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玄烨：(公元1654～1722年)，满族

林小夕

爱新觉罗·玄烨：(公元1654～1722年)，满族；北京人。著名清朝第四位皇帝，入关第二代皇帝，康熙大帝，清圣祖，在位时间从公元1661～1722年为期六十一年，终年六十九岁。
爱新觉罗·玄烨生于清顺治十一年农历3月18日，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年号“康熙”，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因其丰功伟绩，史称“康熙大帝”。
爱新觉罗·玄烨是清顺治十一年生于景仁宫，为清表世祖顺治皇帝第三子。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即位时年八岁，由索尼、苏克萨哈、遇必隆、鳌拜四大臣共辅政，年号康熙。
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十四岁的爱新觉罗·玄烨亲政，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年仅十六岁的康熙大帝暗结内大臣索额图等人智捕鳌拜，夺回大权。
亲政后的康熙大帝首先宣布永停圈地，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又奖励垦荒，益蜀免粮，任用靳辅，陈潢治理黄河，规定“额外添丁，永不加赋”；设立南书房掌标票拟圣旨，加强皇权；平定了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靖南王耿继茂之子耿精忠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派兵收复台湾；剿灭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巩固了国家统一；巡行东北，三次发起东准克萨反击战，沉重打击了沙俄势力；派索额图、佟国纲赴尼布楚与沙俄谈判侵略边境问题，确定黑龙江流域的广大领土“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弃之于俄罗斯”的原则，签定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巩固发展。
康熙大帝一生苦研儒学，表倡程永理学、开博学鸿儒科，设馆组织纂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同时，屡兴文字狱，残酷镇压反清思想。康熙大帝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在清除螯拜、撤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葛尔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或御驾亲征，或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慎选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等行为，又反映了康熙大帝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
康熙大帝在清朝十二帝(包括入关前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中，子女最多，有子三十五人、女二十人，共计五十五个孩子。和康熙大帝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之间的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康熙大帝是一位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好皇帝。他于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逝世于北京畅春园，庙号清圣祖，葬于清东陵的景陵。
康熙大帝的父亲是顺治皇帝，祖母是孝庄太后，祖父是清太宗皇太极，曾祖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儿子是雍正皇帝，孙子是乾隆大帝。康熙大帝是清朝第四位皇帝、清朝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在清朝前六代 皇帝中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大帝面临的时代课题。
少年康熙，就已经表现出卓越不凡的才智和决断力。这一点，可以从他智擒权臣鳌拜一事中看出来。同父亲顺治皇帝一样，康熙登极时也是儿童皇帝，太皇太后也要给他配备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于清顺治初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在异姓功臣中选拔大臣辅政；增加辅政大臣为四人，以便相互制约。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总裁。所以，康熙大帝登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四大臣辅政。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曾为太祖一等侍卫，四朝元老，功勋卓著，位居四辅臣之首，但他年老多病。苏克萨哈爵位在遏必隆和鳌拜之下。四大臣辅政之初，尚能不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是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
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事情的导火线是土地问题。起先，清顺治初年实行圈地时，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另拨河间府一带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二十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目的是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及其所在的正白旗。这件事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人诉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拨扰民而疏请停止。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诛杀。鳌拜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的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爱新觉罗·玄烨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康熙大帝虽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同其周旋。
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爱新觉罗·玄烨玄烨十四岁。辅臣索尼援引先帝福临十四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大帝亲政。康熙大帝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不久开始亲政。亲政时索尼已逝世，鳌拜成了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旗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既无意收敛，更飞扬跋扈。康熙大帝同太皇太后秘商后，决定拔除鳌拜。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动。
康熙大帝便同索尼的第三子、侍卫索额图在宫中召集满洲少年，组成宫廷卫队，天天演习“布库”(摔跤)。鳌拜以为那是少年戏耍，一直就没有在意。一天，鳌拜奉召入内观看“布库”演习。康熙大帝不露声色，命满洲“布库”少年将鳌拜擒捕，并公布其三十大罪。但康熙大帝对鳌拜做出了宽大处理，免于处死，终身监禁；对遏必隆仅革太师，后还公爵。这样处理，不仅一举清除了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大帝年仅十四岁，而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初露其胸怀谋略、临机果决的政治家风范。此后，康熙大帝进行了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等一系列举措，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
康熙大帝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起来大致有八点：
㈠削平三藩，巩固统一：
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子之信)，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父仲明、子精忠)，镇守福建。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朝初期的三大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清顺治朝开始，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八百七十五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九百多万两。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求。到了清康熙初年，财政困难局面仍旧未见好转。国家钱粮，大半耗于三藩。三藩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掠卖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康熙大帝除鳌拜后，三藩成为他最大的心病。他要削平三藩，强化皇权。当时朝廷上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极少数官员。二十岁的康熙大帝力排众议，他认为：“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下令撤藩！
一石激起千层浪。“东南西北，在在鼎沸”，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而且还先后发生了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清康熙皇后赫舍里氏也逝等一连串事件。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雷火与地震，天灾与人祸，连连击到年轻的康熙大帝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祖籍乡里。
