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舍里姓迁徙分布

林小夕

迁徙分布：
1.分布：

满族赫舍里氏先居于辽宁丹东凤城边门赫家村，驻防满清大本营，后散居在凤城的杨木乡、红旗镇、刘家河蛟羊峪、赛马赫家窑村、蓝旗乡老虎洞、鸡冠山镇袁家沟、岫岩杨沟乡赫家堡、朝阳、宽甸长甸、振安区等地。清朝同治年间，有两支迁居至今黑龙江省双城县。

 

2.满清“巴克什”：

公元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随着后金政权的建立，满族的初步形成，一批满族知识分子——“巴克什”应运而生。他们是满族文化的先驱，也是满、汉、蒙、藏、维、朝鲜、锡伯之间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又身兼军事，披甲出征，建树军功，在后金政权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为清朝开国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巴克什，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一个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群体。在前人和今人的著述中，对巴克什或作为名词，或作为一种制度，只给以简单解释或叙述，尚无深入研究。

⑴.巴克什群体的产生及其特点：

巴克什，亦作榜式、把式、榜什等，其源于蒙语。

典籍《清文鉴》解释其为“儒”，或为汉语“博士”一词的借音。典籍《清文总汇》则解释为：前辈贤哲之先生，乃尊称；读书人。在清人笔记《听雨丛谈》中说：“巴克什……乃清语文儒谙悉事体之称”。

从上述解释看，巴克什，乃有知识之人，即文人。但有关巴克什的具体情况，史籍中未见明确记载，仅见“巴克什”一词在《满文老档》中曾频繁出现。如：

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农历11月，佟·努尔哈赤“为记录仓库粮食的出入分配，任命了十六名大人和八个巴克什”。

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农历7月，佟·努尔哈赤下令在八旗中设立学校，选出八位巴克什分别为各旗师傅，他在下达的指令中说：“钟堆、博布黑、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选为这八旗的师傅的八巴克什。对在你们之下的徒弟和入学的儿童们，能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就是功”。

后金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农历2月，佟·努尔哈赤派“备御三人、巴克什四人随方吉纳去清查新来的户、人口、男人的数”。

后金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农历4月，佟·努尔哈赤下谕：“管粮的巴克什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由千总升为备御”。同年农历5月，佟·努尔哈赤又命巴克什把他赏赐的档子分写成八部，给每旗一部，他说：“要把一部档子写成八部。革职时，八部档子一齐注革。登记官职时，八部档子同时登记。如果那样，你们巴克什是好的”。

可见，在清太祖时期，巴克什并非官名，而是对文职人员的通呼。这些巴克什读书识字，能写会算，充斥于后金政权各个机构中，例如，负责管理帐目、记录档册、教授儿童等事宜。

当时，巴克什的政治地位不高，后金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农历1月26日，努尔哈赤下达指示：“……受命工作的巴克什、工匠、台的的哨探、养猪的人……这些人仅限自身免于纳粮”。佟·努尔哈赤把巴克什与工匠、哨探、养猪人等相提并论，可见其地位不过是后金政权时期的最下层小吏，只有当他们建功立业时才能晋升官阶。

此外，“巴克什”还是一种赐号。后金天命年间，佟·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实行绥抚政策，满族中一些兼通满、蒙、汉语之臣，频频出使，传宣汗谕，招纳降服，被赐号“巴克什”，如同武将被赐号“巴图鲁”，乃属荣誉称号。

据不完全统计，清太祖、清太宗时期，赐号“巴克什”：有赫舍里·额尔德尼(原姓纳喇氏，清太祖赐姓赫舍里氏)、觉尔察·达海、博尔济吉特·武纳格、伊尔根觉罗·额克星额、赫舍里·希福、钮钴禄·库尔缠、准噶尔·库拜、赫舍里·硕色、纳喇·尼堪、喀喇沁·达雅齐塔布囊、织合玛·龙什。

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农历7月，爱新觉罗·皇太极设六部并谕令：“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如本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

显然，在后金天聪五年之前，巴克什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对一般文臣的称呼；二是作为荣誉称号，赏赐给有突出贡献之文人。无论一般文臣还是赐号巴克什，他们都是在后金政权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构成了满族形成初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只不过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一般文职人员，由于职级低下，故史不见经传。但不能否认，他们承担着后金(清)政权各部门中繁杂具体的文职工作，是职能部门正常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赐号巴克什，因其担当的职责重要，其业绩和作用突出，所以受到重视，尤其是觉尔察·达海、赫舍里·额尔德尼、赫舍里·希福、钮钴禄·库尔缠、赫舍里·硕色等人对后金政权时期的文化及政治有过重要建树，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

