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淳：(公元1856～1874年)，满族，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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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载淳：(公元1856～1874年)，满族，北京人。著名清朝第十位皇帝，清穆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861～1874为期十三年，终年十九岁。
公元1861年农历8月咸丰皇帝病死，由顾命八大臣辅佐继位，年号祺祥。同年农历11月慈裕太后、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发动政变，改年号“同治”。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六岁即位，由两宫听政。他是咸丰皇帝与叶赫那拉氏(慈禧)的独生子，生于清咸丰六年。爱新觉罗·载淳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4年)亲政，次年病逝于天花，庙号“穆宗”。
同治皇帝在位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小刀会起义、捻军起义、义和团起义等一系列农民起义，也办了一些所谓的“洋务新政”，但这些与同治皇帝都没多大关系。当时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太后。
爱新觉罗·载淳的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爱新觉罗·载淳在六岁登极，年号初定为“祺祥”，“辛酉政变”后改年号为“同治”，当时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意为共同治国，是为同治皇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同治皇帝开始亲政，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逝世，实际亲政只有一年多。
同治皇帝六岁继承皇位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生母慈禧皇太后，另一个是他的皇叔父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这种关系很像顺治皇帝同孝庄太后、皇叔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关系，但有两点不同：一是，当年孝庄太后是在后台懿训辅政，而慈禧太后是在前台垂帘听政；二是，当年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七年就病逝，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做议政王直到同治皇帝逝世。
㈠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的地位很特殊，辛酉政变后开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河。慈禧皇太后是同治皇帝的第一位老师，又一直掌握着朝政大权。慈禧掌控了同治皇帝、光绪皇帝两朝皇帝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朝廷权力的中心，长达四十三年之久。
同治皇帝的母亲慈禧太后，由于她的特殊地位、身份、影响与作用，对其身世，有多种异说。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谓众说纷纭，除了出生于北京一说之外，还有出生于甘肃兰州、浙江乍浦、内蒙古呼和浩特、安徽芜湖、山西长治等五种说法
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的一个官宦世家。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曾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在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朗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曾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八品文官，后来屡有升迁。根据清宫档案《内阁京察册》记载：慈禧的父亲惠征，在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时是笔帖式，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经考察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时是八品笔帖式。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再次考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因为考察成绩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见，被外放道府一级的官职。同年农历4月出任山西归绥道。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调任安徽徽(徽州府)宁(宁国府)池(池州府)太(太平府)广(广德州)道的道员。从慈禧之父惠征的履历看，他曾先后在北京、山西、安徽等地任职。那么，慈禧出生在何处？
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因为谁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这个普通官宦之家的女子，会成为执掌大清国朝政近半个世纪的圣母皇太后。近年有学者从清宫档案中找到了新的史料，就是清朝皇帝选秀女的名单，这在档案中叫做“排单”。其中有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慈禧的亲妹妹被选为秀女的记录。慈禧的这位妹妹后来成了醇郡王奕缮的侧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排单”上明确记载：此女属满洲镶蓝旗，姓叶赫那拉氏，父亲名叫惠征，最高官职做到五品的道员。一些学者主要根据这份“排单”认定，清咸丰五年之前，慈禧的娘家住在北京西单牌楼北劈柴胡同。所以，这里应该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按照京师八旗分城居住的规定，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在阜成门内华嘉寺胡同；到民国初年，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旧地在阜成门内华嘉寺14号。劈柴胡同距华嘉胡同很近。慈禧的父亲属于满洲镶蓝旗，应当住在劈柴胡同一带。此外，还有人认为慈禧出生在北京东城方家园。《清朝的皇帝》记述：“慈禧母家在东城方家园，父官至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时当清道光末年，洪杨起事，惠征守土无方，革职留任，旋即病殁，遗妻一、子女各二，慈禧居长。”有书说：“恭亲王曾慷慨言之：‘大清天下亡于方家园’！”注云：“方家园在京师东北角，为慈禧母家所在地。”慈禧之弟照祥，袭承恩公。《翁同龢日记》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农历8月17日记载了慈禧母亲发丧一事：“昨日照公(照祥)母夫人出殡，涂车刍灵之盛，盖自来所未有，倾城出观，几若狂矣！沿途祭棚络绎，每座千金，廷臣往吊者皆有籍，李侍郎(军机大臣、户部侍郎李鸿藻)未往，颇忤意旨。”
慈禧家的具体地点至今没有解决，慈禧入宫时选秀女的“排单”至今也没有发现，所以慈禧的出生地点以及身世仍存在着如下五种异说：
第一，慈禧出生在甘肃兰州之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传说慈禧出生在当年他父亲住过的兰州八旗马坊门(今甘肃省兰州市永昌路179号院)。但是，经过专家查阅文献、档案，发现惠征虽然做过笔帖式，但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门，而不是在兰州的布政使衙门。
第二，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之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在清清道光十五～十八年间(公元1835～1838年)，在浙江乍浦做过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在现今乍浦的老人当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当时的规定，京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但学者查阅清朝考核官员的档案记载：这时的惠征被考核为吏部二等笔帖式，三年后又被“懿妃(慈禧)遇喜大阿哥”档案作为吏部笔帖式进行考试，可见这时惠征在北京做吏部笔帖式，为八品文官。所以，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其一，惠征不能同时既在北京做官又在浙江做官；其二，不能在京师是文官，而在浙江是武官；其三，官职品级也不合。
第三，慈禧出生在安徽芜湖之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做过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衙署在芜湖，因此说她出生在芜湖。慈禧既然生长在南方，便善于演唱江南小曲，由此得到咸丰皇帝的宠幸。传说兰贵人在圆明园“桐荫深处”唱一曲缠绵江南小曲，咸丰皇帝听得如醉如痴，从此博得宠爱。但很显然，不能以慈禧擅唱南方小曲，就作为她出生在南方的证据。就像北方人会唱黄梅戏，不能以此证明出生在安徽一样。根据历史记载：惠征当徽宁池太广道员是在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农历2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农历7月。而那时慈禧已经在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入宫，被封为兰贵人；档案中还保存有兰贵人受到赏赐的赏单。可见慈禧不大会是生于安徽芜湖。
第四，慈禧出生在今呼和浩特之说。是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山西归化、绥远道的道员。清朝的绥远城，今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这种说法又称为内蒙古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署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据说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于落凤街的道员住宅里，甚至传说慈禧小时候常到归化城河边玩耍。但有文献记载，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惠征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时，慈禧已经十五岁，所以说慈禧不可能出生于归化城。不过，慈禧可能随父惠征在归化城住过。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清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公元1831～1837年)年，在归化城做官，当过副都统。慈禧可能在外祖父家住过。以上就成为慈禧出生归化(今呼和浩特)说的一个历史的影子。慈禧的母亲不可能从北京回娘家生孩子，因为这在当时既路途遥远，也不合礼法。所以，慈禧不大可能出生在今呼和浩特市。
第五，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长治之说。这是近年来的一种新说法。此说认为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征。今山西长治当地传说：慈禧原是潞安府长治县(今山西长治)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名叫王小慊，四岁时因家道贫寒，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龄娥。到了十一岁，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转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征做丫头。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各长一个瘊子，认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氏，取名玉兰。后来玉兰被选入宫，成了兰贵妃。说慈禧是王家的女儿，当地提出的根据是：第一，王姓家谱从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一直续谱到现代。王氏家谱上更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但是，这份家谱不是原家谱，而是后来重抄的。第二，当地还传说：在西坡村外边的山脚下，还有据说是慈禧生母的坟。坟前有碑，原来是木牌，后来竖立石碑。说慈禧是宋家的女儿，当地提出的根据是：⑴在上秦村里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⑵在宋家的炕上曾刨出了当年慈禧给宋家写的家信等，据说她娘家六代侄孙还保存着这封信。⑶在上秦村居住的宋家老人说：“慈禧太后是咱家的。”为此，宋家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这件事。上面的传说，有文有物，具体生动。长治地方众口一词，画押证明，说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还为此专门成立“慈禧童年研究会”。经专家考证，在这段时间，历任潞安府的知府共有七个人，但是其中并没有惠征。既然惠征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征家呢？
总之，不管慈禧生长在哪里，她都是出身于官宦家庭。再加上慈禧在清咸丰身边的政治阅历，使她具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慈禧在咸丰皇帝逝世后，帝后集团与帝胤集团结合，发动宫廷政变，摧毁“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这场政变发生在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即农历辛酉年，所以史称“辛酉政变”。
㈡辛酉政变：
同治皇帝继承皇位后，在位的十三年间，主要发生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即位当年发生的辛酉政变；第二件是摧毁太平天国失败；第三件是清同治新政；第四件是重修圆明园。
咸丰皇帝的第三错，是临终前错定了顾命大臣，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当时大清朝廷重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炘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有赞襄政务八大臣：爱新觉罗·载垣、爱新觉罗·瑞华、富察·景寿、爱新觉罗·肃顺和军机大臣托和絡·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北京集团”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惇亲王、七弟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八弟钟郡王、九弟孚郡王，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
瓜尔佳·文祥，满洲正红旗人，清朝道光年间进士，军机大臣。英法联军逼京师，咸丰皇帝决定巡幸热河。文祥“以动摇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力持不可”，而被留守京师。军机大臣中独其一人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
瓜尔佳·桂良，满洲正红旗人，为奕炘岳父，官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清朝咸丰时期赴热河，同奕炘留守。
索绰络·宝鋆，满洲镶白旗人，清朝道光年间进士，署理户部三库事务。清朝咸丰时期至热河，调帑银二十万两修葺行宫，宝鋆“以国用方亟，持不可”，而受责降级。
翁心存，清朝道光年间进士，入直上书房，授惠郡王读书，又授六阿哥、八阿哥读书。清朝咸丰时期任上书房总师傅，拜体仁阁大学士。对肃顺兴大狱心存不满，载垣等请褫其顶带，归案讯质，被降五级，革职留任。翁心存、祁寯藻、彭蕴章，他们都是上书房的师傅，翁、祁、彭“三人者，并与肃顺不协，先后去位”。
贾桢，山东黄县人，清朝道光年间一甲二名进士，后擢侍讲，入直上书房，授六皇子爱新觉罗·奕炘读书，后任武英殿大学士。清朝咸丰时期赴热河，命贾桢留守，贾桢“日危坐天安门，阻外军不令入”。
所以，爱新觉罗·奕炘周围这些人的特点：一是汉儒老臣多，二是正直不阿之臣多，三是对西方了解之臣多，四是力议咸丰皇帝在京主政者多，五是议和后请皇帝回銮者多，六是年富力强者多。以爱新觉罗·奕奕为首的“北京集团”，最后得到两宫皇太后与同治皇帝的支持。
以上两个朝廷集团，在咸丰皇帝承德断气之日，便开始与八大顾命大臣进行激烈残酷的较量。整个辛酉政变的过程按时间顺序演变记录：
