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殿俊：(公元1875～1934年)，字伯英，一字沚庵，又号雪园，笔名止水

重庆大学

蒲殿俊：(公元1875～1934年)，字伯英，一字沚庵，又号雪园，笔名止水；四川广安城北北沟人。著名民主革命先驱。

蒲殿俊的祖父蒲瑞溪是老贡生，父亲蒲玉林是县学生员，在当地颇有些名望。但蒲殿俊的启蒙老师，却是其母李氏。李氏能赋诗做文，算得上是位才女，她亲自监督、教授年幼的蒲殿俊读书习文，天资聪颖的蒲殿俊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很快。待他年岁稍长时，就拜县里的饱学之士周煦笙为师，同时也跟从祖父蒲瑞溪、叔父蒲慕学习诸子百家的文章。蒲殿俊十八岁时，就考中秀才，名列第一。关于蒲殿俊在尊经书院的学习经历，史料上鲜有记载，但书院里的新学风气，对他日后维新思想的形成，可以说关系密切。

蒲殿俊自幼天资聪颖过人，开始读书，即由他的母亲亲自课督，严格教育。年岁稍长，便拜县里饱学名儒周煦笙为师，同时在祖父蒲瑞溪、叔父蒲慕的循循诱导与严励督责下，学习诸子百家之学，数年孜孜不倦。熟读记诵经史子集，并能融会贯通，造诣不凡。所著文章，常常鞭辟人里，见解独到。蒲殿俊18岁开始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次年又以优异的成绩为州里的凛生。

公元1895年，二十岁的蒲殿俊参加州科考，又得了个第一，很是踌躇满志。他的姑丈胡骏在北京做官，他就随姑丈一道，赴京赶考，却意外地栽了跟斗。他写得过于投入，洋洋洒洒，时间到了还没写完，于是落第。落第后的蒲殿俊呆在北京，开始和提倡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往来，思想渐渐转变。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双重压力与日俱增，国内的维新运动高涨。在北京的蒲殿俊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戍六君子常有联系。特别是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深秀(都是四川人)极受蒲殿俊的崇敬。康有为、梁启超于公元1898年4月12日发起保国会第一次大会。蒲殿俊和姑丈胡骏也来到北京广东会馆参会。在两百多个维新人士和爱国军官参加的大会上，康有为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讲：“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一时间，京城内外群情沸腾，纷纷倡议各省、各府、各州、各县设立分会。于是，北京又出现了保滇会、保浙会和以蒲殿俊为首的保川会救亡小团体。

公元1899年，蒲殿俊与胡骏受刘光第、杨深秀之嘱，邀集四川尊经书院学生，在成都创立了“蜀学会”，办“蜀学报”，与北京康梁等遥相呼应。六君子被杀害，蒲殿俊极为愤慨，他决心继承六君子未尽之志，继续做革新救国的努力。

蒲殿俊于公元1898年与胡骏、顾鳌等人，在广安创办了“紫金精舍”。为增强力量，以推行新学，决定邀请有识之士前来共创大业，便礼聘了南充的张澜，西充有真才实学的罗纶，并有革新救国思想的人士为教员，按照学生的文化程度、志趣爱好，进行分科教学。所授课程，除经史词章之外，还设时务、舆地、博物等现代科学，力除旧书院讲学陋规及八股制艺词，因而学生日众。后来得到四川总督岑春煊的同意，将旧有培文、甘棠、渠江三书院并入紫金精舍，改为广安州高等小学堂。四川州县改书院为学堂，实始于广安。蒲殿俊为当时四川废八股，讲经世致用之学，倡导新学的先行者。

此时，蒲殿俊已是提倡新学的名士，但他对自己当年科举落第的事久久不能释怀。1903年，他参加四川乡试，中了头名解元，一年后又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二甲进士，被授刑部主事，终于当上梦寐以求的京官。1905年，清廷派蒲殿俊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为川人保路而筹款，此后他一直为此事奔走，即使身陷囹圄也未曾退缩一步。

