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生卒年待考)，安徽芜湖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优秀领导人之一。

果糊糊

柯庆施：(生卒年待考)，安徽芜湖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优秀领导人之一。

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曾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先且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等职。抗战爆发后赴延安，任统战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等职。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八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65年4月16日因肺癌在成都病逝。

在中共八大的二十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一位了，看来对柯庆施的评价还有难度。对柯庆施一生进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富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名录中，对柯庆施所作的七百多字的简介，居然还出现了年代上的差错。

长期以来，不仅出版物中没有柯庆施的书，就连单独评价柯的文章也没有。大多都是在讲什么事的时候，带上一笔。这“带上一笔”又分两类，一类是指名的，再一类是不指名的。指名的多是否定柯庆施，不指名的多是肯定柯庆施，熟悉情况的能看懂这是在说柯庆施做过的一件好事。

最近终于出现了两篇专门讲柯庆施的文章。一篇是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前者全盘否定柯庆施，后者充分肯定柯庆施。

文化大革命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名声不好，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盛传“柯庆施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大家知道，三十年前一直讲，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以后，“评海罢”成了十年浩劫的先声，人们很自然的对“评海罢”的支持者有反感。社会上有很多书籍、文章都在讲是柯支持“评海罢”的，还能不相信吗？

“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轶欧请人评，后是江青组织人写。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未成，1965年春又转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是不是通过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还是其它人，说法不一。不过，可以从姚文元的写作时间上找到一些线索。

为了弄清姚文元写作的时间，当年与姚文元在一个办公室的胡锡涛回忆说：“1965年4月下旬，内刊与华东局办公厅对换办公地点，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入宛平路11号那幢三层楼。我的办公室在第三层楼……我搬入时，我的办公桌是很小的一张，而在右侧有两张大写字桌。公务员说是为姚文元准备的，他写文章要大桌子。五一节过后不久，姚文元大摇大摆来了，我弄不清他来干什么，但他是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长，是我顶头上司，我不过问他的事。他来后，没有马上进入写作，先是到二楼与原《解放》杂志的同事聊聊，如钦本立、林学渊等等，但也没有透露写什么文章。直到过了近一个月，我在周末过组织生活时，听林学渊讲：姚文元在写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这件事。我听了也没在意，姚文元写批判文章多了，以为这一篇也只是个人兴趣所致……从五月一直搞到十月，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月，大约写了十稿……他写到第八稿时，主动让我看稿，还叫我提意见。”

另外，据协助姚文元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文元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文元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当时的编制在解放日报文艺部。报社当时的领导曾说：“姚文元写评海罢时，向我请过假，说市委要他写个东西，“五一”以后文艺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这就是说，在姚文元动笔之时，柯庆施早已于1965年4月9日离开了人世，又怎么会支持“评海罢”呢？有人说的，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写的。就算姚2月开始准备，而2月柯庆施已在广州养病，3月从广州出发与贺龙、聂荣臻同机去成都并在成都养病。当时组织上早已决定柯庆施一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因此，柯庆施不可能给姚文元以支持。

据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说，自柯庆施动手术后，他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陪柯庆施在北戴河等地疗养。柯庆施“自1964年7月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没回过上海。”柯庆施在1964年3月28日开始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4月17日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庆施的病情。4月1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专家对柯庆施做肺癌手术的建议。4月19日周恩来在沪参加柯的术前会诊。4月20日晨，柯庆施开始手术，周恩来在医院守候了三个小时。当晚，周恩来看望尚未苏醒的柯庆施。5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外宾访沪，一下飞机就赶到医院看柯。7月14日经中央安排，柯庆施由钱信忠护送前往北戴河养病。9月18日柯庆施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庆施在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活动。10月23日由北京去广州养病。1965年1月19日，柯庆施在广州与邓小平一同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庆施离广州去成都。

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当时就认为江、姚秘密地“评海罢”是“不正派”的，后来就不再参加“评海罢”一文审查、讨论。据他说：“姚文元与柯老没有关系。”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也说：评海罢“与柯庆施毫无关系。”