公元1861年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瑞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7月18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公元1861年农历8月1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皇帝的梓宫。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相传爱新觉罗·奕炘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爱新觉罗·奕炘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爱新觉罗·奕炘在热河滞留六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8月2日，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了实际的军事权力。8月6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8月7日，准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8月11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爱新觉罗·肃顺等以咸丰皇帝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据史籍《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爱新觉罗·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两宫太后不让，爱新觉罗·载垣、爱新觉罗·瑞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8月18日，宣布咸丰皇帝灵柩于农历9月23起灵驾，29日到京。
公元1861年农历9月1日，同治皇帝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9月4日，郑亲王爱新觉罗·瑞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爱新觉罗·瑞华兼职太多，爱新觉罗·瑞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爱新觉罗·奕缮做步军统领。爱新觉罗·奕缮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爱新觉罗·奕缮又兼管善捕营事。9月23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9月29日，同治皇帝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皇帝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两宫皇太后抵京后，立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等。9月30日，发动政变。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爱新觉罗·奕缮就之谕旨，宣布爱新觉罗·载垣等罪状：
⑴“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爱新觉罗·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爱新觉罗·载垣等八大臣头上。
⑵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瑞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缮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瑞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奕缮管善捕营事。”这可能同奕缮逮捕肃顺事有关。
公元1861年农历10月1日，命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为军机大臣。10月3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10月5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祺祥”为“同治”。“同治”含义可做四种诠释：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10月6日，诏赐载垣、瑞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据记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10月9日，爱新觉罗·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10月26日，礼亲王爱新觉罗·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于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举，舆论已经造势，章程亦已制定。
公元1861年农历11月1日，同治皇帝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皇帝御座后设一黄幔(初为黄屏，后慈禧嫌其碍眼而改为黄幔)，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立于左，惇亲王奕缮立于右。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接后，呈放在御案上。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这里附带说一点。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进讲。后来慈禧也能批阅奏章，但常有语句不通和错别字之处。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三十岁。
“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爱新觉罗·奕炘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爱新觉罗·奕炘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9月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10月3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9月29日到京，9月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爱新觉罗·奕炘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奕炘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爱新觉罗·奕炘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㈢同治新政：
清同治一朝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皇帝之前的道光皇帝、咸丰皇帝，之后的光绪皇帝、宣统皇帝，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这就给清同治一朝实行新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日本明治维新也正在此时。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爱新觉罗·奕炘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在奕炘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
⑴设立总理衙门：
全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般称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清咸丰十年(公元1861年)农历12月10日正式批准成立。它的实际职能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是面对世界局势、完全创新的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间的外交事务，而且包括对外贸易、海关税务、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矿务等，实际上它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这是二千年来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总理衙门由亲王一人总领，实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中指派充任。下设独立公所，计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机构。其中，俄国股，兼理俄、日两国外交事务；英国股，兼理奥地利交涉事务；美国股，掌办对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各国交涉事务；法国股，兼理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各国交涉事务；后设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旨是办理同西方关系事务，创办近代化事业，它的出现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随之，设立驻外使领馆。
⑵出洋考察：
西方国家两次破门而入，清朝才被迫开门而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汉、唐盛世时，中国没有人走出过亚洲，法显和玄奘“取经”的“西天”是印度而不是欧洲。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也没有到欧洲。清朝向西洋考察，开始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这年的春天，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向奕炘请六个月假，顺便建议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这正合奕炘的心意，于是上奏请派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清史稿》无传，旗人。当时官员们对出国考察都不愿去，也不敢去，而总理衙门税务司署的文案、六十三岁的斌椿报名应征。亲朋故旧以“云风险涛”相劝止，甚至有人以苏武被扣匈奴相告诫，但他决心亲自一试。斌椿是既受政府派遣、又为政府官员中赴西欧考察的“东土西来第一人”。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历1月21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馆的学生及自己的儿子广英(为照顾其父同行)，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一百十多天，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国，于农历9月18日回到北京。斌椿写出《乘槎笔记》，第一次记录下亲眼所见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等。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与文明。
⑶培养洋务人才：
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等。清同治朝新式学校最早者是京师同文馆。从京师八旗子弟中选出十名学生，教员则由英国教士包尔腾担任。同文馆除了聘请洋人教授外语，还请徐树琳教授儒家经典。当时的工薪，汉文教员年薪一百两，外国教师年薪一千两。同文馆学生膳食、文具全由政府承担，每月另发十两津贴。月课合格者奖银三十二两，季考合格者奖银四十八两，岁试及格者奖励七十二两。若三次考试都及格，共得奖银一百五十二两，加上每月津贴，每年得银二百七十二两。后奕炘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采西学”、“制洋器”，引起了京师内外的轩然大波。有人说：学“西技”是“舍本求末”，讲“气节”才是“强根固本”。
也有人认为：设立同文馆将使中国传统丧失，令中国官员士子向外人学习技艺，不仅是一大耻辱，而且将使中国“变而从夷”。京师流传出一副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师”。于是传称奕炘为“鬼子六”。前门外墙壁上出现“揭帖”，上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此帖里嵌着“同文”二字，讽刺设立同文馆，中国将丧失传统文明。候补直隶知州杨廷熙呈递条陈道：“西学”乃“西洋数千年魑魅魍魉横恣中原”之学，请洋人为教员将使“忠义之气自此消”，“廉耻之道自此丧”。
有人将当年春旱，渲染为“天道示警”，攻击是奕炘等人倡行“西学”而致，乃纷纷上折，要求同文馆停止招考。更严重的是，大学士、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也上书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认为不必向外国学，以中国之大，“必有精其术者”。奕炘等递上驳斥倭仁的奏折：仅尚空谈，不切时务，中国将愈益落后。英、法皆小国，却几次打败中国，所恃者正是科学技术。朝廷一味因循敷衍，才一败再败。并请倭仁保举“精其术者”。倭仁保举不出人才，只好退让。
由于两宫皇太后态度明朗，使攻击同文馆招生之风被压下去。然而同文馆的招生受到很大影响，原报名者九十八人，但参加考试者仅有七十二名，其中三十人是为了有优厚奖学金而报考。半年后只余下十名学员尚能跟上学业，遂与原来在馆的八旗子弟合为一班。后在上海、广州也开设了类似的学校，招收满、汉子弟入学，只开设外语课，请美国人做教师。同文馆后来聘请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开设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毕业年限改为八年，至此同文馆初具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之规模。作为第一所近代学堂开办起来后，它带动了其他近代学校的出现。该校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即著名的北京大学前身，培养了一大批通“西学”的人才，其中仅驻外公使就培养出二十八人。
清同治朝开设的新式学校，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时附设。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之一。
⑷派留学生出国：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首批三十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史称“幼童出洋”。清朝同治年间留学之风兴起，与容闳分不开。容闳(公元1828～1912年)，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教会学堂读书，家长想让他学成后做买办。后该校教员、美国人布朗回美国时，容闳随他去了美国，成为近代早期留学生之一。他在美国先读中学，后入耶鲁大学，攻读四年，于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获该校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容闳为其幕僚和译员。他多次向曾国藩建议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同年，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等上奏派留学生的章程，决定派遣一百二十名十二、三岁幼童去美国留学，学习期限为十五年，在上海成立留学出洋局管理此事。后以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管留学生事务。幼童留学生年龄一般在十二～十六岁，出国前在上海培训。因为当时风气未开，招生工作极难进行，幼童父母都不愿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去。如詹天佑，他的邻居在香港做事，向其父介绍留学招生一事，并劝他送詹天佑报名。但其父要儿子走科举正途，而不愿意出去留学。这位邻居再三说明去美国留学比科举进士有出息，并提出如果詹天佑去美国留学，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他父亲才愿送子出国，当时詹天佑才十二岁。后来詹天佑学成回国，修筑京张铁路，建滦河大桥，称著于世。幼童先受预备班半年教育，学习简单的英语，了解美国情况。学校要求极严格，学习差的经常受体罚，幼童们都很努力，完成了预期学业。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夏，经过考试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从清同治十一年到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每年出国一批，每批三十人，共有四批一百二十人赴美国留学。幼童们到了美国，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容闳提出并把他们分别安排在美国平民家庭中生活。美国的教师、医生、绅士们纷纷把中国幼童领到自己家中，每个家庭对幼童都关怀备至，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吃住条件，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但是，清政府派往美国监督留学的官员陈兰彬等，以留学生学运动、学跳舞，不穿长袍马褂而穿西服，不行跪拜礼而行握手礼，甚至于有的学生剪了辫子等，认为“他们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向清廷建议将留美学生撤回。总理衙门大臣奕炘虽是要求实行新政的人，他对留学生违背“祖训”却接受不了，便奏请于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农历5月“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留美学生自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首批出洋，至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撤回，最长者达九年。出国时的少年，归来时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在美国虽未完成计划的学业，但都受到了西方的教育。这些留学归国的青年，后来逐步成为中国政界、军界、学界、工商界等方面的知名人物和科技骨干，为中国近代建设做出了贡献。据统计：从事行政和外交者二十四人，其中成为领事、代办者十二人，外交次长、公使两人，成为总长者一人，内阁总理一人；加入海军者二十人，其中成为海军将领者十四人；从事教育者五人，其中成为大学校长者两人；从事实业者三十人，其中成为工矿负责人者九人、工程师六人、铁路局长三人等。

