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存与：(公元1719～1788年)，字方耕，著名清朝官吏、学者、经学家、教育家、常州学派的开创者。

芳汀

庄存与：(公元1719～1788年)，字方耕；江南阳湖人(今江苏武进)。著名清朝官吏、学者、经学家、教育家、常州学派的开创者。
庄存与在清乾隆乙丑中一甲二名进土(清乾隆十年榜眼)，授编修，屡迁内阁学土，擢礼部侍郎。
庄存与为讲官日，上御文华殿，同官者将事，上起，礼仪毕矣。忽奏：“讲章有舛误，臣意不谓尔也。”因进，琅琅尽其指。同官皆大惊，上竟为少留，颔之。提督直隶学政，满蒙生童素无赖，因关防严密，传递者不得逞，遂哄场，几坐免职。典试浙江，浙抚馈金，不受；遗以二品冠，受之。及途，从者以告曰：“真珊瑚也，值千金。”驰使千余里而反焉。其方正耿介如此。
庄存与学贯通六经，悉有撰述，说《易》以孟氏六日七分为经，以马、班天官地理律历各书志为纬。其为文，辨而精，醇而肆，旨远而义近，举大而不遗小，能言诸儒所不能言。计为《彖传论》一卷、《象传论》一卷、《系辞传论》一卷，附《序卦传论》、《八卦观象解》二卷，《卦气解》一卷。于《书》：不分今古文文字同异，而剖析经义，深得孔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为《尚书既见》二卷、《书说》一卷。于《诗》：详于变雅，发挥大义，凡毛、郑异说者，多是毛而非郑。为《毛诗说》二卷，补一卷，附一卷，则专释“楚茨”一章，申传笺以难集传焉。于《礼》：独重《周官》，原本经籍，博采传记诸子，为《周官记》五卷。《冢宰记》有官属表，《司徒记》有载师任地谱，《司马记》则补其缺文。无宗伯司寇记，而别采掇《尚书》《国语》等周秦古书，作《司空记》一篇。复采经中大典，如郊庙族属之类，原本郑氏，又遍览古人所论列者，件系而折衷之，为《周官说》五卷。于《春秋》：专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穀及宋、元诸家之说，而无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诸弊。本赵氏汸《春秋属辞》例，檃括其条，正列其义，以成一家之言，为《春秋正辞》十二卷。至《举例》一卷、《要旨》一卷，尤足阐明家法，示治《公羊春秋》者以途径。于四书不崇虚语，而归中于六经，盖深得汉人遗意；虽多非考亭，要可处乎诤友之列，为《四书说》一卷。厥后从子述祖、外甥刘建禄等畅发先生《春秋》遗绪，遂衍常州派今文之学焉。
久之，庄存与以年就力衰请老，于清乾隆五十三年病逝。
一般认为，清朝复兴今文经学的开创者是常州庄存与。经其侄庄述祖传衍，至外孙刘逢禄、宋翔凤而大张其帜。在《春秋》三传中，他们独崇《公羊传》，重视阐发“微言大义”，后世称之为《公羊》学派或常州学派。常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根本上在于适应了士人寻求义理的学术潮流。
作为一派宗师，庄存与研究今文经的起因无疑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魏源说：“君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近年海内外论者多以此说明庄氏今文经学与和珅事件的关联。其实，这篇写于公元1828年的序言，对半个世纪前庄存与的心理多出于揣测。魏源所说即使有据，也主要指庄氏有关《诗》《易》的古文经著作，并非流传后世的《春秋正辞》及《春秋要指》。另一方面，当时和珅的反对者也包括一些古文经学家如焦循、汪辉祖等人。这说明和珅专权似非一些学者研究今文经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两者没有必然联系。魏源的看法主要是借古抒今，感慨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和珅受宠专权是在乾隆四十以后，而庄存与早年即有今文学基础。明末天启年间，庄氏就以理学传家。常州庄氏第八世重要人物是考中进士的庄起元，其母死后得皇帝“诰勅”，称其“女师理学，门风淑顺”。从此，庄氏形成讲求义理的儒学传统。庄起元著《四书导窾》，曾有一定影响。至清朝，庄氏产生“父子卿贰，两代兄弟词林，又继之以兄弟鼎甲，而三世八进士，同榜三进士，一科四贤书”之“佳话”。据后人统计，常州庄氏一族在清朝中进士者二十九人、举人九十人，其中十一人任职翰林院。后者五人出自庄存与家。《庄氏族谱》强调“忠孝传家”，又将科举成就归功于“风水宝地”。但实际上，这与庄氏熟悉作为科考内容的义理之学有很大关系。
