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公元1918～1991年)，浙江宁波人。著名香港船王。

人大祝教授

包玉刚：(公元1918～1991年)，浙江宁波人。著名香港船王。

包玉刚算起来还是宋朝包公的第二十九代孙。他的父亲包兆龙是一位经营造纸业的商人。

包玉刚小时候在上海求学，他上大学时，正遇上日寇侵略中国，书是没法读下去了。他先是到衡阳一家银行当职员，后去重庆中央信托局工作。他以宁波人的精明和兢兢业业的作风，使自已经手的业务蒸蒸日上，所以到抗战胜利，他已是重庆矿业银行的经理了。以后，他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立银行的业务部经理。许多人都认为，凭包玉刚的业绩和才干，再奋斗几年，行长的交椅一定会是他的了！

然而就在这时，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向行长呈上了辞职书，说他的兴趣不在银行方面，而在其它方面。他和父亲一起放弃了在上海的事业，全家迁往香港，靠着多年积蓄下的一点钱，去另闯天下了。

开始，他与父亲合伙，做进出口生意，从国内购买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牲畜饲料等土产，向外销售。后来，因为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包家小公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以后干什么呢？父亲的选择是经营房地产，他是一个老式的商人，相信“无地不富”是真理。可是包玉刚却以自己的眼光，认为当时香港的房地产业只能坐收地租，是保守的投资，是“死的”；而且他们资本不大，去炒地皮，万一被人吃掉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他看中的行业是搞航运生意，他对父亲说：“航运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可以移动，范围涉及财物、科技、保险、经济、政治、贸易，几乎无所不包！”包兆龙尽管不是十分乐意，但他很欣赏儿子的独立思考和勇气，所以最后还是同意了包玉刚的意见。

1955年，三十七岁的包玉刚开始了他的“船王”之梦。可是，凭他们包家当时的资金，连一艘旧船都买不起。他专门去了一趟英国，想向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借钱。可是那个朋友一听说他要借钱买船，就变得像个陌生人一样。不肯帮忙也罢了，他还抖了一下包玉刚的衬衣，讥刺地说：“玉刚兄，你年纪还轻，对航运一无所知，小心别连衬衣都赔进去！”这大大地刺伤了包玉刚的自尊心，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干出番大事业来。

包玉刚两手空空回到香港，只好向香港汇丰银行贷款。可是汇丰银行对航运业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航运的风险太大，这些船老板不知道哪天就会被风暴刮成穷光蛋，甚至落到什么荒岛上去做“鲁滨逊”！而华人根本不懂航运，借钱给他们去买船，那风险就太大了——银行业的原则是不搞风险投资的！连碰钉子的包玉刚并不气馁，他转身就去了日本。有趣的是，日本银行竟没有要他找日本公司作担保，就同意贷款给他。这样，包玉刚才凑足了七十七万美元，再次前往英国，买下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二十八年，排水量也只有八千二百吨。包玉刚看着这艘小山一样的旧船，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且取名为“金安号”。他说，这个名字，象征着他对经营航运业的设想和构思：“金”字表示要赚钱，而“安”字表示要稳中求胜。

当“金安号”从英国驶向香港，途经印度洋的时候，包玉刚已经办好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二是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包兆龙看着儿子坐在香港的沙发中，就安排好了这一切，也不能不佩服儿子的能耐。这艘他还没见过模样的船，就已经开始为包家赚钱了！

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就是把自己的船，通过订立合约，为期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一些同行见包玉刚这样做，都讥笑他为“门外汉”，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傻瓜”！然而包玉刚有自己的算盘，他承认自己对于航运业务还不熟悉，不如先长租给别人，倒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就可以逐渐学会航运业务了！

包玉刚确实赶上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年，由于苏伊士运河因埃及战争而关闭，航运费用猛涨。当年年底，金安号赚的钱，就已经够包玉刚买下七艘新船了！到了1957年的下半年，航运业出现萧条，运价跌到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只有包玉刚却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事实证明他这个“门外汉”的经营策略是最好的经营策略。人们不得不承认，包玉刚的运气和眼光都是一流的！

