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葭：从国族史到家族史

蒙古大汗

秋凉渐起，国庆甫近，北京城一派喜气洋洋。逢九之年，例该大庆。天安门城楼业已修葺一新。如今的城楼与周遭景况，与六十年前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之时相比，已颇为不同。广场外围的国家大剧院、公安部大楼，都是近年才竣工的大型建筑。沉睡于广场中央的毛泽东不会想到，其身后的中国会有如此巨变。　　从高大敦实的苏式建筑过渡为玻璃钢结构的现代西式建筑，可窥见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之一斑。而作为共和国肇创者之一的毛泽东，颇为钟情中式传统建筑，他居住过的中南海、钓鱼台、双清别墅、西湖刘庄，都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早期让北京与莫斯科变得极为相似。
　　现代史上，中式建筑最为集中之地，当属南京。1928年的《首都规划》确立之后，国民政府的五院及各部会的办公大楼，大部分为名匠精心设计的传统建筑。这一风格延续到国民党政府播迁台湾之后。蒋中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心仪，也由此可见。台湾今日之“行政院”大楼，与南京国民政府旧址之行政院大楼，几乎完全一致。
　　这种复制行为，可远溯至朱棣北迁。今日北京故宫之体例，即完全因袭南京故宫而来，只是规模过之。蒋中正去台湾之后，也曾经复制许多南京的建筑， “行政院”不过其中之一。与朱棣相比，其规模便远远不如。蒋故世之后，国民党为其修筑的中正纪念堂，与早年国民党在广州修筑的中山纪念堂，也颇为相似。
　　此种建筑传承，在国民党的政治仪式中极其重要，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建筑作为“礼”之外化表现，有其严格秩序。国民党虽据台岛偏安一隅，然则“正统”不可偏废，俗谚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机构，逐次建设，只是规模略小。在中国历史上，维系正统之努力，多见于王朝末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时，孙中山遗孀宋庆龄被请至天安门上并奉之为中央政府副主席，而且也多次强调共产党与孙中山之传承联系。在最近的十数年之中，每年五一和十一，将孙中山的巨幅画像面北而置于天安门广场之中，与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相对而立。这算得上是六十年来，最令人关注的变化之一。若将六十年置于历史长河之中，不过为白驹过隙之一瞬，对当下之中国人而言，则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分量。
　　
　　沧海桑田的变幻，很多时候系于一姓之兴亡与宗庙之变迁。从蒋介石下野到在台北复行视事，期间的一年多时间，蒋经国是这样看的：“民国三十八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刘维开的新著《蒋中正的一九四九—— 从下野到复行视事》，正是集中观察及描绘这一年的作品。
　　1948年12月25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拜见蒋介石，早前司徒雷登已经向马歇尔提出敦促蒋下野的建议。两人谈话无多，蒋介石已经明白美方的意图，甚至在谈话中也有倦怠之意。司徒雷登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1948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对蒋介石来说，很难度过。”蒋于1949年1月21日正式隐退，因为他的下野是和谈条件之一。故而蒋在声明中说，“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
　　当日下午，蒋介石到中山陵谒陵。他站在孙中山像之前默然无语。随后前往明故宫机场，拟定飞赴杭州。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一周才离去。自1927年定都南京算起，中间除去抗战八年，蒋长居南京不过十余年而已。但南京是定鼎之处，服膺儒家的蒋，自然知道这就是“仓皇辞庙日”。
　　辞别孙中山，下来便是辞别故里。在溪口的数个月里，蒋牵头重修宗谱，交付中华书局以聚珍版付梓。他在安排军政大计的同时，频频拜望亲戚邻里。清明节又携全家祭扫祖坟。4月25日，南京城破两天之后，蒋才离开溪口。蒋经国在日记里写道，“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辞别南京是为事君，辞别溪口是为事父，以儒家道德修身的蒋，焉不知这关节之重。
　　蒋在溪口居住之时，尚能与家人乐享天伦，至于普通百姓抛家弃子、颠沛流离之状，更非蒋所能尽见。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与刘维开的角度正好相反，描述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在作别大陆之时，蒋之心情与普通人的心情绝对不同。每一种痛苦来临之时，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记忆。
　　如今这种记忆，被深埋于历史的底稿深处。胜利者展现自己的武功与光辉，战败者不能面对历史的阴差阳错。在政治宣传明示或暗示下，人们刻意记住某些东西，又刻意忘记某些东西。最近数年，有许多人在做民间个人史口述，就是对这种记忆的一种挖掘。走不出宏大叙事的框架，永远也不会看到真相。
　　龙应台的这本书，选择从家族史到国族史的叙述逻辑，通过小人物的命运，试图展现国共内战的另外一种面目。作为战败者国民党后代的龙应台，在这本书完成之后，在扉页上写道：向失败者致敬。等到书即将付印的前一刻，她冲进印刷厂，将这句话改成“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