在1966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有人在“炮轰上海市委”，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没有走资派？”。上海市委的领导为了坚守阵地，抵挡“炮轰”，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市委XXX和XXX主持下写出来的。”还有位领导同志说得更具体，姚文元的那句话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去的。当时许多人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来点火的人这样解释的。

据上面提到的那位协助姚查史料的历史教师讲，他曾在姚文元的带领下去市委参加“评海罢”一文的第一次讨论，在场的有三位市领导，但没有柯庆施。由此可见，柯庆施支持“评海罢”一说，纯属以讹传讹。

不过，这里有一个难点，那就是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评海罢”时，说：“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江青自已说的总不会假吧！但金文在剖析江青心态时，指出：江青只是“把柯拉来撑自已的腰”。这是有道理的。柯庆施是在建党前入团，建党几个月后转党的，这一资历是够得上让江青拉来壮壮声势的。不过，在分析江青的心态时，请注意江青讲话的时间是1967年4月。也就是说，原来支持、主持“评海罢”的上海市的领导这时都已经被打倒了。江青总不能抬出那些已被打倒的市委领导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吧！柯庆施已盖棺论定了，柯庆施已经不能说话了，江青抬出“‘无’口难辩”的柯庆施，谁还不听她的？谁还不信她的？

江青可以胡说八道，年轻人可以被江青矒住，但历史不会被江青矒住，参加过柯庆施追悼会的老人更不应当被江青矒住。当时在北京参加吊唁的有五万人，参加公祭的有一万三千人，在上海参加柯老追悼会的也有万把人。

江青在说柯庆施支持她时，还有一句：姚文元的“评海罢”炮制了“七八个月”。姚文元的“评海罢”发表于11月。11月之前的七、八个月是什么时间呢？

2003年第4期《百年潮》上有一篇文章，说张春桥、姚文元“评海罢”，“背后有江青、有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如果不是作者笔误，那就是在向历史真面目上迈进了一步，只是不该再讲有柯庆施在背后。继而，在2003年4期《炎黄春秋》陈铁健的文章重讲到他1978年12月为编写国史与郑惠到上海“收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我们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资料，其中包括当年《文汇报》只送毛泽东、江青等几个人的内部情况汇报等绝密资料，以及该报记者列席上海市委书记处(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参加)贯彻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很清楚，陈铁健在文中列举的名单是无“柯庆施”三个字。

文化大革命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名声不好的又一个缘由是：“柯庆施‘左’”。不少文章讲到柯庆施“左”，“整人”。柯庆施确实“左”，不“左”，1957年怎么会在上海整出一万五千多“右派分子”来？不“左”，1959年以后怎么会反出那么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

不过，要衡量“左”的程度，总要有点量化，总要作些比较。就拿“反右派斗争”来说，那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左”的政治运动了。反右把不少人的“左”的情绪激发了出来。柯庆施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在反右派斗争四十多年后颇为诧意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上述几例说明：柯庆施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是“左”中有不“左”，他还是手下留情的。也许还有人说，几个事例并不能充分说柯庆施在反右中的表现。那还有一个证据，这就是受到冯锡刚等许多人所批评的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报告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战士实为五八的兵。身为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这次党代会前后，不只上海一地在开党代会，与此同时，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此说一出，虽不能力挽狂澜，但挡住了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五十五万右派之中。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一万五千四百十九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上海开展过反右倾。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八十年》记载：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一百七十三人，作严重右倾、严重个人主义结论的两千二百二十五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二百八十九人，其比例也大大低于全国。全国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约三百六十五万人。在这个数字面前该如何解释呢？是“左”还是右呢？鉴于左右为难，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要再沿用“左”和右来论人了，值得考虑。

