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源：(公元1900～1985年)，字子泉，自号铁翁，云南昌宁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日名将。

尚智

鲁道源：(公元1900～1985年)，字子泉，自号铁翁，云南昌宁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日名将。
鲁道源生于顺宁府右甸珠山村一户士绅家庭。学年时代在珠山、顺宁、昆明读书，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三期。毕业后，先后在滇军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之职。其间，鲁道源热忱关心家乡右甸的设治及中学筹建等问题，并利用军旅契机，委派副官陈德铨(右甸人)筹划请求设县事宜，经陈及右甸仕绅四处奔走，多方寻求支持，终在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10月)获省民国政府批准，由顺宁、永昌两府析置设“昌宁县”。

鲁道源和孙渡同系龙云部属。1938年出征抗日前，孙渡任龙云的总参谋长，鲁道源任第五旅旅长兼云南造币厂厂长。抗日军兴，云南组编第六十军出征时，龙云即任命鲁道源任六十军军长卢汉下属的师长。由于卢、鲁在1929年遵蒋中正之命讨伐桂系的战斗中生过嫌隙，故鲁道源拒不就职，及至次年组编第五十八军，孙渡任军长，他才慨然受命任新编第十一师师长。1940年冬调任副军长，1944年孙渡升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后，鲁道源继任五十八军军长。

孙渡与鲁道源的性格、风度虽截然不同，但相处情感始终很好。孙渡与鲁道源平时互相谏诤；战时互相信赖。1940年卢汉回滇新组第一集团军时，将鲁道源调升第五军副军长。鲁道源认为此事是卢汉用明升暗降之计解除他的师长兵权而大发牢骚，要与卢汉决裂。孙渡不假辞色地指责他“意义用事”，劝他“静以制动”，待机重握兵权。鲁道源才到军部就职。

鲁道源中等身材，紫檀面色，虎背熊腰，说起话来虎虎生风，令人望而生畏。

1938年8月部队由昆明出发，鲁道源正患急性胃炎留昆明治疗，部队由副师长马崟统率沿京滇公路徒步开赴前线保卫武汉。10月底到达长沙时，蒋中正已下令放弃武汉，五十八军奉令沿崇阳到—通山公路布防，掩护武汉守军撤退。日寇侵占武汉后，为扩大外围据点，以部分兵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窜犯通山、崇阳。新十一师官兵未经战阵，乍受日寇猛烈炮火轰击，就放弃阵地，反身奔回长沙，经集团军总部收容集中到醴陵待命。为此，军事委员会除给孙渡记过处分之外，还撤销了新编第十一师的番号。到1939年春南昌会战后才正式恢复番号。

在昆明养病的鲁道源得知情况，引为奇耻大辱，立即带病赶到醴陵，曾多番函电恳请龙云及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转请军事委员会准予恢复番号，戴罪立功。

1939年春，五十八军奉命开赴赣北侧击沿南浔铁路南犯日寇。部队由醴陵出发，经浏阳、越茂竹山至铜鼓，又向南到达靖安时，南昌已告失守。部队即在锦江南岸布防，相机袭击江北日寇。师部驻在高安县所属的金堆罗。鲁道源以逸待劳，抽调和团连排长、军士集中作短期训练，按步兵操典要求，严肃军纪、风纪，一再激厉官兵“为抗日救国而死，虽死犹荣，立功受奖，逃亡者杀！”由此，士气更振。

1939年至1940年在锦江防守战斗中，鲁道源发扬滇军吃苦耐劳、善于爬山涉水的优点，经常组织小部队于夜间涉水渡江奇袭日寇，或伏击由靖安、奉新进出南昌的日寇车辆，虏获上交了不少战利品，因而受到战区及军事委员会多次嘉奖。

鲁道源治军强调军民合作的鱼水关系。他常对官兵说：我们吃的要靠老百姓供给，宿营要住老百姓的房子，行军要靠老百姓作向导，伤兵要靠老百姓抬担架运送，敌情要靠老百姓报告……我们军队是游动的鱼；老百姓是潭活水。鱼离开水就会死去，军队离开老百姓就不能战胜敌人。每次部队开拔，必命政工人员随同先遣设营人员作前导，安抚战地居民；离开宿营地时，以军风纪纠察队殿后，凡查出借物不还，估买强占破坏军民合作关系的人和事都作严肃处置。部队调到后方休息整顿时，就由部队的“春秋剧团”演出京戏或话剧与群众联欢，邀请乡老座谈。同时，平整乡村道路，打扫清洁卫生，军医处免费为老百姓治病。1941年春，军部驻湘北南江桥附近的君子堂村时，邹姓中年房东患腹肿病卧床不起，多方医治无效，家人忧伤，邻人为之焦急。鲁道源嘱咐军医处长朱兆麟(云南会泽人，云南大学医学系毕业生)悉心为他治疗。朱兆麟吩咐患者家属将仰卧竹床的病人抬出医院，在病人腹部插一个管子，排放出大盆腥臭腹水，肿胀顿时消失。服药之后，数日即告痊愈，乡亲奔走相告，传为佳话。

