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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老鸹窝移民
水有源，树有根，人有血脉宗亲。那么，你来自何方呢？——可曾听祖辈们念叨过：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数百年来这些民谣在我国广大地区祖辈相传，妇幼皆知。古大槐树处位于洪洞县城，是闻名全国的明代迁民遗址，海内外数以亿计的古槐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几个世纪以来,古大槐树被当作“家”,被称作“祖”,被看作“根”,成为亿万人心目中的故乡。枣庄齐村郭氏分支，究竟来自何处？是唐末郭暧的后代随军来枣庄守边呢，还是明初大槐树的移民呢？在少年时代，我常常听父辈们讲大槐树移民的故事，那时，我深信不疑，我们就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人。及年长，发现山东许许多多的人们都说自己是洪洞县大槐树移民。我就开始怀疑：明代以前，我们这里没有人烟了吗？后来读地方志，志书里说，据统计枣庄地区，有60％以上的村庄是明初大槐树移民而来。枣庄、齐村不在其列，这些村庄早在唐代以前就存在了。再说这60％的村庄里，是纯粹的移民呢，还是原来就有不多人口，后来又增加了一部分移民呢？谁人能统计得那么准确？近读家谱，我相信：我的祖籍是江苏邳州黄泥湾，黄泥湾是由八义集大郭庄那里迁居而来。问题在于黄泥湾是什么年代从八义集大郭庄迁居而来？八义集大郭庄又是什么年代从峄县上郭家迁居而来？《上郭谱》记载：一世支祖为郭公颐，与上郭一世支祖郭公修真平辈。明朝中叶八世祖加忠迁往邳县八义集大郭庄，这里的记载因缺乏具体年代，其准确度有多大？至于八义集大郭庄支祖向黄泥湾迁居，只是口传，没有文字记载，什么时间迁出连传说都找不到。齐村支祖由黄泥湾迁出，已历经十代人。从家谱上看，与邳州大王庙那一支派从黄湾迁出在年代时间上很相近。我们家谱上记载的许多人物大都是断代史，史料很不全面，再加上以讹传讹，人为的主观错误所至。《上郭谱》首卷第20页，邳州18世郭恒桢在谱序中写道：“吾郭氏之由山西洪洞迁山东兖州，分居徐东邳有年矣，代远年湮，多遭丧乱，谱牒失修，又有年矣。予生也晚，家贫不克力，学识之无而已年。念及水源木本之事，敦宗睦族之行，心有余
而力不足。峄县族人，祖居之邦也。”他肯定郭氏族人是洪洞移民，但时间没有说明。《上郭谱》首卷第21页，邳县19世郭允涵认为：“吾族散处于邳睢铜灵丰沛间者有年矣。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迁来此地乃汾阳王之后裔也，三支祖修真墓前有碑文可考。”这位19世族人，说得十分肯定，故不能排除我们是口碑相传中的大槐树的移民。
一、古槐移民传说
据《洪洞县志》和《明史》记载：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增，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兵燹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中原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四境安谧。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洪洞等地土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明朝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便大量从山西往外地迁民，凡“丁多田少”及“有丁无田”之家，都在迁移之列。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期间组织了十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为唐贞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前遮数亩，荫藏数目”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鸹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权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发放“凭照川资”。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荟萃之地。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间，屡移山西民于京、冀、鲁、豫、皖、苏、鄂、秦、陇等十余省市。六百多年来移民子孙繁衍遍布全国以及海内外。据说，每次迁民，不管家在何处，都以洪洞为集中地。官家在广济寺旁设机构，进行登记，而后才往各地迁送。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正因为这样，老百姓临离开洪洞时人人痛苦、个个流泪，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破棍、抑天长号，其状极为悲切。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凝眸高耸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每个人都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望啊望，望不够家乡的广济寺，望不够广济寺旁边的大槐树。当走到很远很远的时候，人们最后一瞥，只能望见耸立云端的槐树和树梢上的老鸹窝。大槐树苍老挺拔，枝繁叶茂，翠绿色的枝叶上下摇动，就好像是为离别故土的人们送行。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这株古槐的形象便牢牢地刻在了所有移民的心中：古槐——我的故乡，从此融为一体。以后，父传子、子传孙，“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便成了流传的歌谣。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初，洪洞村民景大启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20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 450姓，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 600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
——当时的迁民是强迫性的。明政府广帖告示，欺骗百姓说 ：“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赶往古槐树下，晋北人来了，晋南、晋东南人也来了。第三天，古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他们拖家带口，熙熙攘攘，暗中祷告上苍祈求保佑他们平安无事。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数员将簇拥着一个官员，那官员大声宣布道 ：“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 这道命令好似晴天霹雳，人们都惊呆了，但不久就醒悟过来：他们受骗了！人们有哭的、有叫的、有破口大骂的、 有呼儿唤女的、有哭爹叫娘的，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接着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人脱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人们的哭喊声惊天动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甘肃普遍传说，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
——据先辈传，当时凡同族近亲是在洪洞大槐树下分路而迁。牛氏兄弟在分迁时砸破一口大锅，每人拿一块碎铁为纪念，人称“打锅牛”。河北、河南等地也有打锅牛的传说。
——人们出于对大槐树的留恋，临行前都想最后拥抱一次。有一户十一兄弟手拉手难以合围，最后由大嫂加入后才得以实现。因此，可以想象大槐树有多么粗大。
