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戟：(公元？～1942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淞沪战区警备司令官，抗日名将。

林小夕

戴　戟：(公元？～1942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淞沪战区警备司令官，抗日名将。

数九寒冬，天寒地冻。上海北新泾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屋内，一个国字脸的彪形大汉身著军装，锁著眉头，不停地踱步抽烟。军靴发出喀吧喀吧的响声，使寂静的冬夜显得更加幽长、静谧。他，就是刚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是时，1932年1月27日，上海的形势已非常严峻，日寇不断增兵上海，并连续进行挑衅，制造日僧及浪人殴打中国工人、火烧三友实业社和戳死捅伤华捕的事件，而日本领事竟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正式向日道歉、惩办“凶手”、抚恤已死日人、赔偿伤者医疗费、取缔一切抗日运动和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作为警备司令，他必须有应对之策。

戴戟从参军以来就有每日写日记的习惯，即使行军打仗也不例外”。1932年1月27日夜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坐镇的戴戟缓步走到书桌旁，研墨提笔写起了日记。但这一次他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似有千言万语，却又堵得慌。他知道有他在，有蒋光鼐、蔡廷锴在，对日的反击战必将打起来。前几日蒋中正派何应钦来要求十九路军撤退，已被他们断然拒绝。

父亲戴钟秀常对他说：“妇女犹戴戟操矛，况男儿乎。”戴戟在十五岁毕业的前一年，父母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相继病故，只剩下他和姐姐俩相依为命。为了生计，他便到一姓傅的老板开设的布店当学徒，但傅老板待人苛刻，他每日起早歇晚，洒扫庭院、做工打杂，忙个不停，还不时的受老板责罚。有一天，傅老板让他给人送信，但信却在中途失落了，为了躲避老板处罚，他便独自一人跑到上海参加了学生军，逐渐升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二十年过去了，负起了上海的警备之责。也就在四天前的1月23日中午，他和蒋光鼐、蔡廷锴一起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上他愤慨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

当夜，他给所辖部队打电话说：租界的外国驻军出动布防警戒，日海军陆战队已在虹口公园集中，有向我闸北防线进攻的可能，应严为戒备，防止日寇的侵袭。

1932年1月28日深夜11:30，日寇在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起猛烈进攻，攻势十分凌厉，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还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开始。

戴戟闻讯，即和蒋光鼐、蔡廷锴踏雪连夜由北新泾赶至设在真如车站附近的临时总指挥部，指挥全军进行反击。并于1月29日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是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二十八夜十一时三十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向我挑衅。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绝。”

当时戴戟和蒋光鼐等许多将军在激战中都写下了遗书。

从1月28日起，战斗在闸北、江湾、吴淞之间狭小的区域内进行。日寇先后投入十万兵员，配备海陆空优势火力，我方六万余将士，虽装备低劣，但以一当十，顽强抗御著日寇的狂轰滥炸和轮番进攻，扼守著阵地。日寇屡次进攻都遭失败，不得不三易主帅。

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在上海市区进行内部瓦解的敌特活动。已连续二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的戴戟连夜紧急召开了侦缉队会议。他说：在板桓征四郎的直接授意指使下，女间谍川岛芳子精心密谋，选定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为事端挑起之地，以日莲宗和尚为肇事人，一手制造了有轰动效应的日僧事件，无耻之极，目前敌特又开始活动，必须挫败他们。于是侦缉队日夜侦察，破获了多起日特的案件，逮捕了大批日特、汉奸，稳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戴戟还派人清理监狱，释放许多关押的政治犯、地下工作者。有一次，戴戟还赠给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一把护身手枪。

3月初，日寇增援部队在浏河登陆，偷袭太仓，迂回包抄淞沪阵地，十九路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而蒋中正又坐视不援，总指挥只得作出把部队撤至常熟、昆山、青阳港第二道防线的决定。

英、法、美等国为了协调他们在华的利益，遏止日本势力的膨胀，由国际联盟进行斡旋，提出要十九路军撤军、中国军队不得在市区十公里范围内驻军、取缔抗日运动等苛刻条件，作为谈判的前提。蒋中正责成戴戟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字。戴戟得知这一决定，怒火中烧。他忿忿地说：“如是日方认错的和平停战协定，我是同意签字的，但停战协定内有一条‘上海周围二十里内不准中国驻兵’这种丧权辱国的协定，我是坚决拒绝签字的；阿蒋(中正)签字的人多的很，宋子文、何应钦、吴铁城等都是能手，何必要我。”可是命令难违，戴戟与参谋长黄强代表第十九路军出席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

