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文林包氏源流考
江苏江阴 包国良
[摘要]江苏江阴秀幹堂《文林包氏宗谱》是迄今海内外发现的包拯后裔宗谱中卷数最多、保存最完整、收录族人最多、收集诗文最多，文化底蕴较深厚的一套宗谱。《文林包氏宗谱》记载：宋靖康二年（1127）包拯孙包钦自合肥徙句容再徙江阴，居西舜乡，即今文林，为江阴包氏始祖。而包公墓出土《墓志铭》，包拯的孙子中却无包钦的名字。作者考证，文林包氏的包钦即为包景年。
[关键词]江阴文林包氏、包钦、包景年
. 江苏江阴《文林包氏宗谱》（秀幹堂）自2005年在新闻媒体披露以后，有关这份宗谱及文林包氏的报道不少。有包氏族人从海内外回江阴寻根，也有非文林秀幹堂宗祠其他包姓人士不远万里来寻找家谱，想从这套家谱寻找到他们祖上的踪迹。《文林包氏宗谱》已成为国内较有影响的宗谱之一。
一、《文林包氏宗谱》特点及族人与包拯的渊源
《文林包氏宗谱》的特点 《文林包氏宗谱》与其他已发现的海内外的包拯后裔家谱相比，有如下特点：一是卷数最多。光绪辛丑年（1900）季春宗祠藏版35卷52本，民国戊子年（1948）52卷58本。二是保存最完整。光绪版和民国版均无文字缺损，其中光绪版为木刻本，民国版为铅印本。（民国版因铅印，字体缩小后省去不少版面。如仍用铅印本，估需70本左右。）现两个版本保存都很完整。三是收录族人最多。民国年间修谱时，族人在万人上下。如今正在续修的《文林包氏宗谱》，健在的族人达1.8万人以上。四是文化底蕴较深，收录诗文最多。谱中除世系图、表外，收录记、考、传、行述、跋等最多，共近200篇，内有不少为名人所撰，如林至、岳飞、张翰、张简等皆有对包拯或对包氏其他名人的评价；另有诗词276首（章），其中《家集诗》180首（章），《诗外集》96首（章）。最珍贵的是家谱存《孝肃包公奏议》（2卷）,里面包括表、奏、上书等30类,为包公上奏皇帝的174篇奏章，内含弹劾大臣、治国建议、纠正地方弊端等，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学研究价值。全套家谱中文章和诗词二者约占文字总量的四分之一。五是记载族人分布广。文林包氏民国时期续修宗谱时，族人大都居住在江阴、无锡、常熟及今张家港等，少数移居浙江、上海等。现在，族人除居住上述地区外，已有不少迁居北京、天津、四川及港台地区，少数移居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六是族中名人较多。自明代起，族中出进士(含举博学鸿词)5名，举人4名，其中进士有第五世包翬，第六世包天麟（南宋经学家），第七世包植、包橒，第二十一世包敏（知府）等；举人有第九世包英，第十世包尼授、第十九世包彬，第二十二世包义绳等。特别是第六世包天麟举博学鸿词，在史上很有影响。据记载：“先生生于斯老于斯殁而葬于斯，而号曰文林。”因为有了他才有了文林这地名。近现代的党政军医名人有：原江苏省副省长包厚昌、铁路名医包允、眼科专家包寅嘉、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原重庆市长）包叙定、重庆工程兵学院副院长（少将）包楚中等。近现代的党政军医名人有：原江苏省副省长包厚昌、铁路名医包允、眼科专家包寅嘉、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原重庆市长）包叙定、重庆工程兵学院副院长（少将）包楚中等。还有诸多已退休和目前仍在职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以及司局、县团级干部。真可谓人文荟萃，鸿儒辈出。