——在山东、陕西及河南的一部分县中，还传说由于是被绑押解迁出的，因而至今人民走路仍有背手习惯。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移民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苦恋，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毫西名门。”河南武陟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有些移民的名字更表现了留恋家乡的意思，河南偃师县寇店乡韩寨村《赵氏宗谱》载：赵氏始祖兄弟四人，名“经、营、槐、显”“念新造之艰窘，伯与仲故讳经，而讳营。恐故乡之遗忘，叔与季则讳槐，而讳显”。这里“显”显然是“乡”的意思。移民们迁往各地，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并且时常保持来往，至今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等说法。
——誉延嘉树，荫庇群生。大槐树处有一牌坊，建于1914年。牌坊四脚三腿，飞檐斗拱，浮雕彩绘，匾额诗风，古色古香，甚是典雅。横额雕刻“誉延嘉树”，背面是“荫庇群生”。这八个字既是对古大槐树的赞誉，也是对迁民先祖的纪念，其中还有一段故事：明末李自成义军有一路经洪洞杀向北京。在洪洞休息后，首领们连下拔营起寨的命令，兵马岿然不动。原来士兵们成群结队，拈香荷表，到大槐树下烧香焚纸，叩头参拜，祭奠先祖。义军多为河南、陕西人，他们是古槐后裔，来到祖先发祥之地，互相转告，参拜古槐，寄托思乡之情。首领们之情后，干脆置办丰盛的供品，列队前往古槐祭祖。在洪洞境内，义军经过之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视百姓为乡亲，连军粮马草也不在洪洞征收。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杀戮人民，赵城受害最甚。赵城名士张瑞机对当时的残暴写道：无论贫富贵贱，一律枪决，不余一家，不遗一人，冰雹猛雨，无此遍及。仓无剩米，笥无遗缣。沿门抄没搜奇珍，破扉掘地穿壶粤。弹丸飞雨沾血腥，马尘所至遭凌暴。北掠霍州南平阳，陶唐遗区断炊烟。淫杀焚掠，所过成墟。淫掠焚杀，惨无人理。三日饱载南去，车400辆，驼300头，马数千匹。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卢军过后，赵城一片狼藉，城无街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箱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画无整幅，墙壁倾圮，挖地三尺。无贫无富，无商无民，尸体遍道。整个赵城，灰烬惨然。环城五里，男携妇，母抱儿，夜行逃难，踏雪逾沟，山风刺骨，冻馁困乏，相抱而泣，仰首苍天，不成一语。事后，赵城人民铸卢永祥铁像，高四尺，宽二尺八寸，两手各持元宝，跪伏于城南门外，人见吐之，以解愤恨。卢军到了洪洞，下令放假半天抢劫。士兵大都是冀鲁豫人，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膜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卢永祥也是山东人，见此情景，下令放假一天，朝拜古槐，并到四方认亲。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故土如同胎记，深嵌在国人的肌肤上。不管光阴之波多么强劲，总也不能将故乡从游子记忆的深土中拔出。古槐移民已逾六百载，当初的移民及其后代，早已有了他们的许多故乡。虽然移民的哭声早已烟消云散，眼泪也早已化作新的悲欢，但古槐移民历史记忆的磷光，仍穿越悠邈的时空，在辽阔的宇宙中忽明忽灭地闪烁。
悠悠 600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在祖国的大地上，遍布着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20多个省， 400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广大劳动人民从古槐迁走后，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处是我们的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解放后，这里游人不断，他们千里迢迢，寻根认祖，有的来自南海之滨，有的来自长城脚下，还有来自异国他乡的海外侨胞。这些炎黄子孙，也像古槐一样，一代又一代，繁衍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地球东西，世界各地。他们牢记父辈昔日背井离乡，飘流四方之苦，继承祖业，艰苦奋斗。在国内的，正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宏图，进行新的“垦荒拓芜”；在海外的，不忘祖国，不忘根本，尽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被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鸹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二、官方移民史
官方移民和自然移民两种形式。自然移民乃是百姓为逃避天灾战祸或其他原因而致的自发迁徒。官方移民乃为历代政府基于军事、政治、经济诸原因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移民。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自然移民：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三百余年战乱，中原地区的人民大量逃往江淮一带；一次是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百姓大量逃亡江南。一次是北宋灭亡以后中原沦陷，士大夫及广大百姓随宋朝宗室纷纷南逃。就我国历代官方移民的历史来看，明朝政府推行的移民垦荒以及军屯、民屯、商屯之制，其高潮历经三朝历时50年，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特别在山西洪洞古槐树处的移民，无论从时间、地域范围、组织规模上讲，无疑是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移民。古大槐树处移民居之冠，古大槐树处移民后裔遍神州。
（一）移民的原因
明初官方移民的背景和原因，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1279-1368），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29)，民不聊生，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8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11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12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次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得到广大农民的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12年9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 脱脱传》)；至正17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 察罕帖木儿传》)；至正18年11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 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 ，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16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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