追梦人

⑸洋务求强：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上海、南京、福州相继办起了近代军工厂，多聘请洋员充当技术指导。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它包括举办新式军用工业，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等，其宗旨是“求强”与“求富”。奕强调学习“西学”，制造“西器”。他认为，“采西学”、“制洋器”早在清初康熙大帝时就进行过了，如今再搞是发扬光大祖制和传统。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农历11月，安庆军械所办成，并很快仿制出一批洋枪洋炮。曾国藩集合起湘军军官、幕僚试看演射。后膛枪、开花炮的威力、射程、射速、准确度、杀伤力比起鸟枪、抬枪和土炮的确强多了。湘军和幕僚拍手称赞，曾国藩兴奋不已。
海军建设，主要还是向外国购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转向德国订购战舰。
清同治三年，清政府才开办大型兵工厂，计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局等二十余个。而规模大、有典型性的为江南、金陵、福州、天津、汉阳等几个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的一个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委托海关道员丁日昌买下设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工厂，把上海、苏州两个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军事工业制造局。清同治六年，曾国藩主张在该厂制造轮船，又在上海海关拨出两成关税，为造船经费之用。此后，工厂逐年扩充，计有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并设有学校和翻译馆，其规模较为宏大。清同治七年，造船厂造出了第一艘轮船，取名“惠吉”，至中法战争前共制出十五艘军舰，最大者为两千八百吨，小者只有数百吨。
金陵制造局。是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并加以扩充，更名为金陵制造局，主要制造大炮和弹药。到光绪初年，该厂计有三个机器厂，还有火药、火箭、水雷等工厂，规模也很大。
福州船政局。设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创设的造船厂。该厂所聘洋员分别任监督和副监督。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回民起义，该局由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该局造出第一艘轮船，取名“万年青”，到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共造出轮船十五艘。此后外籍工匠全部撤走，由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接管技术工作。到甲午战前，又造轮船二十艘。中法战争前制造的轮船质量较差，全为木壳船，直到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才能制造铁甲舰，其造船技术一直未见提高，同英、德等国所制的铁甲舰和巡洋舰皆无法相比，中法战争之前所造的军舰多数毁于中法马尾之战中。
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皆为李鸿章直接控制，这三个军事工业统称为“北洋三局”。
这些军事工业的出现，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机器生产，对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㈣重修圆明园：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农历1月，同治皇帝十八岁，开始亲政。他亲政时，诏“恪遵慈训”，就是要遵守圣母的懿旨。他亲政后也办了些事，如在西苑紫光阁会见日本国大使副岛种臣、俄国大使倭良嘎里、美国大使镂斐迪、英国大使威妥玛、法国大使热福理、荷兰国大使费果荪，并接受他们呈递国书。清同治亲政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亲自主持经办的一件大事就是重修圆明园。
慈禧退帘后，想到宫外游冶愉悦，回忆起当年的圆明园生活，她懿旨重修圆明园。这是重大的工程，至少要花几千万两白银。农历9月，同治皇帝发布上谕：兴修圆明园以为两宫太后居住和皇帝听政之所，让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修。恭亲王不好完全拒绝，报效银两万两，指令户部先拨银两万两。拨款之后，朝廷震动。接着百官疏奏，反对重修圆明园。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工程。同治皇帝览奏大怒，立即召见沈淮，严词申责。接着御史游百川再上疏谏阻，清同治又下谕将游百川革职。经过一段准备，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农历1月，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大光明殿、天地一家春(原慈禧住处)等处先后开工。农历4月，同治皇帝视察圆明园，慈禧亲自看取图样，应修殿宇不下三千余间。农历7月6日，发生广东商人李光昭自称“圆明园李监督”，借购修园木料诈骗白银三十万两的事件，引起朝臣反对。同治皇帝仍不理睬，继续其工程。农历7月18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大学士文祥等十人(三位亲王郡王、三位御前大臣、三位军机大臣、一位师傅)联衔疏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同治皇帝与十重臣几番面对面地辩论，他明知错误，仍不悔改。当大家一再反对时，同治皇帝准备发上谕，以十大臣“朋比为奸，谋为不轨”的罪名，宣布将十大臣革职。两宫太后见事情闹大，只好出面调解。据吴汝纶日记载：召见时“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云云”。其结果是：革十大臣职的上谕没有发布，重修圆明园改为修葺三海。在爱新觉罗·奕炘等谏阻下，同治皇帝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何哓舌！”7月29日，停止圆明园工程。
重修圆明园工程是慈禧的懿旨，爱新觉罗·奕炘等的谏阻，触怒了慈禧。农历7月30日同治皇帝上谕：“著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此次补盖、添建、粘修、揭瓦后基本成型的殿阁亭榭等一百座五百间。农历8月1日，同治皇帝发出上谕：“朕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爵罔替，降为郡王，……著加恩赏还亲王世爵罔替”云云。谕修葺西苑三海工程。
㈤死因疑案：
公元1875年农历12月(公元1975年)，同治皇帝逝世于养心殿。他的死因，是个疑案。
同治皇帝在六岁到十四岁期间，每天应景做皇帝，到养心殿摆样子，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他还要抽出半天时间，到弘德殿读书。同治皇帝从小没有得到严父的教育，母后皇太后与圣母皇太后都没有文化，不得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们常在重华宫潄芳斋办事、传膳、听戏，没有给同治皇帝以文化的熏陶。而同治皇帝贪玩，不爱读书，“见书即怕”，不好学习，没有长进。他的师傅教他学习看奏折，但他“精神极散”；听讲奏折，也极不用心。他的伴读爱新觉罗·奕详、爱新觉罗·奕询，本意在陪同读书、互相激励、彼此切磋，实际上往往代其受过，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在课堂上，“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实在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同治皇帝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折奏未能读”，连“在内背《大学》皆不能熟”。
同治皇帝就其个人来说，出生在帝王之家，享受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独尊荣光，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没有兄弟竞争便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这是他人生的喜剧。但是，清同治也有人生的悲剧，他短暂的十九年就有六大不幸：幼年丧父是为第一不幸！童年担当社稷重任而不能享受正常童真快乐是为第二不幸！同圣母皇太后关系不好是为第三不幸！婚姻不如意是为第四不幸！无子无女是为第五不幸！十九岁便早亡是为第六最不幸！
同治皇帝有一后三妃，其中皇后的人选：慈安皇太后喜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慈禧皇太后则喜欢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两宫太后意见不一，要同治皇帝自选。同治皇帝选定蒙古正蓝旗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于是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农历9月，册立阿鲁特氏为皇后，清同治十七岁，皇后十九岁。后又册封富察氏为慧妃。