赐号巴克什，具有共同的特点。除政治上可靠外，都兼通满、蒙、汉语，是后金政权在处理与蒙古、朝鲜、明朝诸多事务中亟需的人才。如：额尔德尼“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明敏，兼通蒙古、汉文。太祖时来归，正黄旗满洲。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赫舍里·希福也“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太祖高皇帝既灭哈达，赫舍里·希福从其兄赫舍里·硕色率所属来归。以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诸蒙古部，赐号‘巴克什’”。 觉尔察·达海“先世居觉尔察，太祖时来归……达海幼慧，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属草……天聪五年七月，赐号‘巴克什’”。

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大多是海西女真族人。在历史上，海西女真与蒙古族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公元十六世纪中期，居住在呼兰河、汤旺河流域的海西女真族人分别迁到乌拉、辉发、叶赫、哈达河畔，他们与当地金国女真族人的后裔，以及蒙古族土默特人等杂居共处，分别形成了乌拉、辉发、叶赫、哈达四部。其中的叶赫部，据史籍《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其始祖为蒙古人，本为土默特氏，在公元十四世纪中期灭掉了原居住在扈伦地区的纳喇部，占据其地，遂改为纳喇氏，并受当地纳喇氏女真族人风俗的熏陶，使用女真族语言。公元十六世纪后期，哈达部沿哈达河(今辽宁西丰小清河)一带居住，南与辽东地区汉族相邻，西与蒙古科尔沁部接壤。在日常交往中，哈达部女真族人逐渐学会使用汉语和蒙古语。

在都英额地方，据史籍《盛京通志》记载：都英额在兴京(今辽宁新宾永陵)东北一百五十里、开原东南二百一十里。据此，可知都英额应属哈达部。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一些海西女真族人兼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清太祖时，赐号“巴克什”，除女真族人(满族)外，还有蒙古族人，如武纳格，“姓博尔济吉特氏，其先居叶赫，后隶蒙古正白旗。太祖高皇帝创业兴京，诸蒙古向化，博尔济吉特·武纳格率七十二人来归。有勇略，通蒙古文及汉文，赐‘巴克什’号”。

赐号“巴克什”者在后金天命年间居多，以后逐渐减少。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9年)，原国史院大学士赫舍里·刚林，“以赞理机务忠勤懋著，授三等男，赐‘巴克什’号”。以后则未再见又赐封巴克什者。

巴克什，是满清初期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明朝时期，东北地区女真族人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佟·努尔哈赤起兵为父祖复仇，随后兼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攻占辽东，定都沈阳。在几十年征战中，佟·努尔哈赤意识到，需要武将们驰骋疆场、南征北战，同时，儒臣也必不可少。他需要儒臣参与谋划、记录档册和史事、发布政令、军令及公文、开展教育，培养人才。

特别是在后金政权建立后，后金政权处于三大敌对势力包围之中：南有明王朝，东有朝鲜国，西有蒙古汗。后金政权为剪除进攻明王朝的后顾之忧，先后征服了漠南蒙古和朝鲜。在与蒙古及朝鲜的频繁交往中，后金政权极需一批兼通满、蒙、汉语的儒臣。当时，佟·努尔哈赤身边不乏汉族儒臣，如龚正陆、宁完我、范文程等。但佟·努尔哈赤根本就不信任汉人，尤其到了晚年，其仇视汉族文人的心理日益加重，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于是，一批满族文人受到佟·努尔哈赤的提拔和重用。

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下，巴克什应运而生。他们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是满族文化的先驱。他们不负众望，用其知识和智慧在清开国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⑵.巴克什的历史功绩：

后金时期，凡缮写对明朝、蒙古、朝鲜文书，奉使周边地区和邻国，登记档册，收纳章奏以及联络汗与诸贝勒事务等文职工作，均由巴克什负责。除上述日常工作之外，被赐号“巴克什”者更承担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对满族文化的崛起及后金政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满族文化的先驱：

佟·努尔哈赤兴起前，东北各部女真族人处于相对独立状态，文化落后，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典籍。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事业的发展，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发展民族文化首先要解决语言文字问题，其“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操女真语而书蒙古字，这种语言和文字的矛盾给努尔哈赤内政外交带来诸多不便，也是发展民族文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