在日本，蒲殿俊深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高谈阔论。他那雄辩的口才和犀利的文笔也是在这里练就而成。但他并没有忘记远隔重洋的家乡，他鼓励家乡的少年留学日本，甚至自己出钱资助。其中两个学生郑鸿基和何庆余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分别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所法政学堂——四川法政专门学校和四川第一所体育学堂。不久，留学日本的川籍学生发出了川人自办铁路的倡议。蒲殿俊联合川籍学生三百余人，甚至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尽力认购筑路股金，共筹得三十万元钱。

在他们的努力下，川汉铁路公司成立，遗憾的是，不懂筑路知识的官吏只知道中饱私囊，并无实质行动。1906年，蒲殿俊约集留日川籍学生三百余人，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他被公推为该会正干事(会长)。这个改进会每月出版一期《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并由蒲殿俊领衔，由邓榕、胡骏、邵从恩等四十四名留日学生联合署名，发表《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指出：“近年来兴学、练兵、办警察等赔款竭泽而渔，势已不支”。

1908年秋，蒲殿俊留学归来，在北京担任法部主事兼宪政调查馆行走。第二年，清廷令各省成立咨议局。蒲殿俊久怀盛名，也是川人所推崇的通晓新政的好官员，于是成都各界纷纷邀请他回川。不久，蒲殿俊来到成都，被选举为咨议局议长。

蒲殿俊一到来，咨议局就成了民主思想的阵地，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与四川总督赵尔巽所代表的旧官吏集团“斗法”，一些不法官吏纷纷被弹劾。但蒲殿俊最热衷的，还是办报。1909年，咨议局的机关报《蜀报》诞生，蒲殿俊任社长，他在日本练就的犀利文笔终于派上用场。他撰写了许多文章，介绍国外科学论着，评议国家大事。而那些贪官污吏的腐朽生活，也逃不脱他的笔伐。

蒲殿俊这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又办起《白话报》、《西顾》、《启智画报》等报刊，抨击守旧官吏。但此时，保路的纷争并没有解决，1911年5月，清廷忽然以上谕宣布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大家都非常明了，这只是个幌子，来自民间的资金全部被清廷没收，路权全出卖给了洋人。蒲殿俊知道后，异常愤慨，他在《蜀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以死力争之”，要“死中求生”。同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到会的两千多人推选蒲殿俊为会长带领众人抗争。蒲殿俊让众人到总督衙门请愿，同时散发各种保路传单，号召全省群众起来“破约保路”。保路的风潮很快传遍各地，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个县，参加者达数万人。

1911年，成都等地的民众决定以罢市、罢课、停纳捐税的方式来支持保路运动，清廷命总督赵尔丰把此事镇压下去。消息传出后，蒲殿俊马上组织群众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门口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这可给赵尔丰找了个好借口，他说《川人自保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逆谋日炽”，再让保路同志会和股东大会的领头人物去督署看邮传部的电报。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九人不知是计，准时赴约。不料钢刀就架在了脖子上，九个人就这样被老奸巨滑的赵尔丰诱捕了。此后，铁路公司的文件乃至蒲殿俊、罗纶的私人信件，都被搜查，铁路学堂、股东招待所、各印刷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和《西顾报》等宣传保路的报刊都被查封。

这事很快传遍成都，成都的群众纷纷涌向督署示威，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没想到赵尔丰竟然下令手下对一大群手无寸铁的请愿者开枪，数十人当场死亡。赵尔丰竟然宣布：“三日不准收尸”，群众被赵的马队践踏受伤的亦是不计其数。大屠杀的消息传出后，城外居民人人头包白布示哀，青壮年冒雨赶来城下抗议示威。赵尔丰竟然再次命令军队镇压，数十人又被残杀，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成都大血案。

