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公元1906～1977年)，宜兴归径人。著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花岛

潘汉年：(公元1906～1977年)，宜兴归径人。著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1925年入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国民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先后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冀文化总同盟”党组书记。1933年任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1949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55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判刑。1977年含冤病逝。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潘汉年的革命生涯中，统一战线工作占据了重要地位。1928年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界的统战工作，1935年起在香港、广州、武汉、上海等地领导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界人士、社会名流中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甚至将统战工作做到了上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的头上。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同时，他又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帮助统战对象学习、改造，为抗美援朝募捐飞机，当之无愧地被誉为统战高手。他为祖国的统战事业奔走呐喊的动人事迹至今仍历历在目，不绝于耳……他使救国会领袖与党和人民贴得更近了。

对救国会领袖陶行知、邹韬奋，潘汉年早在1936年6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途经香港时，已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还就国内的政治形势、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我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与他们交换了意见。在潘汉年的影响下，陶、邹二人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请胡愈之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以表示他们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的支持。邹韬奋还将《告全国同胞书》带至上海，请救国会另两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签名。1936年8月5日，由沈、章、陶、邹四位救国会领袖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的公开信在《生活知识》上公开发表。在这一公开信中，四位领袖表示坚决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一公开信后，曾撰写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一文。当潘汉年前往上海前，毛泽东又写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四位先生的“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表示“无限敬意”，希望“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特别指明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这样，使潘汉年和救国会领袖们的联系，成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委托。潘汉年不断地向他们转达中共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同时又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支持。特别是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后，潘汉年非常关心七君子被捕后的情况，还亲往苏州监狱探望七君子。当七君子在全国人民爱国无罪的强烈呼声下获释回到上海后，潘汉年又代表党去探望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新形势下中共的抗战方针，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见面，以促进救国会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1937年11月，潘汉年在《良友画报》第131期上发表了《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介绍了八路军开入山西抗战，“由于他们将士的英勇善战，已经好几次给了暴敌严重打击，特别是平型关一役，胜利的转变了晋北的战局”。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一鸣惊人？”潘汉年指出，“八路军虽无神秘可言，确有出奇之处的原因”。潘汉年总结了八路军的三个特点：“㈠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的政治自觉；㈡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㈢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此外，他们还“经常的运用那有系统而严密深入的政治工作”，“形成了这样一支精锐的无数不怕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采取持久的攻势防御运动战”，特别是发动广大群众，“武装他们，在敌人的两侧翼和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等等。这是中共在国统区最早最全面宣传八路军的一篇文章。

潘汉年与郭沫若可谓是老朋友。早在创造社时期就共过事。以后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上海请潘汉年到南昌，帮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张周报——《革命军日报》。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两位老朋友一别就是十九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抗战，潘汉年代表党接待了他。十年流浪，郭沫若虽不减当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谈举止中，却常常流露出些许惆怅。潘汉年了解到郭沫若惆怅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图的愿望与对时局、人事生疏的矛盾。于是，潘汉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情况相当熟悉的夏衍充当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据周恩来希望上海“文协”出一张日报的指示，在与夏衍、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商量后，决定请郭沫若出任即将出版的“文协”机关报——《救亡日报》社社长。在潘汉年的帮助下，郭沫若又重现了他昔日政治活动家的风采。无论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电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敌的电报中，还是在“文协”所属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国际友人书》中；无论是在“文协”假交通部国际电台举办的抗日讲座中，还是在组织战地服务团工作中；无论是在与上海旧剧界商讨旧剧如何适应抗战形势，还是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及浦东各界举行的军民联欢会上，人们又听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陈词，看到了郭沫若为抗战奔走的身影。

1937年夏秋之际，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成定局。潘汉年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以及自己的合法身份，在与国民党及部分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交往中，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

最初国民党市党部对“文协”要求出版机关报——《救亡日报》持反对态度，并迟迟不予批准。以后迫于形势，虽然改变了强硬的态度，但要求《救亡日报》必须国共合办。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同意把《救亡日报》办成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并就此事与国民党市党部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的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前，首先拟定了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人事安排，并就我方请夏衍任总编辑的想法向郭沫若作了交待。8月中旬，潘汉年和潘公展之间关于《救亡日报》出版一事的谈判在浦东大楼潘公展办公室进行。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同去。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任《救亡日报》社社长，这一表态与他不久前派流氓破坏欢迎郭沫若回国大会显然有了天壤之别。因为这时的潘公展已经看到了国共合作的大势及郭沫若的巨大影响，请郭沫若任社长是众望所归。但是潘公展接着就提出了既然是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的具体设想。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为了把报社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中，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潘公展被迫同意。由于国民党方面派进报社的人选对报刊出版工作都较为生疏，加上《救亡日报》的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样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为党争取到了一块公开合法宣传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

当然，统战工作，尤其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非轻而易举。有些事情不仅复杂而且棘手。有一次，与潘汉年在上海特科时有过情报关系的胡鄂公找上门来，胡当时的身份是孔祥熙的政治经济顾问，孔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其子孔令侃因主持扬子公司干了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丑事，而其妻在三十年代就曾利用蒋家王朝政权的力量，称霸中国股市，大发横财，弄得声名狼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为了挽回颜面，给人以“积极抗战”的形象，由胡鄂公献计，要孔令侃出面宴请潘汉年、廖承志等中共在港的头面人物，好借此宣传一番。潘、廖当然明知孔氏此举的用意，但又不能完全予以拒绝。因为当时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还没有得到孔祥熙的行政院正式承认，如果加以拒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中共都没有好处。基于上述考虑，双方见了面。事后证明，潘、廖的决定是正确的。不久，潘汉年奉命返回延安时，孔氏还派人来与潘联系，不仅向潘保证在经济方面利用救济、补助等名义给边区政府以一定的支持，而且还交给潘汉年直接与孔祥熙联络的密码。至于孔家向潘提出所谓疏通中共的宣传机构问题，潘则表示回去可以向上级反映。后来，潘汉年在回延安途经武汉时，即将孔氏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共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作了汇报，由李向中央报告。同时，潘还将那份密码交给了李克农。