女真族人原有文字即女真字，它始创于金朝初年，有女真大字和小字两种。随着金亡元兴，在女真地区，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尔后女真文衰落，至明朝中期已渐失传，临近蒙古地区的女真族人改用蒙古文。

佟·努尔哈赤兴起后，对内，向女真族人发布军令、政令、记注政事使用蒙古文；对外，与明朝、朝鲜的文移往来也使用蒙古文。创制与自己母语相和谐的文字迫在眉睫。于是，佟·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农历2月，命巴克什赫舍里·额尔德尼和伊尔根觉罗·扎尔固齐噶盖仿蒙古文创制文字，于是，一种新文字—满文诞生了。初创满文没有圈点，故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

老满文在女真族地区推行三十三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初创，缺乏经验，老满文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后金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农历3月，爱新觉罗·皇太极命巴克什觉尔察·达海改进老满文，并指示：“国书十二头字，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

觉尔察·达海受命对老满文“酌加圈点，分别语气。又以国书(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叶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

改制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巴克什赫舍里·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及巴克什觉尔察·达海用智慧和心血创制和完善了满文，觉尔察·达海尤其“以增定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觉尔察·达海是清太宗时文馆领袖，改进满文后不久积劳病逝，年仅三十八岁。这位“大清圣人”在死殓时，竟然“求靴无完者”，即连找一双完好的靴子都没有，其一生可谓勤敏清廉。

满文自创制之日起，即在女真地区广泛推广使用。巴克什又承担起传授满文的责任。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农历7月11日，佟·努尔哈赤指示：作为八旗师傅的八位巴克什，无须涉足他事，专心教习子弟，使之通晓书文便是功。

满文的推广和学习很快取得了成效，史籍《满文老档》在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农历7月19日条记载，“每牛录各派十人写档子”。若按照《满文老档》在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农历2月记载的二百三十个牛录计算，满州八旗应有两千三百人写档子。可见，从已亥年(公元1599年)创制满文，到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仅二十年时间里，已有相当一部分女真族人掌握了老满文。至清太宗时，更以行政手段强化满文的使用，使满文功效得以充分发挥。清太宗命巴克什们翻译汉文典籍，用满文记注政事，撰写诏令、庆贺表文及其它文移等。设立八旗学校，令八旗子弟学习满文。

满文的创制与颁行，促进了满族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对一个民族而言，没有文字，就不可能形成本民族文化，更不可能推动文化向前发展，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始的口碑阶段。所以，巴克什赫舍里·额尔德尼、觉尔察·达海等人创制满文为满族文化兴起和发展开拓了道路。

满文之创制解决了满族人学习文化的文字障碍问题，推动了满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巴克什们用满文译书、记录政事、编写历史，又是满族文化崛起和发展的突出标志之一。至后金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觉尔察·达海等人已译成的汉文典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后金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已完成的《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这应是满族文化史上第一部史学的开山之作。尽管有汉臣参与编修，却是以满洲巴克什赫舍里·希福、笔贴式赫舍里·刚林等人为主，以巴克什赫舍里·额尔德尼、觉尔察·达海、钮钴禄·库尔缠所修《老满文档册》为蓝本，用满汉文写成的，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这一时期，用满文记事的档子、各种文件，汇编成后来的《满文老档》，记述了自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至后金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共三十年间，清太祖、清太宗两代人艰难创业的历史。它是满文化的重要遗存，是今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珍贵史料。

巴克什们创制满文、传授满文、翻译典籍、记述历史，实具开创满族文化新纪元的意义，开满文化发展之先河，成为满文化之先驱。

②满汉文化交流的使者：

巴克什兼通满、蒙、汉语，与汉人交往频繁，翻译汉文典籍，为满汉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清太祖时期，巴克什的职司尚未明确划定，只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分工：觉尔察·达海负责翻译汉文典籍、缮写对明朝及朝鲜方面的文书，办理交涉。赫舍里·额尔德尼、钮钴禄·库尔缠等则记注国家军政大事。

清太宗即位后更定官制，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农历4月，设文馆，分定文臣职司：“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驼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文典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清太宗设置文馆，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通过翻译汉文典籍，借鉴汉族的政治、军事经验；二是记注本朝政事，总结执政之得失。至后金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农历7月，觉尔察·达海等人已译成《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正在翻译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

