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公元1911～今)，祖籍山东恩县，出生于河北枣强。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小娘子

侯仁之：(公元1911～今)，祖籍山东恩县，出生于河北枣强。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自少年时期开始，侯仁之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长跑。从德州博文中学跑到通州潞河中学，再跑进燕京大学的校园而成为全校越野长跑比赛的冠军……在被日寇判刑而流寓津门的时候，在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他都没有中断奔跑的脚步。这已经不仅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长跑是需要持久韧性的，而侯仁之一生都在不停歇地“跑”！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才一直“跑”上了科学的巅峰。

侯仁之因幼时体弱，他曾数次辍学。所幸母亲给予了他最真切的关注，为他订阅了不少画报作为特殊的启蒙教材，还经常讲述《圣经·旧约》中的小故事启发他的学习兴趣，使他的学业得以维持。

1926年，十五岁的侯仁之到德州博文中学读书。博文中学的体育活动搞得很出色，侯仁之曾想加入篮球队，可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说了几次人家就是不同意。就连班上的同学分队比赛，双方都不选他。侯仁之赌了一口气，干脆自己练跑步。他坚持跑了一冬天，转过年来，学校要举行春季运动会，班上同学对他说：“侯仁之，你参加长跑吧！我们看见你天天练来着。”侯仁之一鼓劲，真的报了个一千五百米。比赛时，他拼命往前冲。跑过一圈，转弯的时候他挺奇怪：怎么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回头一看，原来所有的人都被他远远地甩在后面了！从那时开始，他的身体就慢慢地好起来了。

除了跑步，侯仁之还积极参加各种课余活动。他曾经参加过话剧的演出，还写了一个话剧剧本《基甸救国》，那是他第一次尝试文学创作。初三时，他在全校演讲比赛中取得第一名，母亲高兴极了，对侯仁之说：如果有一天你能站在讲坛上讲课，我坐在最后一排听也心里高兴！遗憾的是，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侯仁之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不幸病逝。

1931年夏末，侯仁之被父亲送到通州潞河中学。他在这里再读一年高中，便可以报考大学了。那年秋天，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侯仁之回忆道：“……同学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宣传抗日，抵制日货，检查日货，军训……但是到了年底，政府再也不许提抗日了。我们想不通……那天，我实在闷得很，一个人去城里，从学校一直走到前门。我是想买一本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我非常喜欢这个杂志。我一个人走，心里太烦闷了。当时没希望啊，抗日也不允许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了杨梅竹斜街开明书店的分店，买了这本杂志回去了。它对我影响太大了！里面有一篇文章，不长，但写得特别好，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那作者的署名是顾颉刚。”

顾颉刚是燕京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一位爱国学者。由于他那篇文章的影响，使侯仁之改变了学医的志向，决定报考燕京大学，投至顾颉刚门下，改攻历史。

像中学时代一样，侯仁之在燕京大学里仍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并且很有些突出的表现。他始终引以为豪的是曾经两次夺得全校五千米越野长跑比赛冠军。侯仁之跑步速度快，在燕京大学是出了名的。不过，若论别的方面，还有人“跑”得并不比他慢。确切地说，应当是“跳”。这个人，就是侯仁之的夫人张玮瑛。

张玮瑛天性聪慧，上小学就比别人早，到大学后又跳级，所以虽然同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张玮瑛比侯仁之小四岁，却比他高了一级，应算是“师姐”呢！不过，尽管她“跳”得快，看来还是不如侯仁之“跑”得快，秀美聪颖的张玮瑛，最后还是被英俊倜傥的侯仁之“追”上了，成就了一段携手并肩近七十年的好姻缘。

1936年夏天，侯仁之本科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并留校攻读硕士。同时，他被担任历史系主任的顾颉刚聘为系主任助理。第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北平，积极宣传抗日的顾颉刚被迫逃亡。侯仁之的学业还要继续，便转为洪业老师的研究生。洪业字“煨莲”，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工具书编纂、索引研究等方面也造诣颇深；同时，他还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对侯仁之的命运有极大的影响。

