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丙：(公元1832～1899年待考)，字嘉鱼，别字松生，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末年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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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丙：(公元1832～1899年待考)，字嘉鱼，别字松生，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末年藏书家。

丁丙是在晚清杭州社会有广泛影响的人物，他出身于藏书世家，是“八千卷楼”的主人。太平军攻入杭州，他流落外地。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杭州，积极参与救助难民、医治战争创伤和重建杭州等项工作。尤其在重建杭州各项文化教育设施，整理和弘扬杭州乡邦文化中，建树良多。他主持重修文澜阁，组织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使文澜阁至今得以书、阁并存的功绩，尤为世人所艳羡。他在晚年还创办近代工业，进入了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的行列，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非凡胆识。

晚清的杭州，不幸惨遭战火蹂躏，血肉横飞，尸骸遍地。道路、桥梁、水坝、河渠等城市基础设施多数损毁，学校、书阁、文庙、碑碣等文教设施和文物古迹，更是鲜有幸存。战争结束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杭州已是满目疮痍、了无生意，一个美丽繁华的江南名城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幸有一批志士仁人不畏艰难，依然承担起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杭州的重任。在这批志士仁人中，有一位特别活跃、贡献也特别杰出的人物，那就是丁丙。丁丙不仅竭尽全力医治战争创伤，救助战争难民，而且多方设法修复各项文教设施和文物古迹，使杭州的文化事业重现繁荣，同时他本人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藏书家和出版家，也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他的一系列杰出贡献，赢得了当时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的极大尊敬，直到民国年间，人们仍对他的种种嘉言懿行艳羡不已。1932年，丁丙百年诞辰之际，杭州知识界纷纷举行纪念的活动。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先生，撰写了多篇文章，缅怀丁丙对杭邦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刊登在《文澜学报》上。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忘记丁丙为杭州文化事业所做的一切。

丁丙的中青年时期正值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于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和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两度攻占杭州，直到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才被迫撤出。在此期间，丁丙与其兄丁申(字竹舟)逃离杭州，辗转流徙到松江、青浦、南汇、上海、绍兴、定海等地。每到一地，他们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助难民的工作，如开办粥厂、收养难童等事。同治三年春回到杭州后，在官府的委托和支持下，丁丙投入到一系列医治战争创伤、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中。

首先是掩埋尸骸。太平军撤出杭州前，清军围城，双方激战达五个月之久，双方伤亡十分惨重，城内百姓因围城饥寒病疫而死的更是成千上万，杭城内外到处是暴露街头郊外、无人埋葬的尸骸。尽快掩埋这些尸骸成为当务之急。丁丙毅然承担起“掩埋局”(分为南局和北局)的工作，拿出自己的家财购买墓地和棺木，尽快掩埋了这些尸骸，改变了原来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接着是救助难民。战乱造成了大量无家可归和食不果腹的难民，为此丁丙又报请官府设立了“难民局”，多方救恤难民。此后救助难民和贫民成为丁丙经常从事的一项工作。如在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农历7月分发贫米，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农历7月开办“栖流所”收留流徙之人，农历12月筹措及发放年终贫米，等等。他开办了粥厂七所，使贫民断粮之际聊以果腹；又设丐厂，使行乞之人免于转死沟壑；等等。

终丁丙一生，他始终没有停止和放弃过救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的慈善事业。

丁丙不仅在杭州救难恤贫，而且当外地、外省遭受灾难时也同样尽心竭力地予以救助。如在清同治三年，他到严州、淳安、遂安收养难民；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农历6月参与设立“协济豫赈局”，专为河南收养灾民中的妇孺筹集款项；同年农历7月因山西旱灾，丁丙募银十万两有余，解往山西；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因京畿灾，丁丙本人捐银三千两为倡，募得银十万余两，棉衣五千余领，解往直隶。还有山东旱灾，直隶永定河决口，他都奔走呼号，募集款项，予以救助。