巴克什们努力翻译汉文典籍，为在满族社会传播汉文化做出了贡献。

首先。后金统治者从汉文典籍中吸取统治经验。在爱新觉罗·皇太极执政时期，一面力图维护满族传统文化，一面倡导汉文化，仿明制建政；崇儒家而求思想划一，接受并宣扬“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按儒家的伦理道德变易满族的陋规恶俗。

其次，汉文典籍也是满族人学习文化的教材，这使得汉文化在满族社会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如忠孝节义观念在满族人思想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喜欢《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视其为神加以崇拜，广建关帝庙。同时，一部《三国演义》也成了满族人的军事教科书，从中汲取军事营养，指导战争。

清朝初期，巴克什们译汉文典籍，其意义之重大，正如在史籍《清太宗实录》中所说的：“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知晓……达海与额尔德尼应运而生，实佐一代文明之治”。

③通使蒙古、朝鲜：

清太祖、清太宗时期，巴克什们除在文化上做出突出贡献外，还充当了联络漠南蒙古诸部及朝鲜的使者，他们主要是赫舍里·额尔德尼、赫舍里·硕色、赫舍里·希福、赫舍里·索尼、钮钴禄·库尔缠、觉尔察·达海等。后金兴起后，位于后金右翼的漠南蒙古林丹汗等，与明朝缔结了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只有征服漠南蒙古，才能解除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的后顾之忧。

佟·努尔哈赤与爱新觉罗·皇太极多次决意征服漠南蒙古。此时一批长于蒙语之人来归，自然受到器重，他们奉命出使蒙古诸部，传递书信、宣布汗谕，绥服蒙古王公贝勒，与他们谈判，和他们盟誓，成为后金实行对蒙古诸部政策的得力人物。如天命初年，经过对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的笼络、瓦解、联姻、军事等手段，终于使其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由联合明朝抵御后金，转变为联合后金(清)对抗明朝。

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农历11月，佟·努尔哈赤派巴克什赫舍里·额尔德尼、钮钴禄·库尔缠、赫舍里·希福和大臣博尔济锦·绰护尔、马佳·雅希禅五人携带书信和誓词与之会盟。双方在冈干塞忒勒黑处，杀白马、黑牛，烧誓词，对天盟誓：“合谋并力，与明修怨”，违背盟誓者“溅血、蒙土、暴骨以死”。

爱新觉罗·皇太极即位之初，形势严峻，明朝军队坚守辽西走廊一线，固若金汤，能否彻底解决漠南蒙古，就成为打开局面的关键。巴克什们为绥服蒙古，奔走于长城内外。

后金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农历9月，爱新觉罗·皇太极率军西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命赫舍里·希福前往科尔沁部征调军队。然而科尔沁诸贝勒俱不奉召，土谢图额驸奥巴虽率兵启程，却擅自掳掠，未遵约与后金军会合。赫舍里·希福返回向爱新觉罗·皇太极汇报了此事，爱新觉罗·皇太极大怒，复令赫舍里·希福率壮士八人前去邀奥巴，而奥巴率所部侵掠察哈尔边境，掠毕即回，又不来会。农历12月，爱新觉罗·皇太极派巴克什赫舍里·索尼等携带他的信赴科尔沁谴责奥巴。赫舍里·索尼至科尔沁，秉承皇太极旨意行事，待奥巴表示服罪并欲亲往沈阳，袒肉以谢时，赫舍里·索尼等随机应变，对奥巴温言抚慰说：“汝果引咎往朝，即弗获免罪，以远来故，当必悯怜，加以礼貌”。翌年农历1月，奥巴至沈阳谢罪，爱新觉罗·皇太极又令赫舍里·希福、钮钴禄·库尔缠重申原信中责问之意，奥巴“俱服罪”，自请处分。从此，奥巴闻令即至，再未发生违约之事。

科尔沁诸贝勒的驯服之难，从上述曲折，可概见一斑。同时，也可见巴克什们在通使蒙古的途中不辱使命，奔走劳碌的身影。在蒙古衙门建立以前，文馆中的部分巴克什独自承担出使蒙古，具体执行最高统治者对蒙古政策的各项任务。其后，他们仍以娴于蒙语和丰富的经验会同蒙古衙门(后改称理藩院)、都察院的官员同赴蒙古处理重大问题。