文林包氏与包拯的渊源 《文林包氏宗谱》记载：宋靖康二年（1127）包拯孙包钦（经考即为包景年，后述）自合肥徙句容再徙江阴，居西舜乡，即今文林，为江阴包氏始祖。世代族人皆为自己是包拯后裔而自豪。文林包氏宗祠，完全按包拯家传修建，堂名取秀幹堂， “秀幹”二字出自拯公诗句“秀幹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祠堂楹联有：“氶相祠堂，文林世胄。”“尽孝更尽忠在世官封直学士，治人兼治鬼归阴位置阎罗王。”“香花墩远溯源头哉冠盖，文林地重新庙貌永矣丞尝 。”如此与包拯相关的楹联在祠堂有16副。还有近年在文林发现的包拯双面雕像，同样说明文林地与包拯的渊源。《文林包氏宗谱》卷首载《孝肃公家训》，还有历代名人撰写关于包拯及包氏其他名人文稿，如张田的《孝肃包公奏议题辞》、曾巩的《孝肃公传》、脱脱的《孝肃公传》、林至的《孝肃公墓记》、张翰的《包孝肃公奠文》、黄金的《包公书院记》、王槪的《包孝肃祠记》等。此外，还收录岳飞、胡谧、周必大、张简等名人撰写文稿。另有《庐阳志》、《合肥志》等8篇关于包拯父亲包令仪、包拯、包拯长子包繶及崔氏的文录。更重要的是还刊载皇帝敕命，如宋熙宁帝《封永嘉郡君崔太君敕命一道》、清嘉庆帝《诰授包敏奉政大夫妻汤氏夫人诰命一道》，如果说前者还是发生在包拯出生地庐州（今合肥），那么后者已是发生在包拯孙南渡后673年的事。可见文林包氏历代均有显赫，没有人对其渊源有过质疑。
二、从包公墓出土《墓志铭》，首先认定文林包氏是包拯哪个儿子之后
国内有很多包拯后裔的《包氏宗谱》（其中有少数在海外发现），如安徽合肥、桐城《包氏宗谱》（24册）、安徽舒城《包氏宗谱》（民国版14册）、浙江金华《后宅房包氏宗谱》（民国版5卷）、浙江宁波《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民国版8卷）、浙江诸暨《暨阳东安包氏宗谱》（宣统版12册）、江苏常州《毗陵包氏宗谱》（孝肃堂民国版6卷）、贵州宣威《包氏宗谱》等等。这些家谱各有特色，认真阅读这些家谱，能从中看出包拯后裔迁徙的轨迹，并各自能从别的《包氏宗谱》中看出前辈修谱留下的遗憾，甚至是谬误和差错。据不完全统计，至今通过新闻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对外公布的包拯后裔家谱有数十部，包氏后裔不下10万人。因为包拯出生地为安徽合肥，故各地新修《包氏宗谱》都希望与合肥《包氏宗谱》能够对接。不少包氏族人自费去合肥等地寻找祖先足迹，希望在新修家谱过程中弥补旧的家谱不足，纠正旧的家谱中的谬误。
《包拯墓志铭》的出土面世，非常权威地纠正了各地《包氏宗谱》的谬误。根据《包拯墓志铭》以及包拯夫人《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包繶妻《故永嘉郡君崔节妇墓志铭》、《包绶墓志铭》、包绶妻《蓬莱县君文氏墓志铭》、《包永年墓志铭》等（统称包公墓出土《墓志铭》），列前后六世的世系表：
第一世：
士通--赠太子少傅。配宣氏，追封冯翊郡太夫人。子令仪。
第二世：
令仪--士通子，官虞部员外郎等，赠刑部侍郎、太保，配张氏,追封□阳郡太夫人。子一：拯。
第三世：
拯-- 令仪子，字希仁，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甲科，初命大理评事，知建昌县。官至枢密副使。宋真宗咸平二年己亥（998）生，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卒，寿64岁。卒谥孝肃，赠礼部尚书。配鄂州武昌令董浩之女，封永康郡夫人，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生，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寿68岁。（笔者注：陈桂棣、春桃著《包公遗骨记》曰墓志撰董氏之前有“张氏”。读《包拯墓志铭》记录稿原件，无张氏。按各地包氏旧谱为“李氏”，墓志亦无。） 室（媵）孙氏，生卒年未详。子二：长繶，董出；次绶，孙出。
