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蹻：(生卒年待考)，亦称庄峤；楚国人；在位时间从公元前278～前？年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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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蹻：(生卒年待考)，亦称庄峤；楚国人。著名战国时期的楚国将领，第一代滇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278～前？年待考，终年岁数待考。
楚顷襄王时率军通过黔中向西南进攻，越过且兰、夜郎，直到滇池附近。后因黔中被秦国攻占，与楚国断绝了交通，便在滇称王。
公元前三世纪初叶，楚顷襄王派庄蹻率兵通过黔中郡(今湖南常德)向西南进攻，溯沅水而上，攻占且兰(今贵州平越)，征服夜郎国(今贵州西部地区)，一直打到滇池地区。后因黔中郡被秦军占领，庄蹻归路断绝，便留居滇池地区为王，变服从俗，融合于滇人之中，建都于今云南省的晋宁县附近。
据典籍《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楚将庄蹻于公元前276年入滇称王；至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归顺于中央政府，汉武帝正式册封滇王，并给庄蹻的后人颁赐了“滇王印”，以其地置益州郡(郡治在今昆明市的晋宁县)，从而奠定了昆明市建城的历史。
这里灵山秀水，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有烟波浩渺的五百里滇池，雄奇壮丽的山川湖泊，绚丽多姿的彩云流霞；水色山光、田园村舍，苍林翠树，怪石奇崖，以及宽阔的滇池和漫长的湖岸线，形成了丰富的人文景观和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
作为滇文化发样地，晋宁县石寨山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的西汉6号墓中，出土了金质“滇王之印”和一大批汉代文物。这枚金印的出土，曾被考古界誉为中国三大出土奇迹之一、是在滇文化探究中里程碑式的一个重发现。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近年来，研究滇文化的优秀学者黄懿陆经仔细考证、研究，认为楚将庄蹻及其所率领的大军“至滇池”的时间，应在公元前299年“庄蹻暴郢(在郢都邀集部众、嚣聚鼓噪)”至公元前276年之间；其后，因归路被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所致，无法回归楚国，于是才居留于原地，以兵威建立了古滇王国。
在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分别是地处今重庆市、四川省的两个诸侯国：巴与楚时有联合，而蜀与秦则联系紧密，它们各自虽然也会出现矛盾、发生战争，但依然还是分属两个利益集团。公元前316年，秦国伐蜀平巴，其后设置了归属自己的蜀郡，派张若为郡守。自此，秦在军事上领先于楚，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公元前308年，秦将司马错带领十万大军从巴蜀乘船沿江而下，攻占了楚地黔中。随后，黔中虽被楚军夺回，但楚国之战略劣势已无法扳回。
公元前301年，齐、韩、魏三国因痛恨楚怀王反复无常、撕毁反秦盟约的背信弃义之举，合兵伐楚。垂沙(今河南唐河)一战，楚军在三过联军合攻之下败绩，楚军大将唐蔑战死。公元前299年，秦国诱骗楚怀王应约赴秦议事，楚怀王抵达武关，即遭软禁，由此而发现中了奸计。秦国要挟怀王，如果不答应割让楚巫、黔中郡于秦，就不得归楚。在战略地理上，黔中郡对楚国的安危十分重要，被秦拘留的楚怀王虽然昏庸，也懂得守土有责的道理，他宁死不屈，决不让地，于是再也没有返回楚国。
公元前280年，秦国再度发兵，一边派司马错从蜀郡率战船万艘、军兵十万，顺江而下，大举伐楚；一边派白起由山西挥师南下，攻打的西北边境……双方不依不舍，拼命争夺。在这场战争中，楚之巫郡、黔中郡被秦军所占。
为了巩固战略后方，楚国将军庄蹻于公元前279年主动请缨，向顷襄王提出，要反攻黔中，以保家卫国。《史记·楚世家》记载：“襄王乃收东地兵(庄蹻统率的军队)，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当楚顷襄王批准了这一方案后，庄蹻马上西征，一举收复“江旁十五邑”，战功赫赫。
次年，秦军大将白起攻陷楚国郢都(今湖北纪南城)，楚国王室东迁；庄蹻因退路被秦军切断，就只好率军继续前行，来到蛮荒浑沌的云贵高原。向西进发的庄蹻征服了夜郎部落，到达滇池地区。当时，这一带分布着“劳浸”、“靡莫”等数十个部落，其中以“滇”部落最大。楚军抵达这里后，当地各部族纷纷归顺，庄蹻及其部下既然无法归返故国，于是只好留下来，与滇池地区的土著居民一道从事开发和生产，建立了远避中原帝王统治的自由的滇王国。