这次低潮过去后，不少人都学包玉刚的办法，开始买旧船长期出租。可是包玉刚又改变了方针，将新船长期租给人家，旧船留着自已经营。因为，新船出租，租金自然比旧船高；而旧船自己用，效果则与新船一样。

尽管连战皆捷，包玉刚仍不满足，他认为单靠经营利润来买新船，这个发展速度就太慢了，一定要设法争取银行的贷款。当时，包玉刚还是个不太出名的小富翁，远不是银行家眼中看好的投资对象。可是包玉刚也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他自己曾做过十年的银行家，对于银行家的心理把握得很准。要找就找最大的银行，而香港最大的银行就是汇丰银行。有人说香港是由四大势力操纵的，指的就是政府、马会、汇丰银行和怡和集团。汇丰银行的资产超过五十亿美元，香港的钞票大部分是由它发行，大部分贸易也是由它支持，它发挥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

包玉刚找到了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更凭着他对银行业务的熟悉，很快就赢得了桑达士的信任。桑达士了解了包玉刚的长租经营方式和收入状况后，当即拍板同意向包玉刚提供数额不大的低息贷款。

有一次，包玉刚有机会以一百万美元购买一艘七千二百吨的新船，并把它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双方议定租期为五年。日本航运公司急于用船，所以愿意出面请它的银行资助包玉刚买船。包玉刚算了一下账，航运公司应该付给他的第一年的租金是七十五万美元，那么，由日方银行给他开一张七十五万美元的信用状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包玉刚就去找桑达士，希望汇丰银行贷款一百万美元给他买船，他说他可以用七十五万美元的信用状作担保，汇丰银行不会有什么风险。

一百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字，谨慎的桑达士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他毫不客气地说：“包先生，你不是在向一个小孩子说你会发财吧？”包玉刚不慌不忙地反问：“桑达士先生，如果我拿到信用状，你能不能贷款给我？”

桑达士干脆地回答：“贷！只要你有信用状，我马上贷给你！”桑达士相信自己的经验：你包玉刚船还没有买，就要人家租你的船？还要人家请银行给你开信用状？这不等于是人家出钱让你买船了么？！世界上哪会有这样的好事！他认定包玉刚是在说笑话。

包玉刚一点也不含糊，他到家就打点行李上东京，他对那家日本航运公司说：“我是来拿信用状的。因为我买船的钱还差一点，只要把信用状开给我，我保证在三天之内就把船交给你们。你们信得过我，就先把信用状给我吧！”

在这场“空对空”的斗争中，包玉刚的良好信用成了最有力的武器。结果，桑达士不但实践诺言贷给包玉刚一百万美元，而且还从此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1962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银行总经理，不到2年，汇丰银行便开始投资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了包玉刚的后勤部，使包玉刚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包玉刚在汇丰银行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竞成为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

而日本船厂呢，也同样更加信任包玉刚，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慢慢付款！”

在包玉刚的精心经营下，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1980年达到巅峰，船数达到二百多艘，总吨位达两千万吨。国外报纸上都以大量篇幅介绍包玉刚，用的标题是《比奥纳西斯和尼亚科斯都大——香港包爵士》。第二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两千一百万吨，比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大，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包玉刚虽然成为世界船王，但他也看到，航运业的风险太大，不少曾经成功的航运商都被无情地淘汰了。所以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登陆”，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为了在陆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样辉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英国资本集团和华人资本集团一直是香港实业界长期摩擦的两大资本集团。自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资本集团垄断了许多行业，华人资本长期处于劣势。然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开始，华人资本渐渐壮大，李嘉诚等人早已跃跃欲试，要与英国资本集团一争天下。李嘉诚先是悄悄地收买英国怡和集团所控制的九龙仓的股票，已经掌握了其中的18％。但是这时，李嘉诚感到同属于英资集团的和记黄埔对他更有吸引力，而要想同时吃下这两个地方，又是他的财力难以达到的，所以他约包玉刚密谈，希望包玉刚能接手九龙仓。如果他们两人能顺利地控制和记黄埔和九龙仓，则英国资本集团在香港的垄断地位就一定会被动摇！

