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符：(公元1578～1642年)，字景倩，又字虎臣，浙江嘉兴人。著名明朝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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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符：(公元1578～1642年)，字景倩，又字虎臣，浙江嘉兴人。著名明朝文学家。

沈德符是万历年间举人。他精音律，熟谙掌故。所撰《万历野获编》，多记万历以前朝章国故，并保存有关戏曲小说资料。著有《清权堂集》传世。

沈德符与大画家董其昌、诗人韩古洲是朋友，三人都爱好收藏书画。有一次，他们约定把各人的得意藏品都取出来相互观赏。他们玩了一整天，最后，董其昌取出了一件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朱巨川告身》。韩古洲看了后赞叹不已，认为是一件珍贵藏品。可是沈德符仔细一看，却断定为赝品。他指着卷上细楷中的“中书侍郎开播”一行字说：“唐朝并没有姓‘开’的，‘开’这个姓原是南宋赵开仕蜀时将姓名自拆为两分出来的，始于宋。中书侍郎是执政大臣，理应史书有载，而不见于两《唐书》，因知所谓‘开播’者，实是‘关播’之误。此人系卢杞所荐，正与颜真卿同时，由于开、关两字字形相近(指繁体字)，很显然这是临摹者的疏忽而致笔误，没有什么疑义的。”董其昌、韩古洲两人听了，才知自己疏于史学而几被瞒过。

又有一次，一个经营古董的巨商手头有一部《新唐书》，自称这是真正北宋年间刊刻的初版本，索价甚高，也不轻易示人。沈德符知道后也往求观，他约略翻了一遍，就认为这部书决不是北宋时版本，而是南宋末年的产物。当时，古董商不服，与之争论。沈德符说：“这很容易鉴别。”他就指着书上的一个“诚”字说道：“这个字为什么缺笔？它显然是为了避南宋理宗的名讳。宋理宗原名贵诚，后改名昀。北宋时期刊刻《新唐书》的书坊老板又怎么能未卜先知，预知一二百年后理宗的名字而提前避讳呢？可见是做了假。”沈德符的分析合乎情理，说得那古董商哑口无言。

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是一部笔记类断代野史，所收史料以明朝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为主，以其成稿于万历年间，且资料采自民间故名。此书今版计正编三十卷、补遗四卷，分设四十六个门类，上自宗庙百官、礼文度数、人才用舍、治乱得失，下及经史子集、山川风物、闾闬琐语、齐谐小说，无不博求本末。由于其取材缜密详赡，常可补正史之阙，校正史之失，故一经问世，便为学人所注目，竞相传抄。清初两大儒钱谦益和朱彝尊都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曾在史馆纂修《明史》的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称此书“事有佐证，语无偏党，明朝野史未有过焉者”。\n
《万历野获编》在沈德符生前未曾刻印。直至清康熙初年，才由其子孙编成上中下三编手抄本。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桐乡钱枋根据朱彝尊藏本过录为三十卷本，以活字排印。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沈德符五世孙沈振以桐乡钱本为主，抄补八卷，抄成辑补本。据孙振《补遗序》云：《万历野获编》原稿二十卷，又《续编》十二卷。明清易代之际由于战乱，所存仅十之四五。桐川钱氏本较多于他本，而对照原目止十之六七。经汇集诸家所藏，补遗八卷，复校原目，一无所遗。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钱塘姚祖恩扶荔山房刻印三十卷，补遗四卷。清同冶八年(公元1969年)姚祖恩子德恒又予以重校刊补，使这部书更臻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重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万历野获编》谢兴尧先生断句本。1998年复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将该书列入“名家导读笔记丛书”，出版了《万历野获编》黎欣点校本，为史学家们提供了一部弥足珍贵的治史资料。

沈德符之所以能写出这部影响巨大的书，原因在于家学熏陶和他本人的执著精神。他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出生于北京。其父沈自邠系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曾参与编修《左明会典》。正因为其父是一位史官，沈德符深受影响，自幼喜闻朝野故事。沈德符十二岁时其父辞世，乃随母回乡。其祖父沈启原原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因简慢抚台被弹劾，即自解任归乡，居于秀水之长溪村。乡间园第中本有沈启原之父沈谧所建的“万书楼三楹”，沈启原曾进一步积贮图书，将“万书楼”扩建为“芳润楼”，终日读书，足不入城。沈德符回乡后即由祖父教读，并常聆听其祖父所讲史传典故，可惜祖父在两年后也去世了，留下了这座藏书楼和老人家的治学精神，为沈德符日后编书奠定了基础。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首次编成于明万历三十四、三十五年间(公元1606～1607年)，即其入国子监为贡生前后。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沈德符考中举人。次年应礼部会试落第，沈氏又操笔续录，于是年冬编成续编。正续编前后间隔十二年，其执著精神实是可嘉。

沈德符逝于明崇祯皇帝十五年(公元1642年)，他生前未能看到《万历野获编》的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