庄蹻在滇地最早建起来的城，叫“苴兰城”，这里地处滇东、滇西交通要道，又三面环山，南临滇池，地形险要，适于筑城固守，扼守滇国门户，更兼之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已达一定发展程度，从此，庄蹻就在这里当了滇人的王；苴兰城，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庄蹻故城”。
至于“苴兰”得名，应该是“且兰”的异写。据史籍《后汉书》的记载：“庄豪(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歩战。”看来，正因为庄蹻非常看重这进入云贵高原的第一仗，所以后来将所筑的第一座城，也叫“苴兰”。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说法：“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据文献考证，他是楚莊王之後，故即以莊王之諡為姓。可为什么像这样一位王室子弟，还会发生前面所提及“庄蹻暴郢”的严重事件呢？这还要从楚威王时楚灭越之战说起：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利用齐、越矛盾，发兵讨伐占据着长江三角洲一带的越国。越王被杀，其宗室子弟互不统属，皆臣服于楚。此前吴灭于越，越又被灭于楚，故吴越之地均归属于楚之疆域。据长江大学魏昌在《楚国史》中考证，越人与楚人同源，芈姓，最早生活在古云梦泽的杨水流域，后来因战乱迁诸长江三角洲一带以及华南广阔区域内，被称之为“百越”；楚灭越之后，越人归降之兵因来自于楚国的“东地”或“东国”，因而被称之为“东地兵”。
东地兵即是由指百越民族归降于楚军队，骁勇善战，由于楚威王非常信任庄蹻，所以就派他统领这支部队“循江而上”，也就是让他们驻守于长江沿线。
公元前301年，齐、韩、魏三国伐楚，楚军大将唐蔑战死；次年，齐、秦联盟，准备再度进攻楚国，楚怀王大惊失色，派出太子熊横入齐作为人质，离间齐国退出齐、秦联盟。接下来，怀王被秦国所拘，太子又被作为人质扣留于齐，致使楚国的局势十分恶劣。
太子熊横之弟子兰亟欲想乘乱登基，但遭到昭睢、屈原等大批正直大臣的反对，众人呼吁赶快赴齐索回太子，归国理政；太子眼见王位难保，也急于回国，于是不惜与齐国草签协议，允诺割让楚国东地六城、合计五百里于齐，以求脱身。
公元前299年，太子熊横归国，就在其即将登基之前，齐国派出战车五十乘，陈兵于边境，威逼楚国兑现割让东地的诺言。鉴于楚国当权者所割让出的土地都是东地兵的世居家园，所以他们愤慨至极，纷纷反对。
不久，熊横登基，是为顷襄王。楚国将要割让给齐国的东地六城，几乎占去疆域的一半领土，于是在是否割让的问题上，为楚顷襄王建言献策的谋臣各执一说，同意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认为楚守不住东地，主张向秦求助者也有之……作为东地兵的统帅，庄蹻对于楚国当局这种举措失当，有辱祖先的丧权失地之罪责非常愤怒，于是聚众起兵，据地自治，扬言不再听从顷襄王的号令。这就是典籍《荀子·议兵》上说的：“唐蔑死，庄蹻起”那段历史。
然而，庄蹻毕竟是楚庄王的后裔，在他的身上，永远流着楚人的血。所以到了公元前280年秦国兵分两路，分别从蜀郡、山西以钳形攻势大举进犯之时，他依然放弃“暴郢”中所作出抗拒当局、据地自治的决定，进而从大局出发，出兵抗秦，肩负起了收复黔中、保卫楚国后方基地的重任。
十余万东地兵士在将军庄蹻的率领下，对江南、巫郡、黔中郡沿长江一线溯流发起反攻，在当时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郢都即将失陷的危局；而楚国王室的东迁，又使庄蹻“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战略的设想化为泡影，但这一壮举，终究是楚国史上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击强秦不容抹杀的一次重大行动。然而，由于这一举措事实上维护了楚国的利益，所以后来维护秦国利益的商鞅和韩非子都在其《商君书》、《韩非子》中，借助于曾有过的“庄蹻暴郢”事实，厚诬庄蹻为贼为盗，在他身上泼下了一盆盆脏水。
在我国历史上，庄蹻是第一个统一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人物，而“庄蹻王滇(作动词解，意为称王于滇)”的历史功绩，是其在滇地延展了楚文化的脉流，并使之通过与古滇文明的相融合而愈加灿烂辉煌。
作为一名楚国的大将军，由庄蹻率领的数万名余东地兵，堪称文明之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以兵威定属楚”，即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威服滇地部族民，让楚国的势力范围抵达云贵高原；其次是“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即是将受到楚文化之人文教化的男性军士悉数本土化，变易服饰，更改习俗，均在滇池定居下来，娶妻生子、繁衍后代。这样一来，由于他坚持了民族融合的先进政策，因而不仅给滇地带来了楚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加速了滇地的经济进步与社会发展；同时也加强了云南少数民族与中心地域经济与社会的联系，并且为此后中央政权进入西南边疆，置郡设官而解除了民族隔阂的繁篱。