作为一个中国人，包玉刚早就希望华人资本集团能扬眉吐气。他也深知九龙仓的重要地位。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码头，拥有资产十九亿港元，那一带的地价早已是寸土寸金，掌握了九龙仓，就等于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物资的装卸和储运业务。所以包玉刚表示愿意接受李嘉诚的建议。李嘉诚坦率地说：“我所掌握的两千万股九龙仓股票，以四十元一股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你。另外，你把汇丰银行的股票转让一部分给我。”

包玉刚知道，当初李嘉诚买这些股票时，每股只花了十三四元，但是他更知道，掌握九龙仓能为他带来怎样的利益。他沉吟片刻后说：“你每股降四元，我们马上成交！”

李嘉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两位香港的“海陆大将”微笑着握手告别。掌握了九龙仓股票20％的包玉刚，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九龙仓董事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而是继续悄悄地收买九龙仓股票。1980年4月，包玉刚宣布，他已控制了三千九百万股九龙仓股票，约占总数的30％。英国人慌了，因为他们只掌握着20％的九龙仓股票，这就意味着董事长的大权必须交给包玉刚了！也就是说，怡和集团将失去九龙仓。

怡和集团找到后台汇丰银行商议，要汇丰银行支持它足够的现金，让它有可能大量收购九龙仓股票。这年6月20日，趁着包玉刚在欧洲度假的机会，怡和集团突然发起反扑，打算以每股九十五元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三千万股，使他们掌握的股票占总数的49％，远远超过包玉刚所掌握的股票数量，他们认为，只要这个计划一宣布，包玉刚一定会退出这场竞争。因为，包玉刚必须再收购两千万股股票才能继续保持他的优势，而一夜之间必须拿出二十个亿的现金来，简直是无法办到的事情。

包玉刚是在法国的别墅里接到这十万火急的情报的，他的心不禁隐隐作痛，深感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雄厚，他几乎要被逼到绝路上了！同时，他也意识到，李嘉诚送到他手中的，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包玉刚决心要同英国伦搏一搏。他一边放风，说还要去拜会墨西哥总统，却在6月22日悄悄启程赶回香港。几个小时以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笑风生，宣布他“到当铺里转了一转”，已经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要以一百零五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两千万股！

第二天一早，大批持有九龙仓股票的小股东蜂拥而上，抛出他们手中的股票。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包玉刚就调动了二十一亿元资金，完成了他的收购计划。至此，他所掌握的九龙仓股票比怡和集团整整高出19％，完全控制了九龙仓！

不知有多少人在感叹：我的天，二十一亿元，要两千一百个百万富翁凑起来，才能有这么多的钱哪！

“世界船王”一举“登陆”，并且牢牢地掌握了陆地的控制权！包玉刚功成名就，他所受到的尊重，远远超出了实业界的范围。在英国女王封他为爵士后，日本天皇、比利时国王、巴拿马和巴西的总统，纷纷授予他勋章或奖章。在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他与世界风云人物邓小平、里根、伊丽莎白二世等人的合影……

尽管包玉刚有如此显赫的威望，但数十年来，他一直遵循着父亲的教诲：“脚踏实地地工作，平易近人地待人，身体力行地做事。”

尽管包玉刚有难以数计的财产，但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和亲属的生活过分奢侈。他每年只准许家属在夏威夷度假十天，他的女儿们一次只能买一双鞋，他从不让孩子参加香港“富翁环球游览团”……

然而，对于生养他的祖国，他却慷慨大方。新中国成立不久，首次发行建设公债，他尽自己的财力，认购公债达数万港元。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率先购买中国建造的船舶，推动了中国船舶的出口。

1979年，他捐款一千万美元，在北京建造新型的旅游饭店——兆龙饭店；不久，又捐资一千万美元，在上海交通大学建造兆龙图书馆。他捐款五千万元人民币创办宁波大学，投资六百万美元与内地合资建造宁波钢铁厂……

