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幼南：(生卒年待考)，初名炎昭，改名昌极，字幼南；江苏泰州人。著名现代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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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幼南：(生卒年待考)，初名炎昭，改名昌极，字幼南；江苏泰州人。著名现代教育家。

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著有《哲学论文集》、《哲学新论》、《道德哲学新论》、《名理新探》。译有《柏拉图对话集选篇》、《温楷斯德文学评论之原理》等。

景幼南的最大贡献，是保存了大量的明清故宫档案。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及历史博物馆以经费困难为理由，拍卖其保管的大批明清档案。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以四千元代价买去了这批原为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准备用作造纸原料，这批档案总计八千麻袋之多，这就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后来几经周折，这批无价之宝的历史文件被收了回来，总算没有被化为纸浆，现在这八千袋中的大部分及其它许多明青档案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和我国台北。除此之外，别的地方还有没有呢？明清两代的中央档案有无流散在外？这是许多明清史研究者和历史档案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总希望能有一个以外发现。可是在国内只是零星所见。现在我们所要谈的江苏省泰州是博物馆明清故宫档案，可以说是目前外界尚不知道的，比较集中保管的明清档案。

泰州市博物馆中的明清故宫档案是该馆所藏明清档案的一部分，约计有七百五十件，是景幼南捐献的。这七百余件档案原属的姻亲苏恩培。苏恩培是泰县白米镇人，民国初年在北京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员袁良家坐馆授课。1925年左右的一天，苏恩培在北京某城门楼下见一堆小车收买废纸的，发现其中竟有许多档案文书，苏恩培于是略出薄资买了一包，回去后稍加整理，知道是明清故宫档案。从现在看到的苏恩培日记、诗札(亦在泰博)，得知他是一个小有家资的失意文人，自命风雅，把这批档案作为古董收在身边玩赏，他曾写过“上谕抛残同废纸，老苏搜集重公文”的诗句。后来他带同档案回到原籍，再后又移居泰州。解放钱一两年苏病死，儿子在海外，他所遗留下来的档案和书籍就转到景幼南名下。1958年泰州市博物馆成立，景幼南将这批档案捐献给博物馆珍藏，景幼南在捐献时，曾挑选出几份作纪念，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毁掉了。

这部分明清故宫档案七百五十件，按文件性质可分为 如下几类：

明朝崇祯朝档案三十八件：多为臣工题本，但不是所上的原件，而是六科分类抄出，参署付部的抄件。题目都是“题为某某事”，正文完结后都有“咨某巡抚，合咨贵院烦照”一类的语句。内容是申报“贼情”官军进剿，议修边墙，危边虚弱之类，反映当时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和统治者焦头烂额的窘况。

清朝题本三百四十二件：是这批档案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几乎各朝都有。馆藏题本为原件，封面有批红—朱笔批写的皇帝批示。内容及广泛，包括史治、纠参、刑法、河工、盐课、军务、钱粮、工矿等，略举一二件加以说明。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云贵总督庆覆的题本专讲云南省东川府工矿钢铁生产的情况。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多次请定奏销成例的题本，讲征收田赋的问题。还有不少关于命盗大案的刑科题本。这些档案肯定对研究清朝矿业政策、土地制度、刑法审判等有参考价值。

题本残件一百二十件，内容同上。

奏折七件，录副奏本折十三件：奏折是清朝康、雍时期兴起的公文形式，是臣工直接上达皇帝的机要文件，不经过通政司或内阁中转，皇帝朱批后，军机处抄录的副本称为录副奏折，也称军机录副。馆藏二十件奏折是乾朝的，涉及内政、职官、商业等，如兵部尚书甘汝来奏请除苛税关卡，以利通商，反映当时商业贸易发达的状况。

上谕十件：大多是原件，用黄纸或白纸，书写工整，封面写“谕某部”，折内直书皇帝谕旨，无“内阁奉上谕”或“奉旨”字样，落款只有日期，无印玺。内容一般，尽是些祭祀、赈济的照例公文。另有票签若干张，票签是内阁皇帝草拟好的处理意见的字条，如“该部议奏”，“知道了”之类，用以批示题本。看到这些原件就很容易明白当时内阁的票拟制度了。

揭贴五十三件：揭贴是题本的副本，随题本进呈。馆藏揭贴为顺治三年十月山东巡抚张儒秀塘报临邑县“不知名士贼数人”潜入城内，烧毁衙署，劫去九百余两银子，官吏闻风而逃，重现出清初社会动乱状况。

移会五十八件、咨五件：移会和咨是旧时官府之间平行的公文。馆藏移会多是中央六部等衙门移会于内阁稽查房的，报告本衙门奉旨办事情的情况。按《清会典》稽查房即是核对各部院已结末事件的秘书机构。

表四件，会殿试卷九件，杂件四十五件：所谓杂件包括缴本文册、太常寺祭文、奏销册、重囚招册、官俸册等，还有雍正《朱批谕旨》刊本一册、康熙《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八。还有一本很有意思的题为《名臣传》的稿本。这册稿本，标明顺治二年三月至十一月，封面有多人签署“阅过”、“查传”，如“沈阅过”、“于阅”、“万阅”等等。书内主要记豫亲王铎多、英亲王阿济格二人战迹，是以时间为顺序逐条记载，尚未形成传记体裁，看来是清朝国史馆为编写名臣传而搜集的素材。多铎、阿济格是清初的骁将，又是摄政王多尔衮的亲兄弟，当时正值多尔衮声威赫赫之际，所以官吏们多对多铎、阿济格的功劳记述得详细已极。他们的这些事迹在《顺治朝实录》中虽有所反映，但多尔衮死后失势，在正式修订的《清史列传》中阿济格、多铎的传就简略得多了。把这本《名臣录》手稿和《清史列传》、《清实录》等官书对照起来看，就能清楚地看到清初统治者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为研究这段政治斗争史作为佐证。

按现在编目，馆藏档案为七百五十件，实际上还要多一些，因有些同类材料，如请安折、满文上谕等，保管者将多件合归为一件，总计应有八百余件。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与北京等地所藏明清档案一样，都是明清史研究的可靠资料。这批档案也为研究明清文书制度、公文运转提供了实证。这一历史档案的重要发现，终于证实了过去关于故宫档案流失在外的推测。

景幼南对保存和保护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作出了极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