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 震灾与奥运或可增强社会资本

加油中国

在四川大地震造成近七万人罹难后，去思索这场灾难可为中国带来什么经济效益，无疑显得有些冷酷无情。　　不过，在灾区重建可短暂提升经济产值之外，灾后中国社会倾巢而出的民气，不但可能重塑中国的政治面貌，亦可能强化中国的经济基础。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驱动经济长期成长，这是学术界相当熟悉的概念。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即认为，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是日本和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复元的原因之一。　　“检视经济生活，我们能学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一个民族的福祉及竞争力，受一个独特、普遍的文化特质所制约，那就是社会中固有的互信水平。”福山在他1995年的着作《论信任》(Trust)中写道。　　中国人对于与家族之外的人为共同目标合作通常戒心颇重，华人社会因而被归入福山所称的“低度互信社会”中。但这次震灾过后中国社会的反应引人对此评价产生质疑。　　地震发生后，各界捐献的金钱、物资和血液源源涌至，政府的救援措施亦获高度评价，疏远的官民关系大为改观，中国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似已得到巩固。　　“政府需要各界主动伸出的援手，而政权的合法性(legitimacy)，则部分取决于人民对政府应对危机是否得当的观感，”惠誉亚洲主权评级部主管麦克名(James McCormack)说。

历史经验

　　不过，以史为鉴非常重要，长久以来中国社会面对危机时常有同心协力的表现。在1906年洪灾后，江苏的商人便动员起来救济灾民，而百年前的陜西旱灾饥荒中，外来的慈善援助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研究灾后复元的中国学者赵延东表示，如果社会中的互信只限于彼此相熟的人，这样的社会不容易从灾难中重新站起来。　　他去年底在中文期刊《社会学研究》中表示，互信必须跨出熟人的圈子，扩及陌生人和各种机构，灾后的复苏方有保证。　　美国俄亥俄洲立大学哥伦布分校商学教授Oded Shenkar指出，可能发生的一种状况是，在社会要求开诚布公的声浪下，若调查结果显示，贪污腐败的官员应为数以百计的学校崩塌负责，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信任感会顿时荡然无存。　　但香港美林证券的经济师Ting Lu和TJ Bond则乐观认为，这种信任感可望向下扎根。他们相信这场地震已为提升协调与管治水平创造了平台。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处理这场灾难的方式透露出社会迈向开放的迹象，未来社会对政府与开发商的问责将加强，信赖感及可信赖性亦会提高。　　“人命损失无法估值，但我们认为社会资本的增长远超过有形资本的损失。透过改善管治体系，这些社会资本或可成为中国长期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他们在研究报告中称。

奥运因素

　　北京奥运是中国2008年的重头戏，其主要成果可能是社会凝聚力增强，以及由此衍生、难以估算的效应。中国民众可望因赛事顺利举办而找到集体荣誉感。　　就经济层面而言，分析师多深信，在奥运相关投资告一段落后，中国经济不会陷于停滞。北京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而在2003-2007年间，奥运相关投资亦仅占中国全国资本支出1.0%。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于秀琴曾表示，北京取得奥运主办权之后的七年间，奥运对于北京经济成长的贡献度不到1.7个百分点。　　当然，在奥运带动的爱国氛围中，近年到底有多少投资是受此影响而获批，这是无法估算的。但即使奥运过后投资可能减少，中国亦不乏填补投资缺口的项目。　　北京即计划开始兴建11座卫星城市，上海则将迎来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年初的雪灾突显了中国铁道运输及电力网络的脆弱，而提高建筑物强度标准的努力也将拉高震灾以外地区的投资额。　　德意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师马骏上周即调升对中国经济成长的预估，2008年和2009年GDP成长预估分别调高0.7和0.4个百分点，以反映地震灾后投资的增长。　　地震中学校倒塌造成数以千计的学生丧生，重建更好品质的学校是对亡者致意的恰当方式。教育是最值得投资的项目，中国政府今年的教育预算为1562亿人民币，虽然增加了45%，但却仅为2004年公务车辆花费的一半左右，这使一切显得荒谬至极。　　那么，政府的预算是否会彻底重新分配，帮助弱势者而非有权有势的人？共产党又是否会改变严厉控制媒体及非政府组织的本能？公开透明、权责清晰的做事方式又能否取代黑箱作业的陋习？　　地震和奥运可能引爆的连锁反应，意味着上述所有问题的答案，假以时日，都可能是肯定的。但对于中国是否正从低度互信的社会发展成高度互信的社会，暂不下判断或许才是明智之举。毕竟，重大事件通常要到尘埃落定良久之后，历史才有公断。(作者 Alan Wheat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