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柯：(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人(今山东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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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柯：(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人(今山东邹县)。著名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有“亚圣”的称号。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是子思的学生的学生，与孔子隔了两代，其思想则是直接从孔子那里来的。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不过，他的思想要比孔子的思想更集中、更系统，也更有说服力。和孔子一样，孟子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也是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向国君们进行游说，希望遇到一个国君能够理解他，采纳他的主张。孟子的主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主张，二是经济主张，总括起来叫做“王道”或“仁政”。在他的这套主张中，处处都闪烁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光辉。
1.孟子的政治主张：
孟子的政治思想很丰富，其中包括保民而王、与民同乐、民贵君轻、天与民归等内容。
⑴.保民而王：
战国时期，七个大国不断地发动兼并战争，都想以武力统一天下。孟子也主张天下应该统一，但统一天下不能靠战争，不能靠武力。那应该靠什么呢？他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当时各国之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人民对于这样的战争早已厌恶之极，就象干旱中的禾苗渴望雨露似地盼望着这种局面的早日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国君不发动战争，不嗜杀人，那他就一定能够统一天下。
孟子进一步指出：“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5老百姓不是可以靠政治区域能够限制的，国家不是可以靠地形的险要能够保护的，天下不是可以靠兵强马壮能够征服的。治国平天下主要靠“得道”。什么是“得道”呢？从本质上讲，“得道”也就是得民心。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不过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象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说的。孟子的忠恕之道则是对普通老百姓说的。老百姓“欲”的是省刑罚，薄税敛，安心生产；休闲时还能修其孝悌忠信。”“恶”的是夺其民时，无法按时耕种，没有足够的粮食养其父母，使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国君若想平天下、得民心，就应该满足百姓之所“欲”，去除百姓之所“恶”。
⑵.与民同乐：
“与民同乐”是忠恕之道的扩展和延伸，讲的是国君与百姓之间要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相互同情，并不是说让一国之君和老百姓享受同样的快乐。孟子说：“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虽说也不赞成老百姓“不得而非其上”，但他的本意是告戒统治者：老百姓得不到应有的幸福和快乐就会对统治者产生不满情绪，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危险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统治者只管自己享乐而不顾百姓的死活。一个好的国君应该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这样百姓也就会乐君之乐，忧君之忧。一个国家，如果君和民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同情，上上下下同心同德，那这个国家就一定非常有力量，就一定能统一天下。
孟子这一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于国君的“好货”、“好色”，不是采取批评、劝戒的态度，在他看来，“好货”和“好色”是人的本性。他希望统治者要把普通百姓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自己有情感，有欲望，普通百姓也有情感，有欲望；自己需要幸福和快乐，普通百姓也需要幸福和快乐；自己“好货”、“好色”，普通百姓同样也“好货”、“好色”。因此，国君如果“好货”，就让百姓们“居者有积粮，行者有裹囊”；国君如果“好色”，就让整个国家“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样的“好货”、“好色”不仅无害，而且有益，怕的是国君只顾自己“好货”、“好色”，却剥夺了百姓们的“货”和“色”。
⑶.民贵君轻：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重民”、“爱民”、“亲民”、“利民”的政治主张，例如《尚书》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期的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东汉时期的王符说：“国以民为基。”清初唐甄说：“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民本主义传统。不过人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主张在大多数人那里是以君主为主体的，是以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为目的的，所谓“亲民”、“重民”、“恤民”、“爱民”，不过是存社稷，宁邦国的手段，人民不过是君主所利用的工具。但孟子却不是如此。孟子对百姓的同情和重视是真诚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干旱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的话有所隐晦。他说，如果诸侯危害到了社稷，就撤换诸侯；如果社稷之神危害到了百姓，就撤换社稷之神。其中没有提到天子。但从整段话的内在逻辑上看，其本意应该是这样的：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者，才能作天子；得到到天子的欢心者，才能作诸侯；得到诸侯的欢心者，才能作大夫。与之相反：如果大夫威胁到了诸侯的地位，就应该撤换大夫；如果诸侯威胁到了天子的地位，就应该撤换诸侯；如果天子危害到了百姓的利益，就应该撤换天子。还有另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老百姓的利益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江山社稷要次于前者，君主的地位又次于江山社稷。这才能称得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冯友兰对这段话也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就与轻对比的重说，如果一个天子不好，可以换(变置)天子，一个国君不好，可以换国君，但是无论天子或国君都不能换老百姓。无论哪个统治者，都不能把他所统治的老百姓全部赶走，而招来另外一批人作为他的老百姓。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这就证明‘民为重，君为轻’。这个‘能变置’和‘不能变置’的事实，就充分地说明了在一国之中，老百姓是根本。这个事实也说明了统治者是为了被统治者而存在，而不是被统治者为了统治者而存在。有了这个说明，‘民为邦本’那句话就有了新的意义。”
