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竟无：(公元1871～1943年)，名渐，字镜湖，号竟无，人称“宜黄大师”；

花岛

欧阳竟无：(公元1871～1943年)，名渐，字镜湖，号竟无，人称“宜黄大师”；江西宜黄人。著名近代佛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欧阳竟无六岁丧父，但从小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中秀才，又从叔叔读程朱理学，同时博览经史，天文历算也很精通，是学校的高材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欧阳竟无感到程朱之学和其他杂学都难以济世，于是改学陆王心学，想以此来补救时弊。朋友桂伯华向他介绍了佛学，给他看《大乘起信论》，劝他向佛，这时他才知道有佛学这门究竟之学。

三十四岁时，欧阳竟无北上赴科举，参加廷试，回家时途经南京，和杨文会首次相见，坚定了对佛教的信仰，感到不管是程朱之学还是陆王之学，都不了生死。回家后，从事办学，自设科目，亲编教材。三十六岁时，欧阳竟无母亲病逝，他从学校匆匆赶回，仅得最后一诀。这对他的心灵打击很大，他在家本来属庶出，幼年丧父，家境也不好，一直跟着贫穷的一嫂一姐生活，母亲没有抚养他，贫病而逝。欧阳竟无在母亲去世的当天就立下决心，不仕、不荤、绝男女之欲，归心佛法。所以在次年就到南京来找到杨文会，从其问学。他也曾经到日本寻找遗籍数月，回来后为了筹集久学佛法的生活资金，在两广担任过教师，又从事农业，均因病而罢，于是决定全力投入佛学。1910年，四十岁的欧阳竟无又到南京，从杨文会学佛法。

1911年，杨文会去世，欧阳竟无受命与其他两人分别负责刻经事务，具体负责佛经编校工作。这一年正值辛亥革命，革命军攻下南京，欧阳竟无在经坊守了四十天，以防经版散失，使经版得以保存。第二年春天，他曾发起佛教会，因为他主张政教分离，没有实现，不久即解散，从此长住金陵刻经处，不再问外事。在刻经处的基础上，附了一个研究部。1917年，他刻成《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他所编校印行的经典，以《藏要》影响最大，收有佛教重要经论五十多种，每种都以梵文、巴利文或藏文精校，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佛教经论选刊。在杨文会心后，欧阳竟无共主持刻刊佛典约二千卷。他还想刻印《精刻大藏经》，未果。

遵照杨文会刻经和教学并举的风格，在刻经之外，欧阳竟无也十分重视佛教教育，1918年，他着手筹划支那内学院，1922年在南京正式成立，欧阳竟无立下了“师、悲、教、戒”的院训。这实际上是杨文会祗洹精舍的继续和发展，梁启超等人都曾在内学院学习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内学院迁到四川江津，院名为支那内学院蜀院。

1943年2月，欧阳竟无因肺病不治而逝，同年3月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撰《祭文》悼念，并向行政院申请褒扬和抚恤。同年4月由政府颁《褒奖令》。

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先治瑜伽宗，后发挥儒学，晚年又兼习中观学，欲融瑜伽和中观于一境，并融摄儒家之《大学》、《中庸》。

欧阳竟无的学问修行，都基于悲愤，因悲愤而归心佛学，研究佛学。因十七岁的女儿之死和两位朋友之死，他哀号不已，悲而钻研瑜伽，又因姐姐去世，而发愤研究《大智度论》、《涅槃经》。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当头，欧阳竟无又发挥儒学精义，以振作民众士气。可见他的佛法是与家难国难相联系的。

欧阳竟无的著作，他自己曾在晚年编订为《竟无内外学》二十六种，后人又编成《欧阳大师遗集》四册，多为经叙，有《大般若经叙》、《瑜伽师地论叙》、《大涅槃经叙》、《俱舍论叙》以及《藏要》所收经论的部分叙，还有《内院训释》、《心经读》、《唯识抉择谈》、《唯识研究次第》、《内学杂著》和《中庸传》、《孔学杂著》等。

欧阳竟无的唯识学，最突出的一点是分唯识与法相为二门，属唯识门的经论，有无著的《摄大乘论》，世亲的《唯识二十论》，天亲的《大乘百法明门论》，护法的《成唯识论》。属法相门的有安慧的《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世亲的《大乘五蕴论》，无著的《大乘庄严经论》和弥勒的《瑜伽师地论》。

法相和唯识，法相广于唯识，唯识精于法相。法相门立五法义和三自性义，五法是相、名、分别、正智、如如。“相”是森罗万象的有为法的相状；“名”是相的理论概括；“分别”是执虚妄的“相”、“名”为实有的分别之心；“正智”是佛智；“如如”是依正智而证得的真如。三自性是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和圆成实自性。唯识门立八识和二无我义。八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二无我也叫二空，我空和法空。欧阳竟无又说：法相门讲非有非空，而唯识门之“唯”，破心外有境，指法空，“识”则破心空，破斥对空的执着而讲破空执之有。法相讲诸法平等，唯识讲万法统一。