康熙大帝危难时刻，持心坚定，气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学士索额图、户部侍郎魏象枢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大帝义正词严：“撤藩出自朕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主张平叛的大臣们的决心。他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应熊、孙世霖等逮捕处死。消息传到云南，吴三桂正在吃饭，闻讯大惊。后西藏五世达赖喇嘛为吴三桂说情，请求朝廷“裂土罢兵”，遭到康熙大帝的坚决驳斥。他为了安定惊恐的军心，慌乱的民心，每天游景山，观骑射，以示胸有成竹。有人进行讽谏，康熙大帝置若罔闻。事后他说：“当时我要是表现出一丝惊恐来，就会人心动摇，说不定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他的坚定决心和平静心态，对于稳定大局和安定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八年平叛战争，终于取得削平三藩的最后胜利。为此群臣请上尊号，康熙大帝却严辞拒绝。他认为，八年战火，生民涂炭，应该务实，切戒虚名。随后，他开始着手统一台湾。
㈡统一台湾，开府设县：
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荷兰人侵占了台湾。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击败荷兰，收复台湾。但郑成功逝世后，其子郑经奉南明正朔。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康熙大帝抓住郑经逝世后，其子郑克塽年幼、部属内讧、台湾政局不稳的时机，以原郑家军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率军在硫球海域击败郑家军，和平收复了台湾。之后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台湾府下设三县：台湾县(今台湾台南)、凤山县(今台湾高雄)、诸罗县(今台湾嘉义)，派总兵官一员、率官兵八千，驻防台湾。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㈢抵御外侵，缔结和约：
黑龙江地区在爱新觉罗·皇太极执政时期已经归属清朝。清军入关后，沙俄东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占领了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呼玛尔(今黑龙江呼玛)等城。康熙大帝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了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均取得了胜利。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康熙大帝派员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划定了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整个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康熙大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
㈣亲征朔漠，善治蒙古：
佟·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清康熙则进一步解决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的民族难题，直到清康熙时期才算得解。康熙大帝自己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至此蒙古成为清朝北部最坚固的长城。
㈤重农治河，兴修水利：
清朝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皇帝曾谕令禁止圈地，但禁而不止。康熙大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大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南北大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
㈥移天缩地，兴建园林：
康熙大帝先后兴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后来的乾隆大帝又大兴“三山五园”，修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
㈦兴文重教，编纂典籍：
康熙大帝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六十余种，两万余卷。
㈧吸纳西学，学习科技：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康熙大帝执政时期的大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的大陆国土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康熙大帝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少有的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
清康熙的为君之道是怎样的？
⑴好学不倦：
康熙大帝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很是可怜。母亲重病时，小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逝后，小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一个年龄才九岁的孩子，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应当说是人生幼年的最大不幸。他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忧患既使人痛苦，也激人奋进。幼年的忧患，激励了康熙大帝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
清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皇妃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大帝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大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康熙大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大帝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康熙大帝重视史籍，下令编纂《清文鉴》(满文字书)、《清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开一代整理与雕印文化典籍之风。他还有《御制文集》(三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传世，留下一千一百四十七首诗词。
康熙大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大帝四十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大帝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雪芹的祖先曹寅得了疟疾，康熙大帝就曾经特赐金鸡纳霜。此后，康熙大帝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清顺治因患天花而死，清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留下麻子的悲剧。
康熙大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实验。
康熙大帝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当时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当时，清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得天文历法的，康熙大帝自己也不懂，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
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农历11月28日，白晋、张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大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大帝“天颜喜悦”，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
白晋等人入宫后，与康熙大帝相处很融洽，工作也很顺利。他们对康熙大帝热衷科学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曾把他们的见闻写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公元1643～1715年)的报告中。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如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
对从法国带来的科技仪器，白晋说康熙大帝“最喜欢的是用于观察天体的双筒望远镜、两座挂钟、水平仪，这种仪器精确度很高，他让把这些仪器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着直尺和圆规爱不释手”。
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在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清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耀人。这些展品主要有：
①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茹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十台手摇计算机，都是清康熙年间制作，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
②铜镀金比例规：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方等各种计算。康熙大帝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
③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
④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为康熙大帝学习几何学所制作的教具。
⑤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假数尺、两脚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大帝时期清宫造办处仿照西洋绘图仪器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
⑥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仪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共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