在谈判桌上，他与日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日寇代表植田谦吉蛮横提出“日军想要在撤退时不受侧面和后方的威胁，因此不得不询问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南岸、南市和浦东的驻军情况，如果中方不说明情况，日军就无法撤退。”戴戟义正辞严的说：“中国军队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行动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外国的限制，日方根本无权过问。所谓日军撤退会受中国军队威胁云云，实乃无稽之谈。试问南市和闸北之间相隔两个租界，何至于威胁到日军的撤退？”植田狡辩说：“中国虽有两个租界，可是不仅大炮可以打过，步枪也可以穿过，怎能没有威胁？”戴戟愤怒地说：“此话岂有此理！因为中国的大炮射程可及，就必须向日军说明中国驻军情况，那么中国飞机飞得更远，难道我们就应该把中国的国防情况告诉你们吗？”驳得植田哑口无言。

戴戟喜欢一个人自斟自饮，而且酒量很大。在当时国民革命军中，戴戟能喝酒是出了名的，当时据说军中无人能敌，但他从不喝酒误事。

第十九路军因在淞沪战役中英勇抗击日寇而名噪海内，但由于违抗了蒋中正的不抵抗命令，蒋决定肢解第十九路军，准备将其三个师分别调到江西、武汉、安徽，后来由于他们力争，才调至福建。“欲报国而无门，欲成仁而不得”，戴戟只得借酒消愁。一天，戴戟又喝了不少酒，当著一个团长的面大发雷霆，斥他治军无方，这位团长就立正站在他面前，静听训斥。最后戴戟愤然掏出左轮手枪，向天空放了两枪。蒋光鼐说，戴戟那时主要是生老蒋的气，为不能正面抗日而气愤。

1937年秋，全面抗战已开始，沿长江一带相继沦陷，安徽省被分割成两片：江北为第五战区管辖，江南为第三战区控制。戴戟这时被委以皖南行署主任之职。他觉得有些失望，因为不能率军浴血沙场，尽军人之责。但因皖南临近前线，可以随时支持抗战，于是他还是怀著革新县治、动员民众抗日的激情来到皖南的屯溪。

当时屯溪的秩序非常混乱，大量难民潮水般涌入市区，粮食、盐等物资极为匮乏，日军又不时进行骚扰空袭，毒、赌、娼等腐化之风屡禁不止。在开明士绅的支持下，戴戟安置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把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上海法学院、芜湖芜关中学等学校的师生安顿下来，选择新址营建校舍，恢复教学秩序；组织难民从事生产劳动，通过生产自救，数千难民的生活得以维持；筹办了屯溪市民医院，解决皖南缺医少药的状况。

直到如今的皖南地区，特别是屯溪，还经常有百姓提到他。

1942年仲夏的一天，戴戟清车简从，爬山越岭去绩溪荆州。当他翻越竹岭头后，已是傍晚时分，山路荆棘丛生，芭茅盖过头顶，山风阵阵，发出“嘎嘎啦啦”的响声，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更让人感到走不到尽头。一行人正急急赶路，忽然发现一只斑斓大虫，盘坐于山路的独木桥头。远远看去，这只大虫两眼闪著金光。抬头看天，日已西沉。前有猛虎挡道，后却无路可绕，怎么办？跟随的卫士看此情景，准备开枪射击，戴戟挥挥手，不让开枪，只见他停下脚步，静观默察。片刻，戴将军拣起一块石头，站起身，向桥下小溪中掷去，那大虫闻声，一个纵跳，朝桥下草丛中跃去。大家无不佩服戴将军的胆识，而戴戟却若无其事的最先走过独木桥。从此以后，荆州一带便传开了老虎给清官让路的佳话。

在荆州，戴戟听说小九华乃地藏王菩萨的修身之地，便决意前往一观。从上胡家村到小九华山有十来里路，戴戟的随从提出要雇一顶竹轿，戴戟笑道：“我本军人，行军打仗尚且不辞，何况只是几里山路。我们大家边走边玩山水，岂非快事。”一行人有说有笑沿著崎岖的羊肠小道，不觉来到铁釜潭。潭面一如明净，镜中鱼鳖清晰可见，鱼大者盈尺，鳖大者瓢盆。左顾关王刀，一峰插天；前瞻一天门，别有乾坤。戴戟不禁脱口而出：“挟电奔雷沉铁釜，流星赶月似关刀，好景致，好景致！”随即脱去衣衫，跃入深潭，畅游其中，足足在水中玩了两个钟头。游罢铁釜潭，来到地藏王菩萨大殿。仰视周围山川，犹如数条游龙，奔突而至。戴戟不禁为这里的灵气吸引，整肃衣冠，虔诚的礼拜了地藏王菩萨。寺僧请戴将军为九华寺题字，他慨然写下“九华名胜一揽收”七个大字，并诗“秀丽江山天造就，宏图伟业后人功。”

当时，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四位将军签署的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这份文告说：“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年之华冑，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醰……我们为紧急应付起见，只有以我们爱国热血染成我们最后一片光荣的历史。只有把我们殉国精神葬在四万万未死尽的人们心坎里，我们没有回顾，我们不管成败利钝，一刀一枪，死而后已……自由之神已鸣，救死之血正沸，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资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救中国。哥哥们，弟弟们！冲锋吧！我们要永永远远在血泊中求最后的生存与胜利，我们来高呼：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