公暨董氏墓葬庐州合肥县公城乡公城里。
第四世：
繶-- 官太常寺太祝，潭州通判，先孝肃公卒。娶淮阳崔氏，
特封永嘉郡君，寿62岁。子一：文辅，5岁殇，里族亲遗孤永年为嗣。女二：长适硖石县主簿王向；次适国子监丞文效。
公暨崔氏合葬庐州合肥县公城乡公城里先茔之次。
绶-- 幼名綖，字君航，守太常寺太祝，官至朝奉郎、通判潭州，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生，宋崇宁四年（1105）十一月初七日卒，寿48岁。娶职方员外郎、县封南阳县君张田之女，继娶故相太师潞国公、蓬莱县君文彦博季女，皆先公而卒。文氏宋崇宁二年（1103）十二月庚申卒，年三十□岁。子四：康年、耆年、彭年、景年；女三：长早夭，次适提点刑狱张公之子，幼亦不育，适未详。
公暨文氏合葬庐州合肥县公城乡公城里先茔之次。
第五世：
永年--繶嗣子 ，字延子，官宣教郎，知鄂州崇阳县事。
公宋宣和二年（1120）四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娶朝请郎致仕、累赠朝议大夫李公庭玉之女；继娶宣教郎、知凤翔府、县事成公抗之女；又娶吏部林公邵之女，皆亦先公早卒。子一：完。女三：长适同郡俊士赖持正、故亳州□县主簿扩之侄女；次适无为军庐江县俊士文贯；三适无考。
公葬合肥公城乡东邨祖茔之次
文辅--繶子。早夭。
康年--绶长子，（一名松年），未禄而卒。
耆年--绶次子 。
彭年--绶三子，未禄而卒。
景年--绶四子。
第六世：
完--永年子。
从以上根据包公墓出土《墓志铭》资料后列的世系表看，包拯的孙子中似乎没有一个叫包钦的人。那么，文林包氏究竟是哪个孙子的后代？包繶嗣子（有论者曰继子，笔者认为是族亲应称嗣子）永年在包拯的后代中，成为包家的长房长孙，按旧习长房是不外迁的。另有资料表明，宋仁宗追奉包永年之后的历代长房长孙为“奉祀生”（通常叫“恩生”），世居庐州，担负着为包拯守墓的重任。可以肯定，至少在包永年之后的头几代不太可能外迁。所以完全可以排除文林包氏的包钦是包永年的可能。另外，包繶亲生子文辅，五岁卒，不可能存在后裔。
江阴《文林包氏宗谱》大宗世系表明确地记载：“钦（南渡始祖），孝肃公孙，太祝君讳綖公子，靖康初，自合肥徙句容再徙江阴。” 这段文字与包拯等《墓志铭》可相互引证的是：綖为包拯子，官太祝。綖是包拯次子的幼名，读书后取名绶。另外，《文林包氏宗谱》在包钦子包宜的世表中载：“靖康二年（1126）随驾南渡，赐居江阴西瞬乡，即今文林里。”再一次肯定文林包氏南渡的时间。
《包绶墓志铭》记载：“子男四人：曰康年，曰彭年，曰耆年，曰景年，力求进身计。”《包永年墓志铭》记载：“惜乎康年、彭年，不幸未禄而卒。”何为未禄而卒？有两种理解，一是未成年即离世，二是读书成年后未取得官位离世。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大。另见《蓬莱县君文氏墓志铭》：“子男四人：松年、耆年、彭年、景年，皆习进士。”包绶妻文氏去世时才三十□岁（墓志那个字看不清，至少不到四十岁），故四个儿子皆在读书，“习进士”可理解为在读书准备考进士。“未禄而卒”不能简单肯定是早夭（幼年死）或早殇（未成年死），同样可理解为已成年或半成年，至少康（松）年、耆年二人中有一人已成年后卒。对今海内外包拯后裔家谱而言，暂不要肯定只有耆年、景年两人传承的后裔，至少康年、彭年二人中可能有嗣子。
可以肯定的是，文林包氏是包拯次子包绶的后代，也就是包绶四个儿子其中一个的后裔。