既然提到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就不能不岔开来多说几句同《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有关的事。冯锡刚讲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这一报告，在南宁会议上曾被毛泽东用来将周恩来的军。冯锡刚写道：毛泽东“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毛泽东一度想以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总理的职务。”冯锡刚讲的这一段故事，即“以柯代周”说，长期以来，是强加给柯庆施“反总理”罪名的“重要依据”。不仅国内，连外国友人都认为周恩来的总理一职是别人难以取代的。舆论上出了个“以柯代周”，柯庆施的政治声誉自然不好。

对南宁会议上的情况，在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的注释中是这样写的：“毛泽东讲话中说：柯庆施这篇报告，请大家看一看。上海有一百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我看，这样一种讲法很像毛泽东的风格，是可信的，真实的。毛泽东有没有以此将周恩来的军，从这一段注释中看不出来。

事实上，由柯庆施做报告的这次中共上海市党代会，自始至终都在接受着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专程来沪，在195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上海党代会上作《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办公室副主任杨谷方同志回忆：12月22日，柯庆施陪同周恩来视察上海西郊的黎明农业社的温室养殖蘑菇和陶家桥养猪场、牛奶棚，看望长浜浪小学的师生。中午二人没顾上吃饭，又一起到曙光农业社同下乡锻炼的四十多位大学生座谈。12月25日，柯庆施在党代会上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周恩来也莅临了这天的大会。柯庆施的报告不仅在会议开幕时呈送在上海的周总理审阅。早在开会前数日已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上海市长陈毅，三位都认真作了修改。胡乔木还在这份报告中就阶级矛盾问题加了很长的一大段内容。柯庆施怎么会像有人所讲的那样，不把周总理放在眼里呢？关于周恩来与柯庆施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工作上的默契，鲜为人知。这里说一个细节：那就是有人指责柯庆施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是秉承毛泽东的，“是柯庆施高于其门他地方官员之所在”。这里所说的“高”是指在“左”的高度上高。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柯庆施的《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一文，本是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应该讲什么？有十多个省专讲反右，而柯庆施没讲。在这个会议上，还有一个内容是反反冒进。周恩来等检讨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而柯庆施一贯十分尊重周总理，所以他坚持不谈经济，因为讲到经济就回避不了反冒进。既不讲反右，又不讲经济，还能讲什么呢？随柯到会的几位老人说：柯庆施想了很久很久，结论是讲文化。高！这确实是柯庆施“高于其他……”之处。有人批评柯庆施的文章中有“热昏的胡话”。没错，可是如果做点比较研究，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结论就两样了。难怪在柯老去世后，周总理对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顾训方说：“现在缺少这么一位像柯老这样能够把华东的工作统抓起来的人……”是的，直到六大中央局撤销，华东局都是“秘书长挂帅”，一直没有再任命第一书记。

有人还提到，“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乘风破浪》，并非偶然的巧合。”那似乎也是“毛泽东的安排。”实际上在中央通知中，其大名被毛泽东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的还有吴冷西。吴冷西曾说：“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显然，可以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不能简单地依名单次序论高低。过去的“名单学”没那么严格。第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安排，而是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安排。

周恩来批准中共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称赞《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是党中央对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的肯定。上海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任何一本党史中都找不到“毛以柯压周”的说法。即使毛泽东用柯庆施的《乘》文将了周恩来的军，那也同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绩无关，更与柯庆施本人无关，怎么能由柯庆施来承担责任呢？

至于有人说所谓毛泽东想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这就更离奇了。有人说：是书记处否定了以柯代周。可能吗？堂堂一国总理的去留就那么简单吗？如果真有以柯代周之事，不成，退而求其次，把柯补为副总理，不碍事吧！可是，在1959换届时，在十六名副总理和十六名副委员长中，根本就没有柯庆施的名字。事隔七年之后，到了1965年1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柯庆施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六个大区的第一把手，两位任副总理，两位任人大副委员长，两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史实告诉人们，1958年的“以柯代周当总理”之说不能不归于主观的臆断。

