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儒家学

林小夕

孔子创儒家学
  作者：省情网  来源：山东省情网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一生，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一生。他首先打破“学在官府”的教育局面，兴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他删定六经，主动自觉地继承和整理古典文献，宣扬古代优秀文化；为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他含辛茹苦，坐不暖席，虽屡遭打击而终不弃志。孔子以终身的奋斗实践自己的理想，显示出光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对人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受世代人民的尊重和礼赞。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广大民众在政治上逐渐显出自己的力量。于是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部分先进人群中间，既反对君本思想又反对神本思想的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形成了强大的潮流。这一思潮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于是人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成为当时的焦点问题。孔子提出的仁的学说，就是对这一思潮作出的回应。
　　孔子的“仁”的内涵，首先是“爱人”，即在思想上树立爱人类、爱他人的观念。以爱人类、爱他人为中心的“仁”的观念是对氏族社会原始人道主义观念的恢复和发展，是春秋时期重民思想在理论意义上的概括和升华。爱人就是不仅仅爱自己的家族、亲属、尊长等，还要爱这以外的别人。孔子提倡“安百姓”，主张“泛爱众”，赞赏“博施济众”。百姓包括自己家族之外的许多家族；众，指的是大众，也包括奴隶在内。因此，孔子的仁爱对象超出了家族和等级的界限而推广到了全人类。孔门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语，很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仁是一种人类的博爱。
　　仁的另一个涵义是内指的，强调的是人的自我修养。孔子在答弟子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指克制约束自己，而所谓“复礼”则指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在孔子心目中，礼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这样，才可算是仁。当然，要做到仁还需要自己的自觉活动。孔子说：“为仁由己。”也就是说做到仁应是由自己而出，不是由别人的被迫行动。因此，仁是一种道德自觉。只有当一个人履行了道德责任便觉心安，反之即感到负罪的时候，他才是一个仁人。如果说“爱人”是指对外把别人作为人的话，那么，“克己复礼”就是把自己当人。孔子说：“仁者，人也。”仁就是人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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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从理论体系上渗透到孔子关于伦理、政治、教育等各门学说之中，并将它们连缀起来构建起一套相当完善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学问。
　　从伦理道德领域来说，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实质，复礼是行仁的手段。他说：“克己复礼为仁。”礼代表外在规范，仁代表内心自觉，仁与礼的有机结合就是孔子伦理思想的实质。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建立有等级但不过分对立、行仁爱但仍有差别的社会，形成从良心出发自觉行礼，以义务为准绳努力行仁的道德生活，这是孔子的理想。
　　仁的观念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德政，以德政代替苛政。这是仁的观念在治国方面的体现。孔子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治民方法，并会取得不同的结果。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也就是将百姓当做牲口看待，只用行政命令和惩罚手段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老百姓虽然免受刑罚，但却没有基本的道德意识，一旦失去外部控制，他们便会犯罪。另一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在道德上将老百姓当做与贵族一样的人来看待，用道德教化他们，用礼来约束他们，结果是老百姓有道德意识，有自我约束能力，能够成为自觉遵纪守法的良民。施行德政就必须爱民，就需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君王要提倡节约，施恩爱于百姓，让百姓在适时的时候耕种作业。只有人民富足了，君王也就富足了，国家也就富强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就能创造对人民施行礼教的物质条件，有利于开创国家强盛、社会稳定、人民知礼尽礼的良好局面。
　　在教育方面，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是仁爱思想在教育方面的具体运用。在当时存在着等级差别、家族亲疏的社会条件下，开创了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有教无类”是“泛爱众，而亲仁”的具体化。孔子从“仁”的观念出发，对一切可能施教的人都不拒绝进行教育，使其享有均等的受教机会。这一方面使许多平民子弟接受了教育，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儒士阶层的队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