后金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农历10月，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克什赫舍里·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巴克什纳喇·尼堪，会同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前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地，清查户口，编制牛录，同蒙古王公一起审理罪犯，颁布法律，禁止奸盗。

经过清太祖、清太宗两代人的经营，漠南蒙古各部列为渼之外藩，完成了从北方对明朝的包围。满洲巴克什们为此殚心竭力、出生入死，做了大量繁剧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朝鲜国是中国近邻，与明朝友好。在明清斗争中，朝鲜坚定不移地站在明朝一边。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9年)，在萨尔浒战役中，朝鲜派兵协同明军进攻后金，结果明军惨败，全部朝鲜援军包括都元帅姜弘立等将官只得投降后金政权。清太祖、清太宗十分清楚朝鲜是后金征明的又一后顾之忧。因此，清太祖曾多次派使者投书，希望以政治手段改变两者间的关系。至清太宗时期，又先后两次伐朝鲜，分别与之订“兄弟之盟”、“君臣之盟”，彻底征服了朝鲜。

在后金(清)与朝鲜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巴克什们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史籍《沈阳状启》一书，是朝鲜王世子一行做为清朝的人质，在滞留沈阳期间，由随行的侍讲院宰臣、讲官等向本国承政院呈递的情报的誊录。在后金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到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的“状启”中，皮牌(希福)、匿汉(尼堪)、加利(刚林)、卢时(罗硕)等巴克什及汉大学士范文程的名字频繁出现。他们到世子馆所或传宣意旨或办理交涉事宜，承担起清对朝鲜的外交事务。他们忠实地履行职责，为巩固中朝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④在军事上的功绩：

巴克什不仅是儒臣，又是武将。他们文武兼备，因文才受到重视，也积极参加后金(清)的军事实践活动，屡立战功，因武功得到提拔。

后金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农历4月，(管)粮的巴克什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由千总升为备御；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博尔济吉特·武纳格因“勤勉治政，能管辖兵”而升为三等总兵官；钮钴禄·库尔缠和纳喇·尼堪因“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而为备御；伊尔根觉罗·额克星额则提拔为副将。清太宗时期，一些巴克什更是身居要职。

巴克什在满清的军事活动中，一是随军出征，利用他们兼通多种语言的特长，做沟通交流、安抚招降等工作。以觉尔察·达海为例：后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农历1月，他随军征明，至沙河驿，以汉语谕降其众；至永平(今河北卢龙)，乘夜攻其城，克之，清太宗命觉尔察·达海执黄旗登城，谕官军百姓薙发来降；时贝勒阿巴泰等率明朝投诚副将孟乔芳等自永平入见，觉尔察·达海承旨慰劳之；先是，三屯营、汉儿庄俱已归顺，既而明兵袭三屯营，清太宗虑汉儿庄降人复叛，令觉尔察·达海与启心郎穆成格等率兵前往侦查，仍以汉语谕之，遂抚定汉儿庄。

二是巴克什带兵作战，又是战场上的悍将与勇士。后金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农历2月8日，赫舍里·额尔德尼和觉尔察·达海迫使戚家堡投降，带来四百人，牛马七十头、驴四十头。农历3月22日，伊尔根觉罗·额克星额出征镇江(今辽宁丹东)，俘虏了七百人。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博尔济吉特·武纳格同贝勒阿巴泰等攻山海关，俘获人、马、牛以归，明军追击，博尔济吉特·武纳格力战却之。事后清太宗对诸贝勒大臣称赞说：“武纳格所在建功，今又为殿败敌。人臣为国，当如是也。”钮钴禄·库尔缠、纳喇·尼堪等人还跟随清太宗和诸贝勒出兵朝鲜。后金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农历1月，清军攻克朝鲜国都后，纳喇·尼堪和参领乌苏·吉思哈等奉旨率部分清军退出朝鲜，途中有朝鲜兵于吉木海列营抗拒，纳喇·尼堪主动率师进击，大破之，斩其平壤巡抚。

满清政权以武功定天下，这其中也有巴克什们的重大功劳。

巴克什们由于忠诚和杰出的贡献，受到清太祖、清太宗的重用和信任，君臣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清太祖时，巴克什伊尔根觉罗·额克星额官至副将，他在立誓中说：“我父在我年幼时抛弃离去。汗爱养了。如果不勤勉汗委任的公正的事务，邪恶地管辖禁令，在汗知道前，天先知道，将身死。”伊尔根觉罗·额克星额的誓言表达了他对太祖的感激之情和对汗的忠诚之心。

