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藩：(公元1761～1831年)，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老人

追梦人

江　藩：(公元1761～1831年)，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老人；甘泉人(今江苏扬州)。著名清朝经学家。

江藩少从余萧客、江声问学，治学宗汉学吴派，有“惠派嫡传之法嗣”之誉。他博综群经，精通汉诂，著述颇丰，尤以《国朝汉学师承记》知名。

江藩是清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他治学广博，著述等身。所编纂《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叙述了清代汉学的承继渊源。在书中，他将顾炎武、黄宗羲列于卷八，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目光。

《汉学师承记》叙述了清代汉学家法流派，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著作。在书中，江藩将黄宗羲、顾炎武列于卷八，即是书末卷，并作“答客问”言其缘由。江藩此举，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目光，朱一新、梁启超、皮锡瑞、支伟成、钱穆、周予同、本田成之、罗继祖、朱维铮、汤志钧等均对此持批判态度，指出江藩此举之不妥。“黄、顾问题”是《汉学师承记》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其中折射着的江藩的学术倾向。

清朝乾嘉时期，汉学发展如日中天。钱大昕、阮元、汪中、洪亮吉、章学诚等当世学者论汉学开山，莫不推黄宗羲、顾炎武。可见二人在清乾嘉年间汉学家的心目中的地位。作为汉学阵营内的学者，江藩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他又何以自相矛盾，列黄、顾于《汉学师承记》卷八，并且作“答客问”？且先看江藩如何自圆其说的。“答客问”从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两个方面“批判”了黄宗羲、顾炎武。

第一，批判黄宗羲、顾炎武“反清复明”的政治立场。江藩说：“甲申(公元1644年)、乙酉(公元1645年)之变，二君策名于波涛砺滩之上，宰身于榛莽穷谷之中，不顺天命。强挽人心，发蛙黾之怒，奋螳螂之臂，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未有不败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横流毒浪之后，尚自负果林之党人，犹效西台之恸哭，虽前朝之遗老，实周室之顽民，当名编熏胥之条，岂能入儒林之传哉。”实际上，江藩的批判言辞是大可商榷的，所谓梨洲、亭林在明清之交时“不顺天命。强挽人心，发蛙黾之怒，奋螳螂之臂”云云，所厚诬的绝非仅仅是黄、顾二人，而是指所有反清复明的抗清志士。当初，梨洲、亭林一辈人于明朝大厦将倾之际，奋不顾身，反清复明。其行虽以卵击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其义则动天地、泣鬼神。只要稍有一些历史的正义感的人，绝不会如同江藩那样以“乌合之众”冠于黄、顾。更何况黄、顾反清复明的政治理想破灭以后，转向书斋，勤恳治学，他们的学术成就出类拔萃，远上群伦，其等身著作，更为江藩所不可及其万一。江藩身为学者，作学术史著作，不思以学术为本体，正视梨洲、亭林对清代汉学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却以短视的“政治眼光”加以雌黄，江藩之识可谓差矣！阮元亦江藩挚友，其在浙江巡抚任内，奉旨修撰《国史儒林传》，把黄、顾二人列为清朝汉学、宋学的共同开山。试想以阮元身居朝廷要职、代圣立言的特殊身份，对黄、顾二人的政治问题尚不忌讳，布衣江藩又何以有此顾虑？江藩一生仕途不济，屡遭困顿，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位“白丁”，而其史识之差，实远不及本当坚守“正统”，却坚持学术良知的阮元。

第二，批判黄宗羲、顾炎武“深入儒室”的学术思想。江藩说：“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江藩此处批判黄、顾之学深入宋儒之室，不纯宗汉学。其实，黄、顾的学术渊源，虽确如子屏所述，渊源宋明理学。但试问明清之际的学人，“新”、“旧”交界，又有哪一位不曾受到过宋明理学的影响呢？问题的关键在于黄、顾之学确实开启了清代汉学的治学路径。顾炎武“舍经学无理学”的学术理念更为汉学家奉为治学圭皋，黄、顾于清学的开拓之功正如“客”所说的，“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江藩对于黄、顾二人开启汉学的功绩，是很清楚明白的，他作此举、有此言，并非故为矫言，而是囿于其“纯汉学”学术思想的偏见。