皇后的祖父为大学士、军机大臣阿魯特·赛尚阿，外祖父是郑亲王爱新觉罗·瑞华。皇后的父亲阿魯特·崇绮，是整个清朝时期唯一的“蒙古状元”，是有清朝满洲、蒙古以汉文获翰林院编修的第一人，满蒙士林，以其为荣。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被选侍讲，后充日讲起居注官，再调盛京将军。义和团事起，阿魯特·崇绮同朝廷勋贵多人信仰，事败之后，随瓜尔佳·荣禄走保定，住居莲池书院，自缢而死。阿魯特·崇绮之妻为瓜尔佳氏，在京师陷落时，阖门死难。史籍《清史稿·崇绮传附崇绮妻传》中记载：“崇绮妻，瓜尔佳氏，先于京师陷时，预掘深坑，率子、散秩大臣葆初及孙员外郎廉定，笔帖式廉容、廉密，监生廉宏，分别男女，入坑坐瘗，阖门死难。”
皇后出身于官宦名门、诗书大家，自幼习书达礼，性格耿爽，不善阿谀。据记载，皇后阿鲁特氏“雍容端雅”，“美而有德”，且文才好。皇后幼年在家，崇绮亲自授课，读书聪颖，十行俱下，“后幼读书，知大义，端静婉肃，内外称贤。及正位六宫，每闻谏阻，自奉俭约，时手一编”。她被册为皇后，同治皇帝很喜爱她，也很敬重她，据说不久怀有身孕。慈禧皇太后不喜欢这个皇后儿媳妇，常找碴儿难为这位小皇后。慈禧不许她与同治皇帝同房，而要清同治对慧妃好。同治皇帝不敢违抗，但他不喜欢慧妃，只好赌气独宿养心殿，生活寂寞寡欢。因为慈禧处处刁难，皇后日子过得很不舒心。同治皇帝病重后，皇后护侍，也遭到慈禧的诃责。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述：同治皇帝病重，皇后前去养心殿探视，二人说了些私房话，被慈禧皇太后知道。慈禧怒不可遏，闯入暖阁，“牵后发以出，且痛抶之”，并叫来太监备大杖伺候。据说皇后情急之下说了句：“媳妇是从大清正门抬进来的，请太后留媳妇的体面！”慈禧一直以侧居西宫为遗憾，也为咸丰皇帝临终前没有册封自己为皇后而不满。慈禧动怒，同治皇帝被吓晕，病情加重。慈禧见状，才未对皇后动刑。
同治皇帝之死，慈禧将责任栽到皇后头上。皇后阿鲁特氏见同治皇帝死，大恸大悲，不思饮食，吞金自杀，获救得生。皇后之父崇绮，奏告慈禧皇太后。皇太后回答：“可随大行皇帝去罢！”皇帝死了，尚未入葬，称大行皇帝，就是说可以随夫殉死。阿魯特·崇绮将此话告诉女儿。而且慈禧不为同治皇帝立嗣，却让同治皇帝的堂弟兼姨表弟爱新觉罗·载湉继承皇位，实际上是不为皇后留余地。皇后只有自尽一条路可走。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农历2月，同治皇帝逝世后七十五天，皇后阿鲁特氏“遽尔崩逝”，终年二十二岁。野史或谓：皇后阿鲁特氏怀孕，慈禧恐其生男孩，将来缵承大统，自己不能垂帘听政，故逼其死。
同治皇帝生活放纵，同家庭关系不和谐有关。据说：同治皇帝既近女色，或著微服冶游。有人给他进“小说淫词，秘戏图册，帝益沉迷”。他常到北京崇文门外的酒肆、戏馆、花巷。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又记载同治皇帝宠幸太监杜之锡及其姐：“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据记载：惇亲王爱新觉罗·奕缮曾经泣谏其微服出行，同治皇帝反而质问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惇亲王怫然语塞。又召恭亲王爱新觉罗·奕炘，问微行一事是听何人所言？答：“臣子载澂。”同治皇帝微行，沸沸扬扬，既不能轻信说其有，也不能断然说其无！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农历12月5日，同治皇帝崩于皇宫养心殿。清同治之死，传说颇多，主要有逝世于天花、逝世于梅毒、逝世于天花和梅毒三种说法：
⑴逝世于天花：
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和翁同龢日记。翁同龢的日记中记载：同治皇帝于10月“21日，西苑着凉，今日(30日)发疹”。11月2日，“闻传蟒袍补褂，圣躬有天花之喜”。又记载：“昨日治疹，申刻，始定天花也。”11月9日，召见御前大臣时，“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泡饱满”。上谕云：“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惇亲王等合词吁请静心调摄”云云。经学者研究清宫历史医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后认为：同治皇帝系患天花而死。在同治皇帝得了天花以后，太医公布病情与药方，宣布同治皇帝之病为“天花之喜”。慈禧太后暨文武大臣对清同治之病，不是积极地寻求新医药和新疗法，而是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在宫内外进行“供送痘神”的活动，敬请“痘神娘娘”入皇宫养心殿供奉。宫内张挂驱邪红联，王公大臣们身穿花衣，按照“前三后四”的说法，要穿七天花衣。清同治的“花衣期”延长为“前五后七”，就是可望十二天度过危险期。慈禧、慈安两宫太后，还亲自到景山寿皇殿行礼，祈求祖先神灵赐福。内务府行文礼部，诸天众圣，皆加封赏。一身疮痍的清同治，在皇宫求神祭祖的喧嚣中离开了人世。他死在养心殿，这里恰是他的祖先清顺治被天花夺去性命的寝殿。《崇陵传信录》记载：“惠陵上仙，实系患痘，外传花柳毒者非也！”近年专家们发现了御医给清同治看病的《脉案》。医学史专家对相关档案进行了认真分析，结论是：同治皇帝逝世于天花。
⑵逝世于梅毒：
也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和翁同龢日记。野史中也有载述，《清宫遗闻》记载，清同治到私娼处，致染梅毒。翁同龢日记云：11月23日，“晤太医李竹轩、庄某于内务府坐处，据云：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背，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28日又记：太医云：“腰间溃如椀，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复揭，又流半盅。”29日再记：见“御医为他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盅，色白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已深。”李慈铭日记也记载：“上旋患痈，颈腹皆一，皆脓溃。”但他又说：“宫廷隔绝，其事莫能详也。”但清宫史专家指出，清朝的典章制度是非常严格的，皇帝私自从紫禁城里出去寻花问柳，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同治皇帝重修圆明园计划遭百官反对而失败后，百般无聊，便在太监引导下，微服出宫，寻欢取乐。时外国人可能已知同治皇帝之病，如美国公使给本国政府的报告说，“同治皇帝病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治之理，决非不治之症。”然而，同治皇帝是一国之君，太医开方要经过严审，出于为君者讳，是不能公布病症实情，也不能按病开方，下药不对症，医治无疗效。
⑶逝世于天花梅毒说：
也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与文献资料推断。御医诊断清同治的症状是：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漫流脓水，腿痛盘挛，头颈、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这种看法是：同治皇帝或先患天花未愈而又染上梅毒，或先患梅毒而又染上天花，两种疾病并发，医治无效而死。
民间对于同治皇帝死因有种种说法，清朝官方则保持沉默，不予申辩。因此，清同治到底是逝世于什么病，成了一个历史疑案。
同治皇帝逝世后，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急召惇亲王、恭亲王、惇亲王，孚郡王、惠郡王，还有贝勒载治、载澂、公奕谟，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内务府大臣英桂、崇纶、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直弘德殿徐桐、翁同龢、王庆祺，南书房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张家骧入，奉懿旨，以惇亲王之子载湉——既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又是同治皇帝的姨表弟，入继文宗(咸丰皇帝)，为嗣皇帝。
据史籍《清史稿·穆宗本纪》记载：“冲龄即祚，母后垂帘。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刬平，中外乂安。非夫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清同治年间，机遇难得：内处“太平军”与“义和团”两大社会动荡之间，外处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太后垂帘，亲王议政，宫府一体，尚能协和，推行新政，有一定成效。
清同治寿短病逝，载湉入继大统，就是光绪皇帝。
载淳个人小档案：
属　相：龙
谥　号：毅皇帝
庙　号：清穆宗
陵　寝：惠陵(清东陵)
父　亲：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
母　亲：叶赫那拉氏，后尊为孝钦显皇后
初　婚：十六岁
配　偶：阿鲁特氏等五人
皇　后：阿鲁特氏
子　女：无
继位人：表弟爱新觉罗·载湉