庄氏第十二世的庄存与自幼秉承庭训，读书注重博观约取。“其笃志深邃，穷源入微，独有会心。于汉则宗仰江都，兼取子正、平子，于宋则取裁五子……自署斋中屏联云：玩经文，存大体，理义悦心；若已问，作耳闻，圣贤在座。其居敬穷理功夫于此大概可见。”显然，庄存与早年治学与一般汉学家有所不同，不仅兼采汉宋，而且颇究心于董仲舒的今文学及理学，从而为其科举仕途作了铺垫，也为后来偏重今文学奠定了基础。乾隆十年，庄存与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十三年，朝考《汉书》，庄氏仅列二等之末。高宗谕曰：“庄存与不准授为编修，俟引见时，朕酌其人材，或以部属，或以知县，或归班选用。则此后一甲三人，皆有所警，而专心学问。”又谕令其“闭户读书，留心经学”。至乾隆十六年五月，庄存与仍授编修。至乾隆十七年，“大考翰詹，《拟董仲舒天人册第三篇》，公(庄存与)素精董氏《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上大嘉叹，即擢侍讲。”并入值南书房。乾隆二十年，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庄氏本非以考据传家，庄存与又长期在上书房、南书房任职。因此，他即使“留心经学”，也不会象一般汉学家那样专于考据，而很可能沿袭早年的学术路子。
事实上，庄存与之所以比当时其他今文学家更具意义，主要在于凸显了今文学的义理色彩，适应了反思考据之弊，兼采义理的潜流。庄存与的经学门户观念不深，不分汉、宋，兼治今、古。阮元称他“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
《易》则贯串群经，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而非如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也。《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榖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邵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尚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异同，而剖析疑义，深得夫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诗》则详于变雅，发挥大义，多可陈之讲筵。《周官》则博考载籍，有道述之文，为之补其亡阙，多可取法致用。《乐》则谱其声，论其理，可补《乐经》之阙。《四书说》敷畅本旨，可作考亭争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自辟门户，轻肆诋诘也。”
庄存与著有《八卦观象上下篇》、《尚书既见》、《毛诗说》、《周官记》等书。后人说他“博通六艺，善于别择”。其实，庄氏“别择”儒经的准绳不是今、古之分，而是有无稳定王朝秩序的微言大义。当时，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已流播于海内，江南汉学家均尊信阎说，也得到朝中一些大臣的支持。但庄存与不支持阎若璩的“辨伪”，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为了避免学术“混乱”，维护文化秩序，他作《尚书既见》，立足于为《古文尚书》辩护，认为其中包含了古圣治国之法。他的观点“颇为承学者诟病”，但由于他的维护，《古文尚书》得以在学官不废。这与后世今文家的取舍显然不同。
庄存与的经学重心在于《公羊春秋》。除了早年的学术基础之外，这也适应了乾隆皇帝统治的需要。随着江南考据学的兴起和理学停滞，乾隆帝对理学的重视程度已经不及康熙，而是试图折中经学各派，其御纂《春秋直解》序(撰于乾隆二十三年)称：“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后世“依经作传，如左氏身非私淑，号为事臣，犹或详于事而失之诬，至公羊、榖梁，去圣愈远”。但其中也提到：康熙《春秋直解》“熔范群言，去取精当，麟经之微言大义，炳若日星。朕服习有年，绍闻志切。”“命馆臣条系是经诸解以进”，以“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诸传之同异以尊经”。乾隆帝肯定经学而又重视“微言大义”，上谕也多次宣布要“乾纲独断”、“以维统一”。入值内廷达四十余年的庄存与对此当然了如指掌，较之在野汉学家更能仰承“圣旨”。《庄氏族谱》载其入值南书房、上书房事：“(康熙以来，大臣均)一人仅直一斋，偶有两斋互调者，亦不数见。惟方耕公在翰林时始以侍讲入直南书房，继又以内阁学士兼直上书房，一人兼直两斋，乾嘉朝盖鲜……公以经学名世，一代大儒……仰见纯庙崇尚经学，宏阐微言，是以授以秩宗，几经卅载，俾之典乐，厘定八音礼乐之源，实治统之要。久于其职，正与帝典命官之义千载同符，决非后世十年不迁之比也。”
