了一项全国之最。像八一大道这等规格的通衢大道，在今日之中国并非稀罕，几乎每一座大中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条主干道来支撑城市。可是五十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能与八一大道并驾齐驱的只有北京的长安街！怪不得兴建八一大道的消息一传开，招来了种种责难和非议：“南昌在修飞机跑道！”“江西在搞劳民伤财！”……面对种种责难和非议，邵省长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正是要让八一大道将来能降落直升飞机的！”他还高瞻远瞩地指出：“搞城市建设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要用五十年不落后的眼光来规划城市建设。”在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上，邵省长用一个“干”字，回答了少数人的责难和非议，稳定着下属们动摇不定的情绪。

邵式平本想把八一大道建成八十一米宽、井冈山大道建成六十米宽的“快速公路”，战时可以当作飞机场，可因为当时愚昧的思想干扰，意见不统一，最终八一大道实际上只有六十多米宽，井冈山大道只有四十多米宽。据老一辈人回忆，在报告会上提起八一大道的建设，邵式平就生气：“八一大道原设计宽八十一米，现在窄了二十米，这和我的设想是有距离的。若有八十一米宽，平时是快速公路，战时可以变成飞机跑道。有人说宽了，三十年后汽车会比现在自行车多，没有顺畅的交通怎么体现城市的现代化呀，说八一大道宽了，宽什么呀。”

一年之后，八一大道建好了，议论却远远没有终结。随着国家口号的变更，人们对邵省长的贬褒亦在沉浮！否定，肯定，继而否定，复而肯定……绵延了十多年。直到1961年9月，周恩来视察南昌。当周总理步行在当时只有在北京才有的如此大道上，对邵省长连连夸赞：“不错，很有气派！”

斗转星移，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南昌市的城区在不断扩大，人口、车辆和商店越来越多，但如今人们漫步在八一大道上，只见整条大道宽阔整洁，来往车辆和人流秩序井然，大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各种高层建筑物，更衬托出八一大道雍容的气派，她与整个城市显得是那样的和谐协调。这条五十年代修建的大道，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它为南昌乃至江西的交通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受益半个多世纪的决策！”“一条超前型的大道！”“一位有远见卓识的省长！”这是今天漫步在八一大道的南昌市民，发自内心的对邵式平的深深赞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