在印度诸师中，欧阳竟无认为无著是弘唯识门的，胜军也弘唯识，弥勒则先创法相门，后创唯识，戒贤是弘法相门的。玄奘在印度，是从戒贤学法相，从胜军学唯识。

在法相门和唯识门中，欧阳竟无似更推崇唯识门，他认为“唯异生、圣人，以唯识判；唯外道、内法，以唯识衡；唯小乘、大乘，以唯识别”。凡圣之别，内外之异，大小之分，都要以唯识为准则。

对于唯识门中的阿赖耶识，欧阳竟无给以它许多说明分析，指出它含有持种心、异熟心、超生体、能执受、持寿暖、生死心、二法缘、依识食、识不离、染净心这十理，指出此识深细面不可知，指出不为声闻乘人立此识，等等。

对于法相一门，欧阳竟无认为最终要归于唯识一门，因此这两门，又可总称为唯识学。

欧阳竟无的晚年定论，立无余涅槃三德相应、瑜伽和中观融于一境、以佛学融摄儒学的三大思想。

法相宗立四种涅槃，即性净涅槃(欧阳竟无称自性涅槃)、有余依涅槃、无余依涅槃和无住涅槃，欧阳竟无以四涅槃配三德，即《涅槃经》所讲解脱德、法身德和般苦德。性净涅槃有法身德，有余依和无余依涅槃有解脱德，无住涅槃有般苦德。解脱德是体，法身德是相，般苦德是用。三德不即不离，不一不异，一而三，三而一，融通无碍。又，佛教的唯一宗趣，欧阳竟无认为是无余涅槃，四涅槃都归向无余涅槃，所以吕澂将此称为“无余涅槃三德相应”。

龙树提倡的空宗以真俗二谛为宗，无著所立相宗则以三性为宗，欧阳竟无试图将两者统一起来。他认为真谛统摄遍计所执性和圆成实性，俗谛等同于依他起性，所以说，三性、二谛，名异义一。他以《辨中边论》(世亲著，欧阳渐指为无著所著)来解释龙树的《中论》，具体而言，以《辨中边论》的“虚妄分别有”释“众因缘生龙活虎法”，以“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释“我说即是空”，以“于彼亦有此”释“亦为是假名”，以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无及有故，“是则契中道”释“亦为中道义”，由此得出“两圣(指龙树和无著)一宗”的结论。他进一步认为，龙树也讲有，无著也讲无，以深入说明两者之同。

欧阳竟无又主张融儒入佛，这也是传统佛学的思路。他的基本观点是，西海圣人释迦和东海圣人孔子都同一心，同一理。佛经和儒家的四书五经，可以相通。佛教的宗趣是无余涅槃，儒家也是如此。对于《大乘起信论》中的真如缘起论，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杨仁山居士传》中讲到，《楞伽经》在中国先出宋译本，后出北魏译本，两个本子差异很大，于是有《大乘起信论》出现，加以统一。按照此说，似乎有《起信论》是伪作之意，但他又在《唯识抉择谈》里明确说明此经是马鸣所作。他以阿赖耶识缘起论批判《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论。《起信论》立真如、生灭两门没有不对之处，问题在于以不生不灭与生灭而合成阿赖耶识，有违般若学所讲与生灭合者为菩提，不与生灭合者为涅槃的观点；在于以真如和无明互相憩习，有违阿弥耶识受憩含种子的观点。

华严和天台都依《起信论》立义，所以欧阳境无又对这两宗加以批评，他认为两宗判教，天台四教(藏、通、别、圆)和华严五教(小、始、终、顿、圆)都有错谈。天台的过错在于轻视《涅槃经》，华严之过在于区别本无差异的圆教和顿教。天台的三止三观，在已译经论中也找不到任何根据，没有经典作依据。

对于佛法本身的概念界定，欧阳竟无提出了著名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观点，指出佛法就是佛法本身，佛法非宗教：宗教有教主，而佛法无，佛法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宗教有不可侵犯之圣经，而佛法讲经也有了义不了义，主张依义不依语，依了义而不依不了义经；宗教讲戒条尊严，佛法以戒为达究竟的方便；宗教有其信仰，只讲感情之服从，不讲理性之批评，而佛法讲依自力证得圣智。佛法非哲学：哲学讲究追求真理，反而成为一种执著，佛法只是破执，因此不说真理，只说真如；哲学探讨的，都属于知识论问题，都不出计度分别，如佛教所批评的识，而佛教依智不依识；哲学之宇宙论，以前有唯物、唯心和二元之说，现在有各种科学，就现代科学而言，只执宇宙现象之有，而不知本体，而佛法不这样，不讲宇宙，只讲唯识。宗教有悲无智，哲学(和科学)有智无悲，而佛法有智有悲。宗教只有结论，哲学只有研究，佛法则在结论基础上研究。

欧阳竟无在现代佛教史上的贡献，主要在其刻经、办学和佛学研究诸方面。就佛法研究而言，他的贡献在唯识方面。他研究唯识学，目的之一是改变中国人传统思维中的空疏之风，他批评国人“对于各种学问，皆欠精密之观察，谈及佛法，更多疏漏，在教理上，既未曾用过苦功，即凭一己之私见，妄事创作”。他以唯识的缜密思维来改造国人的思维方式，这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