庄存与“宏阐微言”适应了最高统治者的需要，久值内廷也非“不迁之比”。乾隆四十年以前，和珅尚未进入权力中枢，当然谈不上庄存与因受和珅排挤而转治今文经。即使到晚年，庄存与虽与和珅不合，但仍受皇帝礼遇。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成，六十四岁的庄存与仍为总阅官，任礼部侍郎并在上书房行走。乾隆五十年，他参加乾隆帝举行的千叟会盛典。次年“上以存与年力就衰，予原品休致”，乾隆五十三年逝世。
庄存与一生为中枢近臣，熟悉皇帝对学术的喜好和需要。乾隆十九年，庄培因中进士后参加廷试，“上阅前三卷不甚当意，至仲湻曰：此卷通晓事理，甚得政体，不宜作状头耶，乃易一甲第一”。虽不能肯定庄培因中状元是因其兄庄存与的“点拨”，但至少可以说，庄氏兄弟早年受乾隆帝荣宠有加，也不会等到即将“休致”之时因和珅专权而改变学术方向。
从庄存与经学的具体内容来看，他阐发了适应统治者需要的“微言大义”，宣扬天命，维护皇权，尤其是“大一统”思想，但没有明显讥讽朝廷、贬斥权奸的意味。他为《古文尚书》辩护就体现维护学术思想“大一统”取向。当时理学停滞不前，没有生机，汉学考据又基本上把阐述义理和经世致用摒弃一旁，故较佳途径显然是像董仲舒那样阐发“《春秋》大义”。正如后来刘逢禄所说：“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籥也。先汉师儒略皆亡阙，……而拔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向，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于是，庄存与继董、何之后著《春秋要指》，注重“义例”，总结出二十二条《春秋》“书法”，阐明“《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春秋》之义，不可书则辟之，不忍书则隐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他的《春秋正辞》则采取“属辞比事”的方法，由“辞语”阐发“义理”，分类沟勒《春秋》的“微言大义”，尤其是“三科”“九旨”等内容。
《春秋正辞》发掘的“至圣之法”包括“建五始”、“宗文王”、“大一统”、“通三统”、“备四时”、“正日月”、“审天命”、“察五行祥异”、“张三统”、“俟后圣”等内容。这些论题延续、发展了汉代公羊学，如“建五始”、“宗文王”多沿袭董仲舒、何休的解释，几无新意，即使最重要的“大一统”也相类似。何谓“大一统”？庄存与的解释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这并非庄氏的发现，而是综合前人众说：“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董生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义莫大焉。”这里除了最后一句，其它都沿袭公羊、董、何的解释。庄氏肯定“大一统”为《春秋》“大义”，包含了维护统治秩序和帝王权威的意义，与其说是针对和珅，毋宁说主要适应乾隆帝的统治需要。庄存与发掘的“微言大义”还包括“通三统”“张三世”等内容，综合孔子、董仲舒、刘向、何休的解释，己见不多。《春秋正辞》对自然灾害的附会讥刺远不如董仲舒多，而较着意阐释儒家的礼仪人伦。他释“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一条何以“不书即位”云：“《春秋》之志，天伦重矣，父命尊矣。让国诚，则循天理、承父命不诚矣。虽行即位之事，若无事焉。是以不书即位也。君位，国之本也。南面者无君国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元年有正，正隐之宜为正，而不自为正。不可一日而不正之也。”于是，庄存与从此条“不书即位”而记“元年有正”的区别中，发现了国君应遵从天理、父命而不像隐公那样仅“摄”君位的“微言大义”，从而凸显儒家的纲常伦理。这方面宋学的伦理色彩恰好适应其学术需要，故他也多采程朱的说法，如述“正日月”则引程子语：“人理灭矣，天运乖矣，阴阳失序，岁功不成矣，故不具四时。”