据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周恩来身边的秘书卫士们、柯庆施身边的陈文等老同志，都证实从来没有听到过毛泽东有一丝一毫的“以柯代周”之意。连一位对柯庆施很有意见的南宁会议与会者也说：不论在会内，还是在会外，都没听见过“以柯代周”。八届五中全会后，举行过一次在京政治局会议，柯庆施等七八位政治局委员都没参加。会上挽留过总理，但压根就没有“以柯代周”之说。

历史，只能一是一，二是二！如何评价柯庆施？是有难度的，有人建议：

第一，要投点力量研究。不论对柯庆施作何评价，柯庆施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是政治活动家，是中共党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现在，柯庆施的下属、下属的下属都出传记了，柯庆施的传记也到该出的时候了。现在，整过柯庆施的、被柯庆施整的，都出了传了，为什么柯庆施就不能出呢？不管世人的观点怎样，有人说柯庆施1962年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这样的言论必须要有根有据。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得很清楚：“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不研究就批判，不好；不研究就不点头不摇头不表态，也不好。为了研究，建议成立一个小组或两个小组，实体最好，虚体也行。官办最好，民办也行。能拨经费最好，不拨经费也行，只要态度上支持就好。既然柯庆施的名字常常在一些书刊文章中被捎带上，说明他还被人们记住，受到世人的关注。如今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社团多如牛毛，请再加一个“柯研会”吧！趁着熟悉柯庆施历史的老同志还健在，能把史实说清楚。再不研究，怕是更难讲清楚了。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杨心培等人说过：“在有人要编《中共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候，市委书记陈国栋请示邓小平：‘柯庆施怎么样？’邓小平说：‘柯庆施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人。’于是这部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就不编了。”市委曾为此发过一个文，有些人看到过。如今，杨心培已去世了。而陈国栋，医生不让见了。像这样的情况，再拖下去就没法调查了。岁不我与，必须抓紧时间研究，历史的责任与自然的规律都不容人们再“暂缓”了!

第二，要充分展开讨论。由于各人所处的角度不同，所观察到的侧面不同，所占有的资料多寡不同，对柯庆施的认识就不一样。过去许多人只知他身材高，鼻子高，地位高，水平高；只听到有关他在农村蹲点与百姓一样吃萝卜干；他身患数疾仍坚持与农民一起割稻打谷；他把给他送礼的局长骂走，这局长紧张得跌了一跤；困难时期，他为了解农村真实的情况每到一家就去揭开农民家的锅盖看，等等小故事。近来为写这篇文章，东打听，西走访，东看点书，西借点资料，深知很不齐全。人无不有局限性。亲柯者有亲柯者的局限性，疏柯者有疏柯者的局限性，反柯者也有反柯者的局限性。可是，局限性是能够突破的。只要坚持多角度、多侧面地知识互补，观点碰撞，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历史地看待柯庆施的全部历史，相信很快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引下，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把远看的、近看的、高处看的、低处看的，加在一起不就是庐山全貌了吗？再去掉“错觉”，不就“能”识庐山真面目了吗？开上一次、几次、十几次讨论会，出几本不同看法的评柯庆施的书，互相商榷，切磋琢磨，定有益处。通过对柯庆施的讨论，说不定对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建设都有好处，至少比那些一味地迭加褒义词的评价，比讳掉阴暗面、讳掉敏感点、以自已划线的自传，要好得多。历史学家要对历史负责，历史学家又很难对历史负责。可是名人无秘密。因此，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能一俊遮百丑，也不要一丑遮百俊。俊与丑都在史料中。史料迟早会找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以柯庆施划线，什么都是柯庆施的好，不好也好，伤了不少人；文化大革命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柯庆施什么都不好，好也不好，甚至于连柯庆施一直反对的(如敞开肚皮吃饭)，一下子变成了“柯庆施第一个提出的”。有了过去十年的“正极”，有了这二十多年的“负极”，相信对柯庆施的评价有条件做到不溢美，不遮丑了。

