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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孔子，孤独寂寞又何如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夫子在这长夜漫漫的岁月里，力图“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一生为礼乐复兴而奔走呼号，无奈“大道即隐，天下为家”，“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夫子宦海沉浮，始终未能成为像周公那样有能力扭转乾坤的政治家。
“甚矣，吾衰矣”！夫子到了从心所欲的年纪，还不禁发出对生命本体的感叹，“逝者如斯夫”！，谁也不能逃脱时间的腐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夫子的伟大是孤独的伟大，在不得与得之间的，一颗崇高的灵魂知音难觅。
夫子相信，“德不孤，必有邻”。作为有德之人的孔子，究竟孤独寂寞么？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孔子如果孤独寂寞的话，必然属于一个全新的价值范畴，别有一种伦理学的价值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格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伦理学范畴在科层制的严格规范下产生变异,传统的心理首先从个体的身份上得到建构和瓦解。
在当今社会，孔子作为伦理政治的符号，受到社会多元价值观与民主理念的冲击。90年代末期热热闹闹的人文关怀逐渐转向对具体的个体，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按照社会学的再社会化理论，这是文化规范与文化体制与技术标准治理的矛盾。在传统文化体制下发现个人的研究早于在90年代开始了，但是对个人的研究还是不由自主地与集体的社会化背景联系在了一起。
从道统,学统的角度来看，孔子的外向传播无法获得满意的效果，于是传播的维度逐渐趋向本体内部。“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文化自觉精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儒家。
儒家的文化自觉精神，是指儒家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心态。这一精神的主体呈现便是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和文化损益精神，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它们构成了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儒家的文化自觉本质上是一种主体自觉，即文化主体对“道”的自觉，但是，早期儒家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天命”，屈从“天命”，这是对主体自主性的否定，儒家文化自觉精神也呈现出自相矛盾的二重性质，因革损益是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在特定的文化转型和文化自我批判时代，由于文化与人生的困顿，一些先知先觉的儒家知识分子往往能对自身文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从而对旧文化的没落和新文化的诞生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能深切地体认到自身的历史文化使命，并努力付诸实践。
孔子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先驱，他的人格理想始终没有脱离伦理责任的范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政者，正也”，“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夫子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有杀生以成仁”，对于人间苦难有着如此深切的人道精神，这种伦理关怀，道德痛苦，值得后世尊敬。
从元伦理学上对孤独和寂寞做一下概念解析，如果把孤独看作一种生存状态的话，那么寂寞就是对此产生的心理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当代新儒家受到来自传统文化研究群体内部的批评，确切地说是受到同样对儒家传统采取卫护立场的某些专家学者的批评。
余英时先生曾经对钱穆说；“钱先生讨论中国文化所采取的立场不是哲学而是史学，他不相信一部中国文化史可以化约为几个抽象的观念。”所以，我们谈论的这些词语也不属于抽象的逻辑循环问题，而是关系到具体的历史时期与具体的个体的感受与体会。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可以得出不同的解读。
实际上，孤独与寂寞可以归属于人文关怀的范畴，这也是90年代末期文化圈的一个热闹话题。知识界呼唤一种人文精神，对我们学生而言，在学校不能只关心数理化的学习，还要注重伦理责任意识的建立，长久以来德育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当清华的一位高才生将硫酸泼向动物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为什么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对生命本体的爱是道德的基础，对生命本体的关怀，就要克服孤独与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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