　　这可以视作是龙应台对国共之间成败的超越。也就是说，历史不在于褒贬成败，而在于展现事实，展现人性的悲欢与痛楚。林怀民在看完书稿后给龙应台发短信说，“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亡魂都会站起来保佑你。”龙应台对这部书的期待是，“希望能让他们，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
　　
　　如何在国共内战结束六十年之后，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汲取新的价值，是当下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不论是哪一方，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内战对整个民族的伤害。这不仅仅是“兄弟阋于墙”的事情。假如将当前的台湾问题视作“内战问题的延续”，那么从这一角度去看六十周年，就会有新的意义。
　　台湾《中国时报》的王铭义兄，有一次在饭局之上，向我展示了一本并不多见的书，书名为《阎院长言论集》。内中有一份声明，是1949年10月4 日阎锡山在广州以“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发布，题为“为共匪在北平成立伪政权告全国同胞书”，文末呼吁“加紧奋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全国人民的”。
　　阎锡山率“国府”大员迟至12月8日才从成都飞赴台北，而离开大陆最晚的“国府”要员，正是蒋中正。他12月10日才从成都登机。此时，城外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从10月1日到12月8日，在中国大陆上实际上有两个政府，丢失了大半个中国的“国府”也仍在强调自身的正统与合法。
　　即便是国民党败退之后，这种强调也是无日无之。至今，在台湾的各种官方正式场合，都要悬挂孙中山画像，台湾官方至今仍以民国纪年。一方面孙中山成为两岸共同的政治资源，一方面针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双方仍在“各自表述”，“国统纲领”至少在理论上仍是国民党的奋斗方向之一。职是之故，两岸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法统问题”。单就此点而言，倒与六十年前极为相似。
　　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画像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里悬挂的孙中山画像，其蓝本是一个版本。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则认为自己已经践行了孙中山的理念。台湾自1988年解严之后，历经数次宪政改革及领导人直选，已经完成了政权的民主化转型。这与蒋介石来台之时的规划，早已大为不同。
　　德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议墨尔，在《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一书中说：“孙逸仙英年早逝，未及说明将以何种方式，何种方法来实现其理念。蒋介石因此肩负一个世上尚无任何国家领袖能胜任之任务：将人口最多，幅员广大，有数千年历史传统，对西方文化完全陌生，分崩离析，内有军阀割据，外遭列强瓜分，形同半殖民地的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这当然是对蒋介石出于“理解之同情”。
　　蒋初到台湾之心情极为抑郁。他12月10日晚间到达台北，入住阳明山招待所。随后几天，西南战报传来，他夜夜辗转反侧，不能成眠。12月22日是冬至，他在晚上梦见在新建未漆的楼梯上，心竭力衰而不能动。他在日记里写道，“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也。”年底他转到日月潭度假，心情稍微宽慰，称 “在此重大失败之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
　　蒋站在日月潭观赏景致的同时，他带来的两百万军民，却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勿庸说“自由生活”了。就在12月25日的早晨，中学女教员叶嘉莹的丈夫在高雄被抓，他们的女儿只有四个月大。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还在高雄海岸日夜等待自己的丈夫能够出现。十四岁的少年姜思章，刚刚被国军从舟山群岛强行抓兵。
　　　　一个甲子前的风云变幻，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极为丰富。重新发掘内战的深层蕴义，正是我们回望六十年的意义之所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经历了这六十年，不应再停留于成败的的层面去看待这一事件。只有超越这一窠臼，方能看到亿万生民的真正需要。
　　毕竟，“中国”不是两个字构成的，而是亿万民众的共同体。没有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国也无从谈起。而个体的苦难与幸福，则系于国家之兴衰成败。李敖在天安门城楼上写下“荣辱与共”四字，不是没有深意的。这个国庆，不仅仅只需要一场典礼和一个长假。除了现在，我们还需要未来。
　　于右任先生晚年写《怀念大陆》一诗中有四句，“谁引熏风周大地，生民多难费安排。金马于今惊一世，河山何日得珠还？”正是“哀生民之多艰”的写照。古今同心，古今同理。龙应台的书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谁也不能涂改和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