以上解释并非主观猜测，而是有孟子的话作为佐证：“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日大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孟子虽然为滕文公指出了两条道路，但他的主张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当一个国家无法抵御别国的入侵时，君主的地位是次要的，国土也是次要的，最为重要的是要保护百姓的生存和利益。只要百姓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只要百姓们能够不受到伤害，国君就应该放弃自己的地位，甚至是放弃江山社稷。
孟子还说：“《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夷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蹊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望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这段话说明，孟子不仅认为国君应该为了百姓的生命不受到威胁而主动放弃自己的江山社稷，而且还认为百姓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抛弃给他们造成危害的国君。老百姓有权力选择国家的君主，谁能救他们出水火，他们就欢迎谁；谁虐待他们，他们就抛弃谁。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不是后来的“君舟民水”思想可比的，后者的“重民”，是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地位；前者的“重民”，是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君权之上。在这个问题上，古代的思想家们没有哪一个人能与孟子相提并论。
⑷.天与民归：
“天与”即君权神授。“民归”即百姓认可。自孔子以来，儒家即选择了一条远神近民的思想路线，但在他的思想中并没有完全消除“人格天”或“主宰天”的残余。孟子也是这样，他认为天子是由天选择的，并认为天所选择的天子一定是最有道德的人。
如何才能保证这一点呢？孟子认为，天子到了年老的时候，就选一个有德的年轻人作为宰相，负责处理国家事务，如果他做得好，就把他推荐给天，让他替代自己的天子地位。但是，天不能直接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推荐，还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够接受他。老百姓接受了他，也就意味着天接受了他；老百姓不接受他，也就表示天不接受他。这就叫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难看出，孟子虽然还承认”君权神授”的说法，但在本质上是以民意代替了天意，用“人归”代替了“天与”。
孟子讲“天与民归”是想说明一个政权必须要有合法性，其合法性就在于天和老百姓都能接受他。在孟子那里，“天与”似乎只是个幌子，“民归”才是合法性的标准。有时候孟子连“天”的幌子都不打，直截了当地主张天子和国君的权力是臣民们给予的：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无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君主的地位和权力都不是绝对的，如果他有大的过错而又屡谏不听，同姓的大臣就可以撤换他。异姓的大臣虽然没有撤换君主的权力，但可以离他而去，不再为他服务。
这种情况还算是轻的，如果君主过于残暴，臣民们流放他、讨伐他、甚至是处死他都未尝不可。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孔子赞成禅让而不赞成征诛，所以他说歌颂以禅让形式上台的瞬的“韶”乐，是“尽善尽美”的；说歌颂以讨伐形式上台的周武王的“武”乐，是“尽美”但“未尽善”。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春秋时期的战争大多属于“无义”性的。孟子理想中的政权更迭形式也是禅让，但他并不反对对那些残暴的天子、国君进行讨伐，因为这样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民心，失去了执政的资格，人们也就有权力不在把他视为“君”，而是视为“独夫民贼”。对于“独夫民贼”进行讨伐当然是正义的、合理的。
李泽厚说：“《孟子》七篇的主要内容和着眼点仍然是政治经济问题。其特点是某种‘急进的’人道民主色彩，这其实只是古代氏族传统在思想上最后的回光返照。它的耀眼的亮光正好预告着它将成为千载绝唱。”确实如此，自孟子之后，在中国古代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再具有孟子那样鲜明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这与中国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有关。秦汉以后，没有了群雄争霸的政治形式，也没有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环境。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听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后大为恼火，立即下令取消了孟子的“亚圣”名义，并把他的塑像从各地的文庙中请了出去。
2.孟子的经济主张：
和孔子一样，孟子认为，所谓“仁政”，就必须让百姓们得到实际的好处，能够生活的衣食无忧、幸福安宁。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了以下几点经济主张：
⑴.正经界：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经界”也就是“阡陌”，是指田地间的分界。在春秋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分封制，亦即天子把土地和百姓分封给各个诸侯，诸侯再把土地和百姓分给他管辖下的卿大夫，大夫再分给家臣，就这样一层一层地分下去。不过他们分到的只是食禄权和使用权，并不是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制度逐渐被打破了，有些国家开始实行“为田开阡陌，民得买卖”的土地政策，致使许多卿以下的官吏和广大的老百姓失去了土地。孟子主张“正经界”，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孟子所说的“正经界”就是恢复井田制。具体办法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一百平方里为一井，每井分为九块，每块一百亩。中间的一百亩是公田，其他八百亩分给八个家庭。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种，其收获归公，作为他们向政府纳的税。各家的私田由各家自己耕种，其收获归自己所有。不过，八家必须先把公田种好之后才能种自己的私田。对于公卿以下的官吏，每家分给五十亩“圭田”，其收获供祭祀之用，再分给家中的其他人每人二十五亩土地。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同一井的人就会互相友爱、互相帮助；遇到盗贼，共同防御；有了疾病，互相照顾。人们的生活安定了，还要在各地办学校，教他们学习人伦之理和行为准则。