潘汉年在任“八办”主任时，还把统战工作做到上海青帮头目、抗战后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身上。针对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急需防毒面具一事，潘汉年致函杜月笙，指出：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送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后，第二天即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捐赠防毒面具一事。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将一千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价值约一万六千元)捐赠给前方八路军将士的决议。

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他相当关心上海工商界，认为统战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商界人士中的上层份子搞稳定工作。潘汉年同志确实是一位高明领导者。他深切了解上海工商界情况，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时，不是教条式的板起面孔空谈马列主义理论，而是对大家反映的问题仔细分析，很讲原则性，有褒有贬。而且与人为善，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令人悦服，这样做效果很好。他还想出一套独特方法，即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员来做思想教育，而是通过工商界中自己人来现身说法，潜移默化，使大家心情轻松愉快地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这项工作当时由盛丕华同志的儿子盛康年来担任。他原本是上海开美科药厂经理，生活作风与工商界人士很容易接近。其实他早在1947年随黄炎培、盛丕华等赴香港，与中共地下党领导潘汉年等接触，接受了新思想。所以，解放初对上海上层工商界的联络工作，就由他来担任。工商界中的高层分子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胡子婴、严愕声、经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等当时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要求学习，要求进步。就在潘汉年领导支持下，于1951年“七一”党的生日这天，成立了工商界“七一”学习会。取名“七一”主要表示决心跟共产党走的愿望。“七一”学习会成立后，始终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亲切关怀，潘汉年、许涤新、吴雪之等党政领导都先后应邀来学习会做报告，讲解党的工商政策，起了指导方向的作用。对工商界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学习组织。学习会的会员虽少，能量却很大。会员中大工商业家最多，占65％，工商界代表人物占25％，其他知名人士占10％，汇集了上海工商界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是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工商业者众目所瞩的塔尖，对工商界颇具吸引力和影响力，它的一举一动都起着表率与示范作用。它帮助上海工商业者走上康庄大道。从此以后，工商业者参加了一系列爱国活动，如拥护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全行业公私大合营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也能经受严竣考验，对党坚信不疑。“七一”学习会，帮助工商界高层中坚分子的思想认识提高，积极带头，发挥了重大作用。“七一”学习会是一座使我们工商业者跟党走社会主义大道的“高架桥”。今天回忆起来，更令人怀念设计与建造这座“高架桥”的工程师潘汉年同志。

解放初期，由于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积极扶助的措施，上海的经济逐步好转，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欢呼“难忘的1951年”。但是，随即也出现了一些资本家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的“五毒”罪行。根据中央决定，上海开展了“五反”运动，成立了领导运动的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潘汉年任主任。经中央批准，上海对三百零三户上层工商业者在市政协集中学习，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帮助他们自学和自查，推动他们自己交代问题，接受教育。这项工作由薄一波、陈毅和潘汉年领导，许涤新具体负责。潘汉年天天询问情况，强调“把斗争和团结结合起来”。当获悉有两个资本家神色不对，就关照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市委统战部工作的潘汉年夫人董慧这时也参加做三百零三户的工作。她动员汤蒂固带头交代。汤看到别人交代问题像挤牙膏，她想出倒轧帐的办法，一口气坦白了五亿元(旧币)，成了积极分子。潘汉年知道后找她谈话，询问汤坦白的数字是否真实。当了解到汤由于坦白多了，正担心今后如何做生意时，潘笑着说：“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凡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国家一定是要扶植的。”潘汉年领导“五反”定案评议委员会，认真复查、评议、核实。汤后来定案核实为两亿元。也有人自报二百四十亿元，结果核实定为三亿元的。“五反”期间，潘汉年还关心支持市妇联大胆做好三百零三户家属工作。变阻力为动力，减轻资方的紧张情绪。由于中央和市委的正确领导，参加学习的三百零三户资本家个个过关，定为完全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上海“五反”运动既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又严格执行政策，让资产阶级重新靠拢我们。

上海解放初期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市协商委员会推动各界人士积极参加三大政治运动，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50年下半年，上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潘汉年被市协商会、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推选为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当时，上海举行了反帝爱国讲座达四十一次。上海抗美援朝分会发动上海各界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1951年9月12日，潘汉年出席市协商会召开的劳资双方座谈会，会上，他强调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上海原计划捐献三百三十四架飞机，计人民币五百零八亿元(旧币)。由于上海抗美援朝分会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工人，各界踊跃捐献达八千四百九十一万元(新币)，约合飞机五百六十六架。1952年，潘汉年等接见来上海参观访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华东分团的全体代表，向他们讲述了上海人民的这一无私的奉献。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为了祖国的统战事业，潘汉年呕心沥血，至死不渝，英雄事迹，历数不尽。时至今日，中国人民不曾忘记这位共和国的忠诚战士。哪怕是在“四人帮”专制的年代，也有正直、善良的人为他在心底留着一个圣洁的位置。

2001年12月，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冬天，潘汉年这位统战高手“回家”了！上海福寿园新落成的潘汉年铜像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永久纪念，在这里，一代英魂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