《汉学师承记》中“黄、顾问题”所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江藩的门户之见和个人喜好问题，更折射着乾嘉学人的一般治学理念，包含着深刻的学术意义。从江藩的“纯汉学”思想来看，江藩是吴派嫡传，治学以汉学正统自居，他心目中的理想的汉学家的标准应该是政治与学术的统一的。黄宗羲、顾炎武特殊的政治身份已不能为子屏所容纳。黄、顾论学“深于宋学”，非“纯汉学”。阮元在辑录《学海堂经解》时，讲求体例的严谨，也以黄、顾的著作内容夹杂汉宋、多有不醇而摒弃未录。由是，从政治与学术两层标准而言，黄宗羲、顾炎武均有悖于江藩心中理想的汉学家楷模。

在《汉学师承记》中，江藩列于卷首、视为汉学开山的学者阎若璩与胡渭。究阎、胡的经历来看，他们的政治立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他们的学术思想是否也符合江藩的“纯汉学”标准的检验呢？事实并非如此，阎、胡 “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时糅杂宋明谰言”。那么，江藩所看中他们的又是哪一点呢？其言行之间似乎显得自相矛盾而不可理解了。这不得不考虑到阎、胡对于清代汉学的特殊贡献。如所周知，汉学与宋学是一组概念，没有宋学也就无所谓汉学，汉学之名需要依赖宋学而立。从学术变迁大势而论，学术创新，不破不立。乾嘉汉学的复兴必然打破宋明理学固有的理论框架和思维范式，阎、胡于汉学的突出贡献即在于此，具体表现为对理学固有思维模式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对汉学治学范式的建立。宋明理学“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语出古文《尚书》的《大禹谟》篇，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反复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根据精密的考证，证明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是伪书。此举无异于釜底抽薪，使宋明理学失去了理论支撑。加之潜邱曾为皇帝召幸。由是，无论从考证方法的严谨、文本意义的深刻，还是从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阎若璩是汉学家的推崇者，《尚书古文疏证》是汉学家著作的治学典范。胡渭著《易图明辨》于宋明理学亦有“摧毁”之功。梁启超谓：“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源。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所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之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认识到《尚书古文疏证》、《易图明辨》文本背后蕴涵着的理学清算意义，《汉学师承记》重阎、胡而轻黄、顾也就不难理解了。

江藩囿于“纯汉学”思想，在《汉学师承记》中列黄、顾于卷末。然而，江藩对黄、顾确为清学开山的事实又不能视而不见，故《汉学师承记》卷末谓：“噫，吾过矣！退而辑二君事实，为书一卷，附于册后。”承认了黄、顾国朝大儒的身份，并谓：“自黄梨洲起而振其颓波，顾亭林继之，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矣。”肯定了黄宗羲、顾炎武于清学开创之功。《汉学师承记》成书次年，江藩在评价凌廷堪时说：“继本朝大儒顾、胡之后，集惠、戴之成。”其言语之中视顾炎武为国朝大儒。但是，由于“纯汉学”观念的作崇，江藩虽列黄、顾于《汉学师承记》，此后作《国朝宋学渊源记》时，又言及此事。他说：“黄南雷、顾亭林、张蒿菴，见于《汉学师承记》，兹不复出。”言外之意仍有列黄、顾于《宋学渊源记》的考虑。可见，江藩在著述中对梨洲、亭林的学术归属问题始终摇摆不定，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他所秉持着的“纯汉学”的学术思想。

其实，对学术人物的评价标准是多角度的，江藩注重学术标准与政治标准的两重考虑并无不妥，但其始终缺乏具体的立足点。在《汉学师承记》中，江藩尝试着将黄宗羲、顾炎武的评价达到学术地位与政治身份的和谐，这本身已失于偏颇，也悖于事实。江藩的努力也并未得到后来学者的。“黄、顾问题”，成为我们了解江藩“纯汉学”思想的一个窗口。

此后，缪荃孙拟作《国史儒林传》目录，列黄、顾、王于篇首，同为清学之儒宗。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9月，朝廷降旨，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准从祀文庙。至此，黄、顾清初的大儒身份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时，列黄宗羲、顾炎武为“新旧学派之过渡者”，但在总结汉学承继时，他说：“清代汉学，阎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任公本于学术本体而评黄、顾之学，其见识就公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