许多人都认为孟子所说的这套东西只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我以为其中的某些精神还是值得关注的。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中，土地是老百姓的生命、地方官吏的饭碗、各级政府的财政来源。如果允许任意买卖、兼并，一方面会使一些人积累大量的财产，具有巨大的势力，这势必会威胁到各级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又会使许多普通百姓生活无着、流离失所，这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在人们没有其他生产手段，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合理地分配土地，禁止土地买卖，是必须实行的经济政策。重要的不是井田制的方法，而是孟子的精神。
2.制民之产：
“制民之产”就是让人们具有一定的财产，这实际上是井田制的内容之一。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士、农、工、商为“四民”。在“四民”之中，士是靠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做事谋生的，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产业也照样可以生存，没有产业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志向。农、工、商就不同了，他们要想做事谋生就必须有一定的产业，没有一定的产业就生存不下去。如果无法生产和生活，那就会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等他们犯了罪再去制裁他们，这无异于是对他们的陷害。所以说，明智的统治者首先要“制民之产”，让他们能够养活自己的一家人。最起码也应该做到，年景好的时候能够衣食无忧，遇到荒年也不至于饿死。生活上有了保障，他们才能考虑向善的问题，才能接受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
孟子理想中“制民之产”应该是这样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有人认为“五亩之宅”也在每家的百亩私田之内。我以为应在百亩之外，相当于现在的宅基地和自留地。一个井的八户人家，其宅院应当是比较集中的，不然就形不成村落。孟子主张，要分给每家五亩宅基地，在上面盖上房子，在四周栽上桑树采桑养蚕，再养一些鸡犬猪之类的家畜，这样一来，老人们就可以穿上丝织的衣服，经常有肉吃了。一个八口之家有一百亩土地，只要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产，吃饱饭是不成问题的。然后再设立学校，对他们进行孝悌方面的教育，须发班白的老人就不必亲自为生活而操劳了。这大概是孔子“富之”、“教之”思想的具体化。
3.管理原则：
孟子还讲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管理。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不在农忙时征工、征兵，不允许用“绝户网”扑捞鱼虾，禁止乱砍乱伐，定期封山育林。这几项措施是保护经济资源、发展生产的基本政策，这不仅对老百姓有好处，也对整个国家有好处。
4.取民有制：
这是孟子提出的税收政策。其主要内容为：
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对于商人在市场上储存的货物不征税，如果出现了滞销，政府则按照政策的规定进行征购，避免积压。
⑵.“关，讥而不征”。关卡对于来往的旅客只稽查，不征税。
⑶.“耕者，助而不税”。实行井田制，农民只需助耕公田，不需纳税。孟子认为，三代时期曾经实行过三种不同的农业税税收政策：夏代每家五十亩土地，实行“贡”法；商代每家七十亩土地，实行“助”法；周代每家一百亩土地，实行“彻”法，即按照每年的实际收成，抽取十分之一的税。这三种方法所实行的税率都是十分之一，但有好坏的分别。最不好的是“贡”法。“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从中取一个平均数，每年就按照这个固定的数量征税。这种方法过于死板，年成好的时候打得粮食很多，本来可以多取一些，却不多取；遇到灾荒，打得粮食很少，连来年的生产都无法保障，本来应该少取一些，却不少取。结果是农民们辛辛苦苦地劳累一年，一家老小的生活都没有着落，还得借债交税。最好的是“助”法。“助”法是农民只需尽义务种好公田，把公田的收入交给政府，除此之外不再征收农业税。周代实际上实行的也是“助”法。
⑷.“廛，无夫里之布”。对于不能出劳役的人家，不征收雇役费。这里所说的“廛”是指民居。“夫里之布”是指不能按规定为政府服劳役的人，需要交纳一定的货币代替劳役。“无夫里之布”就是免征这种税。
孟子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实行这样的税收政策，天下的商人、旅客、农民、和流动人口都会愿意到这里来，邻国的百姓也会心向往之，而不愿意帮助本国的军队攻打它。这大概是对孔子“安近来远”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以上所说的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就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些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孟轲的思想集中在《孟子》一书中，这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着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梁惠王》上、下卷；《公孙丑》上、下卷；《滕文公》上、下卷；《离娄》上、下卷；《万章》上、下卷；《告子》上、下卷；《尽心》上、下卷。
《史记·孟荀列传》：“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谓《孟子》七篇由孟轲自作，赵岐《孟子题辞》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且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随着《孟子》一书影响的扩大，孟子的地位也被越抬越高。元朝仁宗延蚬三年(公元1316年)诏封孟子父亲为“邾国公”，母亲为“邾国宣献夫人”。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从此，“亚圣”之称便与孟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达到了封建皇帝对孟子封赐的极顶。明清时期，除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曾被太祖朱元璋“罢配享”，赶出孔庙，以及明朝世宗时直接称呼“亚圣”外，均沿袭旧制。
《孟子》一书的主要注本，有《孟子注疏·四部备要》本十四卷、《孟子集注·四部备要》本七卷、《孟子正义·四部备要》本三十卷。另外，还有今人杨伯峻的《孟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