白晋、张诚之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最大的成绩，莫过于促使康熙大帝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和促使康熙大帝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
康熙大帝组织的这次地理大测绘，对世界地理学的贡献不容低估。法国科学家们也因此而有机会到中国各地考查，在其他方面的收获也相当大。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杜德美参加了赴东北的勘测队。他在长白山见到采参的情况后，把人参的性能、产地、采集、保存等等，写成文字、绘出图样寄回法国发表。没想到四年后，另一位法国科学家参照杜德美有关人参的文章，在加拿大与长白山纬度相近的魁北克一带，也发现了功效相似的人参。它产于西洋，就有了“西洋参”这个名字。
当谈及这些历史往事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十八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看看当时在清朝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
巴多明于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地理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会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功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被扣罚一、二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北京天文台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
在这种仅有康熙大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是每况愈下，清康熙朝以后，清朝的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如在清乾隆年间进入宫廷的法国科学家，如杨自新、蒋友仁等本都是法国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但乾隆大帝对科学一窍不通，他们也就只能为皇帝制作机械钟表、西洋楼、大水法(人造喷泉)了。
康熙大帝一直是位学习、奋进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⑵勤慎理政：
康熙大帝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大帝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皇帝“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万历皇帝不御政，就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泡病号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宰相方以哲进入内阁八年才得见万历皇帝一面，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见面，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遇到紧急的军国大事，皇帝不接见朝臣，不议商国事，也不做出决策。有的大臣跪在朝门外十个小时不起，请求皇帝上朝，万历皇帝仍然不予理睬。万历皇帝二十几年不上朝，有人说是耽于酒色，有人说是首辅纵容，有人说是疾病缠身，但从根本上说是明万历皇帝没有做皇帝的责任感。天启皇帝也是一样，整天迷恋木工活，刀凿锯斧，玩得津津有味。大宦官魏忠贤专等他玩得高兴的时候前去奏报军国大事，天启皇帝不耐烦地说：你看着办吧！魏忠贤得以假传圣旨。
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皇帝都是勤政的。他们吸取历代王朝，特别是明朝亡国的教训，勤理政事。从康熙大帝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大帝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大帝从十四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大帝的御门听政，不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北京发生大地震，康熙大帝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大帝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大帝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大帝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
例如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治河，康熙大帝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农历1月10日开始，到农历12月27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例如康熙大帝对治河决策的全过程：
①重视治河。康熙大帝亲政后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
②寻根溯源。比如黄河，他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舆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另如永定河。康熙大帝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四皇子、皇五子、八皇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③任用能臣。康熙大帝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以安徽巡抚授为河道总督。受命后，一日八上奏疏，报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陈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负才不遇，题诗祠壁。靳辅见而惊异，访得引为幕友。疏奏多由陈潢起稿，施工亦由陈潢监理。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后来受到诸臣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
④御前辩论。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康熙大帝不妄加论断，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各申己见，互相驳难。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丈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所用钱粮。因属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实，臣无可辩，唯候处分。”关于开浚海口，靳辅的意见是：开海口虽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龙的意见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决，无数百姓，将饱鱼腹！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
⑤集思广益。由于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大帝不能决断。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
⑥会议裁决。康熙大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看了大臣的疏报，交九卿会议裁决：采纳于成龙的方案，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逮捕入京后病逝在天牢内。
⑦实践验证。康熙大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后康熙大帝南巡阅河，靳辅扈行随从。回京后，康熙大帝肯定靳辅治河功绩，复还他的原来品级。
⑧改正错误。靳辅之后，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大帝召于成龙入京，问：“过去你说靳辅之短，现在怎样？”于成龙回答：“臣那时妄言，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
⑨断不出书。清康熙悉心治河数十年，撰写治河论述，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清康熙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这表现了康熙大帝可贵的谦逊的科学态度。
在治理蒙古的决策上，康熙大帝讲求仁道，抚绥蒙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三大部。诸部内讧，互相残杀。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噶尔丹乘机东犯，逼迫喀尔喀南迁。康熙大帝巧借噶尔丹东犯威逼喀尔喀之机，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农历5月，亲赴塞外，主持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地区)会盟。盟会开始，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沙喇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坐在第一排，其余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谒康熙大帝。康熙大帝对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的过失加以申斥，让他领罪。然后康熙大帝说，如此盛大的盟会，要是对土谢图汗处以重罪，实在于心不忍。康熙大帝当众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喀尔喀贵族七百余名、哲布尊丹巴辖下喇嘛六百余名，齐向康熙大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康熙大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臣服，并编喀尔喀蒙古为四十九旗，封喀尔喀蒙古贵族为亲王、郡王、贝勒、公、台吉等。又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列阵五公里，吹角鸣炮，众呼前进，声动草原。康熙大帝骑马弯射，技艺精湛，令蒙古部众心悦诚服。康熙大帝通过召见、训谕、赦免、封爵、检阅、较射、会盟、宴赏和修庙等举措，使喀尔喀蒙古出现冰释前仇、化解分歧、辑睦安居、气氛和谐的局面，实现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重新统一。经过七天的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强了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管辖。