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惊慌失措的清廷迫于形势，于10月下旬电令赵尔丰释放蒲殿俊等人，赵尔丰却不乐意了，他说：“只能放些情节较轻者，如鼓兰村、江三乘、王铭新等，祸首蒲殿俊、张澜等还不能放。”“这几个劣绅一旦放归，必纠合党徒与群匪联通一气作乱，那其势更不可收拾矣！”但没过多久，赵尔丰就收到了清廷对他的免职上谕。无奈的赵尔丰只好在11月14日把蒲殿俊他们全部释放。

蒲殿俊被释后，成为“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都督，但他没想到，这个官自己只做了十二天。这年年底，蒲殿俊在东校场阅兵，巡防军当场发动暴乱，会场大乱，阅兵台上的蒲殿俊慌了手脚，四处躲藏逃避。哗变的事情解决后，蒲殿俊有些沮丧，他知道自己写诗做文还可以，却没有打仗带兵的本事。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想请蒲殿俊担任众议院副议长。蒲殿俊不为所动，婉言谢绝，他说：“在共和国体立宪政体之下而言政治，舍政党则岂更有他道？”在北京，他与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织“民主党”，大力推行其立宪政治的主张。

1915年，袁世凯和蒲殿俊见面。在交谈中，袁世凯不由自主地自大了起来：“我袁世凯，恐怕就是两个曹孟德也不过如斯而已。”蒲殿俊这次却没有给袁世凯面子，他回答：“天下自认为不为人欺者终被人欺。”当天，蒲殿俊就离开了北京。

袁世凯称帝后，蒲殿俊与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主持计划促蔡锷回云南起义。而1917年张勋两次演出复辟帝制的丑剧，蒲殿俊则在天津每日与梁启超、汤化龙“密图匡复”，积极赞助段祺瑞讨伐张勋。

段祺瑞果然成功，理所当然地邀请蒲殿俊出任内务部次长兼北京市政公所督办。蒲殿俊雄心勃勃地走马上任，想大展才智，干上一番事业，但仅仅四个月之后，他便辞职了。因为他这时才猛然发现，自己大力支持，满怀希望的反复辟斗争，“结果成功的是一个假共和的民国”。此后，心灰意懒的蒲殿俊决心“脱离政治生涯”，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尽力于舆论指导和社会教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政坛几度沉浮的蒲殿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谢绝了北洋政府请他当教育部长的“美差”，而应北京《晨报》之聘，就任总编辑。后来蒲殿俊的女儿蒲耀琼回忆，《晨报》编辑部当时设在北京顺治门大街一所大屋内，蒲殿俊一家人和编辑部周建侯一家人都住在这所房里，为了节约时间，三餐都在报馆吃。

蒲殿俊担任《晨报》总编辑之后，在李大钊等人协助下改组《晨报》副刊，增设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并请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冰心、刘海粟、王统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替副刊撰稿。鲁迅脍炙人口的名篇《阿Q正传》就是以“巴人”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发表的。

面目一新的《晨报》很快得到文化界人士的交口称赞。蒲殿俊自己的笔头也闲不住，他以“止水”和“蒲伯英”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凡朝政之得失，法制之良否，学风之醇肆，人心风俗之隆污，无不削切敷陈，婉曲讽谕。”

1927年，呆在北京的蒲殿俊之母因为思念家乡，常常提出要回四川。蒲殿俊是个孝子，他毅然离开《晨报》，抛下一切事务，一大家子回到广安。

他在老家倡办丝厂、染织厂和木器厂等，甚至募修公园，什么事都做，但却多次拒绝军阀的高薪聘请，过着卖文鬻字的清贫生活。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止酒从医谏，因逃恶税征。已无民畏死，安用壮拢人。饥饱凭毫瀚，兴亡听鬼神。此身浮来了，差免附朱门。”

蒲殿俊一直蛰伏到他母亲去世的1934年，此后再次举家迁往北京，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不料刚到北京，他就染上伤寒，于1934年10月28日凌晨病逝，终年五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