追梦人

㈡少帝生活：

爱新觉罗·载湉继承皇位后，按照清朝皇室的”祖制家法”，小皇帝到了六岁，就要到上书房读书，他自然也不例外。因为光绪年龄太小，母亲又在惇亲王府不能见面，只好由他父亲惇亲王奕到宫里帮助照顾。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是一位知进退、明荣辱的人，也是深知慈禧太后的性格与为人的人。

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在儿子当了皇帝之后，他做的几件事情是：

第一，上《豫杜妄论》的密奏。先讲一个历史故事：明朝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逝世后无子，由他的堂弟朱厚熜(清嘉靖帝)继承皇位。明嘉靖帝被从湖北安陆接到北京登上皇位后，演出了一场“大礼仪”的闹剧。明正德帝的父亲、明嘉靖帝的父亲应当怎样称谓？一些朝臣的意见是，“本生父曰兴献帝”、过继父称“皇伯父敬皇帝”；另一种意见则相反。何孟春等大臣一百三十六人汇聚在金水桥南跪伏，撼门大哭，声震阙廷，长达两个时辰。明嘉靖帝大怒，命惩治二百二十人，其中编修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遭到廷杖(因病创而死者十七人)，成为震动朝野的大事件。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提出，将来如果有人以明嘉靖帝之说奏进，就以此奏驳斥。慈禧太后将此密奏留中。后来吴大澂果然有此奏，慈禧太后便出示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的密奏做回应。

第二，请求免去一切职务。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的官职主要有：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事、管善捕营事、步军统领、弘德殿行走等。他上奏“诚恳请罢一切职任”，说：“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清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慈禧太后皇太后在爱新觉罗·奕譞请求下，命免除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一切职务。他仅接受亲王双俸的待遇。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光绪皇帝在毓庆宫入学，爱新觉罗·奕譞受命加以照料。

第三，日日敬敬慎慎，夜夜乾乾翼翼。爱新觉罗·奕譞住的正房名为“谦思堂”；书斋名为“退省斋”；几案上摆放“欹器”，欹器是一种“巧器”，它的特点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曾命弟子将水注入欹器里，结果正是如此。孔子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将“欹器”作为座右器，上有“满招损，谦受益”的铭句。爱新觉罗·奕譞以“恭谨敬慎”四个字，作为待人处世的准则，更作为侍奉慈禧太后的圭皋。在爱新觉罗·奕譞子女的房中，挂着他写的治家格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这说明爱新觉罗·奕譞警惕自己“满招损”、告诫子孙“骄招祸”，要使得自身和家庭，就像惇亲王府邸旁边的“太平湖”一样，求得一个“太平”。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农历1月6日，就是宣布爱新觉罗·载湉嗣承皇位的第二天，光绪皇帝由惇亲王府邸乘轿前往皇宫，进了午门，到养心殿。他向两宫皇太后请安，并在大行皇帝清同治灵前祭奠后，便“剪发成服”，入继大统，做了皇帝。

农历1月7日，光绪皇帝奉慈安皇太后住居在东六宫的钟粹宫，俗称慈安皇太后为“东太后”；奉慈禧太后皇太后住居在西六宫的长春宫，俗称慈禧太后皇太后为“西太后”。光绪皇帝住在养心殿。慈安皇太后与慈禧太后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皇帝训谕称“谕旨”，皇太后训谕称“懿旨”。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农历1月20日，两宫皇太后懿旨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即位大礼，并告祭天、地、庙、社。光绪皇帝继位后，到乾清宫向同治皇帝御容(画像)行礼，又到钟粹宫向慈安皇太后行礼，再到长春宫向慈禧太后皇太后行礼，复到储秀宫向嘉顺皇后(清同治皇后)行礼。这时光绪皇帝才五岁，实际年龄只有三周岁半。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农历4月21日，光绪皇帝开始在毓庆宫读书。毓庆宫在东六宫东侧斋宫与奉先殿之间。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光绪皇帝读书，夏同善主要教光绪皇帝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幼年皇帝读书先有顺治皇帝，继有康熙大帝，再有同治皇帝，他们登极时的年龄，顺治皇帝六岁、康熙大帝八岁、同治皇帝六岁，而光绪皇帝只有四岁。所以，光绪皇帝从六岁，实际上四周岁半开始读书。光绪皇帝刚开始就读，对环境、师傅、学习、伴读都很陌生，很不习惯。他对授读师傅感到很生疏，有时又哭又闹，还摔书本。师傅没有办法，奏告慈禧太后皇太后。慈禧太后懿旨皇帝生父奕譞到毓庆光绪皇帝《临颜真卿自书告》轴宫，照看小皇帝读书。随着岁月推移，爱新觉罗·载湉年岁渐长，逐渐习惯于读书生活。

光绪皇帝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经常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如在《乙酉年御制文》中写道：“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这一年为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光绪皇帝才十五岁。他很想当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还写了一首《围炉》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从诗中可以看出，少年皇帝光绪胸中念边塞、心中挂庶民的心态。

光绪皇帝有父亲爱新觉罗·奕譞在毓庆宫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了父子之情。爱新觉罗·奕譞“谦卑谨慎，翼翼小心”的性格，对光绪皇帝影响并不大。影响光绪皇帝性格的重要因素有三：一是遗传因素：光绪皇帝的性格，更多的不是继承其父“敬谨”的因素，而是母亲一支的“桀骜”的基因。他的外祖父惠征曾因携银逃走被免官，可见其不守本分。她的姨妈慈禧太后的强悍性格更是表露鲜明。这些或对光绪皇帝的性格形成有着先天性的影响；二是教育因素：光绪皇帝在毓庆宫长达十余年的读书学习，儒家经典，师傅薰陶，是其性格形成的教育因素；三是社会因素：光绪皇帝面临战败赔款，民族灾难，则是其性格形成的社会因素。

光绪皇帝经过十二年的少帝生活，早已到了亲政的年龄。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农历6月10日，慈禧太后皇太后懿旨：“前因皇帝冲龄践祚，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不能无所禀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本日召见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光绪皇帝开始亲理朝政。

光绪皇帝做了十二年的少年天子。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几件大事：

⑴中法战争：

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中法战争爆发，满清政府恐怕“失和”而“退让”。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率领舰队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清军被迫迎战。同年，法军又进攻吴淞口。法军再侵犯台湾淡水、鸡笼(基隆)，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率领守军扼守淡水，击退敌军侵略。第二年初，法军在水路进攻浙江镇海，在陆路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清军获得“镇南关大捷”。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农历4月清朝“以胜求和”、“不败而败”，派李鸿章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

⑵台湾建立行省：

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农历9月，清朝“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正式建立台湾行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据史籍《清国史·刘铭传传》记载：刘铭传，安徽合肥人，“秉性忠勇，卓著战功”。《清史稿·刘铭传传》记载：少有大志，青年从淮军，后在淮军“为诸将冠”。他建议修铁路，史称：“中国铁路之兴，实自铭传始。”中法战争期间，加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率军英勇抵抗法军侵略。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后在台湾筑炮台、修铁路、架电线，发展经济、安定社会。加兵部尚书衔。逝世后，赠太子太保，建祠祭祀。今台北市公园有郑成功、刘铭传等的塑像。