林小夕

⑶仁爱宽刑：

康熙大帝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大帝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

康熙大帝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免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计银十五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起“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来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税负，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了人口增长。清乾隆时期人口为三亿，清道光时期则突破了四亿。

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大帝在塞外视察时，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大帝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将他带到行宫。后给王四海盘缠，送他回家。

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北京发生了大地震。康熙大帝下令开设粥厂，还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药。

康熙大帝实行宽刑政策。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全国秋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康熙大帝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大帝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大帝区别于清朝其他十一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

康熙大帝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大帝的一面旗帜。清康熙一朝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

于成龙，山西永宁人(今山西离石，清康熙时期还有一位于成龙，汉军镶黄旗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榛莽，县衙是茅屋三间，县城居民仅有六家。于成龙到任后，召集流民，鼓励耕耘，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后来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果然途中钱花光了，幸亏瞎子赚些算命钱补充路费才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广东黄冈(今广东饶平)。当时黄冈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又任黄州知府，再升任福建布政使。当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多掠良民子女为奴。他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升迁为直隶巡抚。上任后，于成龙严戒馈送长官。又迁两江总督。他自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称呼他为“于青菜”。在他的带动下，士绅们改绸缎为布衣，官宦出门轻车简从。仅仅数月，朴素之风大为流行。后来他过于劳累，病死在任上。于成龙做官，不带家眷，十分俭朴。逝世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就是说，于成龙的家中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做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大帝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

格尔古德，满洲镶蓝旗人，笔帖式(即文书、翻译)出身，后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任日讲起居注官。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任直隶巡抚。上任前，康熙大帝告诫他说：“你上任后不要急于求名，而要踏实做事；或遭愤恨报复，定要特别小心。”当时京畿地区，旗人与民人杂处；旗下的庄田，有王公大臣的庄田，有贵族豪绅的庄田。庄田设庄头，像《红楼梦》里的庄头乌进孝那样，管理庄田，负责收租，为害一庄。还有投充旗下的人，依靠主子，逃避差徭，诈害良民，无恶不作。清康熙朝初期，鳌拜专权，大学士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因触犯满洲权贵利益而遭杀害后，几乎没有人再敢对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疏指陈。格尔古德上任不久，亲自访察，提出问题，疏陈：自己卖身投靠旗下之人，有的作奸犯科，想逃脱法网；有的游手好闲，逃避差役。这些人，放债牟利，则讳旗称民；遇上官司，又舍民称旗。他们诈害良民，官府不敢过问，应当加以严厉议处。格尔古德得到康熙大帝的有力支持。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时，大学士明珠权势倾朝，他的下属要圈百姓的坟地，民人投诉到户部。户部将诉状转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令宛平县核查。知县怕得罪权相明珠，报称“无碍民坟”。格尔古德不畏权相，上疏劾奏明珠属下“圈占坟地属实”，并请吏部问知县的罪。格尔古德敢于碰权相，敢于碰勋贵，秉承上旨，执法严惩，被时人誉为“铁面巡抚”。格尔古德居官，布衣蔬食，廉洁自律，不畏权贵，拒纳馈送。康熙大帝命朝廷大臣公举清廉官吏，格尔古德被列为第一。