三、从海内外各地《包氏宗谱》，寻找包拯后裔的踪迹
我们选取各地有影响的《包氏宗谱》寻找包拯后裔的踪迹：
安徽合肥（舒城、桐城）包氏宗谱》（舒城14本，桐城24本） 旧谱记载：包拯祖父“包世忠”，父亲包令仪，包拯长子包繶，孙子包綖。这两套家谱把包拯的次子当作包拯的孙子，把一代人变成了两代人，这就使整个包家世系增加了一代。可以断定，包拯之后头几代的家谱世系是后人根据回忆或口传补修的。家谱世系记述不很详实。从这两套家谱尚不能清楚找出包拯几个孙子外迁的踪迹。
浙江宁波《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8卷） 谱载： 南宋时，包拯第八代孙包元吉在临安做官。南宋灭亡后，包拯第十世孙包荣举家迁到四明。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包拯十二世孙包世忠定居于定海（后改名镇海）横河堰。有报载，称天一阁收藏《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与安徽合肥的《包氏宗谱》“一模一样”。在本文第一稿成稿之后，文林包氏宗谱续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到天一阁查证：《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与安徽合肥的《包氏宗谱》并非“一模一样”，横河堰谱创修于嘉靖四十八年（1565），离靖康二年（1127）也已438年，谱中记载包拯的孙子（包绶子）以此是景年、寿年、松年、耆年、彭年，与包公墓出土《墓志铭》的记载也有不同。谱中比《墓志铭》记载的兄弟多了一人，且长幼排序相异，显然对这个记载不能完全认同。即使是与合肥谱的记载一样，对一些记载同样还需商榷和考证。
浙江金华《后宅房包氏宗谱》（5卷） 家谱记载：包拯的父亲包浩，包浩有三子：挥、拯、吉。包拯的儿子叫包天授。这个记载名字与包公墓《墓志铭》也有不同。该谱还记载：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廷南迁，合肥包氏家族有“七太公扈驾下浙江”之事：寿年，字达之（执中包守愚长子，包拯曾孙）迁居天台；唐年（笔者注：疑康年之误），字逑之（三子）居宁城；汉年，字逊之，居四明；周年，字逻之，居括苍；耆年，字进之（四子），居越郡；尧年，字动之，居吴会；羲年，字和之，居临安。这套家谱文录记载的“七太公扈驾下浙江”，没明确都为包拯后人，但包拯后裔及族人“扈驾下浙江”，史载确有此事。该谱对包拯曾孙的记载，同包公墓出土包绶和包永年《墓志铭》有二个名字相同，却长幼顺序不同，缺了彭年、景年，多了寿年。寿年成了执中子，而多数家谱记载，执中应是包拯的曾孙、耆年之子。按《后宅房包氏宗谱》的说法，这不成了寿年是耆年的孙子？显然讲不通。经有人考证，寿年即是耆年。该家谱将一人看作是两个人。可能是曾有修谱者将来自各方资料（或许资料本身有误）放在一起，将不同时期不同代包拯裔孙（或族人）南迁看作了同年代。
但从浙江金华《后宅房包氏宗谱》可得到的这样的认同：历代包拯后裔曾居天台、宁城、四明、括苍、越郡、吴会、临安等地。 我们对这些地名一一作考证：
天台：《辞源》解：“（1）山名，在今浙江省天台县北。（2）县名，属浙江省。宋建隆初置天台，属台州。
四明：《辞源》解：“山名。在浙江省西南。自天台山发脉而绵亘于奉化、慈溪、余姚、上虞、嵊县诸县境。”
括苍；《辞源》解：“（1）山名，在今浙江省东部。（2）县名，隋开皇九年（公元589），析松阳县为括苍县，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更名丽水。”
