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与表演艺术家李保田地毯上的对话(图)

中华龙

专访:与表演艺术家李保田地毯上的对话(图)  　七月流火，我正好从北京过站，然后转道去北戴河。应朋友的邀请，去采访我国著名影视表演最具实力的艺术家李保田先生。这篇采访之所以叫《地毯上的对话》，是因为在采访过程中，保田先生觉得坐在沙发上非常不舒服，便坐在地毯上，于是，我也放弃了沙发，坐在地毯上同他聊——题目由此而来。相信这次交谈，对关心中国影视文化艺术的人，喜欢李保田的朋友们，会有一点新的收获和思索。——阿成



　　阿成：我这次上北戴河，路过北京，很高兴和您相识。坦率地说，我对保田先生的表演，包括您在民众当中的位置，这个，溢美之辞就不说了。虽然我很欣赏保田先生演过的一些电影、电视剧，但是，对于影视，我基本上是一个外行，这一点，您会在我的提问当中有所发现。

　　李保田：您客气了……

　　阿成：我看过电影《菊豆》，您的表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什么感觉呢，就是有个性，而且这种个性又自然地辐射到中国普通人的共性上，普通人的卑微啊，自强啊，扭曲的痛苦心理啊，各个方面，您用比较简洁的方式，个性的姿态，旧中国人的风格，把他表现出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很打动人。所以大家都说“保田是个好演员”。为此，我产生了一种期望，我想，多少懂一点电影、喜欢和尊敬电影的人都希望中国能出好的电影演员。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足以让国人自慰，足以使我们这个民族的电影业感到自豪、自信，并在世界上有自己坚实的，而不是鼓吹出来的位置。后来，当我看到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热播后，这个想法就更清晰了。我个人看，《宰相刘罗锅》是一个很好看很有趣的剧，更重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民众对官员的一种诚挚的期望。

　　李保田：……

　　阿成：百姓希望官员是这样的。那么，在刘罗锅这个人物身上是不是带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呢？

　　李保田：刘罗锅是理想化的、浪漫主义的一个封建小官僚。他是一个民间口头文学的产物。在这个人物身上、灵魂当中不仅有浓郁的、平民式的生活气息，而且还带有某种悲怆的、无奈的喜剧色彩。

　　阿成：因此，这个人物便成了对大众的一个心理抚慰，让百姓的梦想成为虚幻的现实，并因此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满足，真正成为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对于刘罗锅这个人物的创造，我觉得他本人的客观身份是没有什么可参照的，历史史实提供的又很少……

　　李保田：史实提供的仅仅是，他是跟乾隆大搞文字狱的一个干将。在历史上，他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阿成：重新把他从故事堆里牵出来，赋予他新一个灵魂，新一个形象，新的作为，这不仅需要编剧的智慧、热情和理想的支持，而且和演员个人的生活经验、学养以及对相关清史的取舍态度与判断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李保田：阿成先生开场白提到那儿，咱们就讲到那儿。刘罗锅这个角色，就这个作品而言，我说一说我的观点。清乾隆时期的刘罗锅这个人物，其实，跟今天的市井笑话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它是在少数满人对大多数汉人统治的特定环境下的，在汉人当中流传的一种民间的地下文学。到了满族退出历史舞台，进入民国的时候，人们便把这种隐性的民间的地下文学、政治笑话，变成了公开消遣的段子。当时，弄这个电视剧的初衷，就是让人们了解，大陆也能搞这些电视剧。

　　阿成：就是展示一下大陆影人戏说的能力，而且是有质量的戏说的水准。

　　李保田：就是说，我们大陆也能拍戏说，我们的戏说，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文化内涵。

　　阿成：何以见得呢？

　　李保田：刘罗锅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有趣的喜剧，其实，在这个剧的骨子却包含着一个悲剧结局。为什么说是一个悲剧结局？因为，历史的局限，旧制的格局，必然没有胜利者。这也是对编剧，对演员，甚至是对戏说的一个挑战。当时，我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戏说不戏说，且说不论，就是让观众借刘罗锅这个人物之所为泄一下愤，在腾挪之中，完成了他们对当今某些贪官污吏不满的情绪宣泄。就是这个。刘罗锅与和珅——用乾隆的话说，你们是我的左右手。但是我看，他们二位都是走狗奴才。严格地讲，封建统治下无忠奸。