有的解释则发挥庄氏通礼学之长，如对于“内女”一目的阐释，庄氏就《春秋》隐公二年“九月，纪履緰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指出：“何以书讥？不亲迎也。《春秋》录内女之出入，谨夫妇也，厚人伦也，睦异姓也。兹则且哀亡国也，则曷见？其以不亲迎书，书伯姬归于纪，四者见矣……《礼》曰：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逆也。九月逆焉，十月归焉，岂礼也哉！”这种阐述较之公羊、董、何的解释都丰富得多。可见，庄存与发掘《春秋》的“微言大义”着意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和人伦道德，且思想上显得保守。
庄存与仕途得意时治经就较重义理，对于“春秋大义”及经世取向不无心得。“能言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巨汇也”。当时考据家了解庄氏经学者不多，其著述也是死后多年才刊印。庄存与六十岁以后“郁郁不合”，究竟是因政治上受和珅排挤，还是因学术上不能得到一般汉学家的认可，仍是有待探讨的问题。庄存与的经学不为当时汉学家重视，但适应了嘉道以后的经学义理化潮流，为后来的今文家继承和发扬。在重视儒经“微言大义”方面，魏源和庄存与产生了共鸣，认为庄氏治经“崒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醰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古今。……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呜呼！君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在魏源等今文家看来，汉学的“真”“假”之分就在于是否阐述西汉之学的微言大义，这与乾嘉学派的取向显然不同，即使到了清末仍受个别古文家如章太炎的批评。
在考据学笼罩下的乾隆年间，庄存与的学术影响不大，甚至不及考据《公羊传》的晚辈学者孔广森。阮元说：庄氏“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学者，门人邵晋涵、孔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事实上，方耕之学主要是通过家族而光大的。枝繁叶茂的宗族文化成为今文学派生长的肥沃土壤。这是庄存与较之夭逝的孔广森更为彰显的社会因素，几乎与庄氏经学的义理色彩同样重要。
庄培因早逝，其子庄述祖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这首先是他从庄存与治学，直接传衍家学。庄述祖不仅治公羊学，且援之以治《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阐发义例，卓然成家。他还对《左传》、《古文尚书》等提出怀疑，著述丰富。李兆洛说他“渊源既邃，益研求精密，于世儒所忽不经意者蹈间覃思，独辟户牖。”就学术上看，庄述祖偏重于音韵训诂，义理阐述还比较薄弱，但庄述祖刚直不阿的秉性提升了庄氏学术声望。这方面往往被人忽略了。大体说来，庄氏与和珅的积怨主要是从庄述祖开始的。乾隆四十五年，庄述祖成进士，“相国阿桂公以先生故人之子，欲罗致之。避嫌不往谒。时和相用事，阿公之门下士稍稍去，亦以是疑先生。殿试卷已拟进呈，后卒置十卷后，引见归班铨选。先生遂归，奉母以居。”庄述祖由于“避嫌”而拒绝了阿桂的“罗致”，不仅让阿桂失望，而且招致阿桂的政敌和珅的忌恨。乾隆五十九年，书生性格的庄述祖再次得罪了和珅。是“岁大计，以卓异荐引见，奉旨交军机处记名。同时记名者，必须候和珅门，叩头桥前，独先生与云南知州屠君绅不往，屠君以知州升通判，实降一阶，先生记名签为和珅所撤。今上亲政，章京有知其事者，始补入，而先生已乞养矣……盖非淡于荣进，恐以奔竞之习丧所守也。”在和珅与阿桂的争斗中，不愿趋承迎逢的庄述祖只能终老书斋。但是，庄述祖有“所守”的气节为庄氏赢得了政治声望。嘉庆帝亲政后，庄氏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庄氏弟子洪亮吉等人上书参劾和珅更是把庄氏学者推到了士人注目的中心。
