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传奇：梁思成林徽因泥泞中崛起的丰碑

冷若水冰

“李庄”传奇：梁思成林徽因泥泞中崛起的丰碑  李庄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千年古镇，抗战中成了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的四大文化中心。在烽火战乱中，为中国安置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成了中国建筑科学的摇篮，成了梁思成林徽因崛起在泥泞中的一座丰碑———

　　有人说，完整的人生是由悲喜剧的交替上演构成的。从北平到李庄，林徽因就经历了欢乐和痛苦的两极。北平笼罩林徽因的多是快乐的旋风，而李庄挥之不去的总是凄苦的窒息。

　　一

　　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出身名门，留学美国，兼善中西文化。在北京，他们是春之花信，几乎每周六家里都有沙龙聚会。“星期六朋友”常常穿梭那扇门，从金岳霖的小院子到总布胡同梁家“太太的客厅”。

　　金岳霖是梁林家的老朋友，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先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科，与梁林算是先后同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执教清华北大，教授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他高大帅气，西装革履，极为绅士，是“太太的客厅”的担纲人物，起着组织串联和后勤保障的作用。

　　林徽因才华和美貌都名倾一时，如众星捧月，是当然的主角。“太太的客厅”，座中客常满，杯中茶不空。人们交流碰撞，探讨艺术与人生，时常是妙语连珠，笑声不绝。

　　萧乾曾记下1933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

　　这种聚会也招惹口实。据说，冰心的文章中就曾有过微词，讥刺“太太的客厅”颇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味。可那年月崇尚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林徽因和朋友的聚会依然故我。

　　“卢沟桥事变”，战争是一片窒息的乌云，驱散了快活的羊群，改变了“星期六朋友”的命运。几年流浪，从长沙到昆明，昆明到李庄，“太太的客厅”置换了最边远最僻静最简陋最凄冷的背景。

　　二

　　一到李庄，林徽因的肺结核症就复发了。病势很猛，折磨了好几周高烧才退，但仍下不了床，她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坐一会儿。她消瘦得厉害，颧骨突了出来，双颊陷了下去，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她像个囚徒，试图用目光寻找着掠过窗棂的一道翅影，听那些快活的飞鸟在竹梢上唱着秋天的歌吟。她却只能躺在病床上，一任泻进窗棂的阳光在枯朽的地板上游移，一任回忆咀嚼孤独的心灵……

　　钻心入肺的寂寞也牵动着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敏感的心。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慕是尽人皆知的。但他始终能以理智驾驭感情。1941年秋天，金岳霖千里迢迢从昆明到李庄休假。除了重逢的欢乐和奢侈的聚会，他还带着一个重任———重写《知识论》。

　　《知识论》是部几十万字的理论作品，本来初稿早已完成，有一次，他带着这包稿子躲空袭警报，人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起身就走。等到想起，哪里还有什么稿子？

　　金岳霖的到来，给梁家带来了春天般的欣喜。这件事见诸林徽因写给费慰梅的信：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

　　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梁思成———

　　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封风趣幽默的信似多声部合唱，将悲惨的战时岁月，相濡以沫的亲情友情，超凡脱俗的男女关系，演奏得近乎天籁般的和谐完美。

　　1942年，是梁林家来客最多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