当时，侯仁之的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了地理学，洪业老师发现了这一点，并给予积极的支持。多年以后，侯仁之满怀感激之情地回忆：“193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煨莲师忽然打电话要我到他家去……我进门后刚一落座，他就突如其来地大声对我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当时听了有些茫然，正待发问，他接着说：‘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地理学的领域里去。’这也就终于决定了我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

然而，由于欧洲战争的爆发，侯仁之未能如期成行。任教之余，他还被校长司徒雷登任命为辅导委员会的副主席；担任主席的，是美籍教授夏仁德。

那时，尽管日寇占领了北平，但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因此还能保持相对的平静。司徒雷登和夏仁德虽然是美国人，但都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侯仁之在配合夏仁德工作的同时，进行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秘密协助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解放区或大后方，这项工作得到司徒雷登的大力帮助。据侯仁之回忆，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仅经他负责联系而前往解放区的学生便有三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那是北平的12月8日凌晨。当天，燕京大学被封，学生被驱赶出校。紧接着，司徒雷登、夏仁德、洪业等二十余名教师和学生相继被捕。侯仁之本已避往天津岳父家，也被押回北平。

他们先是被关在位于沙滩的原北大红楼。与侯仁之同牢的是燕京大学学生孙以亮──即后来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一个多月后，因为日寇找不到更重的罪名，学生们获得释放，而侯仁之等十一位燕大教职员被转移到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继续关押。牢狱生活残酷而艰苦，年老体弱的邓之诚老师因冻饿致病，侯仁之偷偷调换铺位，移到邓之诚旁边，把自己的衣服给老师盖上御寒，晚上则紧紧地贴在老师身边，用自己的体温温暖老师。

直到1942年6月，由于无法查实这些人的抗日事实，日寇将他们分别判处缓刑，予以释放。侯仁之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出狱。他前往天津岳父家中与家人团聚，并见到了刚出生4个月的女儿，其时其情，永难忘记。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燕大的两名学生被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对燕大学生去解放区的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如果是由于这件事情而被捕，那侯仁之也必将再次入狱，只怕难逃一死。他觉得必须尽快逃离沦陷区。在这关键时刻，张玮瑛表现得异常镇定，说：“这样的大事，应当告诉洪业老师，听听他的意见。”于是，她独自赶早班火车前往北平，当晚返回天津，传达老师的意见。后来，侯仁之这样写道：“……她一口气传达了煨莲师的两点意见：第一，我不能走。万一事情牵连到我，却又抓不到我，必然要抓我的铺保。第二，我如果再次被捕，甚至被判处死刑，煨莲师说燕大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煨莲师这句话的分量是很重的，而玮瑛说她是完全同意的。我也就立即下定决心，不走了，准备接受更严重的考验。”

不久传来消息说，那两位学生遭受了极为严酷的刑讯，但都坚贞不屈，日寇最后不得不将他们释放。侯仁之既感动又感慨，他说：“我所经受的最严重的一次考验，也正有赖于煨莲师的教导，才得自告无憾于今生。”

侯仁之在天津三年，边在学校教书，边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相继写出了《天津史表长编草例》、《北平金水河考》等论著。但是，根据洪业老师的嘱咐，为了不被日寇利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予以发表。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三天后，刚被释放的司徒雷登便召集洪业、侯仁之等五人开会，决定马上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司徒雷登提出：原燕大的教职员工，凡是在沦陷期间丧失气节为日伪政权工作过的，一律不得参加复校工作。10月10日，燕大开学典礼在大礼堂隆重举行。未名湖畔钟亭里的大钟在沉寂了三年零十个月以后再一次敲响了。

1946年8月，侯仁之又开始他的“长跑”了———这次“跑”得远：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投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教授门下。由此，他正式迈进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领域。三年以后，侯仁之的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天，侯仁之回到北京。新的生活开始了。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初，侯仁之的学术成果是辉煌的。1950年，他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担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兼任刚刚成立的地质地理系主任。自此，“历史地理学”便正式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

侯仁之曾说：“我这么多年搞的这门学问，乃是‘又古又今’之学，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籍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实地加以考察，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

