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望族 梁经国家族】商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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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望族 梁经国家族】商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家族大视野
　　家教与家学
　　中国人将“家教”看得很严重，“没有家教”被视为一句辱及先人的咒语。“养不教，父之过”，也就是说，中国人两代人之间，上一代对下一代不只是“养”，“养其身”，其中也包括“教”。“养”只及肉身，关心孩子的饮食起居，是一种“不断填塞食物之举”；中国人之“养”是双向的，是“哺”与“反哺”的关系，“养儿防老”，互为私有。“教”的指向性也很明确，就是教其学做人，如何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如何“做个好人”，而对“个性”的“教”就很匮乏，甚至是一种压制。这与西方极为不同，西方父母很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注重培养其独立性，是为未来两代人的“断裂”做准备，而不是将其视为“私有”。
　　还有人将中国的家庭文化视为“杀子文化”，在“严父慈母”的“养”与“教”下，一边是对“严父”的顺从与畏惧，一边是在“慈母”纵容下的“撒娇”，使中国孩子普遍处于无个性、不独立状态。尽管中国的家庭教育有其不合理性，尽管“四世同堂”之类的大家庭生活确实压抑了人的个性，尽管传统的家庭伦理确难与现代化的主流价值观相契合。
　　但中国毕竟有数千年的家族文化传统，虽经一个多世纪的不断革命与洗礼，中国人的家族传承并未中断，家族的势力也没有完全消失。
　　中国传统的家族形式，不仅是王侯贵族、世家大姓对中国社会起着巨大的影响，就连普通的家庭，也承担了社会教化的重要功能。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它不仅仅是一个生育设置，同时还担负着经济、教育甚至政治的功能。拿德清俞家为例，从俞樾的祖父起，便开始诗书传家。到了俞樾这一代，逐渐中了功名。俞樾对于子孙的教育特别关注，虽然自己的两个儿子难继父业，但他依然不放弃全力培养孙子俞陛云，直至其以探花而名扬天下。俞樾甚至在古稀之年亲自教导俞平伯，这样，一种文化气质和血脉传承便在俞氏后人中潜移默化。
　　不过，随着西学东渐和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传统学术文化逐渐式微，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人化教育也逐渐向以学校为中心的公共教育转换，像德清俞氏那样的文化世家开始终绝。这种断裂难以避免，时代使然。著名翻译家钱稻孙的母亲单士厘曾将自己的诗稿交给罗振玉的侄女罗守巽收藏，并说：“孙曾虽众，但无治国学者，后必散失。”在母亲眼里，从小在日本学堂里长大的钱稻孙已难承家学。
□　朵渔(诗人)
左垣家塾是梁家子孙读书的地方，重视教育是梁家的传统。

作者：氵刄2008-5-9 23:21回复此发言2回复：【名门望族 梁经国家族】商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历史的枢纽

　　“富不过三代”吗？

　　最近几年的电视剧中，大量描述了晋商、徽商、十三行商人等的发展历史，学术界对这些商业历史的研究也达到高潮。中国古代商人们，在漫长历史中，从没得到今天这样的重视。

　　回头看看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上，“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一向都不列入主流社会之列。即使商人的财富已经富可敌国，他们的地位，也只能在这样的排列缝隙里艰难求生存。

　　远的，如周庄的沈万三，富得连皇帝朱元璋都眼红，给军队的军饷比朝廷还多。但“富可敌国”的人，怎么得到朝廷的放心？皇帝一声令下，一个财富王国马上消散。

　　知名商人得不到官方尊重，文学作品中大量不知名的商人也得不到民众尊重。例如《琵琶行》中没露面的商人，娶了年老色衰的琵琶女，而琵琶女却还委屈得很，抱怨丈夫“重利轻别离”，心伤自己命运坎坷。这在当代的年轻读者中，是不可以理解的。

　　近的，当然是近代广州的十三行。在特殊的通关政策下，外国商家来广州开展对外贸易，必需经过行商，或在十三行中选择保商才可进行，这样的垄断经营，给予广州的十三行商人发财的机会。

　　但即使十三行商人们拥有极大财富，他们却不一定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保住行商们的命运，如梁经国父子的天宝行，也经常给官府“进贡”，包括“祝嘉庆六旬万寿，贡二万余两，为各行之冠”；在道光年间“捐输河南工费银九万五千两”、“在本省捐输海疆经费二万两”等，连梁经国退出行务，也要“向粤海关纳款三万元”才可得以实现。捐银求平安，是行商们的普遍选择。但是最终，天宝行还是欠官府饷银二十多万两，最终因《南京条约》的签订，行商垄断经营对外贸易事务的特权被废除，很快没落。

　　富可敌国的商人，尚且可能一朝湮灭，而众多从商者，又有谁可能保障他们的私有财产呢？于是，当商人们拥有资产时，他们的做法，只有不断向官府靠近，不断将自己的后代培养成“士”阶层。

　　梁经国家族中，很明显看到这一线索。从子辈开始，除梁纶枢继承父业成为行商之外，另一儿子梁纶机顺利走上科举之路，其后辈中，考上举人者甚众，仕途发展也颇顺利。一直到当代，这个重教育的家族转变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家庭。

　　梁经国家族的演变历程中，也许是中国一个传统商人家族理想的路线。应该说，即使行商们曾经积累下大量财富，而在个人财产不受保护的传统中国社会里，这些财富，也只能算是暂时的，或者成为官府敛财的工具。官府随时可以用各种名义，从行商这里索取资物。于是，当行商们有了一定财富之后，只有通过这些财富，为自己家族改写“商人”的地位。

　　商人们也不想做商人，这也难怪广州这些曾经富可敌国的商人们，却最终没能成长为现代的企业，也没有成长为实力强厚、历史悠久的企业财团。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似乎后代的不肖与挥霍，令曾经富有的家族无法得到继承。但事实上，没有法治社会保障下的财产和经营自由，再强的实力、再有天分的商家，也没有发展的天地，更无法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大潮中，发挥出人们希望的作用。

　　在2004年，“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正式写入宪法，也许直到此时，从法律层次上的地位平等，才得到实现。也是直至今天，人们才可以期盼中国的商品经济得到真正发展，改写“富不过三代”的古老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