临安：《辞源》解：“（1）府名。在浙江杭州市，宋建炎三年（1129）设行宫于此，治钱塘，绍兴八年（1138）定都。（2）元临安改临安县为临安路。（3）县名，属浙江省。（4）山名，在浙江省临安县西南。”
以上天台、四明、括苍、临安四个地名，有一共同的特点：都有山脉，并大都因有山名而命为县之名。在古时，修谱借山、河之地名较为多见。因为山之名一般不会改变，后人考证先辈迁徙地比较方便。但如果地名区域太大，就难以认定具体位置。上述四山，惟四明未有以山为名的县境，四明山绵亘于奉化，慈溪、余姚、上虞、嵊县诸县境，如此辽阔的境域作为族人迁徙之地名，不能不说后人修家谱时并不清楚始迁祖更具体、明确的定居地点。
越郡：《辞源》对“郡”有解：“隋唐后，州郡互称。宋元设州府，设郡。至明而郡废。清治明制，郡为府之别名。绍兴府称越郡。”《辞海》解：“（绍兴）宋及明为绍兴府治。”“辖今浙江诸暨以北浦阳江和曹娥江流域以及余姚以北地区。”这个解释可以看出二点，一是郡之区划不小，二是越郡并非是宋室南渡时的地名。包拯孙南渡时为宋代，但越郡为绍兴府之别名，应是清代以后的事，离包拯后裔北宋末年南渡，至少已是300多年后的事了。《后宅房包氏宗谱》记载的包拯后裔居越郡，应该认定是后人整理家谱时用的后来的地名。可以认同的是，清代时确有包拯后裔居越郡。
吴会：《辞源》解：“自唐以后，遂多称平江（苏州）为吴会。”苏州属现在的江苏。
宁城： 因今日宁波有将其称为宁城者，有读谱者以此认为，有的《包氏家谱》中记录的宁城就是宁波。笔者认为，包拯后裔随驾南渡定居的不是宁波，而是江宁（今南京）。
宁城不是宁波的理由： （宁波）春秋时期为越国境地，秦汉至隋为会稽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置鄞州，开元26年（公元738）改置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朱元璋将明州府改为宁波，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见，北宋末年包拯后裔随驾南渡时还没有宁波，因此也否定了宋代有包拯孙子定居宁波成为南渡始祖的说法。另外，宁波之别名应为“甬城”， “甬”作为宁波的简称，早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是了。同样能否定包拯有孙子定居宁波成为南渡始祖的说法。
宁城是江宁的理由： 五代南唐时改金陵府为江宁府，辖上元、江宁、溧水等县。五代十国时期，吴王天佑十四年（公元917）置江宁县。北宋初，改江宁府为升州，不久又复名江宁府，辖上元、江宁、溧水、溧阳、句容等县。南宋改江宁府为建康府，建康府仍辖北宋江宁府属的上元、江宁、溧水、溧阳、句容五县。句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与江宁等县同属江宁府。北宋的行政区划，到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区划才又有调整。这里的宁城，就象上述的天台、四明、括苍、临安、越郡、吴会等地一样，完全是大区域概念的地名。由此可以认为，包拯有孙子南渡后确有居江宁（今南京）或江宁一带。
近读湖北赤壁《包氏旌义宗谱》，该谱附载合肥南渡诸贤：“景年公，字述之，迪功郎，居宁域（笔者注：不是宁城）”，可以理解为居江宁府区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宁城是大区域概念的地名的判断。《包氏旌义宗谱》同时记载：“汉年公，字逊之，中书舍人，居四明；周年公，字暹之，居括苍；尧年公，字勋之，居吴会；羲年公，字和之，居临安。”
列表对照：
墓志铭或家谱
| 名 字
| 迁 居 地
| 包公墓出土墓志铭