到了庄存与的孙辈，庄氏家学又有所发展，从而基本形成了常州学派。庄存与的族孙庄有可著《春秋注解》、《春秋字数义》、《春秋天道义》、《春秋人伦义》等十余种书，约三百余卷，赞叹《春秋》“义理无穷”。他也对《古文尚书》、《诗经》和《周礼》进行考据，于儒经尊今抑古，以考据学加固了今文经学的阵地。后人记曰：“(其)父自昭先生邃于学，先生恪守庭训，而所进辄过所期。迨长，益取诸经传，精研经义，参考礼制，句栉字比，求其异同损益之故，使如轨辙之合，浩然无滞于心。然后核诸儒之书，正其是非，而自为之说。”庄存与的孙子庄绶甲承父祖之学，精于文字训诂，并涉猎《尚书》，考据《公羊传》。庄绶甲博采诸家、交游广泛，对于常州学派的形成发挥了一定作用。李兆洛说：“君尤力学，得师法，好深湛之思。宗伯公经术渊茂，诸经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别汉宋，必融通圣奥，归诸至当，而君从父珍艺先生尽传其业……君既负敏达之资，思兼综素业，通汇条流。又承师论交博访孤诣，如张编修皋文、丁大令若士、刘礼部申受、宋大令于庭、董明经晋卿诸子，无不朝夕研咏，上下议论。”庄有可、庄绶甲都不失为推动常州学派兴起的主要学者，但对阐述“公羊大义”没有重要发展，学术地位不如其表兄弟刘逢禄和宋翔凤。
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属于常州另一个著名的学术家族。庄、刘二族在三个世纪的联姻中，学术上相互影响、传衍。刘逢禄幼年受学，母亲即以庄存与的“经史大义以纠俗师之谬”，受董仲舒、何休今文学的濡染。后来他从舅父庄述祖治经，并汲取今文家孔广森的学术营养。刘逢禄也研究古文经，肯定《毛诗》，又著《今古文尚书集解》。但他不像外家模糊今、古文，而较专主今文，尤重董仲舒、何休的注解，曾著《左氏春秋考证》，像阎若璩疑《古文尚书》那样否定《左传》。他中年以后撰《春秋公羊何氏释例》《春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书，自称“向治《春秋》今文之学，有志发挥成一家言”。他对《毛诗》《虞易》评价不高，说“毛公详故训而略微言，虞翻精象变而罕大义，求其知类通达、微显阐幽，则公羊氏在先汉有董仲舒氏，后汉有何邵公氏”。“余自童子癖嗜二君之书若出天性，以为一话一言非精微眇、通伦类，未易窥其蕴奥……晋唐以来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门、不升其堂者也。”因而，他像外家一样，重视“春秋大义”，“纠俗师之谬”，明确否定较为流行的古文家观点。他撰文驳钱大昕的《春秋论》，指出钱氏所谓“《春秋》之法，直书其事，使善恶无所隐而已”的看法是“以《春秋》无书法也”。钱氏“欲破纲目，季汉中唐正统之书法”，而在他看来，“史家书法正统之例，则实本《春秋》通三统之义”。刘逢禄说，钱氏认为《左传》胜《公羊》也是不知《春秋》。“《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无达例。”“故存十一于千百，所不书多于所书。”
他较之外家治学更重义理，曾说：“庄(述祖)先生曰：武王周公之事，后世多疑之。或以为百篇亡，学者不见全经，不能得其实。窃谓不然，武王之伐纣，虽颇缺有间，《雅》《颂》之文具在，而孔子、子思、孟子言之盖详。周公之书则自縢至亳姑存者十一篇。读书而不能心知其意，虽百篇如之何？”对于《春秋》，他较之庄存与更详尽地阐述《春秋》“义例”，尤其重视阐释其“张三世”“通三统”及“王鲁例”思想。在他看来，赵汸、崔子方、乃至孔广森等治《公羊》，“惟无其张三世、通三统之义以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绌”。此外，他也着意诠释今文经及史书中的“议礼”内涵，撰《议礼决狱》四卷，彰显经学的政治历史价值。后来戴望评论云：今文经学自庄存与、孔广森“起而张之，至于先生干城御侮，其道大光，使董、何之绪幽而复明，殆圣牖其衷，资瞽者以诏相哉！”
汉、宋关系是清朝学术的基本问题，它贯穿于清学始终。汉、宋之学不仅为两大学术流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嬗变的内在规定性。偏重考据的汉学和偏重义理的宋学虽为两种学术范式，却非完全对立。任何学术既需考据研究，又离不开义理，只是重心不同。故虽在汉学盛炽的乾嘉时期，学术领域也存在调融汉宋的潜流。由于学术传承不同，士人治学往往有所偏重，但许多学者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固守一隅，学术自身具有兼通汉宋的需求。
正是这种内在规定性凸显了乾嘉汉学的积弊，引发了学术反思，从而推动了兼采义理的潮流。乾嘉年间，一些学者为了弥补经学的义理空间，开始从今文经寻找儒学的“微言大义”，常州学派乃在适应经学义理化的需要中应运而兴，薪火益盛。加之，道咸时期社会变局，经世致用思潮蓬勃兴起，今文经学亦由常州而扩及湘、粤等地，清朝学术结构随之改观，思想新潮亦奔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