后金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觉尔察·达海病逝，其病危时，清太宗对侍臣垂泪说：“朕以达海偶尔疾病，犹冀其痊愈。今闻病笃，深轸朕怀。”清太宗时期，巴克什纳喇·尼堪官至理藩院承政，赫舍里·希福官至内弘文院大学士，都跻身显贵。

⑶.巴克什的消亡：

巴克什是在清太祖佟·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建后金政权的历程中，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至清军入关前，尤其是在后金末期，巴克什们大多独当一面，承担起全部文职工作。他们撰制满文、翻译汉文典籍、记注政事、编写历史，对传播汉文化，促进满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同时又能披甲执锐，或单枪匹马或带领属员出使蒙古、朝鲜，传宣圣谕，招抚降众，责任重大而繁难，甚至是出生入死。这一时期舞台上的巴克什，亦文亦武，显尽英雄本色。

然而，随着清(后金)政权的蓬勃发展，到天聪末年，在政治或军事舞台上，巴克什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军入关后，作为第一个满族文人群体——巴克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这是为什么？

应当指出，巴克什的消亡同其出现一样，是满族文化初创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剖析巴克什消亡的原因，概括地说，主要有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①内在原因，是巴克什自身文化底蕴不足，不能适应满族文化发展的需要：

巴克什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他们及其先人世代生活在东北广袤的平原和崇山峻岭之间，以渔猎经济为主，后过渡到农业，比之汉人，仍欠发达。民族习性，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在满族形成前，散居东北各地的女真族人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文化典籍，有的只是口碑传承文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巴克什，其自身文化水准自然不会高。在文献中多记赐号巴克什“兼通满蒙汉文字”，所谓“兼通”不如说“兼懂”更准确些。

巴克什懂汉文，对汉文化有所接触，但了解不深。巴克什中应以觉尔察·达海的汉文化水平最高。在朝鲜人李民寏所著的《栅中日录》中，把觉尔察·达海注为“华人”。李民寏会误认觉尔察·达海是汉人，可见觉尔察·达海汉语水平很高。而有些巴克什汉文水平则很差。后金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农历9月，内三院汉臣王文奎在《条陈时宜奏》中称：“自达海弃世，龙识(姓氏待考)革职以来，五榜什(巴克什)不通汉字”。可见巴克什们的总体文化素质不高。

清太祖时期，后金政权是满族的单一政权，这一政权的文化含量很低，努尔哈赤诸子及众将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唯有皇太极“仅识字”。在这样一个重武轻文的民族里，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为数很少，也算是难能可贵了。他们应运而生，承担起后金政权的全部文职工作，辉煌一时，对后金政权的建设尤其是满文化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至清太宗时期，社会形势巨变。清政权已由后金时单一的满族政权改建成满蒙汉联合政体，整个东北地区以及内外蒙古“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此时，清太宗皇太极需要的是，能为他建立封建国家政体和入关夺取全国政权献计献策的人才，并且是大量的优秀人才。而巴克什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不具备谋划军国大政的素质，其人数又少，所以，无论是巴克什的数量和质量，都已经不能满足皇太极的需求，而逐渐被汉儒臣所取代，致使巴克什在舞台上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则基本消失。唯有清顺治五年(公元1649年)，大学士赫舍里·刚林被赐以“巴克什”号。赫舍里·刚林之后，巴克什遂告绝迹。

自身文化水平低下，终被汉儒臣和新型满文化代表所取代是巴克什消亡的根本原因。

②外在原因，是后金政权的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及大量汉族儒臣加入：

清太祖佟·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是满族的单一政权，文化也是由女真族向满族过渡的单一的粗俗文化，巴克什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此时，历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空间。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变单一的满族政权为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蒙汉贵族地主联盟的多民族政权。他一改其父佟·努尔哈赤排斥甚至敌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广泛吸纳大批汉官、汉将及其知识分子加入清政权。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明朝的一些士大夫与儒生即知识分子纷纷弃明归清。特别是在明清战争中，更有一批又一批汉官汉将自愿投诚投降，有的被俘而后降。清太宗一律接纳，授予官职，给以特殊待遇。