⑶慈安皇太后逝世：

慈安太后的父亲为广西右江道，早故。家族不繁，较为寒落。慈安的死，据史籍《清史稿·后妃传》载：“清同治八年，内监安得海出京，山东巡抚丁宝桢以闻，(慈安)太后立命诛之。”从此，慈禧太后同慈安结下嫌怨。慈安死得突然。史籍《清史稿·德宗本纪》中记载：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农历3月“辛未(9日)，慈安皇太后不豫，壬申(10日)，崩于钟粹宫”。于是产生一种传说，慈安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慈禧太后害了一场大病，据说是患“蓐劳”，医生薛福辰“说假病，下真方”，用补药，效果好。慈禧太后病愈，慈安知道慈禧太后失德，仍置酒感悟她。慈安一直保存着清咸丰临终前给她的手谕，这份手谕的内容是：如果慈禧太后跋扈，就用此谕诛之。慈安把这份手谕给慈禧太后看了，慈禧太后既惊讶又感动。慈安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把这份手谕烧了。数日之后，慈禧太后请慈安到自己所在的长春宫，并拿出点心招待。慈清光绪之宝安有午睡醒后吃点心的习惯，就吃了点心，连说“好，好！”慈禧太后说这是她娘家送来的。过了几天，慈禧太后派人送点心给慈安，点心里放了毒药。慈安吃了慈禧太后派人送来的点心后，腹痛恶心，遽然死去，终年四十五岁。慈安逝世后，没等娘家人来就入殓，更加引起人们的猜疑。当时慈禧太后得的什么病？慈禧太后是否害死慈安？慈安是否保存手谕？宫廷诡秘，没有证据。这正给影视创作留下想像的空间，也是学者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慈安病逝之后，慈禧太后独掌大权。

㈢战变两败：

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农历1月15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开始亲政，颁诏天下。到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8月6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清光绪被囚禁，其间十二年，为光绪皇帝亲政时期。

爱新觉罗·载湉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太后掌控在手里，或被慈禧太后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或被慈禧太后看作御座上的玩偶。慈禧太后规定，每隔一日，光绪皇帝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清光绪经常披星戴月，往来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则傀儡。光绪皇帝临朝亲政后，五十三岁的慈禧太后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仍把持着国家政务。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皇帝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另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皇帝的行踪。光绪皇帝在宫内、宫外遇到的困窘超过了他的历代先祖。

光绪皇帝遇到的国际环境也与同治皇帝不一样。这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开始向外扩张，进攻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东北；俄国也极力向远东、向中国东北和西北扩张；英、法等西方殖民者，更从海上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光绪皇帝面临国际、国内局势，亲政后十年间，在政治上最大的举动是两件大事：第一是在甲午战争中“主战”，第二是在戊戌变法中“求变”。

⑴甲午战争，光绪皇帝“主战”：

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清政府的海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拥有大小七十多艘军舰。其中北洋水师实力最强，拥有军舰二十余艘，其主力舰皆购自英国和德国。南洋水师也有二十余艘军舰，多系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制造，也有购自英国的几艘炮艇。福建水师的二十余艘军舰是福州船政局生产，还有几艘购自英、美的炮艇。这些拼凑的军舰，战斗能力薄弱，无力参加重大海战。九十年代世界造船技术又有新的发展，相形之下清政府的海军力量没有跟上舰船制造技术的发展。清政府从没有军舰、没有海军，到拥有四支舰队，数十艘军舰，尤其拥有实力较强的北洋舰队。同时，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一支海军舰队。

日本明治维新后把侵略的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从而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光绪皇帝在这场战争中，坚决主战。清军在平壤之战、黄海之战中，都遭到失败。结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近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等。

这时的慈禧太后在做什么？在准备庆贺自己的六十大寿！据史籍记述：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一切筹划都仿照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皇太后七十大寿庆典办理，当时为清朝的全盛时期，所谓“物产丰盈”、“富有四海”。而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已经是今非昔比。慈禧太后庆寿，从头一年就开始准备。改清漪园名为颐和园，大兴土木。自皇宫到颐和园沿途布置彩棚、彩灯，备赏的饽饽八百五十桌，用彩绸十万匹，红毡条六十万尺。《藏园群书题记》载“用银至七百万两”，其中户部库银四百万两，京官报效银一百二十一万两，外官报效银一百六十七万两。两淮盐商各捐银四十万两。太监、宫女等也都报效银两。当时灾荒严重，北京开设粥厂，救济难民。有人不满，题写门联，贴于京城：“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说来也可怜，慈禧太后每逢甲年皆不吉利：甲戌(清同治十三年)四十大寿，独子同治皇帝逝世；甲申(清光绪十年)五十大寿，中法战争战败；甲午(清光绪二十年)六十大寿，中日战争战败；甲辰(清光绪三十年)七十大寿，日俄战争爆发。

⑵戊戌变法，光绪皇帝“求变”：

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试图维新政治，富国强兵。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4月23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权。那些守旧的权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的改革触动自己的权力与利益，纷纷投靠慈禧太后，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慈禧太后也深恐光绪皇帝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她的独裁。这样朝廷大臣里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斗争异常激烈。清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与慈禧太后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双方矛盾日益尖锐。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8月6日，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下，变法运动最终失败。戊戌变法总共一百零三天。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绪皇帝也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或颐和园玉澜堂(至今还存留当时防范清光绪逃走的隔墙)，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此后，光绪皇帝度过了十年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帝”生活。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又将清光绪挚爱的珍妃囚在钟粹宫后北三所，并且给她立下了一条规矩，今后不许再见皇上。慈禧太后重新出面训政，多方凌辱折磨清光绪。起初，慈禧太后想把光绪皇帝废掉。光绪皇帝也深知慈禧太后的险恶用心，日夜担惊害怕、提心吊胆，对天长叹道：“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光绪皇帝于是被囚禁在瀛台，慈禧太后重新掌权，一己之于，祸国殃民！

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初现变革生机。然而，“戊戌政变”痛失良机。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维新变革的机会，丧失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接着，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难。其受害者自然是百姓、是国家、是民族；而受害最烈者，则是皇室、是贵胄、是满洲。在辛亥革命中，皇清宗室，满洲贵族，成为“革命对象”。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

㈣光绪皇帝与李莲英：

与光绪皇帝十年“囚帝”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之一，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总管大太监李莲英。

大总管李莲英是慈禧太后的贴身大太监。在李莲英之前，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是安得海。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得海受慈禧太后派遣，乘楼船沿运河南下。曾国藩时为直隶总督，安得海过境，没有动作。安得海行至山东泰安进香，山东巡抚丁宝桢密派人跟踪追捕抓获，将其送到济南。安得海傲言：“我奉皇太后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辜耳！”有的官员长跪力谏，请耐心候旨。巡抚丁宝桢未等旨到，“弃安得海于市，支党死者二十余人，籍其辎重，得骏马三十余匹，黄金珠玉珍宝称足，皆输内务府”。先是，丁宝桢上奏朝廷，慈安太后问：“法当如何？”诸臣叩头奏：“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丁宝桢杀了安得海，暴尸三天。但慈禧太后对丁宝桢不仅没有怨恨、报复，反而让他升为总督。对其中的原因，有人分析道：慈禧太后年轻守寡，传闻同安得海有男女之事。安得海暴尸三天，公示安得海的确是一个太监，从而为慈禧太后洗刷了不白之传言。

清朝汲取明亡教训，对太监严加控制。明朝有几个大太监，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王振鼓动明英宗亲征瓦剌，兵败土木堡，“成国公朱永等白事，皆膝行进。尚书邝埜、王佐忤振意，罚跪草中”，最后明英宗兵败被俘。刘瑾，明武宗时太监，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宣示“皆海内号忠直者”大学士刘健、尚书韩文等五十三人之罪。当时袁崇焕镇守宁远、锦州，魏忠贤派监军，位在主帅之上。这些太监没有文化、不懂军事，地位却在总兵、经略之上，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明军获得宁锦大捷后，魏忠贤的孙辈在襁褓中得封公侯，而前线总指挥袁崇焕仅得衔一级、银三十两。慈禧太后时的安得海与明朝的太监不可同日而语。

安得海逝世后，由李莲英伺候慈禧太后。李莲英是直隶河间府大城县人。民间传说他原是河间府一带的无赖，因私贩硝磺被关入监狱，出狱后改行作皮匠，所以被称为“皮硝李”。后他来到北京，因为会梳头，便托同乡太监沈兰玉介绍，进宫当了慈禧太后的梳头太监，并受到太后的宠信。这些传说并不完全可靠。据李莲英墓志铭记载，他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比慈禧太后小十三岁，九岁入宫。清宫档案记载他在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由郑亲王瑞华府上送进皇宫当太监。