纵横航运界和商界的包玉刚先生与邓小平有不凡的交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世界石油危机，引发了包玉刚减船登陆的念头，但是，真正促成他登陆的却是与邓小平的接触。

1978年，包、邓两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会见”，可以说完全是卢绪章的功劳。卢绪章，这位包玉刚的姨亲表兄，中共前地下党员，当年他以广大华行老板的身份活动，曾给包玉刚不少的帮助。全国解放后，卢绪章出任经贸部领导，包玉刚方知这位广大华行的表兄原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员，着实吃了一惊。

1978年上半年，被“打倒”多年的邓小平复出中国政坛，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上，这一消息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香港人更是仿佛看到了曙光，包玉刚萌生了回大陆看表兄的念头，但为稳妥起见，他向国内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我夫人想见卢绪章夫人”。

包玉刚拍这份电报，目的是投石问路。包玉刚夫人黄秀英与卢绪章夫人是表姐妹，由她的身份来拍这份电报，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事隔不久，包玉刚就收到复电：欢迎包玉刚夫妇一同回北京探亲。电报是邓小平请廖承志发的。包玉刚立即与夫人动身启程。不过，他们没有“直接”飞北京，而是取道日本，大概是为了掩人耳目吧。

包玉刚与邓小平两人虽是初次见面，但对彼此的声望早有所闻的，心仪已久，交谈甚是投机，他们的话题扯的很开，从大陆的经济到世界的政局，从航运经营到香港前途，邓小平向包玉刚描述了他改革的构想，而包玉刚则向邓小平谈到了自己所知各国政要的看法，包括与当地的港督麦浩的私人谈话。两人足足谈了几个小时，充分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虽然没有给包玉刚一个明确的收回香港计划，但包玉刚从邓小平的言谈中判断出：中央会尽力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而这正是一个商家梦寐以求的。包玉刚终于下定决心海上王国搬到陆上去。

包玉刚每次到北京，都可以事先与邓小平办公室打招呼，然后安排“叙旧”。稍为留意一下当时的报道，就会发现，在1981年到1984年间，邓、包两人频频接触，举行了多次被外电报道称之为“历史性的会见”。据知情者透露，包玉刚与邓小平会面的次数，比新闻发布出来的多得多。

1982年2月8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见了包玉刚。这一回，邓小平告诉包玉刚一个中共的重大决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包玉刚比外界知道这个确切足足早了七个月！

邓小平同志请包玉刚放心，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虽然当时尚未有“五十年不变”的保证，但包玉刚从邓小平的态度中，受到鼓舞，更加坚定了留在香港、投资香港、繁荣香港的信念。

1989年9月，包玉刚应邓小平之邀请，偕同家人访问北京，在邓小平家中吃饭，两家人其乐融融。席间，善借题发挥的邓小平感慨地说：“开放可不是容易的事啊！钓鱼台也是这个问题。1979年，我支持翟经理开放。当时他们是伸手要钱的，而且还要几百万。后来一开放就好了，不仅不要钱，而且还赚钱！对！还是改革、开放好，全国也是一样，还要进一步开放哩！”这天，邓小平显得特别高兴，频频与包玉刚举杯，竟破例喝了六杯茅台酒。

在对包玉刚的盛情和为祖国建设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之后，邓小平突然又话锋一转：“今天吃的鲍鱼很不错，如果不改革开放，这样好的鲍鱼就吃不上喽。”席间的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被称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辞去了党政军的职务，后来又辞去了中顾委主任的职务。邓小平在一次与包玉刚聊天的时候说：“退休的话要趁身体好的时候退，这比身体不好时再退要强很多，而且这样对个人和时代都有好处。”邓不平的一番话，对包玉刚启发甚大。

1986年，包玉刚宣布退休，由四位女婿掌管包氏家业。包玉刚成了包氏王国的幕后主脑。

1991年9月23日，七十三岁的包玉刚在香港家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