第三，要历史地看问题。任何行为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个人都摆脱不了政治主流的制约与影响。在齐声喊“杀”时，你能说个“无期”就是反潮流的行为了。在上下左右都说亩产万斤时，谁能说“亩产五千”就算老实多了。比方说1958年的浮夸风，“据1958年7月30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第二十四生产队的一块试验田，放出了一颗早稻高产的卫星。平均亩产达10597.8斤。”当时全国喊“亩产万斤”的岂止一万人！可是上海就没说。柯老是一位头脑十分冷静的思想家。据杂文家蒋文杰回忆：“大跃进开始的时候，《中国青年报》上登了河南的小麦丰产县亩产一千八百斤。我看了报纸就兴奋地去找柯老。柯老说：‘你不要那么随便相信他们。’”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陈扬回忆：“1958年8月9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登一条消息：上海县鲁汇乡红旗社一个生产队创出早稻亩产两千斤的高产新纪录。柯老看到这颗‘卫星’，认为不可信。他让我连夜通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以及《文汇报》等本市的大报，这条消息不得见报。”金平的文中引用李富春在1965年讲的一段话：“在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区中上海的损失较小。”耐人寻味！“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是损失不大，就是赞扬；但是，“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不是没损失，这也可以理解为批评。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我们总不能因为上海也登过“早稻亩产两千斤”就大骂柯老“极左”吧！当然，我们也不能掩盖上海有“早稻亩产两千斤”的轻微浮夸。中国有位伟人说对自己只能“三七开”，还有位伟人说对自己能“四六开”就不错了。这正是伟人伟大之所在，是评价党史人物的楷模。这位讲对自已“四六开”的伟人曾经指出：“柯庆施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永志不忘”。

第四，要松动一下思维定势。“柯左论”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了，似乎已成定论。定论容易使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妨碍思维的灵活性，造成思维的刻板性。尽管思维定势人皆有之，还是尽量减少点好。建议改变一下思维角度，来一点知识的迁移，把评价，把结论放在后边。讨论和结论的关系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事物是过程。认识是过程。史学家应当把认识放在过程中展开，多听多看多想。

比方说，柯庆施与江青的关系，这也是社会上议论比较多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上说：柯庆施“靠上了江青，靠上了江青就等于靠上了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本《木石魂》，称柯庆施为江青的“同谋”。还有文章说：江青在上海看戏，柯庆施“场场陪同”。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话。上海警卫处的老同志还记得是有领导陪江青看过戏的，但决不是不是柯庆施。哪儿来的“柯庆施场场陪同”？江青在上海小剧场看戏都没有柯庆施的影子。1978年科学大会时，北京市二轻局探望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说：“我们对江青是得躲且躲，参加追悼会都不希望被江青看见。”她说了一个常识性的事：不少人都清楚江青是个特大的“麻烦”，对待她只能是“敬”而远之。

再比方说，有人把林彪参加柯庆施的追悼会，也拿出来作“柯为林类”的文章，这里散发着呛人的作文章的气味。过程是：在北京，有中央副主席参加柯庆施的追悼会，在上海的中央副主席应该怎样？还用问吗？如果没有先入为主，来点逆向思考，就会把林彪的到来视为正常。何况那时的林彪并没有“怆惶出逃”！当然，有了“林彪、江青一类”的思维定势，越看柯庆施越像“偷斧子的人”了。

在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当口，有人批评实际上已在积极反右的浙江领导人右倾。这时柯庆施去作了次报告，说：“整个浙江的工作，不管是省委、县委、区委、乡委，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来工作的，都是有进步、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当中有缺点，那就改。不能老是说这个人右倾那个人左倾的。我看，缺点谁都有，偏差也谁都有，是不是都成为倾向呢？客观事物是随着空间、时间运动着的，前进着的，形势的发展有时是估计不到的。脱离形势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人家的错误已经改正了，还要说人家右倾，这叫有意找岔子嘛！找不到现在的岔子，就找过去的岔子，还要讲人家什么‘倾’。同志们，倾向没有那么多！”(1957年11月13日“《在浙江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第五。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扣帽子”，更忌用侮辱性的字眼。近年有些文章把柯老比作汉奸周佛海，诬柯为“毛泽东的忠实走狗”，说什么“柯庆施拍马屁能够乘风破浪”，说了“历史耻辱柱”，说了“林彪、江青一类”，还挖苦董必武对柯的挽诗，认为柯老死得早是好事，这太不尽情理了。有人还莫名其妙地重提柯庆施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特务的旧事。柯庆施被打成特务，这本来是康生等人的陷害，是一部辛酸史，何必再倒腾出来在历史的伤口上撒盐？