作者：姓李2005-11-3 17:58回复此发言2专访:与表演艺术家李保田地毯上的对话(图)  
　　阿成：那么，您对现代戏是否有深入的参与呢？我想，这应当是对演员，特别是对有创造与重塑欲的演员的一个挑战。这方面，在客观上有什么难题吗？我想，现代戏的体会要比历史戏更多一些吧。

　　李保田：连续好几年了，我想演现代戏，演不了，好本子不多。没办法。好一点的，您比如演这个《警察李酒瓶》，观众投票率，我是450743张——我的亲人都不投票，我们家人没有投票这个习惯。《警察李酒瓶》，一个现代的小警察，一个胡同串子，根本升不了职，混年头，混到了三个豆，在当时，这就是小警察的最高职了。李酒瓶爱喝酒，这是他很人情化的一面，他常喝酒是因为他孩子不大好，儿子辍学，女儿找丈夫呢，结果最后弄了一个吸毒的人，家里头，他老婆有病，胃癌。简而言之，就是把一个小警察，一个普通的、穿着警服的小老百姓的窘境都集中到一个家庭里了。当时，这个剧被中央台看上了，可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个本子在中央台弄不太合适，便在民间弄。在民间把它弄出来，又几次差点夭折。为什么？就是说，这是一个“新”警察——其实这样的警察很多，他们在生活中的难处比李酒瓶还多。但是，作为艺术欣赏，作为文学创作，就一定会有各种挑剔，通过的时候，把它剪了个乱七八糟。您几乎没有办法。好在，那个人物最终还是留下来了。天津试播，还是在奥运会期间，观众的收视率高达23.55。我当时就觉得，一个穿警服的小老百姓——回到家，脱了警服，他跟普通人家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难题。这不仅仅是一种判断，一种真实，也是一种魅力。所以，这个人物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藉此，剧成功了。

　　阿成：保田先生对电影的理解，包括对整个电影构成的期望，包括对演员推动这个梦想的真实化过程，包括对老百姓的心理的感受，就这几个方面，我想问您，一个就是，我看了较多的中国电影，就是您们常说的几代几代的电影，包括一些电视剧。同时，我也不可避免地看一些外国电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文学有一种文学精神，我总觉得也应当有一个电影精神。它是什么呢？我目前仍然想不通，为什么会想不通，就是我们的电影参差不齐，表演参差不齐，当然，有的电影接近优秀，有的，我似乎觉得是一个谎言。我们的观众、演员、导演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对人的理解。我觉得您的理解常常有这样的一种代表性，我注意到您身上的那种平民精神，无论您演多大的官，在您身上仍然有一种民众情怀。

　　李保田：一个是民族精神，一个是老百姓的情怀，观众要的就是这个。

　　阿成：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是电影精神。

　　李保田：这个问题，我想很多当代的电影人，包括电影评论家，他们都不好—定能说得清楚。其实，文学精神是人的精神。文学中的核心是关于人的，文学即人学。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说到电影，简而言之，其实，电影也是关于人的精神，关于人的学问的一门艺术。比如去年的《女魔头》和今年的《雷》，一个盲人美国音乐家的故事——这二部影片，我觉得他们相当多的是关心人。美国电影，我们看到的是少数的，优秀的，入围奥斯卡的，看得我们为它欢呼，其中有一些我们自叹不如的东西，这样的电影在美国也是少数，美国很多的影片都是一些“大路货”。但是，他们能拿出高水平的作品来。而我们的“大路货”太多太多，在通常情况下，拿不出较高水准的，更拿不出高水平的。如果说我们的电影，即第五代的导演在着力地表达对人的关心的时候，到了今天，对人的生存已不那么关心了。做电影的，首先考虑的是市场，做电视剧的首先考虑的也是市场。您就想一想那些有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有几部是在关心人的？有几个是在企图说人的？如果说，电影里面没有人，您不就是一个活动画片吗？如果文学作品里边没有人，您不就是文字堆砌吗？市场化这个东西，走正了，是个好东西，走偏了，就会毒化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漠视了人，而更看重了金钱，这是中国电影比较悲哀的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