彭鹏，福建莆田人，幼年聪慧，乡试中举。三藩之乱起时，他装疯不从。平定三藩之后，任三河县知县。三河在京东，旗民杂处，号称难治。有人冒称自己是给皇帝放鹰的，到县里敲诈勒索，作恶多端。彭鹏经过侦访，查明其真实身份，逮捕并鞭刑严惩。有人偷盗，彭鹏闻警，立即佩刀乘马，急疾追捕。康熙大帝巡视京畿，知道彭鹏清廉，在接见他时，赐给他内库帑金三百两，并说：“知道你清正，不接受百姓的钱，这些钱给你养廉！”后调升彭鹏为科道。他受命到陕西、山西、河南了解民情、赈济灾荒。他疏报：泾阳知县刘桂克扣籽粒，猗氏知县李澍杖杀灾民，磁州知州滥派运费，南阳知县暧昧分肥等。诏三省巡抚察审，奏报没有查实。在当时，当事人因受到关系网的保护，要核实一个贪污案件，是十分困难的。康熙大帝又派他做顺天府尹，彭鹏疏劾顺天乡试举人李仙湄的考卷墨迹删改过多，考官徐倬、彭殿元徇私欺蒙，疏语中说：“臣如妄言，请劈臣头，半悬国门，半悬顺天府学。”九卿等召开会议，认为他语言不敬，应当罢官。而康熙大帝则命考官徐倬、彭殿元退休，对彭鹏不问。彭鹏为官，拒馈赠，清操守，是清康熙朝著名的清官。

张伯行，河南仪封人，进士出身。中进士后，买各地大儒的图书，口诵手抄，整整七年。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学问清醇、志操洁肃自励。做官后，家乡河堤崩溃，自己出钱招募民工运土塞堤。后任山东济宁道，遇上饥荒，从河南家里运送钱米，并缝制棉衣，给灾民充饥御寒。出任江苏巡抚后，发现总督噶礼贪婪。江南乡试作弊，生员哗然，抬着财神像到学宫，影响很大。张伯行调查，此案同总督噶礼有关，便上疏朝廷。康熙大帝命尚书张鹏翮等调查，查证作弊之事同噶礼有关，噶礼仰仗自己是康熙大帝表姑母的侄子，便反过来弹劾张伯行。康熙大帝命再查。结果是噶礼被诬告，张伯行应当罢官。康熙大帝命第三次复查，结论同前一样。这时候康熙大帝说三次查证都是是非颠倒，严命再议。其实，康熙大帝早已经通过密折对噶礼和张伯行都进行了解，他知道张伯行是清官，应当加以保全，最后查清实况，免噶礼官，由张伯行出任总督。

康熙大帝大力表彰清官，一则是为大小官员树立榜样，养成一代清廉的吏风；二则是借清官监督、揭发、打击贪官；三则是派几位好官，为百姓做点好事；四则是推行“仁爱”理念，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声。但是，清官往往为上级所不喜欢，也普遍为同僚所不喜欢。清官必遭贪官的嫉恨，也必遭贪官的报复。前述于成龙、格尔古德、彭鹏、张伯行等无一例外。然而，康熙大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并保全清官，而遏制贪风日长。

在帝制时代，官吏贪婪是普遍现象。康熙大帝虽然奖励清官、惩治贪官，但贪官污吏还是屡屡出现。显然，康熙大帝对待吏治是以家法为核心的，还缺乏系统的制度。这在无贪不官的今天，对当政者在家法、律法、刑法、执法、尊法上足以为鉴。

⑷虚心吸纳：

自明朝后期始，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明末南怀仁像的大学士徐光启等，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在清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师，如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和白晋等，其中以汤若望和南怀仁两人最为著名。