李莲英入宫后的名字叫李进喜，慈禧太后改名为李莲英。他曾先后在奏事处和东路景仁宫当差，直到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十六岁时，才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跟前。此时，太监安得海正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安得海的死，给李莲英留下深刻教训，也给他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李莲英是个聪明乖巧的人，很快揣摸透了慈禧太后的秉性和好恶，能够千方百计地讨慈禧太后的喜欢。他还能“事上以敬，事下以宽”，这是李莲英太监人生的秘诀。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年仅二十六岁的李莲英出任储秀宫首领太监。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李莲英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随着慈禧太后大权独揽，他的声望、地位也一天天地显赫起来。到李莲英三十一岁时，已经和敬事房大总管即清宫太监总头目平起平坐。到了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四十六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早先雍正皇帝规定太监以四品为限，慈禧太后却以自己的权势，为李莲英而违反了”祖制家法”。慈禧太后是政治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又是感情脆弱、害怕孤寂的女人。几十年来，慈禧太后身边的宫女、太监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能善解人意的除了安得海，就是李莲英。在史籍《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记载：每天三餐、早晚起居，慈禧太后和李莲英都当面或互派太监问候。慈禧太后在中南海、颐和园居住的时候，经常找李莲英，说：“莲英啊，咱们遛弯儿去呀！”李莲英便陪慈禧太后去散步。他俩走在前边，其余的人远距离地跟随在后面。慈禧太后有时还把李莲英召到寝宫，谈些黄老长生之术，两人常常谈到深夜。李莲英实际上成为慈禧太后晚年生活中离不开、信得过、用得上的一个“伴儿”。

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宠信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安。有人说：李莲英权倾朝右、营私纳贿，奔走其门者，就得到高官。甚至还有人说：李莲英构陷帝党及维新派。按照清制，这些指控如果属实，李莲英是要被砍头的。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农历4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海军已经训练成军，奏请朝廷派大臣前来巡阅。慈禧太后就派总理海军衙门大臣惇亲王奕去天津、旅顺港巡阅。奕譞是惇亲王，又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因此要加派太监、御医随行。惇亲王奕譞主动要求派李莲英随行，以免太后对自己猜忌。惇亲王奏请得到懿准，因为李莲英代慈禧太后作耳目，可以通过李莲英知道新建的海军、港口的实情。农历4月13日，惇亲王抵达天津，李莲英同惇亲王、李鸿章一起乘军舰出海，先后检阅了大沽、旅顺口、威海卫、烟台等处，于农历5月1日回京复命。

这时朝臣不满之声鹊起。御史朱一新奏称：“我朝家法，严驭宦寺。世祖宫中立铁牌，更亿万年，昭为法守。圣母垂帘，安得海假采办出京，立置重典。”奏折批评派李莲英随惇亲王视察海军。还有人说，李莲英妄自尊大，结交地方，收受贿赂。实际情况如何呢？清朝文人、著名维新派人士王小航说：惇亲王离开京城以后，每次接见文武官员，都让李莲英作陪。他的本意在避免揽权之嫌，以李莲英为他佐证。而李莲英一直记着安得海的教训，每夜不住淮军为他准备的华丽行馆，只随惇亲王起居。惇亲王见客时，李莲英穿着朴实，侍立装烟、点烟；退归私堂后，他不见外客，日夜安静，一无所扰。当时直隶、山东的一些地方官员，想巴结这位太后身边的大太监，但都大失所望。慈禧太后看了朱一新的奏折，找惇亲王问明情况后，命将朱一新降级。

李莲英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采取什么态度呢？有人说他完全站在慈禧太后一边，反对变法，陷害光绪皇帝。也有人说李莲英生性圆滑，两面讨好，不但慈禧太后喜欢他，光绪皇帝因为从小就受到李莲英的看护，也喜欢他，叫他“谙达”(师傅)，还夸他“忠心事主”。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和王公大臣出逃，第二年回京时在保定驻跸。慈禧太后临时寝宫被褥铺陈洁净华美，李莲英住得也不错，而光绪皇帝如何呢？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前往光绪皇帝住处探望，见光绪皇帝在灯前孤坐，无一太监值班。李莲英一看，十分惊讶：光绪皇帝竟然没有铺盖。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无法入睡。李莲英立即跪下，抱着光绪皇帝的腿痛哭说：“奴才们罪该万死！”并且亲自把自己住处被褥抱过来供奉给光绪皇帝使用。光绪皇帝回到北京以后，回忆西逃的苦楚时曾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逝世后，李莲英办理完丧事，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农历2月2日，离开了生活五十一年的皇宫。隆裕太后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带原薪每月六十两白银退休。李莲英逝世于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终年六十四岁。李莲英逝世后，还得到了清廷祭奠银一千两。北京恩济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的李莲英墓，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在只有李莲英墓志铭的拓片保留下来。

㈤生活悲剧：

光绪皇帝生命的第四个时期是十年“囚帝”的生活。这十年他过得太苦了。国家发生不幸：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个人也发生不幸：大清国的皇帝居然做了“囚帝”。可以说，光绪皇帝的一生，政治生活是悲剧，家庭生活也是悲剧。

在光绪皇帝的个人家庭生活中，除了他的生母之外，影响他最大的三个女人是：慈禧太后、隆裕皇后和珍妃。慈禧太后既是光绪皇帝的恩人、亲人，又是他的仇人、敌人。据瞿鸿在《圣德记略》中载述，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也有委屈：“外间疑我母子不如初年。试思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所以，光绪皇帝不听话，搞变法维新，慈禧太后既痛又气。光绪皇帝同慈禧太后的关系，贯穿在整个光绪皇帝一生中。

光绪皇帝有一后、二妃，没有子女，这在清朝皇帝中是独特的(宣统皇帝六岁逊位另当别论)。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农历1月20日，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光绪皇帝的一位皇后和两位妃子都是慈禧太后做主选的。

光绪皇帝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亲弟都统桂祥的女儿，就是隆裕皇后。隆裕皇后长得不漂亮，既瘦弱，又驼背。这门亲事是慈禧太后皇太后懿旨给定的，光绪皇帝虽不满意，却也无奈。皇后叶赫那拉氏与光绪皇帝的婚姻，完全是政治婚姻。慈禧太后将自己侄女嫁给自己外甥，目的就是在宫闱椒房，探悉皇帝的内情，控制和操纵皇帝，并为尔后母族秉政、太后垂帘听政做铺垫瑾妃像。光绪皇帝同皇后叶赫那拉氏大婚后，情不投，意不合，始终是一门不美满的婚姻。光绪皇帝逝世后，宣统皇帝继位，上光绪皇后徽号为“隆裕”，是为隆裕皇太后。隆裕皇太后在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农历1月17日逝世于太极殿。

光绪皇帝有两位妃子，一位是瑾妃，另一位是珍妃，二人是亲姐妹，他他拉氏，但相貌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性格柔和脆弱。后因其妹珍妃忤慈禧太后皇太后，被降为贵人。清宣统朝时期尊为瑾贵妃，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逝世。

珍妃，初为珍嫔，后晋封珍妃。珍妃略胖，有照片为证。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农历10月，年仅十三岁的珍妃与其姐瑾妃，同时被选为嫔。次年农历2月，姐妹二人一起入宫。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慈禧太后皇太后六十大寿，宫外虽然硝烟弥漫，宫内却是歌舞升平。在这喜庆之年，宫里的人，该赏的赏，该升的升。瑾嫔与珍嫔，沾了喜气，同时晋封：姐姐为瑾妃，妹妹为珍妃。珍妃这年刚满十九岁，是花样的年华。珍妃年轻热情，性格活泼，博得光绪皇帝的宠爱。而正宫隆裕皇后叶赫那拉氏，却引不起皇帝的情趣，甚而产生厌烦。皇后与珍妃，宫闱之内，渐起情波。隆裕皇后因失宠而生妒忌，又因妒忌而生怨恨。她利用自己统摄六宫的地位与慈禧太后姑侄的身份，“频频短之于慈禧太后”，向姑母、慈禧太后告珍妃的状。珍妃的入宫，她对光绪皇帝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皇帝对生活的热情。大婚后的数年间，光绪皇帝与珍妃共度了一段愉悦的时光。而这正是慈禧太后和皇后所不愿意看到的。皇后叶赫那拉氏经过长时间观察、了解，终于抓到了珍妃的把柄。据史籍《西太后遗事》记载：裕宽谋求福州将军一职，先请托于太监李莲英，因李莲英索银多，又以与珍妃娘家亲近关系，“乃辇金献之珍妃，俾伺便言之上前”。这件事被李莲英的耳目探得，于是引起一场风波。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农历10月28日清晨，光绪皇帝如同往常一样到长春宫东暖阁向慈禧太后皇太后下跪请安。慈禧太后坐在御榻上，对光绪皇帝闭目不视，也不答话。光绪皇帝跪在地上，不敢抬头，也不敢多言。皇太后同光绪皇帝僵持了约有一个时辰，慈禧太后才放话：“下去吧！瑾妃、珍妃的事，你不管，我可要管。不能让她们可着性子，不遵家法，干预朝政，胡作非为！”光绪皇帝莫名其妙，唯唯称是，以礼告退，回养心殿。光绪皇帝正在纳闷时，有太监跪奏：清晨，皇太后下令总管太监李莲英，对瑾妃、珍妃杖责处罚。珍妃位下的太监高万枝被慈禧太后懿旨正法。珍妃的胞兄志锐被革职，发遣乌里雅苏台。至于慈禧太后对珍妃的严惩，有书说是“褫衣廷杖”，这对皇妃来说，是宫史前所未闻的，也是对珍妃最大的羞辱。