庄蹻的历史功绩，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得到了中肯的历史评定，这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这也就是说，正因为庄蹻在我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上功不可没，所以使得楚在先秦时期的各诸侯国中被认为是唯一受上天特别眷顾的国家；即使是到了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武帝几乎诛灭了湘、粤、桂、黔、滇等地各个裂土分疆的小国，但对于作为“楚苗裔”的滇国也格外宠爱！
现在看来，庄蹻在祖国受到侵略时奋起抗争的志士仁人。虽然由于其生活阅历、气愤秉赋、行为方式，乃至人生归宿都大相径庭，然而却都以各自的生命闪光，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说二人还有所区别的话，那只不过庄蹻的故事没有得到广泛流传而已。所以，时至今日，由于受《商君书》、《韩非子》等古代典籍的影响，还有不少人认为庄蹻是个跛足的(蹻字本意为跷、即是蹶子)神秘人物、是个一度纠众嚣聚、抗法“暴郢”的江湖剧盗。
庄蹻入滇立国，最初是为了回救楚国，故对秦实施防守战略：他在东边的曲靖布下重兵，防秦进攻；在西边进军楚雄，以扩大滇国地盘；其势力北抵东川，联合同种同族的僰人；南达蒙自，结交滇东南的土著越人，自己则在滇池东岸建都立国，乃是据中心观望八方，以静制动。与此同时，庄蹻还以其统领的东地兵军士，为西南边疆人民带来了楚国超卓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以及已经开始出现的铁器以及生产技术。
云南考古学界在位于滇池东岸的天子庙古墓群第41号墓出土文物中，发现有一具巫师纹铜鼎；其口径五十厘米、底径三十八厘米、通高三十二厘米，为云南文化出土物中所仅见。春秋战国时期，鼎一直是国家重器。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一簋；在这里，鼎代表着国家。这具青铜鼎的三足，均铸有巫师浮雕。那巫师一手持法器，一手持兵器，突出其上通天神，下助卜王权的神奇魅力，这显然是楚地巫文化的孑遗。
庄蹻扎根边疆，思念故国，更重要的是在政务管理上体现出了楚国人崇尚自然、突出个性、开放自由的崇高理想。据古文献表明，由庄蹻所管理的滇王国，人们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各族群众在渔猎农耕之余，尽情地享乐歌舞，由于政务管理上的宽刑简政，轻徭薄赋，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状况。
这里还是西南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这条路起自郢都，西抵南亚次大陆摩揭陀王国的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也就是说，它连接起了长江中游和恒河中游当时世界上经济最为发展的两大地区。自此，多国商人、南北民族在这里汇聚，商贸带来了文化交流，过往商人也沉醉于古滇国歌舞的海洋中，古滇国对外交往频繁，人民热情好客，使这里的茶马古道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郭沫若生前在留宿云南楚雄时曾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庄蹻通滇》一诗：“庄蹻通滇肇钖名，楚威远振古边城，濮髳北会无遗迹，诸葛南巡有旧营。民族埙篪真协睦，农田禾黍好收成，海椒到处红成串，百货欣看彩色骈。”今天，人们应当历史地、公正地评价庄蹻。
附_庄蹻王滇与小卜西征之考(姚安县文联)：
庄蹻王滇，是战国时期云南历史上的大事，是地处边疆的云南与祖国内地建立直接政治联系的标志。然而，史籍对庄蹻王滇的记载歧意颇多。
关于庄蹻的名字：
在史籍《史记》中作“庄蹻”；在史籍《汉书》中作“严蹻”；在史籍《后汉书》中作“庄豪”；在史籍《文选·与陈伯之书》注引《史记》中作“严蹻”。
关于庄蹻的身份：
在史籍《史记》、《汉书》、今本《华阳国志》中说是“楚庄王苗裔”之将军；在史籍《史记·西南夷列传·索引》说是“楚庄王弟为盗者”；在古本《华阳国志》只言是将军；在典籍《荀子》、史籍《吕氏春秋》中将其与唐蔑并称为将军，是捍卫楚都的军事将领；在典籍《韩非子》、《盐铁论》、《淮南子》、《论衡》中则把他与“盗跖”相提并论，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农民领袖。