在柯庆施的“特务问题”上，杨尚昆有过回忆，张闻天夫人刘英有过回忆，李葆华有过回忆，韩光有过回忆。几位都说当时是对柯庆施突然袭击。斗柯庆施时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没有被捕过？你同特务是不是有关系？”当时听的人都觉得寒心。刘英说：“难道被捕才是会革命吗？没被捕是隐蔽得好嘛！”几位老人回忆说：面对残酷斗争，长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么话也不说。柯庆施的新婚夫人受不了这种无端的打击，投井自杀了。“抢救小组”找不到柯庆施的夫人，就质问柯庆施：“你把特务老婆藏到哪去了？”可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半年后，当时的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对柯庆施说：“把你搞错了。”毛泽东并且亲笔修改了对柯庆施的结论，加了两句，说柯庆施：守纪律，有成绩。——俱往矣！从1943～2003，整整六十年过去了，我们怎能再用类似“为什么没有被捕过”的语境来评论柯庆施呢？

第六，要运用生产力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检验党政工作的标准是生产力。在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期间，市委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高起点地有步骤地规划上海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单是从1959年5月～1960年3月的十个月当中，柯庆施就连续发表了三篇阐述生产力的文章：1959年5月他发表了《不断提高生产率》；11月发表了《关于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1960年3月发表了《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密度之大，令人瞩目。在《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一文中，他集中集体智慧，提出了“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接着，上海建成了嘉定科学城、闵行工业区、宝山一条街。上海的财税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中国的第一个“世界第一”——双水内冷发电机诞生于上海。

上海对“两弹一箭”的研制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无到有建立起相关产业。中国的第一枚探空火箭，是在聂荣臻、柯庆施领导下，首先在上海发射的。在上海刚开始研制地空导弹时，有人认为经济力量不够，提出要下马。柯庆施说：“就是穷的当掉裤子也要搞成导弹”，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终于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并及时装备军队。上海市委为原子弹关键技术的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与技术力量，攻克难关，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成功爆炸。邓小平认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61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在两、三年内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重工业生产指标、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缩减城镇人口、恢复集市贸易、增加农民自留地等措施，大力调整国民经济，取得较好效果。经过两年的调整、整顿，上海工业总产值自1963～1965年每年平均递增18.8％。

上海在柯庆施领导下的十年期间，经历过连续三年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同时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严重威协.当时的建设事业毫无外资引进可言，只有重重的内忧外患。就在这样困苦严峻的历史时期，处于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中，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却取得十年翻一番的惊人业绩！在史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当时全国提出“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不是空言虚语。有人曾用柯庆施发表的《全国一盘棋》一文，影射柯庆施把手伸向全国。天知道！那是上海人民对全国“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的一种答谢呀！看过《全国一盘棋》，便会知道柯庆施提倡的是全局观念，他反对地方主义，反对狭隘思维.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万名党员干部大会上他动情地说过一句话：“上海的水门汀地上长不出棉花，上海一天也离不开全国的支援。”柯庆施时期上海对大西北乃至对全国的支援有口皆碑。陈毅、柯庆施是真心实意打“中华牌”的。

上海的发展成就是辉煌的，这是全体上海人民和党员、干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实打实地干出来的，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取得的。文化大革命前的上海建设，从领导角度讲，归功于以柯庆施为班长的一班领头人领得好。

阶级与政党，领袖与群众，这一辨证历史唯物主义的ABC永远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