汤若望，耶稣会士，德国人，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来华。这一年恰好发生萨尔浒大战。他先到澳门，后入广州，再到北京。明崇祯朝时期，创设历局，修订历法，汤若望任事，与中国官员共同编成《崇祯历书》，设馆在今北京宣内南堂地方。清朝时期朝廷任命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事，参与修正历法。新历法称《时宪历》，颁行天下。汤若望同顺治皇帝的关系很好，清顺治病危时，曾参与议立嗣君。福临因皇子年龄太小，想立皇弟；皇太后的意思是立三皇子、八岁的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可终生免疫，支持皇太后的意见，顺治皇帝就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顺治皇帝逝世后，汤若望在清康熙朝初年被鳌拜抓进监狱，原因就是受了杨光先的诬告。

杨光先，安徽歙县人，为人粗暴，好争斗。明崇祯朝年间来到京师，抬着棺材到阙下，上疏弹劾大学士温体仁，一时被称为奇人。后遭廷杖，谪戍辽西。明朝灭亡后，回江南，后又旅居京师。他并不懂天文历法，却自认为是一位天算学家。清顺治时期上书，指责《时宪历》封面不当题“依西洋新法”五个字，以此攻击汤若望。当时顺治皇帝对汤若望非常崇信，因而礼部不予受理。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杨光先再次诬告汤若望，一面上书朝廷，一面散发传单。其中杨光先指责汤若望的《时宪历》只编二百年，而大清皇朝要万万年，这岂不是让大清短祚吗？鳌拜因此将汤若望下了天牢。这是一场保守派对维新派，愚昧文化对科学文化之争。这时汤若望患病，行动不便，无力争辩。可怜的汤若望身患重病，昏迷恍惚，戴着九条锁链，躺在小木床上，仍手举望远镜观测日蚀。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农历3月，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杨光先，定汤若望死罪，钦天监五位部门负责官员被处死，废弃《时宪历》。孝庄太皇太后认为对汤若望处分过重，经两次复议，汤若望免死下狱。但也恢复了旧历法，废除了《时宪历》。杨光先则先升为钦天监副，又升为钦天监正。第二年(公元1666年)农历7月汤若望病逝于寓所。

康熙大帝亲政后，对这桩学术公案采取了谨慎而科学的态度。因杨光先靠政治讦告做了钦天监一把手，但他不能胜任天文数学的研究和实测。后来用比利时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借地震的机会，奏称杨光先等在历法、测验方面的错误。清康熙曾多次召杨光先与南怀仁到宫中当众测验，结果每次都证明南怀仁测算正确，而杨光先并不会计算。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十六岁的康熙大帝以“历法精微，难以遽定”，命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同钦天监官员，赴观象台共同测验。届时，大学士、尚书及其他官员等聚集一处，当场测验。结果，南怀仁所测都应验，杨光先等所言都不应验。他们做的其他验证也表明：南怀仁的正确，杨光先的错误。最后议政王等议：推倒杨光先诬告汤若望案，杨光先斩首，为汤若望及同案死者平反。康熙大帝宽弘仁厚，命对杨光先夺其官、免其死、遣回原籍。后杨光先逝世于返乡途中。

康熙大帝不论对传统文化还是西学，不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传教士，都没有偏见。他的这种对待各种文化、不同种族的平等心态，来自于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