关于庄蹻入滇时间：
在史籍《史记》、《汉书》、今本《华阳国志》中说在楚威王时；在史籍《汉纪》中说在楚庄王时；在史籍《后汉书》、古本《华阳国志》中说在楚顷襄王时。
关于庄蹻入滇路线：
在史籍《史记》、《汉书》中说“将兵循江北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在史籍《后汉书》、《华阳国志》中作“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
关于庄蹻占领地域：
在史籍《史记》中明确记载是“王滇”，占领滇池及其周围数千里之地；在史籍《后汉书》则记载占领且兰，灭夜郎，留王滇池；在史籍《汉纪》中则记载其王靡莫；在史籍《华阳国志》中未言王滇，只说所占之地是夜郎、且兰。
对于这些史籍中的抵牾、矛盾之处，人们应当从最早记载庄蹻王滇事迹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寻找根源。司马迁之所以能在《西南夷列传》中记录下诸如庄蹻王滇等许多宝贵资料，与他“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的亲身经历分不开。但由于其没有直接到达过滇池地区，有关庄蹻王滇的事迹，只能取于“传说异闻”，采摭“旧闻风谣”，故事经过去转述，发生错误和失真在所难免。结合汉武帝时西南夷不断发生战争的实际，势必影响他无法核实已经获取的材料。因而，在记述庄蹻王滇事件时，便发生了诸如既言在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年)时，又称庄蹻“欲归报，会秦夺楚巴、黔中(周郝王姬延三十八年，楚顷襄王熊橫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道塞不通”，前后相距半个世纪的矛盾，也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如此，司马迁对庄蹻王滇的记载，仍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所以，经过两个世纪，班固在《汉书》中全文抄录而无所更改。又经过一个多世纪，荀悦在奉汉献帝之命改纪传体的《汉书》为编年体的《汉纪》时，开始发现了《史记》记载中的矛盾。于是，对庄蹻王滇故事进行订正。继荀悦之后，常璩、陈寿等人相继对此事进行修改，但仍然没有把问题搞清楚，矛盾和抵牾之处依旧如故。为此，后世研究庄蹻王滇存在分歧和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和无可非议了。
多种史籍对庄蹻王滇事件进行记载，互相抵牾且歧意颇多，矛盾滋生并造成混乱，这是其它历史事件所没有的。但我们不能据此就持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事件本身予以否定。
在中国古代，滇楚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流长。
滇楚关系的渊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中。从现有的材料看，可追溯滇楚关系的典型事实是，湖北房县七里河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与云南滇池周围的滇文化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外：
⑴.在生产工具方面：
在七里河遗址出土了双肩不甚明显的石锄和靴形石锄；石寨山遗址则发现有双肩不甚明显的斧和靴形斧。
⑵.在装饰品方面：
在七里河遗址出土了不少陶手镯和磨制精美的石手镯；石寨山遗址则有许多软玉、石髓以及黄金手镯出土。
⑶.在风俗习惯方面：
在七里河遗址中发现数量不等的人头骨和头骨残片，而在一些墓葬中，墓主缺头骨，其它部位的骨骼却完整无缺，说明存在杀人祭祀的习俗；而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两件“人物屋宇镂花铜饰物”上，有供祭人头举行宗教仪式的场面。该遗址还出土了三件贮贝器，铸有杀人祭祀场面；而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一件铜斧銎部和一件铜剑柄上，刻划有猎头而归和猎头举行祭祀神鬼的场面。
⑷.在墓葬葬式方面：
在七里河遗址和滇文化遗址的墓葬都是竖穴土坑墓，前者有三座晚期墓葬还发现随葬器物的腰坑；云南楚雄万家坝的墓葬也发现有腰坑，坑内随葬铜鼓等器物。