如，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后金军队攻取了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收降汉官达一百五十余人。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明军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率一万余人、各级将官一百余人，航海归降；第二年，又有明军将领尚可喜率领近万人归附后金。后金崇德六～七年(公元1641～1642年)，明、清两军于松山、锦州一带展开战略决战，清军攻取了塔山四城，前后有数百名汉官汉将降清。清军入关前，加入满清政权的汉官及知识分子以千计，而其降清的士卒则以万计、数万计；从战争中及从关内掠来的与投降的汉人(其中也有儒士)，则以十万、数十万计！

凡降清者，清太宗皆量才录用，原在明朝有职务的，一律按原官原职甚至超过原级别授予新职务。其中，有不少是高级人才?高职务的汉官，被选拔到中央机构，进入统治集团，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决策。如在后金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农历3月，清太宗改文馆为内三院，范文程、宁完我、马光远、高鸿中、鲍承先、王文奎、高士俊、李栖凤等一批汉官、儒臣被选入内三院任职，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以深厚的儒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干而受到清太宗的宠信，充当了他的心腹和可靠的谋臣。

汉官儒臣大批加入清政权，产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后果：其一，从民族成份上说，打破了满族贵族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促使清(后金)政权的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其二，从思想与文化的意义上说，又打破了满族巴克什(后逐渐改称为笔贴式)在满清政权中的主导地位。汉官们既是官员，又是熟读经书，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至于没有任官职的儒生，亦出身于知识阶层，称读书人，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他们加入清政权，同时改变了该政权的文化构成成份，把汉文化带进政权内部，并进入满族社会。当后金政权进据辽沈地区即辽东地区，置身于广大汉人的生活环境，亦推动汉文化逐渐起到主导作用。于是，满族文化与汉文化开始融合，形成满族文化的“汉化”趋势，这在满族社会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上自满族王公贵族，下至满族平民，普遍讲汉语，仿效明朝服饰，喜穿汉人服装，而满语、满族服饰渐被本族人轻视。就连巴克什觉尔察·达海、钮钴禄·库尔缠这样著名的满文化的代表人物，也一心向往汉文化，甚至屡次劝清太宗改变满族衣冠，效法汉人服饰。可见满文化“汉化”已成一种时尚，表明其发展趋向大有不可逆转之势。这一文化现象，生动地证明汉文化不仅在满清政权内部，也在满族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优势，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

做为最高统治者，清太宗比其父佟·努尔哈赤更向往汉文化。他深知汉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欲建立对汉人的巩固统治，特别是将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必须依赖汉族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阶层及其汉文化，否则，就难以立足。因此，他确立了“以汉治汉”的战略思想，大量招收汉官儒臣，壮大其政治实力；同时，他倡导汉文化，令觉尔察·达海等翻译汉文典籍，颁行国中，做为治国的准则和学习文化的教科书，仿明制建政，举行科举考试，录取成绩合格的满、蒙、汉生员；接受儒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以农为本，发展农业经济。他还用汉族的传统文化，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满族的陋习恶俗等等。太宗的这些主张和政策及具体措施，大大加快了满族的“汉化”进程，也推进了满文化的改造，将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当汉文化有取代满文化之势时，清太宗又极力维护满族的民族传统文化。他命觉尔察·达海改制满文，不遗余力地推行满语的实际应用。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4月，他下令：“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按他的说法，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等等，他要求今后“毋得仍袭汉语旧名，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他又特别强调民族服饰、骑射亦不得废，亦不能更改。他力图维护本民族的独立性，不致被汉族同化，同时，又倡导汉文化，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各自发挥其作用。

清太宗的主导思想，是在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适当吸收汉文化，用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主观意图如此，但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清太宗制定并实施上述各项民族政策与文化政策，从形式上看，确是维护并保持满族文化的诸多特色，而其内涵却包容了汉文化的内容。汉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强大的穿透力，向满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显示出她的影响无处不在。

清太宗时期，是满汉文化合流，满文化渐趋“汉化”的时期。巴克什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仍有发挥其作用的空间。然而，涌入满清政权的大批汉官儒臣已经取代了他们的大部分职责，如起草国书、皇帝谕旨、诏令等，已改由汉官负责，尤其是针对明王朝的具体政策、策略，以及相关的文移往来，非汉官莫属。至清太宗后期，巴克什已不再占主导地位，显示出让位于汉臣的明显趋势。

清军入关后，满族文化急剧转型，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的统治思想。在文化转型的历史大潮中，满族文化早期的代表——巴克什，终被历史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以汉文化为主体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满族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