林小夕

⑸督教以严：
康熙大帝的子女，在清朝十二帝中算是最多的，共有三十五子、二十女、九十七孙。清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大帝也像平民一样，严格教子，望子成龙。百姓的儿子经过教育，可以成才，但不能成龙；除非以造反夺得天下，自登皇位。“高阳酒徒”汉高祖刘邦和“凤阳贫僧”明太祖朱元璋等能够成龙，绝不是靠父母培养教育出来的。在中国帝制时代，只有皇帝才可能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儿子继续为龙；至于平民百姓，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康熙大帝为着大清江山世代永固，社稷绵延亿万斯年，便对诸皇子进行严格的教育。
明朝的诸藩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清承明制，又有损益。康熙大帝对皇子的教育，首选为成龙，次之为襄(助)政，又次之为领兵，再次之为务学，复次之为书画。由是，康熙大帝不仅制定严格的制度，而且进行严格的教育。
康熙大帝对子孙的教育，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上学是清康熙教育子孙的基本方式。清朝皇子的教育，据史籍《养吉斋丛录》中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的时间，“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sup]注[/sup]。“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康熙大帝确定了皇子皇孙的教育制度。
注_古代一天时间按地支计算：
子时：23:00～1:00；丑时：1:00～3:00；寅时：3:00～5:00；卯时：5:00～7:00；辰时：7:00～9:00；巳时：9:00～11:00；午时：11:00～13:00；未时：13:00～15:00；申时：15:00～17:00；酉时：17:00～19:00；戌时：19:00～21:00；亥时：21:00～23:00。每个时辰为今两个小时即120分钟，每个时辰内再分六刻，每刻20分钟。
康熙大帝定制，皇子皇孙从六岁开始在上书房读书。清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起初有张英、熊赐履、李光地、徐元梦、汤斌等一代名儒。皇子老师中的汉人师傅，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清康熙起居注册》等书记载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农历6月10日，皇子一天读书的情状：
寅时(3～5时)，皇子在书房读书，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准备师傅到来上课。
卯时(5～7时)，满文师傅达哈塔、汉文师傅汤斌和少詹事耿介，进入无逸斋，向皇太子恭行臣子礼后，侍立在东侧；管记载皇太子言行的起居注官德格勒、彭孙遹侍立在西侧。皇太子允礽伏案诵读《礼记》中的章节，讽咏不停。允礽遵照皇父“书必背足一百二十遍”的规定背足数后，令汤斌靠近案前听他背书。年近六十岁的汤斌跪着捧接皇太子的书。听完允礽的背诵，一字不错，就用朱笔点上记号，重画一段，再读新书，捧还经书，退回原来的地方站立。皇太子又写楷字一纸，约数百字。
辰时(7～9时)，清康熙上完早朝，向太皇太后请安之后，来到皇太子读书的畅春园无逸斋。皇太子率领诸臣到书房外台阶下恭迎。康熙大帝入斋升座，问汤斌曰：“皇太子书背熟否？”汤斌奏道：“很熟。”清康熙接过书后，指出一段，皇太子朗朗背诵，一字不错。清康熙又问起居注官：“尔等看皇太子读书如何？”奏道：“皇太子睿质岐嶷，学问渊通，实在是宗庙万年无疆之庆！”清康熙嘱咐他们对皇太子不要过分夸奖，而应严加要求。检查完皇太子的功课，清康熙回宫。
巳时(9～11时)，时值初伏，日已近中，骄阳似火。皇太子不摇折扇，不解衣冠，凝神端坐，伏案写字。师傅达哈塔、汤斌和耿介，因为年迈暑热，晨起过早，伫立时久，体力不支，斜立昏盹，几乎颠仆。皇太子写好满文一章，让师傅达哈塔传观批阅校对。汤斌奏道：“笔笔中锋，端严秀劲，真佳书也！”达哈塔也奏道：“笔法精妙，结构纯熟。”皇太子又将《礼记》画定的篇章读一百二十遍。
午时(公元11～13时)，侍卫给皇太子等进午膳。皇太子命赐诸师傅也吃饭。诸臣叩头谢恩后，就座吃饭。膳后，皇太子没有休息，接着正襟危坐，又读《礼记》。读过一百二十遍，再由汤斌等跪着接书，皇太子背诵。
未时(公元13～15时)，侍卫端进点心。皇太子吃完点心后，侍卫在庭院中张侯——安上箭靶。皇太子步出门外，站在阶下，运力挽弓，扣弦射箭。这既是一节体育课，又是一节军事课。是为教育皇子们“崇文宣武”，治理国家。皇太子射完箭，回屋入座，开始疏讲。汤斌和耿介跪在书案前面，先生翻书出题，学生依题疏讲。
申时(公元15～17时)，康熙大帝又来到无逸斋。皇长子胤禥、三皇子胤祉、四皇子胤禛、皇五子胤祺、七皇子胤祐、八皇子胤禩，同来侍读。康熙大帝说：“朕宫中从无不读书之子。向来皇子读书情形，外人不知。今特召诸皇子前来讲诵。”汤斌按照康熙大帝的旨意，从书案上信手取下经书，随意翻书命题。诸皇子依次鱼贯进前背诵、疏讲。皇五子胤祺因学满文，所以只写满文一篇，圈点准确。康熙大帝亲自书写程颐七言律诗一首，又写“存诚”两个大字一幅，给皇子们示范。群臣称颂说小字“秀丽”、大字“苍劲”。
酉时(公元17～19时)，侍卫在院中张侯之后，清康熙令诸子依次弯射，各皇子成绩不等。又命诸位师傅射箭。随后，康熙大帝亲射，连发连中。