除救灾恤难外，丁丙还举办过多方面的慈善事业和社会事业。如创设“正蒙义塾”，接受失学儿童；设立“钱江义渡局”，免费摆渡过江百姓；设立“救生局”，配备救生船二只，拯救钱塘江水面上的落水者；举办“育婴堂”，收养弃婴和孤儿，并雇请乳母哺育；举办“穗遗堂”，为生活困难的寡妇提供补助；举办“迁善公所”，收管窃匪棍徒冀其自新；创办“医药局”、“牛痘局”为市民提供医药、防疫方面的服务；以杭州城多火灾，创设“恤灾所”，为受灾人家提供帮助，等等。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78年)农历11月，水星阁火药局发生爆炸，震塌民居三百余家，压毙数十人，其时丁丙已病势沉重，行将不起，他还强撑病体集资抚恤受灾之家。他还长期主持义仓的管理工作，粮价低落时大量购进粮食，当灾荒之年粮价腾贵之时以平价售出，以平抑粮价，使市民比较容易地渡过荒年。丁丙一生所行善事难以一一枚举。兵燹之后得到这样的善人救助，真乃杭人之幸！

惨烈的战争给杭城的各项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许多重要的桥梁如断桥、宝善桥、庆春桥、拱宸桥等被毁、西湖也严重淤塞、不仅造成交通不便，而且对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郊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清同治三年丁丙甫回杭州，就着手集资重建断桥。清同治四年农历2月，又着手疏浚西湖，“竭二年之力湖路始通”。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疏浚临平湖并修建海昌堤坝。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重修了庆春桥和宝善桥。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农历10月重修湖心亭。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建新横河桥，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建田家普济桥。同年，因岁月久远，坝子桥倾圮，丁丙又予以重建。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建湖墅德胜桥，并开浚城内河道。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修葺朱桥、转塘。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开浚北湖和驻防营河道。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重建万安桥。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开西溪河沿山河，并疏浚南湖，修筑上河堤坝，修葺奉口斗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修复湖墅水龙(救火用，犹今之消防龙头)。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又开浚东河，为了防止居民往河道里倾倒灰泥垃圾，丁丙还雇请人夫到城中沿河各处收集灰泥垃圾，运往别处倾倒。他又主持筹集西湖岁浚经费，以使西湖得到经常性的疏浚，其用心可谓周全备至。

太平天国对儒学采取排斥态度，因此对弘扬儒学的场所——官学和书院毫不顾惜地加以破坏。清朝杭州有三所官学：钱塘县学、仁和县学和杭州府学；还有四所书院：敷文书院、崇义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在庚辛之役(太平天国军队攻克杭州的清咸丰十年为庚申年，清咸丰十一年为辛酉年)中都遭到了极严重的破坏。丁丙在从事慈善事业和重建杭州市交通水利设施的同时，以同样巨大的热情修复了杭州的各所学校和体现杭州文化特色的名胜古迹。他“于府县学之修建尤多尽力”。三所官学、四所书院的重修、丁丙也都曾参与规划和监修。敷文书院，由于地处万松岭荒僻之处，士子不乐往读，丁丙又别创讲堂于城中，曰“敷文讲学之庐”，他又开设了正蒙义塾和湖墅社学，免费接收或资助贫寒家庭子弟入学。他又重修了学政考棚，并为贡院购置地基建造了考生暂时休息的棚厂，以便于科举考试之进行。又设立了“丁祭局”，集诸生供洒扫，治祭器，考订礼器乐器，使祭孔之仪得以举行。

丁丙修复的名胜古迹，以纪念历史名人的祠墓为主。如钱王祠、白公祠、苏公祠、岳飞祠、于谦祠、张履祥墓、郭孝章墓、孙花翁墓等。他“或言于官、或出己资，一律修葺”。他更为清朝浙江的督抚大臣特别是率兵入浙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将领如左宗棠、蒋益澧、杨昌浚、彭玉麟、谭钟麟等人建了一大批生祠。不过，丁丙于修建祠墓，似乎有热情过高、过多过滥之嫌，这些祠堂于今大多已湮没无存，倘使当年丁丙以此精力和财力用于更有意义之处，当更能垂之于永久也。