　　在对待天命鬼神的态度上，孔子采取了重人道而轻天道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孔子仁爱思想在天命鬼神观上的反映。孔子在发誓、生气或无奈的几种情况下，曾经呼喊过天，主要是用来减少心灵上的负担，增加一些精神力量和寻求一种精神寄托。这和常人在惊讶时喊天没有什么区别，并不表示天在孔子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孔子对于天，基本上持取“天道远，人道迩”的态度，并非把它当做可以支配一切的神威。对于“命”，孔子认为命是一种难于预知、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是由客观形势造成的，命能给人带来幸与不幸。当孔子的贤弟子伯牛患恶疾时，他前去探望，就说这是命：“亡之，命矣夫！”对于命，人是无法掌握的，正如孔子弟子子夏说的那样：“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对于鬼神孔子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在回答樊迟关于智的问题时，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对于自己不清楚甚至怀疑的东西，孔子一般是避而不谈的。当子路问及如何事鬼的时候，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教导子路努力理解人生，重视人事，而把鬼神问题放在一边。子贡问死人是有知还是无知时，孔子说还是等你死时慢慢体会去吧。
　　轻天道、远鬼神、重人事，反映了孔子对人的仁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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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是在自觉继承华夏古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华夏古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礼乐制度和礼乐观念。礼是孔子思想体系中仅次于仁的核心观点之一。他认为礼治是社会得以安定的必要保障，唯有实行礼治才能建立“天下有道”的良好社会秩序。礼，包括礼和乐，礼乐文化以礼为主，以乐为辅。“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认为春秋时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已，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因此，要使社会由乱变治，就必须施行礼治。他明确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周”也就是复兴周朝礼治。他认为周礼与夏商相比，最完备最有文采。
　　礼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为“尊尊”，就是把人区别为许多等级，并保持低贱者对尊贵者的尊崇。首先要尊君，孔子主张“事君尽礼”，“事君，能致其身”。即按礼的规定侍奉君主，能为君主献身。其实质就是一个“忠”字。孔子是很虔诚地执行着“尊尊”这一原则的。当得知君主要见他时，他不等备好车子就步行前往；在君主的宫殿中，他尽量表现出谨慎小心的样子以免触犯君威，甚至经过君主坐过的空位子也像君主坐在位子上一样恭敬。
　　礼的另一重要原则是“亲亲”。即对亲族的爱。它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当然，这里孔子强调的是子对父母的孝敬和弟对兄长的恭敬。他说：“弟子人则孝，出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竭其力”就是不仅要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更要在精神上尊敬他们，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在世的时候要以礼来侍奉他们，父母死后要以礼来安葬他们，安葬后要以礼来祭祀他们。另外，如“父母在，不远游”，“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都体现了一个“孝”字。
　　尊尊、亲亲是等级宗法制和周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和道德原则。为了维护尊尊、亲亲的原则，孔子还提出了“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名是指周礼规定了的人的身份地位。“正名”即是用一个人的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来要求他，使他的言行与名分相符。孔子关于礼的观念中，“正名”是基础。只有通过“正名”才能确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建立正常的人际秩序，才能真正实现尊尊、亲亲的原则。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以君臣父子之名正君臣父子之实的意思。
　　所谓乐，包括演奏、歌唱和舞蹈等，这里的乐指的是古代周人的歌舞。《乐记》说：“礼辨异，乐通同。”礼辨异是指用礼来区分亲疏尊卑，并使之表现在饮食服饰、车马宫室、动容周旋等各方面都要有差别。乐通同，则是通过歌舞宣泄情感，达到不分等级的和谐。从人的修养来说，礼是从外部对人的约束，乐则是从内心诱导出的对社会约束的认同。用礼来治身，就有庄严恭敬的外貌和行为。用乐来治心，便会产生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性。礼乐的配合，既保持人内心的平衡，也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对诗、礼、乐的学习，学习诗可以启发人产生做君子的志向，学习礼则可以使人在家在国不失规矩，学习乐可以教人在内心培养起崇高的境界，最终成为真正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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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仁与礼乐的观念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礼是宗法等级社会的制度、规范，它强调的是尊卑长幼之序，具有不同名分的人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仁则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强调人们之间的仁爱、谅解、关怀、容忍，也强调广大人民物质生活的安定和提高。仁是礼的内核，礼是仁的外在形式。在社会生活中，脱离仁而只讲求礼，那就会加深阶级对立，导致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危机；舍弃礼而只求仁，则会产生没有差等的仁爱，以至模糊上下尊卑的界限。只有仁礼的结合，才能建立稳定和谐有序的良好社会秩序。
