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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中国崛起的荷兰经验 李稻葵/文
大国的崛起必须汲取每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荷兰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思想解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制度创新带来了绝对的竞争优势,而宽容的文化构筑了和谐社会的基石。世界第一个跨国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兴衰之道,也可以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所参照。
欧洲经济学学会8月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2005年年会,讨论中国的改革与东欧的不同,笔者有幸应邀参加。参加学术会议一般都是受益匪浅,可是,这次意想不到的收获来自于对阿姆斯特丹的考察以及对荷兰历史和社会的了解。骑着租来的自行车,留连于这曾是欧洲商业中心的古城,用心体验它的每一块线条隆起的肌体—与马路并行的运河,凡高博物馆,Concertgebow音乐厅,有序而繁华的红灯区,和同行经济学家们讨论欧洲社会制度,感慨万千。
思想解放的威力
荷兰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历史上也是欧洲诸强中一个相对弱小的部落。但是从16世纪开始,荷兰经历了最辉煌的时代。当时,以抗争天主教传统的加尔文主义为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整个荷兰大地,也惊动了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他通过天主教教会宣布绝大多数荷兰人都应判以死刑。这激怒了荷兰人民,他们奋起抗争,从而有了著名的80年战争(1568-1648)。这场战争最终以荷兰的七个抱团省份联合起来得到西班牙的承认而结束。由于这七个省份的联合,也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民主的、分权的现代化共和国体制,共同决定七省之间即荷兰国内的重大事务。这一制度创新把荷兰引入了一个让该国人至今引以为豪的黄金时代。
制度创新的力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兴亡
这一黄金时代的典型代表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其中以前者最为著名。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VereenigdeOostindischeCompagnide,VOC)成立于1602年,1799年解散,以海外贸易为主业,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家发行股票的跨国公司,到1699年,它已是全球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5万名员工与1万名雇佣兵。
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功,历史学家们当然有许多说法。从现代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笔者认为不外乎有三大原因。
第一,国家和政府给予的充分自主权和强力支持,是跨国公司成功的首要条件。
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荷兰的代表,具有海外贸易、投资、经营的垄断权,政府不仅不去干预它,相反,它还可以代表国家去宣战、打仗、开发和经营殖民地、修筑城堡、铸币、议和、签订条约。它占领的殖民地包括安汶岛(香料群岛中最重要的岛屿,1609年占领)、巴达维亚(雅加达,1619年)、福尔摩沙(中国台湾,1624年占领,1662年被郑成功赶跑)、锡兰(斯里兰卡,1638年)、马六甲(1641年)、毛里求斯和开普敦(1652年)、印度的柯钦(1663年)。这里姑且不论海外扩张和海外殖民地的不道德性,正由于东印度公司的成功运作,荷兰成为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强国。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衰亡,也恰恰映证了同一道理。荷兰人的成功自然引起了西方其他列强的奋起,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完成了光荣革命这一政治变革的英国人以荷兰为首敌,发起了6-7次大小战争,最终打倒了是自己十分之一大的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集民族利益和商业利益于一体的大跨国公司。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国内政治参与面的扩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在国内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剥夺了公司对印度的行政管理权。1813年,公司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58年,英国议会又通过法案撤消东印度公司,除股本外,公司的全部财产归国家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的强力支持是跨国公司成功的首要条件。
第二,现代公司制度的创新。
荷兰东印度公司创立的原始动力是为了避免海外贸易中的恶性竞争,也是为了规避风险和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海上贸易。1602年成立时,公司的初始资本是642.46万荷兰盾,由阿姆斯特丹、泽兰、鹿特丹、代夫特、荷恩和恩克森六个省市的商会(不同城市的股东通过商会持有股份和行使投票权利)组成,其中阿姆斯特丹最多,占到57%,鹿特丹最少,为2.7%。各个商会又由单个股东组成。在最初的358名股东中,有很多敢于冒险的小企业家,包括39名德国人和不少于301名的比利时人,所以也可以认为,该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和第一家发行股票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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