| 康年、耆年、彭年、景年
| （无记载）
| 《后宅房包氏宗谱》
| 寿年（达之）、唐年（逑之）、汉年（逊之）、周年（逻之）、耆年（进之）、尧年（动之）、羲年（和之）
| 天台、宁城 、四明、
括苍、越郡、吴会 、临安
| 《包氏旌义宗谱》
| 景年（述之）、汉年（逊之）、周年（暹之）、尧年（勋之）、羲年（和之）
| 宁域、四明、 括苍、吴会 、临安
|
从表中可看出，同样对包氏族人扈驾南渡的记载，《旌义包氏宗谱》与《后宅房包氏宗谱》比较，记载的名有四个相同，旌义宗谱多了景年，却少了唐年（疑即康年）、耆年、寿年（后二其实是一个人）；再对照周年、尧年二人字号，有不同，但因为二人字号繁体字字形相近，疑有其中一谱刻（抄）之错误。迁居的地址大都能对上号。与《包永年墓志铭》记载的“惜乎康年、彭年，不幸未禄而卒”再作比较，二谱均没康年、彭年的记载，但《包氏旌义宗谱》多了与墓志铭相同的有景年的记载。就这点而言，笔者认为《包氏旌义宗谱》的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包氏旌义宗谱》附载合肥南渡诸贤还有如下文字：“一时显仕诸贤扈驾南迁，随地胥宇，谱籍已不通，所得于二三先达心记口传，不至尽遗。徧（遍）访搜索，经桂公辑补有详序，后为童公删削，今人兴文献不足之叹。今□通直公遗嘱、宋学士所撰墓碣、葛太史源流辨，详加参核，录其有据，而较著者其或阙略，不敢附合。”这个记载同时引证笔者前面所述的二点：一是包拯的孙子们南迁地点是后裔根据资料（或口传）整理而得；二是包拯后裔迁徙地是大区域概念的地点，但能从中看出包拯后裔头几代的踪迹。同时可以看出：包拯后裔南迁后头几代人定居区划全在长江以南。
四、从包拯后裔的踪迹，认定文林包氏是哪个孙子的后裔
先看江阴文林包氏修谱的过程。据《文林包氏宗谱》记载：族中原有旧谱，仅存后乌墩一支世系图；明代中叶，旧谱散失。清康熙丙辰（1676）又创修新谱。雍正丁未（1727）至乾隆丙寅（1746）收拾残本，历尽艰辛，几经整理成谱。乾隆壬子（1792）、嘉庆丙子（1816）、咸丰丙辰（1856）、光绪甲辰（1904）先后修谱。民国三十七年戊子（1948）五次续谱。
现在文林包氏族人珍藏的光绪版和民国版家谱，均属乾隆后“新谱”。“新谱”由文林包氏十九世包大猷（字在升）任主修，十九世举人包彬（字文在）任纂修，包彬手题《宗谱引》述：“族兄在升于雍正丁未（1727）春拉彬同事宗谱，”“彬至合肥谒（拜见）香花墩祖庙，访大宗世系掇拾，从残记传以归。”谱中还批评，某些辑谱者“名与字缺，则补之，世次无考者捏造，以联属之是祖。若宗反从子孙之手而出，厥愆（笔者注：过失、罪过）大矣，其弊始于四明袁铉，铉为谱师。”从包彬《宗谱引》可看出，康熙丙辰（1676）创修“新谱”时尚有残记，同时也到合肥寻根，而寻根未能得到包拯之后全部世系资料，但修谱者宁愿记载不全也不赞成“名与字缺，则补之，世次无考者捏造。”再看整部《文林包氏宗谱》，全谱很严谨。读该谱大宗世系图，读者除了感到记载过于简单、始迁祖包拯孙包钦之名与《包拯墓志铭》记载不同的遗憾以外，很难找出其他经考证后与史实有出入的文字。由此可见，文林包氏宗谱先辈在一开始修谱时就以史实为准，没有随意为了家谱的好看而任意添加什么。
文林包氏的出自孝肃孙包钦的依据：首先是康熙续修“新谱”时上代流下残本（家谱没有明确记载，但推测资料一定很少），更重要的是从邵文庄《夏母包宜人墓志》及《夏裕轩包宜人行状》所得。从包公墓出土《墓志铭》看，包拯、包夫人董氏、包拯长媳崔氏三墓志篆盖皆出自文勋之手；包拯之后三代与文家姻亲：包绶继配故相太师潞国公、蓬莱县君文彦博季女，包繶次女适国子监丞文效，包永年次女适无为军庐江县俊士文贯。可见包拯家族与文家非一般关系。合肥陈如峰撰写《由文氏墓志的发现看包拯与文彦博之交谊》一文说：“他（文勋）篆写包拯、包夫人、崔氏三个人的墓志盖，时间跨度达38年，不是近亲，怎会如此热心不减当年？”