古代滇楚关系的联结集中体现于青铜文化中。在古代滇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始的时间较早。据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鉴定，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其矿料来自云南。由此推之，早在商代，云南就和楚地有经济交往。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中引典籍《庄子》、《楚辞》、《诗经》所记载的若干名词及楚文化若干问题，推论中、印交通线于春秋战国时期，乃至西周初叶。学者丁山在《吴回考》中列举了诸多荆楚文化受印度影响的例证，论述了楚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当在公元前六世纪之前。而此时，楚印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尚未开辟，彼此之间的联系，只能是通过云南，经早期“南方丝绸之路”来进行。方国瑜先生在考证中印之间的交通线时也认为，可以确定中、印早期交通线的实物资料，是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硫璃珠，它是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自印度经西南的交通线传入之物。
有的学者通过对滇楚两地的青铜文化进行研究，发现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月口铜斧、靴形铜钺、宽刃短铜剑、弯援铜戈等大量典型器物，在楚地的战国墓中屡有出土。这说明在战国乃至更早的时期，滇楚之间的文化联系就得到增强。
另处，从考古发据的材料看，战国时期滇楚两地的文化艺术，也有许多相同之处。石寨山青铜文化的主体民族滇人，其妇女发式的特点是将发叠成一髻，自上而下以带束之，并垂于脑后。而在1949年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中发现的一幅帛画，画中有一女子，头戴一冠，颈后挽一髻，正与滇人妇女的发式相同。石寨山青铜器图案所反映出的房屋模型和舞俑中，有吹芦笙的情况，说明滇人曾使用芦笙作乐器。而湖南长沙、湖北随县曾有与石寨山铜形芦笙无异的实物出土。在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上，云南青铜器在花纹布局和选材方面，受到楚文化的影响。石寨山出土的一种双耳常铸成双虎上爬之状的贮贝器，其以兽为耳的铸造手法，与楚地同类器物的铸造风格类似。
从秦汉以后有文字记载的史实看，历史上确有楚国人来到并开发云南的迹象。素有“省垣门户，滇西咽喉”之称的滇中重镇楚雄，在明代以前称威楚。究其得名，当与史籍《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庄蹻“以兵威定属楚”有关。宣统《楚雄县志》即有“明以楚雄名之，殆取楚地雄威远播之义欤”的记载，反映了迁徙云南的楚人，世代不忘故乡的情怀。宋朝时期大理国的昆明经幢《造幢记》中记载有“楚天宵净于谗雾”，“楚方罢暄，东京辍照”的记载。这里所指的地点，当在今楚雄一带，也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
另外，镌刻于唐朝宗李豫永泰二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今存云南省大理市太和村的《南诏德化碑》记载的“诚节不忠不孝，贬在长沙”，“侯隙省方，驾憩洞庭之野”中所提到的“长沙”和“洞庭之野”两个地名，并非今日之长沙和洞庭湖，而是以楚地命名的南诏地名，也为我们留下了古代确有楚人来到过云南的痕迹。除地名外，史籍中还有一些有关历史上云南民族的大姓来源于楚人和庄蹻后代的记载。据立于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现存陆良的《爨龙颜碑》记载，魏晋时期的建宁大姓爨氏之祖先，“故乃耀辉西岳，霸王郢楚子文铬德于春秋，班朗绍纵纵于季叶”，后来“迁运庸蜀，流薄南入”，说明爨氏自己认为是楚人之后。又据史籍《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唐朝前期，滇西洱海周围“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一州，不相统属。自云先本汉人，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也”。此外，《新唐书·南蛮传》中亦记载：“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蹻之后”。
我国南方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多变，研究南方的历史文化，必然要涉及到民族关系。然而，以往人们研究庄蹻王滇，多从秦楚关系及其战略形势进行分析，却忽视了民族关系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从远古时期起，滇楚之间就存在着历史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联系性，这种联系性反映在民族关系上，就是滇、楚两地都分布着相同的民族即濮人。