丙还抢救和保护了一批文物。当时有人发现了一批元朝文德年间铸造的编钟。他就特地建了一座“元音亭”来贮放它们；得到一些北宋咸平年间的贝叶经，他就将之送到灵隐寺保存起来；得到一批吴越国铸造的金涂塔，他也把它们送给灵隐、净慈等寺保存。杭州府学原有宋理宗书写的《道统赞》碑石十三方，修复府学时发现少了一方《文王赞》，于是丁丙胞兄丁申(字竹舟)用其他十二方碑石上刻字的偏旁拼成了《文王赞》的碑文，补刻了一方《文王赞》，后来那方原有的《文王赞》碑找到了，如今与补刻的《文王赞》一起保存在杭州碑林。

丁丙出身于一个藏书丰富的家庭，其祖父丁国典，就锐意捜求书籍，造了一座小楼专事藏书，题其额曰“八千卷楼”。其父丁英尝往来齐楚燕赵间，遇秘籍辄载以归，藏书益臻丰富。丁英死后，丁申丁丙兄弟仍孜孜不倦地征购图书，“节衣缩食、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抄，随得随校，积二十年，聚八万卷。”藏书之数，较楼额已逾十倍。所以时人以为丁氏藏书之富甲于东南，殆非虚言。由于藏书大幅增加，原八千卷楼已不能容纳，于是丁申丁丙兄弟在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扩建了藏书楼，筑“嘉惠堂”五楹，堂上藏原八千卷楼书；堂后又筑室五楹，曰“后八千卷楼”，藏后来购得之书；又辟一室于堂之西，曰“小八千卷楼”，又曰“善本书室”。其中保藏之书，“或宋元明刊本，或精抄孤行本，或经某旧家珍藏，或为某名儒校勘”，其中“有明一代，遗刻尤繁”。丁丙还把善本书室所藏之书编目提要，成“善本书室藏书志”一书，江阴缪荃孙为之作序。

丁氏兄弟搜集大批图书，并非仅仅将之深藏书阁而已，而是充分发挥藏书的作用，使之服务于文化学术事业。丁丙曾把八千卷楼的藏书拿出来用于补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经兵燹后，杭州府学尊经阁藏书散失殆尽，丁丙又把自己藏书中有副本的都拿出来，送给府学尊经阁。文澜阁重建后，丁丙又把家藏的《全唐文》一部二百六十册，送到文澜阁珍藏。

丁丙也是杭州晚清时代重要的出版家。从同治初年刊印蒙学书籍开始，到光绪二十五年病逝前刊成《于肃愍集》为止，共刊书二百余种。所刊之书，大部分是杭州乡邦文献，其中有历代杭州方志，如乾道、淳佑《临安志》，嘉靖《仁和县志》，万历《钱塘县志》，杭州府学及仁钱二县学志等；有关于杭州历史的专门著作，如《吴越备史》、《捍海塘志》、《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南宋馆阁续录》、《建炎复辟记》、《钱塘遗事》、《南宋院画录》、《南屏百咏》、《吴山遗事诗》、《西湖修稧诗》等；还有杭州先贤的遗著和传记资料，如《武林往哲遗著》、《杭郡诗辑》、《西泠五布衣丛书》、褚遂良父子集、张杨园(履祥)先生年谱，于忠肃公祠墓录，《钱塘先贤传赞》、《武林高僧事略》等。丁氏所刊之书，今在浙江图书馆及我馆多有收藏，为从事杭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所参阅利用。

清朝末期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俞樾，辞官后长期寓居杭州，担任诂经精舍山长，与丁氏兄弟成莫逆之交。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俞楼(俞樾寓所)第一楼不戒于火，丁丙为之重建，且增建了“式古堂”。俞樾的一些著作，如《群经平议》，《俞楼诗记》、《琼英小录》等，也都是丁丙为之刊印成书的。