当年宋室南渡，凡同包拯家族亲近的人都不会留在原籍，甚至不会留在整个北方，何况文家本身就有宋皇朝的命官？因为难免要被金兵追杀。文家与包家如此关系，很可能同时南迁，并定居在相对较近的地方，也就有了后来以文氏为其中之一字命名的村庄“邵文庄”。陈如峰曾撰文：“包、文两家通婚在第三代、第四代就遭遇金兵南下，他们之间的亲情依然浓厚。”当然若干年后文家有族人回迁也是说得通的。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即使是后来肯定留在合肥的包永年一家也很可能要南迁避难。虽然其时包永年也已去世，包家最显赫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但包家“年”字辈一代一定还有人为宋皇朝效劳，否则，就不用“扈驾南渡”或曰“扈驾下浙江”了。还有夏家，据陈桂棣、春桃著《包公遗骨记》所述：在今合肥包公墓附近大兴集黄泥坎一带，最早叫“夏家岗”。无疑那里有姓夏的人。既然包家离夏家如此之近，笔者认为，在南渡前后，包拯孙子后的头几代女子中，有嫁夏家男子为夫不无可能。在封建社会，女子丈夫或儿子有一定官位才能称为“宜人”，这说明夏家也曾不是一般平民。当夏家与包家成了亲家，夏氏同包家一起“扈驾南渡”是在所难免了。也是因为她是包拯的后代，所以夏母包宜人或夏裕轩包宜人才有了让人尊重的地位，她逝世后为其写墓志或行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使我们对文氏和夏氏与包家同时南迁的推论有误，但墓志（即《夏母包宜人墓志》）应该是可信的。
确定了文林包氏是包拯次子包绶之后，怎样认定包拯孙是康年、耆年、彭年、景年四兄弟中哪人之后？
排除康年、耆年、彭年的后裔 康年在《包永年墓志铭》称“未禄而卒”。见浙江乐清《柳市包氏宗谱》，谱载由康年同辈文绍公长子惟辛入继（也称嗣子）。《文林包氏宗谱》载有在南渡第七世（包拯第九世）包植在乐清（家谱记载当时属福建）当过官，但其世系、名字二地家谱无法对接，而且文林谱远比柳市谱详实，这就排除了文林包氏是康年（嗣子）后裔的可能。 读浙江《东阳包氏宗谱》等，发现浙江诸暨包氏是耆年之后，这个结论已得到国内研究包氏宗谱人士的认可。《文林包氏宗谱》大宗世系图未见有后裔迁往诸暨，也可排除文林包氏是耆年的的后裔。彭年在《包永年墓志铭》中亦称“未禄而卒”，因为他是四兄弟的老三，包绶逝世时，彭年已有两个姐姐已出嫁，但兄弟未见有娶，可推断彭年至少在兄弟姐妹七个中排老五，推算年龄去世时很可能尚不到16岁，按旧习还不会给他设嗣子。因此同样可排除文林包氏是彭年后裔的可能。
认定是景年的后裔 如今天下人几乎全听说宁波包氏是包景年的后裔，这没有错。但请注意一个事实：宁波《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自载包拯第八世包元吉才到临安做官，此时离靖康二年（1127）南渡约140年，第十世包荣迁四明已过去约190年，元至正年间（1341—1368）第十二世包世忠居定海（后为镇海）已过去约240年。包家定居今宁波镇海时，南宋已灭亡，已到了元代，而宁波之名要到明代，所以谈不上宋室“扈驾南渡”居宁域（或宁城）的道理。这里几个年代与上文考证的越郡是清代的地名也不能对应。
宁波镇海包景年后裔，因为第八世才迁至临安，应当排除从包拯原籍合肥迁往的可能。始迁今浙江地区有两种可能，一是从原江宁府（宁域）迁往，二是从江阴迁往。假设是第二种可能的话，那么今日镇海、江阴的两地包氏族人血缘可能会更近些。但从各自的家谱世系看，两地族人均在包拯第四代就分别有了后代。请比较：
江阴文林包氏： 拯—綖--钦 —宜
镇海横河堰包氏：拯—绶—景年—安中
