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出真性情的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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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出真性情的梁漱溟  狂与中国文化：一个近代的个案
狂出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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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中国知识圈里，狂者可谓不少，但最狂的大概非梁漱溟莫属。1942年，梁漱溟从沦陷的香港只身突围，一路惊险，别人都在为他的生命安危担心，但梁本人却非常自信，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这些狂话本来是写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后来信被朋友拿去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自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梁漱溟并不以为忤，他以为这些狂言原出自家书，不足为外人道，但既然已公开发表了，亦不须再门，只要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大凡自命不凡的人内心都有点狂，但在中国这个以谦虚为美德的国度里，狂在表面的毕竟不多，且也多为俗世所不容。实际上，在儒家老祖宗那里，狂并非是大逆不道之事，相反倒还是一种甚为可贵的美德。孔子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按照孔老夫子的意思，如果能兼有狂者和狷者的长处，取中行之道，自然最好；若不可得，退而求次，或狂或狷，亦不失为圣人。

　　的确，狂未尝不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遗产。如果说孔老夫子的中行之道修炼得十分到家的话，那么到孟夫子那里，狂与狷就大大失衡，狂放之气溢于言表。翻开《孟子》，触目皆是“万物皆备于我”、“天将降大任与是人也”、“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一类“　　”（志大言大的意思）之言。　　

　　孟子的这种狂气到明代王学发展到了极致。王阳明说：“我在南都之前，尚有些子
乡愿的意思。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有人说王学的精神就在于一个狂字，此言可谓不虚。以后的王门弟子，出来之后一个比一个狂放，成为晚明一大景观。

　　梁漱溟的人格和学脉都来自王学，自然也继承了从孟夫子到王阳明的这路狂气。民国十三年，泰戈尔来华，梁漱溟向他介绍儒学之ＡＢＣ，对狂狷之气大加发挥，重点推崇。他告诉泰氏：“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好象各趋一偏，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两者相反，都不妥当。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因为中庸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牵就。……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　　

　　以梁漱溟的真性情，要他象孔老夫子那样得“中行之道”，显然是有点勉为其难，
所以他宁愿取狂放的偏路。好在狂也是“中行”的题中之意，不失为儒家精神之一种。

　　不过，从孟子、王阳明一直到梁漱溟，他们狂的哲理依据和心理资源究竟是什么呢？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有句断语，叫做“良知的傲慢”。话虽苛刻了点，但确是这么个意思。且以梁漱溟为例。梁象孟子、王阳明一样，将人心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体，他说：“吾人生命原自与天地万物一体而无隔，顾人不自觉，却堕于形气之中，分别物我而小之耳”。梁相信宇宙与“我”本是“通而为一”的，只有我们精神堕落时，宇宙才与“我”分开。一个天资卓越出群的人乃不为尘世所蔽，能够以个人的道德修炼和内在的精神超越通过不断的反身诸己“致良知”，与天地宇宙合二为一，世界本我，我本世界。肉体降临现世，是为奉天的意志，拯救众生，这就是儒家文化里面的“承天命”。个人的良知既与天地结通，又有天命在身，自然超凡脱俗，有了狂的资本和资格。

　　梁漱溟对自己“承天命”是深信不疑的。还是在那封给儿子的信中，他踌躇满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