丁丙还竭力促成了浙江官书局的设立。开始时浙江巡抚马新贻提议在杭州设局印书，同治六年，官府委托丁丙筹建浙江官书局，经丁丙积极筹划，浙江官书局很快办了起来。浙江官书局刊印了一批大部头书籍，如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质量较好，深得好评。浙江书局后来改为官书印售所，宣统元年并于图书馆。由于铅印技术的推广，雕版印书的浙江官书局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丁丙出于对家乡杭州的深厚感情，非常热衷于乡邦文献的辑录和整理，八千卷楼丰富的藏书，也为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丁丙亲自辑录的，有《武林掌故丛编》，收文献一百八十七种，内容十分丰富；《杭郡诗辑》两百零八册，凡与杭州有关的诗词搜集无遗；《武林往哲丛书》六十六册收书五十余种，后来其子丁立中又辑书十种，刊成三十二册，为《武林往哲遗著》后编；《西泠五布衣丛书》内收金农《金冬心先生集》，吴款芳《临江乡人诗》、丁敬《砚林诗集》、魏之琇《柳州遗稿》、奚冈《冬花庵烬余稿》五部著作；《西泠词萃》为仇山府，朱淑真等人词章的合刊，等等。这些丛书，特别是《武林掌故丛编》，把分散各处的杭州史地文化资料辑录在一起，为人们研究杭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丁丙在从事繁忙的社会活动的同时，仍不辍写作，有不少著作问世。早年他就写过《读礼私记》、《礼经集解》、《松梦寮诗集》等著作，可惜毁于兵火。后来积数十年之力，又陆续写成了《九思居经说》、《说文部目详考》、《说文篆韵谱集注》、《廿四史刻本同异考》、《武林金石志》、《宜堂小记》等多种著作。丁丙晚年最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当推《武林坊巷志》一书。该书对杭城八百余条街、坊、巷、弄，都“稽之图籍、证之史传、下至稗官小说，古今文集，靡不罗载”，所征引的文献资料达一千六百余种，是我国最大的一部都市志。丁丙于编纂此书极为慎重，再三考订，不肯轻易定稿。

清光绪二十五年他自知不起，遂将书稿交托友人孙峻(字康侠)，要孙峻详加审核补订，最后定稿付梓。

丁丙还为修纂《光绪杭州府志》做了不少工作。早在清光绪五年，丁丙就向知府龚嘉儁建议重修府志。在编纂过程中，他拿出家里的藏书，供编纂人员参阅，而且经常与编纂人员一起讨论考订史实。志稿写成后，在丁丙的要求和坚持下，又再度详加审订，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底才告定稿。本来即可付印，但丁丙旋即去世，加上官府经费支绌，所以迟迟未能付印。直到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在陆懋勋、吴庆坻补上清末十余年的史事后，铅印出版。现在这部府志的书稿还保存在我馆。《光绪杭州府志》的任职人员中并无丁丙之名，但实际上他于这部府志的修纂贡献不小。

丁丙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抢救了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并主持重建了文澜阁。庚辛之役，丁氏兄弟逃离杭州，丁申先行逃到杭州西郊留下镇，随后丁丙也辗转来到留下。他们见市面上许多店铺用书页包裹物品，拿来一看，竟是《四库全书》的散页，于是知道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已经散失，就着手收集这些书页，又托人回到杭城搜集散失的《四库全书》，如此收集起来的散页，能够装订成册的装订成册，不能装订成册的则用绳子捆起来，共得八百余捆，这些残书散页先后被运到上海、定海等地寄存，直到同治三年才运回杭州，暂时存放到杭州府学尊经阁。这样征集到文澜阁书有九千零六十二册，内除《古今图书集成》六百七十三册外，《四库全书》计八千三百八十九册，约为原书的四分之一。

由于文澜阁严重损毁，丁丙向当时的浙江巡抚谭钟麟建议重建文澜阁，得到谭钟麟的赞同。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农历9月，丁丙拟就了修建文澜阁的草案，谭钟麟于是委托丁丙与邹在寅主持其事。估定修建经费为12913元，指定由厘金局从丝绢中开支，不敷之数则于善后经费中借支，定于农历10月8日开工。当时文澜阁仅存栋宇，修建任务十分艰巨，丁丙从严要求，一丝不苟，不仅把书阁建得焕然一新，而且把围墙、假山、御碑亭等附属建筑及存放书籍的书橱、夹板等都置备齐全，又在书阁东西新建了“太乙分青之室”，作为士子们阅读阁书的阅览室，整个修建工程耗银18000余元。人们认为重建后的文澜阁，“花石亭榭之胜，过于旧观”。