　　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实现仁与礼，必须有正确的准则和方法。孔子认为这一准则和方法就是“中庸”。所谓“中”，有中正、中和的意思。“庸”即是用、常的意思。“中庸”也就是把“中和”与“中正”当做“常道”加以运用。
　　中庸作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首先要求处理任何事情必须牢牢地把握那个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中正。一次孔子与子贡评价另外两个弟子，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并说“过犹不及”。他指出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离开了中道，都是不好的。因此中庸就是避免过与不及，做到“允执其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把握“度”。中和两端是相互依存、相对而言的，只有避免了两端才能做到中，可是为了避免两端，首先必须把握两端。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认为舜是运用中庸的能手，关键在于他善于抓住两端。两端是随处可见的，譬如治民有过严过宽、过重过轻，行礼有过隆过简等，把握两端之后，经过量度就可以找到不宽不严、不重不轻、不隆不简的中点。这样，就做到了中庸。
　　其次，中庸还要求“和”或“中和”。即将两种或两种以上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思想、策略、方案等，妥善地加以调和，使它们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达到亦彼亦此的中和状态。譬如仁与礼两条原则，如果按照中和的思想，就不能单纯的行仁而不顾礼，也不能单纯的行礼而不顾仁，相反应该行仁时要考虑礼的制约，行礼时要考虑仁的制约，这样实行出来的即是仁礼的中和。实行仁礼的中和，就是既行了礼，也行了仁，否则，这两条原则就不可能得到实现。这样，孔子便把“仁”、“礼”、“中庸”连结成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了孔学的基本框架。“仁”、“礼”、“中庸”的有机结合，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运用“中庸”的方法来处理不同的思想、意见和看法，使它们相互制约，达到最满意的结合。在对待君主的意见时，孔子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同”，是指对于君王的意见，臣下有自己的看法，但不坚持，完全一边倒地拥护他。“同”表面上很好，但却隐藏着祸患，容易蒙蔽君王，不利于君王的统治。所谓“和”，则包括不同的意见的争辩以及对君王的犯言直谏，这看起来不怎么好，但它能折中不同看法，取长补短，避免错误。
　　再次，要把握好中庸，还要善于把握“时中”，即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中”。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是在行动的过程中由各种条件所形成的中庸。墨守成规，死板教条，往往会造成过或不及。要把握当时的中庸必须把仁、礼的一般原则与当时条件结合起来。所以真正的中庸一定是时中。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是也要避免急功近利，盲目求成。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中庸并不是折中主义。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庸是讲原则的，而折中主义是不讲原则的。中庸的中是礼决定的，同时也是仁决定的。因此，中庸的原则是礼和仁。折中主义则是无原则、随风倒的，它什么也不坚持，一切都迁就。把握中庸思想和折中主义的区别，对于正确而全面地把握孔子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礼、仁、中庸共同构建了孔子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那么，在实践中具体体现和执行这些理论原则的人就是“君子”。而儒家则是培养君子并由君子组成的团体。而且，孔子对弟子的一条重要教诲和要求就是“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孔子的理想人格包含多个层次，最高的当为生而知之的圣人，如周公，他们是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因而是无须教化而自然成就的；在学而知之的人当中，就是仁人和君子。要想达到君子和仁人标准，就要在后天中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加强各个方面的修养。

林小夕

孔子认为君子是经过儒家文化的教育熏陶，并且在道德修养上下过体会工夫的人，是一个既有高度文化修养，又有美好道德品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要求君子在文化素质和品格修养两个方面要兼备。
　　在文化方面，孔子认为，君子必须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技能。也就是，要懂得礼节仪式，会歌舞与演奏乐器，能射箭、驾车、写字、运算。同时，君子除了要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本知识为基本知识外，还要对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历史、博物、民俗等各个方面的知识都要有掌握。孔子本人就经常为人解答一些博物或文化方面的稀奇古怪的问题。甚至还指教过弟子冉求军事方面的知识。孔子的广泛求知就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为名副其实的君子。