慈禧太后皇太后杖责珍妃，正史没有记载，宫廷御医档案留下一些资料：农历10月28日，太医张仲元请得珍妃脉息，六脉沉伏，抽搐气闭，牙关紧闭，周身筋脉颤动。农历11月1日，亥刻(21～23时)，太医张仲元请得珍贵人脉息，左寸关沉伏，右寸关滑数，抽搐渐止，仍觉筋惕肉颤，神识已清，惟气血未调，痰热尚连下行，以致胸膈烦闷，两肋串痛。有时恶寒发烧，周身筋脉疼痛。同日子刻(23～1时)，张仲元请得珍贵人脉息，左关沉伏，右寸沉滑，抽搐又作，牙关紧闭，人事不醒，周身筋脉颤动。同一日深夜，将御医请进内宫急诊，可见珍妃病情之急重。根据上述医案，珍妃确曾受重杖。

慈禧太后皇太后之所以重惩珍妃，其原因主要有五：

①对光绪皇帝：甲午兵败，慈禧太后将责任推到光绪皇帝身上，觉得光绪皇帝亲政八年，胆子愈来愈大，甚至有些事情不把圣母皇太后放在眼里。慈禧太后想“杀鸡给猴看”，藉廷杖珍妃，告诫光绪皇帝：要是不听话，就给眼色看。

②对皇后：慈禧太后觉得皇帝结婚五年，对懿定的皇后，既不亲爱，也不敬重。皇帝一心喜欢那个珍妃，太使自己伤心。慈禧太后便借此机会，严厉惩治珍妃，给侄女出口气。

③对珍妃：珍妃自恃长得娇俏，能说会道，深受皇帝喜爱，太后心里气不过。特别是慈禧太后年轻守寡，产生心理变态。见到别人甜蜜爱情，心理总是嫉妒怨恨，借个机会，惩罚诊妃。

④对宫女：内宫应是一片“纯净乐土”，竟然有人串通外朝，卖官鬻爵。珍妃也好，太监也好，卖官之事，确被抓住。于是，慈禧太后皇太后惩罚珍妃，名正言顺，诫训宫女。

⑤对自己：慈禧太后藉此，廷杖珍妃，舒解积愤。

慈禧太后皇太后“廷杖珍妃”之举，收到一石五鸟之效。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农历7月21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惶出逃。相传她临行前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这件事清朝正史没有记载，但珍妃确实是那时逝世的。因为从那以后清宫档案就没有出现关于珍妃的记载。后来有个太监在回忆录提到珍妃被慈禧太后害死的情况。珍妃之死给光绪皇帝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刺激，形成极大的悲苦。光绪皇帝过着“囚帝”的生活，心情抑郁，病情益重，最后逝世于北京西苑。

㈥死因疑案：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11月21日，光绪皇帝逝世于西苑(今北京中南海)瀛台涵元殿。

自被慈禧太后皇太后“废黜”之后，光绪皇帝整整过了十年的幽禁生活，长期忧闷，无处发泄，“怫郁摧伤，奄致殂落”。从清宫太医院档案选编的《慈禧太后清光绪医方选议》一书，可以看出清光绪体弱多病。该书所选有关光绪皇帝是一百八十二个医方中，神经衰弱方六十四个，骨骼关节方二十二个，种子长寿方十七个等。光绪皇帝虽常年多病，但医药条件极好，不会突然死亡。而皇帝造成在慈禧太后死去的前一天突然崩驾。噩耗传出，朝野震惊。于是，光绪皇帝被人谋害致死的说法，随之流传开来。

光绪皇帝的死因，主要有两说：一说是患病正常死亡；二说是被人下毒致死。

⑴正常病逝：

有人认为：根据光绪皇帝三十七岁时的病案，遗精已经将近二十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次，经常是无梦不举就自行遗泄，冬天较为严重，腰腿肩背经常感觉酸沉，稍遇风寒，耳鸣头疼。光绪皇帝一直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光绪皇帝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等疾病。这是导致光绪皇帝壮年死亡的直接病因。光绪皇帝有御医六人，每日一人轮诊，各抒己见，治法不一，也耽误了医治。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3月9日，脉案记载：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地步，宫中御医们束手无策。农历5月10日脉案记载：调理多时，全无寸效。农历7月16日，江苏名医杜钟骏看过光绪皇帝的病症说：“我此次进京，以为能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无错。”农历9月的脉案记载：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失调。农历10月17日，三名御医会诊脉案记载：光绪皇帝的病情已经出现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临床症状。一致认为光绪皇帝已是极度虚弱，元气大伤，病情危重。农历10月20日，光绪皇帝的脉案记载：夜里，清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昏迷。农历10月21日，脉案记载：光绪皇帝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口倒气。傍晚时，光绪皇帝逝世。

有些学者根据清宫医案记载认为：光绪皇帝从开始病重，一直到临终，病状逐渐加剧，既没有中毒的迹象，也没有暴死的症象，属于正常死亡。

⑵被人毒死：

这里又分为慈禧太后、李莲英、袁世凯下毒等多种说法。

①慈禧太后临终前派人毒死清光绪皇帝：

《崇陵传信录》和《清稗类钞》等书里认为：慈禧太后太后病危期间，唯恐自己身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前案，倒转局势，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皇帝害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载述：“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清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人们普遍认为：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反而死在七十四岁的慈禧太后的前面，而且只差一天，这不会是巧合，而是慈禧太后处心积虑的谋害。

②李莲英毒死光绪皇帝：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太后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皇帝，他们怕慈禧太后逝世后清光绪重新掌权，对自己不利，就先下毒手，在慈禧太后将死之前，先把光绪皇帝害死。

③袁世凯毒死光绪皇帝：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皇帝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又说：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太后死去，光绪皇帝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了毒，将光绪皇帝毒死。

④不知姓名之人毒死光绪皇帝绪：

曾做过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民国间杂志《逸经》上著文说：在光绪皇帝临死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皇上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皇帝便逝世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皇帝，但肯定光绪皇帝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清朝官方文献和宫廷档案表明：光绪皇帝是病逝的。但是，从光绪皇帝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人们总觉得他死在慈禧太后前面，而且只比慈禧太后早死了一天，这件事太奇怪了！是慈禧太后手下的人最后几天在药里下了什么东西？但所有这些猜疑，到今天为止，也只是猜疑，因为至今没有确凿史料证明光绪皇帝是被害死的。

追梦人

对比正史及一些其他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光绪皇帝病情变化。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10月：

1日，光绪皇帝诣仪鸾殿，问慈禧太后皇太后安。《清德宗实录》记载，自癸酉至戊辰“皆如之”，就是从1～16日，每天都是如此。

2日，奉皇太后御勤政殿，日本使臣伊集院彦吉觐见。又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3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4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5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6日，上御紫光阁，赐达赖喇嘛宴。又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7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8日，到仪鸾殿，向皇太后问安。

9日，奉慈禧太后皇太后“幸颐年殿，侍晚膳，至癸亥(十一日)皆如之”。

10日，慈禧太后皇太后生日，光绪皇帝率百官至仪鸾殿行庆贺礼。幸颐年殿，侍太后晚膳。

11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2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3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4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5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6日，到仪鸾殿问皇太后安。幸颐年殿，侍皇太后晚膳。

17～19日，御医屈贵庭说：他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三天给光绪皇帝看病，病情突然恶化，在御榻上乱滚，大叫肚子疼。

20日，《清德宗实录》记载：“上不豫”，光绪皇帝病。懿旨：“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又懿旨：“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

21日，“上疾增剧”，光绪皇帝病重。“上疾大渐”，病危。酉刻，光绪皇帝崩于西苑瀛台之涵元殿。

22日，慈禧太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疾大渐，未刻，崩于仪鸾殿。

仔细分析以上史料，光绪皇帝的死因，的确是一个历史之谜。

光绪皇帝无子，皇嗣只能在宗室中选择。慈禧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这就是宣统皇帝。

爱新觉罗·载湉简档：

属　相：羊

谥　号：景皇帝

庙　号：清德宗

陵　寝：崇陵(清西陵)

父　亲：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

母　亲：叶赫那拉氏

初　婚：十八岁

配　偶：叶赫那拉氏等三人

皇　后：叶赫那拉氏

子　女：无

继位人：侄子爱新觉罗·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