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新闻社 当毛泽东遇到弗洛伊德

水木清华

李纤云（音）1991年成为北京某医院的一名心理医生，那时她从不公开谈论自己的工作。她说，人们觉得这种工作很怪，还以为她在精神病院工作。而现在，她见到的人都特别想了解关于她工作的事。

　　现年40岁的李纤云说：“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是心理医生或说起我的工作 他们就会流露出羡慕之情。也都向我请教应该怎么带孩子和应对各种困难。”

　　30年来，中国共产主义模式的政府分配已经演变成资本主义模式的自由竞争，上学和就业都面临激烈竟争，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为应对这种压力，一些人开始寻求西方的心理疗法。这是翻天覆地的转变，因为在中国，无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传统文化都不主张关注个人。

　　在成部，心理治疗专家郑愉（音）说：“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人们更加开放，也更加关注内心的情绪。”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大约15%的中国人有精神健康问题，中国所谓的“疾病负担”（对疾病带来的经济及其它影响的一种衡量方式）中有20％由此造成；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13％的全球疾病负担是由心理疾病带来的，两者不相上下。到2020年，这一数字可能攀升至25％。

　　工作压力可能是原因之一。赫德森海兰集团公司的一份调查显示，51％的中国受访人认为工作压力高于一年前。这家纽约公司10月份发表的了份报告称，中国人的工作压力水平己连续两年高居亚洲榜首。

　　5月份发生在四川省的大地震夺走了约8万多人的生命，这也让更多人求助于心理疗法。政府官员呼叮其它国家的专业医生来帮助治疗这场灾难带来的身心创伤。

　　对外部援助的需求暴露了中国这一资源的缺乏。中国有13亿人口，但却仅有3万名专业心理医生和顾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亚洲各国每10万人中仅有13名心理医生，而美国则有13.7人。

　　10年来，中国劳动部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在教育部的规走下，大多数高校目前也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帮助学生应对压力及类似问题。

　　国际合作提供了培训机会。非营利的中美心理分析研究联盟招募了57名中国人参加为期两年的项目，由美国人通过网络电话SkyPe来授课。

　　随着1917年中国第一家心理学机构的成立，心理疗法在这个国家获得了初步的立脚点。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面子”：好事大吹大擂，难堪的事则遮遮掩掩。这与心理疗法的本质——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背道而驰。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个人对集体，尤其是家庭的贡献，而不是自我抱负的实现。

　　李纤云说，她的很多病人现在都采取咨询的方式，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对药物有种习惯上的排斥。

　　她说：“他们跟我说，我不愿吃药；药有很强的副作用。”（原题：当毛泽东遇到弗洛伊德：压力过大的中国人从西式疗法中寻求慰藉）（记者  社内·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