天色已暮，诸臣退出。皇太子等在畅春园无逸斋一天的功课完毕。
教育能影响一个人，而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在康熙大帝的三十五个儿子中，序齿的有二十四位，实际上成人的(年满十六岁)只有二十位。这二十个儿子，是由十七个妻子生育的，他们的性情志趣各不相同。
康熙大帝培养儿子的主要目标是从皇子中产生一位满意的接班人，以使大清帝国江山永固、社稷万年。首先，以儒家经典教育皇子；其次，以“国语骑射”培养皇子；再次，训练皇子实际能力；复次，传授治国安邦之道。诸皇子的培养教育，以皇太子为重。早在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封年仅一岁的胤礽为皇太子，加以眷宠，施以特教。初始，康熙大帝亲自教他读书、写字。六岁就傅，令大学士张英、李光地做他的老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教他性理之书。康熙大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命皇太子留京代理政务。康熙大帝几次南巡，也多命皇太子留守京城。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康熙大帝患病，命皇太子代理政事：“朕因违和，于国家政事，久未办理，奏章照常送进，令皇太子办理，付批办处批发。”康熙大帝病愈之后，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他对其他皇子，如四皇子、八皇子、皇十四子等，常委以军政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
康熙大帝注重孩子的多方面知识教育，教皇子们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测量学、农学等。
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农历闰3月1日，发生拉帮结伙日食。当时康熙大帝亲征噶尔丹在外，皇太子在北京观测，使用皇父所赐嵌有三层玻璃的小镜子，装于自鸣钟之上，用望日千里眼观望。日食似不到十分，日光、房屋、墙壁及人影俱可见，甚属明耀。观测奏报自京城发出，送皇父览阅。康熙大帝得到奏报后，朱批曰：“览尔所奏，果然如此。”后来的四皇子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皇帝)回忆道：“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时，日光照耀，难以仰视。皇考亲率朕同诸兄弟在乾清宫，用千里镜，四周用夹纸遮蔽日光，然后看出考验所亏分数。此朕身经实验者。”
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大帝亲自给三皇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耶稣会士德理格学习律吕知识，“命臣德理格在三皇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修造新书”。康熙大帝命在畅春园蒙养斋开馆，派爱新觉罗·允祉主持纂修《律历渊源》，汇律吕、历法和算法于一书。爱新觉罗·允祉还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纂辑做出贡献，成为清康熙朝一位杰出的学者。不过他最后在雍正皇帝继位后仍未逃过劫难：被夺爵，禁景山永安亭而死。
康熙大帝对书法下过一番功夫，他对皇子们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他对有的皇子练字做出具体规定：每一日要写十幅呈览。在皇父严格要求与督促之下，皇太子、三皇子、四皇子、七皇子、十三皇子和皇十四子等，都写得一手好字。皇二十一子爱新觉罗·胤禧，史载其“诗清秀，尤工画，远希董源，近接文徵明”。三皇子爱新觉罗·胤祉和七皇子爱新觉罗·胤祐，以其尤长书法而受命书写康熙大帝景陵的《神功圣德碑文》。
康熙大帝的儿子们，有的因其生母卑微，如十二皇子生母万琉哈氏为定嫔，皇十五子生母王氏为密嫔，皇十七子生母陈氏为勤嫔，还有连嫔的品级也未受封；有的因年龄太小，如康熙大帝初废皇太子后出生的皇子，到他崩驾时，皇二十一子和皇二十二子都是十一岁，皇二十三子九岁，皇二十四子才六岁，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同兄长们去争夺皇位。这些皇子能明哲保身，母子平安，安享富贵，就算有大福了。他们不求登大位，但求生活好。
康熙大帝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清朝的皇帝没有暴君、没有昏君也没有怠君。康熙大帝的继承者雍正皇帝、乾隆大帝都很杰出。康熙大帝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这些都同康熙大帝从始重视子孙的教育有关。
不过，康熙大帝的儿子太多，自己在位时间又长，因此皇子们有充分的时间结党自固，争夺皇位，相互拆台，最后导致了残酷的宫廷斗争。
爱新觉罗·玄烨简档：
属　相：马
谥　号：仁皇帝
庙　号：清圣祖
陵　寝：景陵(清东陵)
父　亲：清世宗爱新觉罗·福临
母　亲：佟佳氏，后尊为孝康章皇后
初　婚：十二岁
配　偶：十六人
皇　后：赫舍里氏
子　女：三十五子，十六女
继位人：第四子爱新觉罗·胤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