　　在道德方面，孔子认为要做到一个君子，必须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培养卓越的道德品质。君子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包括仁义、礼乐等基本原则，及其它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要求。
　　首先，对于仁义，君子必须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离开仁便不是君子，所以他不会有吃一顿饭的工夫违背仁，在紧迫情况下、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也会照样按仁的要求办事。孔子还认为义对君子也是十分重要的：“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义是君子做人的根本、第一原则。义是合宜，就是符合道德原则。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欲而不贪”，应该“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不义面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孔子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君子原则的。
　　其次，孔子重视人际之间完美和谐的道德秩序。概括起来就是“孝”、“忠”、“恕”三个字。“孝”是体现在维持和睦家庭秩序上的基本道德要求，是孔子道德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孝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则，即子对父的孝和弟对兄的悌。他认为孝悌不仅能使家庭和睦，而且可以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趋于亲密，更能产生爱人的情感。君子孝悌就能教育民众，使他们懂得仁的道理。当然，在孔子的孝悌观中也存在着一些陈腐的东西，如父母对子女的慈与子女对父母的孝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对于父母的过失，子女要顺从，要劳而不怨，甚至父母犯了法，也要包庇，不得检举等，就很陈腐。“忠”是忠实诚信，指的是爱人就要对人竭心尽力，诚实负责。孔子的忠是普遍适用的，这里包括了对人的忠诚和讲信用。当然，孔子的“忠”和后世忠君的“忠”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个“忠”是尽己的意思，而且是以君的礼为条件的，君使臣不以礼，那么臣对君也不一定要忠。孔子所以周游列国，就是因为鲁公和季孙氏不以礼相待，孔子便不再做他们的臣了。“恕”是理解宽恕，待人就要将心比心，以己为譬。从积极的方面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立、达，那就让别人也得到立、达；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愿接受的，就不能强加给别人。“恕”，其实讲求的就是一种换位思考，要求多替别人着想。
　　再次，君子应该有智有勇。这也是君子所应必备的道德品质。孔子曾自谦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智，是指道德认识与实践方面的智慧和才能。君子有了这种智慧，才能不惑，才能对道德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仁、礼、中庸。勇，就是执行道德律令的勇敢精神，它产生于对儒家伦理的坚定信仰。有了这种信仰，才能不顾个人得失荣辱，不怕艰难险阻，见义勇为，将自己的崇高理想贯彻下去。孔子历时14年周游列国以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当然，勇是要以仁、礼、义为前提的。孔子强调：“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勇而无礼则乱”；“有勇而无义则乱”；“见义不为，无勇也”等等。
　　此外，孔子还要求君子做到善良温和、节俭机敏，能谦逊礼让；对人恭敬宽信，多施以恩惠；还要“知耻”，即有羞耻心；要“周而不比”，即要注重团结，不拉帮结派等等。孔子提出的君子所应具备的这些品质，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光大。
　　孔子创建的儒家思想，在系统总结和完善中国古代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关于个人道德修为及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治世思想理论和伦理道德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发展及儒家思想体系的自身完善，成为我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赖以维系的主导精神支柱。同时，儒学一经传入国外，便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孔子一生辛勤传业授徒，致力于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孔子去世以后，儒家内部诸弟子由于出身、生活条件以及性格阅历的不同，对孔子的思想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因此，儒家内部很快分裂为八个不同的派别：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后人称之为“儒家八派”。“儒家八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孔子思想做出不同程度的理解与发扬。其中以孟子的孟氏之儒和荀子的孙氏之儒为著。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儒家队伍的不断庞大，以及后世儒者对儒学内容侧重点的不同理解，传统儒学逐渐发展为不同的阶段。自先秦原始儒学以后，儒家先后经历了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清代的新经学等阶段。经过历代儒学大师的不懈努力，儒家思想体系得以不断完善和发展，并成为封建社会得以维系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