鲁道源有多方面的生活情趣，喜欢唱、演京戏《霸王别姬》和《盗御马》中的黑头，嗓音洪亮，字正腔圆，颇有京戏泰头金少山的韵味。因此，他驻军江西樟树镇时，买了八蟒八靠的京戏剧装八大箱；又聘民间演唱京戏的文、武、须生、青衣、花旦的艺人作教员，从各营连中挑十四五岁的小兵学习排练演唱，组成京戏队；另接纳沦陷区流亡的知识青年组成话剧队，编演救亡剧目，统名“春秋剧团”，自兼团长，由他的秘书任副团长负责统率。部队在前方作战时，剧团在后方排练，部队撤到后方休整时，即公演慰劳军民。鲁道源爱习武术，部队调到后方休整时，每天早晨必集合各处官佐教习太极拳。军书旁午之暇，他常与参谋长鲁元(云南省剑川人)、军法处长李屏苍(云南省大理人)研习诗句，相互唱和。更喜爱书法，每日必临摹钟鼎，大小篆各种碑贴十数张。他写的字有骨有肉，遒劲有力。驻军南江桥时曾偕幕僚攀登巍然屹立湘鄂之间的幕阜山，凭吊三国周郎赤壁鏖兵的英雄业绩。游罢归来，即兴手书“雄霸南天”四个长宽丈三的篆书大字，交秘书率石工四名上山镌刻于山巅的百丈峭壁上，寄寓他的雄心壮志。

孙渡与鲁道源统率五十八军，可谓“文经武纬”，相得益彰。在赣北、湘北的历次攻防战斗获得了“常胜军”的荣誉称号，特别是1942年初3次长沙会战中影珠山的堵截战斗，更打得有声有色，留下了云南三迤健儿浴血奋战、杀伤大量日寇的光荣战绩。在影珠山掩埋的日寇坟场称万人冢。

1940年12月，五十八军由赣北调湖南。4日，新十师师长高振鸿失九岭，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立即电令孙渡，命副军长鲁道源即率新十一师收复九岭。鲁道源到前方后，收容新十师部队，指挥二十八团苏向文部、二十九团龙沛霖部于九日攻占宝盖山及龙华山。10日，并指挥新十一师茅嘉谷等团向九岭反攻。友军一三三师攻占杨白尖，侧击九岭之敌，日寇不支败退。11日九岭全线阵地收复，日寇回窜通城。战区长官部得到捷报，撤了新十师师长高振鸿的职，命鲁道源兼任新十师师长。

日寇企图攻下九岭沿平浏公路进犯长沙的计划未逞，又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由鄂南的咸宁沿粤汉铁路南下进犯长沙，随即与我方防守新墙河的部队九十九军(广西部队)发生激战。五十八军奉命增援，固守新墙河以迟滞日寇。激战4个日夜，我负伤官兵源源送到师指挥所，鲁道源亲自一一慰问。25日拂晓，日寇在飞机掩护下突破友军阵地直趋长沙。揭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序幕。战区司令部采取“口袋”战术诱敌深入。当我军迟滞敌人于新墙河畔的5个日夜里，战区即做好保卫长沙的准备工作，于是命令前线部队避开日寇主力迂回敌后，截断日寇补给线，尾随至距长沙约50公里的山岳地区，二十军(四川部队)占领古华山；五十八军居中占领东西影珠山；九十九军占领明月山堵死日寇退路——影珠山与明月山之间的栗桥大道及影珠山与古华山之间的福临铺大道。

1942年1月3日，侵入长沙郊区的日寇在我岳麓山炮兵火力的压制下，又遭我保卫长沙部队猛烈攻击，日寇在伤亡枕藉、又无补给的情况下，只好放弃攻占长沙计划，返身撤退。

影珠山高500余米，周沿30余里。山上茂林修竹，郁郁苍苍，千百户农家散居山坳。东影珠山巅有三间青瓦白壁的庙宇。五十八军的军指挥所及新十师的师指挥所就设在庙宇上下。

1942年1月3日下午，隆隆的炮声自长沙方向传来，由远而近。入夜，北风呼啸，敌我双方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与风声相应和，有如疾风骤雨，又似潮水拍岸，彻夜不停。白天，枪炮声沉寂时，日寇的飞机就窜入阵地上空，擦着山岭盘旋侦察，连续四日。7日午夜，日寇阵地上连续朝我影珠山发射耀眼的照明弹，继之，一股日寇亡命地从我军山脚下的防御薄弱地段冒上了影珠山，与警戒部队短兵相接。在这紧要关头，孙渡镇定自若，手握电话筒与左右友军联系，调动各属山下部队合力出击敌军；鲁道源冒着弹雨指挥警卫，以旺盛火力居高临下压制窜上山来的敌人。鏖战至8日拂晓，终将窜上影珠山的千数日寇全部歼灭。俘虏钻进红薯地窑及荆棘丛的日寇士兵二十一名，旭日东升清扫战场，山沟山坳中，道路上堆积着横七竖八的日寇尸体。

会战告捷后，五十八军调驻长沙市东北的枫林市休整，《阵中日报》的战地记者伏笑雨，《中央日报》的战地记者胡定芬，《扫荡报》战地记者王淮冰等报道了五十八军将士浴血奋战影珠山，杀伤大量侵略军的战绩。中央电影制片厂还到枫林市拍摄了《影珠喋血》的镜头。

鲁道源临危授命，赣东追穷寇，冬春战锦江，三次长沙会战，特别是克覆常德大捷，是其半生戎马中最为辉煌的一页，名噪中外。曾获蒋中正亲自颁发的“华胄”勋章。

1943年3月以后，鲁道源率五十八军继续参加了长衡会战及宁岗、永新、遂川等战役，直至日寇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他受民国中央命令，代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接受武汉沿长江至安庆地区日寇投降。9月14日华中受降大会在南昌举行，他登坛接受了日军第六野战军司令兼第十一军军长笠原幸雄代表华中全部日军呈献的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战八年，洗雪了近百年来被侵略、被侮辱的耻辱，人民的功绩，应永垂史册。

1949年2月，鲁道源升任第十一后团中将司令。7月下旬，被命为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尚未到任，局势激变便辗转逃往台湾。

1976年，被选为台湾国民大会代表。

1985年3月12日，鲁道源在台北病逝，终年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