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舞台”上的音乐家 李德伦的适时“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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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舞台”上的音乐家 李德伦的适时“出击”  “红舞台”上的音乐家



李德伦的适时“出击”

1965年，中央乐团首席指挥李德伦和乐团里的同仁们搞出了交响合唱《沙家浜》。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李德伦还是作为“走资派”、“反动权威”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之后，又说他长期做地下党的工作，肯定是叛徒，列入专案审查。折腾了近两年，毫无结果，中央乐团的头头只得让他去劳动。

1968年9月中旬的一天，正趴在桌上给钢琴伴唱《红灯记》抄谱的李德伦，被军宣队告知：江青同志约请他参加当晚在人民大会堂的交响音乐《红灯记》的彩排。纳闷而又不无惊喜的李德伦，在人民大会堂与谢铁骊、钱江、李希凡等人一起，意外地受到了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的接见。

从这天起，李德伦被重新起用了。他忘我地投入工作，因江青心血来潮，限时限刻要把《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改成“交响乐”，负责这项工作的李德伦不分昼夜拼命干。为让交响音乐《沙家浜》早日搬上银幕，他会同创作人员，将主旋律改动了几十处，配器也改了不少。他建议并实施了把聂耳、冼星海、麦新等人谱写的十首革命历史歌曲的歌词，根据现实情况作了“集体改编”。1972年后，他又参加了规模巨大的《战地新歌》的征歌、审听和挑选……

1974年底，李德伦当选为四届人大代表，之后又成为新组建的文化部文艺创作领导小组成员。

江青周围的人中，惟有李德伦的英语颇为出色。有一次江青审看外国电影，影片未经翻译配音，她听不懂原版片中的英语对话。恰好李德伦在场，当了一次现场翻译，使江青感到津津有味。以后她就经常召李德伦前去陪同观看外国电影。

但李德伦毕竟是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干部，对“旗手”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及其中的政治阴谋越来越反感。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访问时，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青终于允许中央乐团在招待演出中开戒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但在选择曲目上，李德伦提议的《英雄》《命运》等均被她否定，说什么前者是歌颂拿破仑的，后者宣扬的是唯心主义宿命论。最后选中的是所谓描写田园风光、没有政治内容的第六交响曲。

然而，外国乐团来华演出的音乐会却令深受文化禁锢之苦的中国人趋之若鹜，欣喜若狂。1973年12月，土耳其小提琴家苏娜·卡恩和钢琴家居莱·乌拉塔即将来华演出。他们按惯例在行前一个多月，向中方提交了在华演奏曲目。李德伦审看后觉得没什么反华内容，就要在《光明日报》音乐组工作的黄晓和撰写一份曲目说明书。黄晓和在说明书中写道：“两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作品，属于欧洲器乐独奏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音乐。这些无标题乐曲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只不过是情绪的变化的对比，音乐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健康明朗的。”不料李德伦将此呈交给江青等人后，早就对文艺界“崇洋媚外”怒火中烧的江青等，开始借机发难了。姚文元批示：“无标题音乐是否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变化对比而无社会内容？”江青批示：“无标题也不行”！她还在一次谈话中说：“上次美国人演奏的‘松树’(指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吉所作的《罗马的松树》)，就是胡说八道。李德伦不要让我们上当！”张春桥也说：“以后少跟外国拉拉扯扯！”紧接着，由国务院文化组创作办公室的写作组“初润”率先，掀起了一场历时一年的批判“无标题音乐”的狂潮。

在此期间，李德伦作为当事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此刻的思想已与江青南辕北辙，感情的距离也日益疏远。家里墙上那幅曾叫他引以为豪的同江青合影的照片也拿掉了。

1975年夏秋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陈莲给李德伦打了一个电话，言及不久前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来信，与一些延安的老同志商量：能否在聂耳去世四十周年、冼星海病逝三十周年之际，为这两位杰出的革命音乐家举行一次纪念活动？考虑到“四人帮”及其控制的文艺界根本不会同意歌颂民主革命、长“老家伙”志气的任何活动，所以他们决定直接上书毛泽东。李德伦闻讯后十分兴奋，当即表示只要毛泽东首肯，他将以文化部文艺创作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全力组织并操持这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