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 翕：(公元497～569年)，原名庞传翕；婺州义乌人(今浙江义乌年)。

水木清华

传　翕：(公元497～569年)，原名庞传翕；婺州义乌人(今浙江义乌年)。著名南朝梁、陈时期佛教禅宗僧者，传氏鼻祖。
传翕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时代的二大士之一。
传翕幼时便天质淳和，与乡亲一起捕鱼，常怀慈悲之心，他把鱼具沉入水中，说：“鱼啊，鱼啊，愿走便走，愿留就留！”当时的人们认为他这样做蠢得很。

南朝梁天监十一年(公元513年年)，传翕十六岁，与畱氏成婚，生下普建、普成二子。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年)二十四岁时，遇梵僧嵩头陀，有所感悟，于是在松山下双寿树间结庵而居，自号双林当来下生善慧大士。后与其妻一起，白天出去替人做事，晚上归庵弘扬佛法，苦行七年，多次得到感应，呈现瑞相，四众称为传翕，纷纷前来礼佛。

郡太守王杰以其为“妖妄”，捕之入狱，传翕十多天绝食。后来太守深感愧疚，又释放了他。这样一来，师事他的人更多了。传翕宣称“我从兜率天宫来到人间，为众生说无上菩提，以前秘而不宣，现在不再隐瞒此事了。”

南朝梁大通二年(公元528年年)，传翕把妻子、儿子都卖给人家，得钱五万，用来设大法会救济信众。

南朝梁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年)农历12月，传翕遵梁武帝旨意，到建康钟山，次年入禁内拜见皇帝，后退居钟山定林寺，受官府的供养。

南朝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年)，传翕出席染武帝在重云殿讲《三慧般若经》，农历4月归山。

南朝梁大同五年(公元539年年)，传翕再拜见梁武帝，说：“一切色像莫不归空，无量妙法不出真如。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梁武帝默然认同。

南朝梁大同十年(公元544年)，传翕又将房产、田园、杂宝都捐给寺院做大法会。

南朝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年)，传翕告诉四众：“我将不再钦食作为齐供，烧身作大明灯，供养三宝、普度一切，”以此祈祷，普度梁末受兵火之祸的冤魂。弟子深受感动，请求以自己性命代替的有十九人，烧臂、燃指、馘耳、劓鼻的有二十八人，三天不食上齐的十五人，卖身供奉的二十多人。梁末时期，国内大饥荒，传翕日日与其徒拾野果野菜充饥，救度饥民。

南朝陈太建元年(公元569年年)，传翕归西，终年七十三岁，其长子传普建亦于陈后主祯明元年(公元587年年)焚身供佛。

传翕的禅学，大抵归于般若空宗，深受僧肇的影响。其所著《行路难》等二十篇，立非断非常、真照无照，心相实相，般若无净，本际不可得，三空无性等，与《肇论》之旨相符。他曾上书梁武帝说：“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王：救世菩萨今欲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亡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略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禀六齐。”其所谓上善，就是以不执着于相为根本，以般若智慧达到涅槃境界为目的，这是出世间的大德们所追求的崇高境界，中善就是指按照儒家治身、治国、平天下之道努力修养道德之人，也能得好的果报。下善指能遵守某些禁戒，持齐利生之人。为善虽有上、中、下之差别，各人尽其所能，努力去做，却是共同的。

传翕还作偈曰：“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全偈各句皆前后矛盾，把锄头则非空手，骑牛即非步行，能从木桥上过的，就不会是牛；把流水看作不动，本来不动的桥就成为流动的了。星云大师对此解释道：这首诗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矛盾的调和。每句诗的前后虽有矛盾，“其实，这是禅师们从差别中来认识平等，从动乱中来认识寂静。只要我们心中廓然寂静，热关场中也可以做道场，这就是陶渊明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从有中把握空，从动中把握静，从矛盾中求得调和与统一，从差异中看到平等，这正是传翕禅语、禅时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精神，很有可取之处。

传翕虽然学无师承，但其禅法与达摩“理入”及六祖惠能之说却是相通的。他作《还源偈》中说：“还源去，何须更追寻。欲求真解脱，端正自观心，还源去，心性不沉浮，安住王三昧，万行悉圆收。”把“观心”作为解脱的根本。他还倡导即心即佛，认为：“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知佛去处，只这语声是。”明确身与佛纤毫不离，众生佛性本来具足，不需向外驰求。

传翕还作《心王铭》，盛倡“般若法藏，并在身心”之旨。他说：“观心空王，玄妙难测。无形无相，有大神力。能灭千灾，成就万德。体性虽空，能施法则。观之无形，呼之有声。为大法将，心戒传经。水中盐味，色裹胶青，决定是有，不见其形，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书自律，净律净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无别佛……清净心智，如世黄金。般若法藏，并在身心，无为法宝，非浅非深。诸佛菩萨，了此本心。有缘遇者，非去来今。”反复阐明即心即佛的玄理。

总之，传翕关于佛在心内、即心即佛的思想，虽然不是直接承达摩、慧可而来，但与达摩安心，理入思想是相一致的，反映了南朝佛教界的禅学思潮。

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说：“宝志先创唱即心即佛，传翕见而禀受之。志、翕均传显现神异，其非凡庸之材可以测知。即心即佛之语，非始于达摩，实梁代之一思想耳。”这种禅学思潮，与社会思潮紧密呼应，反映了南朝社会苦难深重和人们渴求迅速得到解脱的现实要求。

传翕虽然对于中国禅宗的建立未提供更多的贡献，但其禅学思想，对于了解达摩禅学的影响以及南朝禅学思潮和社会思潮，仍有重要的意义，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