由于文澜阁书全部散失，捜集回来的仅四分之一，丁丙于文澜阁修建完工之后，自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起，又着手补抄《四库全书》的工作。他拿出自己八千卷楼的藏书，雇请抄手按《四库全书总目》提供的书目，补抄散失掉的《四库全书》。在八千卷楼中没有抄到的书，再到省内外各著名的藏书楼去抄录，抄录人员最多时达一百余人，其规模简直可与乾隆年间编修、抄录《四库全书》时媲美。抄补工作进行了七年左右，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大体完成。原藏书完整收集到的有三百三十一种，残缺补全的八百九十一种，重新抄录的两千一百七十四种，合订成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九册。抄而未得之书，别刊书目，继续访求，随得随抄，这样又抄到三十八种。最后没有抄得的，仅剩九十余种。民国初年，又经过钱念勋主持的乙卯补抄和张宗祥主持的癸亥补抄，终于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抄录完整。使“南三阁”中，唯有文澜阁至今书、阁并存。在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中，首功无疑应归于丁丙。

庚辛役后，丁丙倾心竭力，救恤难民，重建杭州，深得左宗棠等封疆大吏的赞许。同治年间，左宗棠表奏清廷禀报丁丙的功绩，清廷下旨授予丁丙知县官衔，发往江苏任职。江苏方面也敦请他前去。然而他不乐为官，宁愿留在杭州做一些造福乡梓的实事。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又赏给同知衔，他也没有前去任职。旧时读书人极重“功名”，然而，丁丙却不愿将时间精力都耗费在举业之中，终生不再应试。虽然他一生的“功名”仅为生员(俗称秀才)，但他一生的建树，却是绝大多数举人、进士所不能企及的。

丁丙一生为社会，特别是为重振杭州的文化事业，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实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俞樾所作的《丁君松生家传》，顾浩所作的丁丙《行状》、丁立中所作的丁丙《年谱》，都一件一件地记述了丁丙所做的工作，极其具体，而且几份材料的记述都极其一致，可以互相印证。更有太常寺卿袁昶所书的《丁征君善举二十八事碑》，列举了丁丙在慈善事业和重建杭州方面的二十八项贡献，袁昶就是后来因反对慈禧利用义和团攻打各国使馆而被杀的三位直臣之一，素以秉直敢言闻名，更不可能为丁丙虚列劳绩。

完成这样多的社会工程，不仅需要他投入巨大的精力，而且在财力方面，他也作出了很大的奉献。他所主持和参与的各项工程，虽然官府在经费上能给予一定的支持，但其不足部分往往是丁丙个人承担的。丁丙家产本来甚为丰厚，但到了丁丙晚年已经耗费殆尽。以至丁丙死后不多年，丁氏子侄竟因经营亏折，不得不将八千卷楼所有藏书以七万两银之价卖给江苏省江南图书馆，其时丁氏家产之匮乏可知。

谈论丁丙一生之贡献，不能忘记其胞兄丁申。虽然种种善举都是丁丙出面施行，但背后都有丁申的配合与支持，诚如丁丙之子丁立中所言：“(丁丙)凡所办事皆先伯父所欲为，或先伯父倡于前而府君和于后”。可见每行一事，都是兄弟二人共同谋划定策的。有可能是丁申的主要职责是治家而较少涉足外事，或是其社会活动能力不及乃弟而较少出头露面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丙还是杭州最早兴办近代工业的实业家之一，据今年编纂的《杭州市志》，“十九世纪末，有识之士积极筹办机器纺织业。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杭州富绅丁丙、王震元和南洵富商庞元济等在杭州拱宸桥筹建通益公纱厂，二十三年投产，有纱锭一万五千零四枚，年产纱五千件”。“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丁丙、庞元济等人集资规银三十万两，于拱宸桥西如意里创办世经缫丝厂，购进意式缫丝机二百十八台并自备发电机，次年投产”。又“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世经缫丝厂自备发电机发电，供厂内照明，为杭州市和浙江省有电之始”。

综观丁丙的一生，他不仅在救助战争难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战后杭州，抢救文化遗产，重振文化事业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是卓有成就的藏书家、出版家和整理、编纂古代文献的学者。他在晚年还与时俱进，创办近代工业，成为全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他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值得杭州人民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