濮人，是我国古代南方的一个大族，由于分布广泛，邑落众多，又有百濮之称。相传，公元前十六世纪，他们就向商王进贡土产。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时也有濮人参加。周成王在成周大会诸侯，濮人又曾贡纳过丹砂。到西周晚期，濮人曾联合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落，与周王朝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厉王亲征，才战胜濮人。对于濮人的分布区城，学者孔颖达的《尚书·牧誓》疏说，“濮在江汉之南”。在史籍《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濮人以丹砂”。对此，晋人孔晁注说，“卜人，西南之蛮”。又据史籍《史记·楚世家》记载：“叔堪亡，避难于濮”。在史籍《史记正义》中引刘伯庄云：“濮在楚西南”。可见，濮人的分布区域是江汉以南和楚之西南。习惯上，人们又将其分为江汉之濮和西南之濮。
民族关系是社会的政治、经济集中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综观楚国的兴衰发展史，无不与濮人及其分布地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首先，楚国的兴起和强大是建立在对濮人征服和开拓的基础之上的。据史籍《国语·郑语》记载，周宣王姬静(姬靖)六年(公元前822年)，楚国兄弟三人争立，“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在史籍《史记·楚世家》中也记载有“叔堪亡，避难于濮”。从表面看，这一历史事件给人的印象是江汉之南的濮地，是楚国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避难所。而事实上，这是楚国开拓濮地的起点。
周平王东迁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秦、晋、齐、楚，争相拓土。楚国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大规模地向濮地进行拓展，史称“楚蚡冒于是始启濮”，并把其作为楚国兴起的标志，与当时各诸侯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相提。蚡冒之后，其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兼并了江汉以南的大片濮地。其下代熊赀，立为楚文王，把楚都从丹阳南迁到郢。熊恽立为楚成王后，结好诸侯，“使人献天子”，得到周天子的鼓励，名正言顺地向南方濮地扩张，“于是楚地千里”，成为南方大国。楚庄王即位后，沿袭先辈“入濮”、“开濮”、“启濮”和经略濮地的传统，把拓展并征服以濮地为中心的南方，作为与“通北方”问鼎中原，“得天下”争夺霸主的举国大事来重视，使楚国迅速强大，“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成为春秋时期最后的霸主。
第二，争夺楚西南之濮地，是战国末年秦楚战争的焦点，也是庄蹻王滇的原因。楚西南之濮是一个泛称，它的分布区域当自江汉以南延伸到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和四川部分地区。这些濮人与江汉以南的濮人把相连，族相同。但因地处僻陬，开发较晚，直到汉晋时期，才有文献记载。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过濮人原居江汉，因受楚人逼迫逐步向南迁徙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南地区的濮人并非都来源于江汉地区。特别是与庄蹻王滇有关的滇池、夜郎、牂牁、且兰等地，自古就有濮人分布。
在春秋战国时期，濮人建立的滇和夜部两个较大的王国崛起于云贵高原，特别是夜郎国，是在取代牂牁政权后逐渐强大起来的，其东部和北部直接与楚国的黔中郡和巫郡相连。战国末年，秦楚相争，在统一和兼并的大趋势下，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的楚国，无法抵制秦国的强大攻势，开始由进攻转向防御，力求自保。
周慎靓王姬定五年(秦惠文王嬴驷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国派遣大将司马错灭了巴、蜀二国，把原属楚国控制的汉中至巴的广阔疆域纳入了秦国版图，严重地威胁着楚国的面南边疆。随后，昏庸的楚怀王在威胁和利透面前，中了秦国之计，与齐国断绝外交关系，又匆忙发兵攻秦，给果大败于丹阳和蓝田。同时，齐国为报复楚国背信弃义，于周郝王姬延十四年(楚怀王熊槐二十八年，田齐湣王田地元年，韩襄王韩仓十一年，魏襄王魏嗣十八年，公元前301年)联合了韩、魏二国一起攻打楚国，楚军大败于垂沙。至此，楚国的北部江山丧失殆尽。周郝王十七年(楚怀王三十年，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被虏入秦，“要割巫、黔中之地”，不久，楚怀王死在秦国，楚顷襄王继位。周郝王三十五年(秦昭襄王赢稷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接着，又派蜀郡守张若夺取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