从上文已知，文林包氏拯第二代的綖即是绶的幼名。二谱拯第四代分别是宜和安中，名字排序方法似乎不同。笔者认为安中之名原很可能叫“安”，这样同《包永年墓志铭》记载的永年之子“完”才能对应，宋代起名，兄弟、同辈喜用同一偏旁部首的字，如“苏轼、苏辙，”“宋郊、宋祁”，包拯第四代很可能用“完、宜、安”等偏旁对应起名。后来包家兄弟的名字在各地家谱中有不同，除了相隔久远、口传或记载有误外，很难排除有“谱师”为了好看而为包家祖宗任意起名或改名的嫌疑。至于第五代后的名字各不相同，那是因为包家族人天各一方，其时交通、通讯极不方便，缺少联系。《文林包氏宗谱》记载的钦子“宜”与《包永年墓志铭》刻载永年子“完”，是至今公开的多部国内包拯后裔家谱中惟一名偏旁相同的一部。由此更能确定这部家谱在谱牒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有了《文林包氏宗谱》包钦与《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包景年的前一辈和后一代相同的地方，对包钦本人的考证就迎刃而解了。包景年改为包钦，有两种可能：一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包家人需隐姓埋名，否则可能有麻烦；二是景年原本没改名，只是若干年以后邵文庄夏家请人写《夏母包宜人墓志》及《夏裕轩包宜人行状》时，根据夏氏数代口头相传把“景年”说成了“钦”。江浙土话有时jin、 qin、jing、qing不分，而“年”是轻音，把“景年”说快了就是“钦”。当然仅这个推测难免会被人认为牵强附会，还不能认定包钦就是包景年。可以认定的根本理由是上文所述“景年公居宁域”，对应了《文林包氏宗谱》自合肥徙句容再徙江阴。北宋至南宋初年的句容属江宁府区划，叫宁域说得通。这个地名与其他包氏族人迁徙的大区域概念的地名能对应。
宋代的“浙”不等于清代后的浙江 有些《包氏宗谱》记载了包拯后裔北宋末年“扈驾下浙江”。上文所述天台、四明、括苍、临安、越郡五地，无可争议是浙江，可吴会（苏州）、江宁或句容今都属江苏，为何是浙江？
《辞源》解：“宋置两浙路，有今江苏长江以南及浙江全境。”这一解释似乎找到了答案。苏州、江宁或句容都在长江以南，按此解，其时可算是属“浙”。见《辞海》：“（两浙路），宋至道十五路之一。辖今浙江全省和上海市及江苏镇江、金坛、宜兴以东地区。”苏州在以东，可江宁或句容却在以西。怎样解释这些地址在家谱中的矛盾？又见《辞海》云：“浙江。宋初属两浙路，后分浙东、浙西两路。明置浙江布政史，清为浙江省。”从此解可知，宋代只有两浙或浙东和浙西，还没“浙江”二字的地名。钱塘江称浙江，但用来对应并涵盖包拯后裔南迁四明、吴会等地，显然不够。由此判断，所谓的“扈驾下浙江”的“浙江”，也是后人至少在明代后期修家谱时，按后来的地名所写。所有的地名都是一个大致的方位。当年修谱者不太可能对每个地名的沿革一一作考证。
在今句容，有包姓者，却未见与文林包氏同族一脉宗谱。这不难解释，因为包拯孙包钦（景年）只是在句容短期居住。如果有，也一定是包氏南渡若干年后再迁入的同族后裔。包钦子包宜在《文林包氏宗谱》世表有具体的记载：“靖康二年（1127）随驾南渡，赐居江阴西瞬乡，即今文林里。”有了本文上述的考证，已不影响能够认定包钦即是包景年结论。
[作者系包拯第31世（江阴文林包氏第29世）孙]
2008．3．12第三稿
注：在本文成稿过程中，得到云南省昆明包继平，湖北省赤壁包树清，安徽省天长包尊敬，浙江省乐清包圣北、文成包学冠、金华包国武等宗亲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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