“行路”自然要“跑”，侯仁之“跑”得上瘾。比如，从1961年到1964年，他每年暑假都要到西北考察，探索沙漠地区地理环境变化的原因。1965年暑假，他仍打算要到沙漠地区去的，因为一些临时的工作而改变了计划，后来开始参加“四清运动”。不料，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切工作都戛然而止。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侯仁之经历的第二次人生大劫难。批斗、挨打、游街、劳改……历尽磨难。侯仁之是个犟脾气，自然被打得厉害。张玮瑛专门给他准备了一条老式的“缅裆裤”，裤裆深、腰身高，这样可以保护后腰，不致在挨打的时候伤了内脏。

1969年，侯仁之被从“黑帮大院”放出来，前往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他回忆道：“……最苦的活儿让我干。我记得很清楚。就穿一个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水泥一口袋很重啊！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个台阶。我那时已经快六十岁了，照常干。幸亏我的身体好啊！有一位工人师傅很好，老照顾我。冬天快到了，成立了一个野外打柴队。中午不回来，有人给送饭。晚上回来的时候，每个人还得背很重的一大捆柴。工人师傅让他们背柴，那些锅碗瓢勺和饭桶一类的东西让我挑着，都是空的，不重。我认为他是照顾我，我很感谢，可不能说出来。有一次中午休息的时候，忽然间那边着火了！隔着一条小河，旷野没人，冬天都是干草，着火了嘛。大家都去救火。我一看从小河趟水过去得了，近哪。他们都从旁边跑，我一个人一下子就从河里趟过去了。结果，把我批斗了一番！”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至此，侯仁之经受过无数次批斗，唯有这一次他是心悦诚服，充满感激。他的确该批。批他是为他好，为大家好！因为那河水是趟不得的。水里有血吸虫！

他还说：“我是有罪名的。我在那儿没有自由，他们晚上学习开会我不能参加，我得出来。我就出去跑步。遇上下雨，我就只好钻到一个草垛里头躲着。冬天也很冷啊！有时下小雪，我就躲在厨房外面靠近锅炉的一边，背倚着墙，还可以得到一点温暖。等看到灯光一变，有人走动了，知道是散会了，我才回去睡觉……”

在人生最艰难的这个阶段，侯仁之仍然坚持跑步——他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他要活下去。两年以后，林彪乘飞机仓皇出逃时摔死在温都尔汗。鲤鱼洲的“五七干校”撤销，全体人员才得以返回北京。

尽管鲤鱼洲“五七干校”仅存在了两年，但有不少“学员”不幸染上血吸虫病。因此，正在“干校”劳动的人们“斗胆”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请求把他们永久留下来，不要再轮换第二批教职员工了，以免后来的人再成为血吸虫病的受害者。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大为震惊，立即批示，将清华、北大在鄱阳湖劳动的教职员工全部撤回北京。

据说，在“干校”撤销后的第二年，由于洪水暴发，整个鲤鱼洲都被破堤而来的鄱阳湖水淹没了。侯仁之他们辛勤建设的房屋、修筑的道路、开垦的田地……都变成了一片汪洋。

1976年10月，动乱中的中国改变了命运——“四人帮”垮台，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被打碎了，侯仁之重新投入工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已经年逾八旬，仍持续不断地去沙漠地区，去各地城市，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乐趣。他不光在国内跑，还要往外面的世界跑——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他“跑”得真带劲！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侯仁之已是九旬之人了。他为自己作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总结：“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

作为一个学者，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侯仁之是不会“坐听涛声”的。近年来，由于目疾加腿疾，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但是，他说：“我虽不能‘奋蹄’，但还可以慢慢地‘走’路，庶几可多干点活……总之，我还要平淡充实地继续工作下去。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曾经评价侯仁之“是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是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

侯仁之因自己的丰硕成果而先后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美国地理学会颁发的“乔治·大卫森勋章”以及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所颁发的“研究与探索委员会主席奖”等诸多荣誉。这些光荣不仅属于侯仁之自己，也属于我们全体中国人。侯仁之先生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基础理论的建立及相关的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都倾注了极多心血，并取得卓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