在秦国连连胜利，楚国节节败退的形势下，为了打破奏国的战略包抄和钳形夹击攻势，楚顷襄王派遣庄蹻率兵讨伐，企图通过争夺西南濮地，建立战略后方，挽救摇摇欲坠的楚政权。庄蹻不负众望，率“将兵循江上”，夺得乌江口，攻略巴、黔中以西，又溯沅江而上，先抵且兰、夜郎，继而攻至云南滇池，以兵威定属楚。然而，虽然其转战千里，夺取了西南濮地，但毕竟长途征战，兵力消耗过大，加之秦国又占领了巴、黔中之地，截断了楚军的归路，道塞不通，无法“还报命”，就只有“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长之”了。可见，庄蹻王滇与楚国先祖“入濮”、“开濮”、“启濮”的长久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同样的性质，是楚国人经略濮地的继续。
关于小卜西征：
学者宋蜀华在《百越》一书中认为：“为了顺利实现经略濮地的目的，不难设想，庄蹻军中必有不少江汉以南的濮人”。如果说，其观点是一种推测的话，那么，小卜事迹的研究，恰好能够成为这种推测最好的佐证。
小卜事迹，最早见于明朝《明一统志》中记载的“小卜墓，蒙氏(南诏)时土人立庙祀之”的记载。在历史文献《滇史》中记载：“蹻乃以兵威略定滇地，又令小卜引兵收滇西诸蛮”，“小卜，蹻之将，后战死于姚州，置灵异，蒙氏立庙祀之”。清朝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记载：“庄蹻至滇地，以兵威定其地，又使部将小卜引兵收滇西诸蛮”。在历史文献《云南通志》中记载：“楚小卜，在姚安府西北，楚庄蹻之将小卜，平定滇中，战殁于此”。在历史文献《姚州志》中记载：“小卜将军，为楚庄蹻将，战殁葬焉，距今二千余年，墓岿然独存，非夫忠义之气，有不可磨灭者在耶？”民国时期的《新纂云南通志》中记载：“滇西一带今尚有小卜庙，民间流传甚久”。在历史文献《姚安县志》中记载：“姚安有蹻所遣将小卜将军之墓，是姚安已属于蹻所略地……州城北有小卜将军墓。昆明黄琮有《吊姚安小卜将军墓诗》，是姚安实为庄蹻所略地”。黄琮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其对小卜事迹，曾写有《吊小卜将军墓诗》一首，诗序言：“姚州城西山下，有小卜墓云：楚庄蹻之将，战死葬于此。”
其诗全文说：“姚州州西西山麓，古冢荒凉鬼不哭。风磨雨蚀剩残碑，周时楚将名小卜。孟津会后有濮强，党庸党糜侵楚疆。积怨已深思一报，整兵自奋顷襄王。干戈孤矢纷纷出，偏裨小将皆纪律。将军者谁曰庄豪，庄王裔孙楚宗室。廓清巴蜀入黔中，西指滇池道路通。见说南来司马错，小住牂牁作寓公。当日分兵搜岩洞，小卜英雄能帅众。几回血泪洒蜻蛉，百战余生捐弄栋。国殇满地不生还，雄鬼遥遥望楚关。战骨不须马革裹，葬向空山镇百蛮。冢上丰碑谁所树，累黑岂是当年墓？应是后代悯孤忠，封土勒铭表思慕。周衰楚灭三千年，庄豪轶事渺如烟。惟有死绥三尺土，长留日月照穷边。”
这些记载，为今天的人们探寻小卜事迹，勾勒出了轮廓，当是真实可信的。
小卜之得名，来源于族称，“小卜”即为“濮人将领”。庄蹻受命于危难之际，派遣给他的将土中有许多楚国境内的濮人。他们跟随庄蹻征战，共同肩负开拓西南濮地，建立战略后方的使命。庄蹻率领这些将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滇池地区，完成使命而又不能报效国家时，留在当地做了滇王。
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扩大领土，庄蹻在“变服，从其俗”的同时，对所属“分侯支党”。其中有一名濮人将领，在奉命征服滇西诸蛮的战斗中，战殁于今姚安。这名濮人将领后来战死于沙场之后，他的部属在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传授给当地土著居民的同时，也把他们开疆拓土、收复滇西的事迹，灌输给了子孙后代。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当他们的子孙后代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完全融合到一起之后，其后代追溯自己的家世来历时，无疑会把率领他们的祖先开疆拓土的将领当作英雄崇拜，乃至作为神灵祭奠。这就是在南诏政权以后，当地的人们对其立庙和树碑立墓的真实原因。
遗憾的是，虽然其事迹流传了下来，但是这位濮人将领的名字却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因此，在给其立墓树碑时，就只有以族称当作人名，冠之于“小卜将军”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