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鲁迅传统“平视”孔子，兼谈中国文化新生之可能

efbiz

以鲁迅传统“平视”孔子，兼谈中国文化新生之可能  　　近来，孔夫子又一次处于风口浪尖。先是于丹女士的《心得》引发大众对经典阅读心得的关注，再是诸多学者批判于丹为文化奴役者。接着，北大李零先生出《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再次引发民众激论。

　　不赞成的大概说，文章观点过于现代化，以现代人的标准要求孔子，书名挑衅味道十足。解读不尽如人意，如此等等。赞成的，则说李零以平视的研究方法，重新解读了孔子，是对孔子的重塑。

　　在我看来，此书争议之所在首先是它的书名。你可以解释为是作者行文间，在以平视姿态接近对象后，发现到的更多是孔子的悲哀和中国文化的悲哀；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更多的是不屑和调侃。诚然，平视的研究方法值得提倡也应该提倡，但问题是，倘若研究者自身水平和研究态度存有疑义，那么信守所谓的“平视”也就有了这样的危险：把对象俗化甚至丑化，即把对象的道德拉低到自己的水平。亦即“平视”本身就被异化。既然李零先生是以学者的姿态接近孔子，何故以如此娱乐化的书名为幌呢？我对于商业化对学术的侵蚀一直心存警惕，由书名与文本“坚持平视治学方式”的反差看，李零先生哗众取宠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如此，平视的心态就难以真正保持，非理性就变得可能。就像朱学勤在去年说鲁迅思想的短板，然后试图以木桶理论来证明，因其短板的存在，鲁迅的价值就几乎没有了。如果学术研究以此为突破口，我们甚至可以说，李白不懂卡啦OK，所以是没价值的；杜甫不懂宋词，所以是没价值的……而用短板理论来给研究对象的存在价值进行盖棺定论是应该警惕的。

　　退一步看，李零先生对外宣称的平视少了内在的自觉从容的态度支持。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看分析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要看他做什么，还要看他怎么做。但仅仅如此我以为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关注他“怎么做”的过程里的心态和情绪。而本书的创作心态恐怕不是李先生标榜之外一以贯之的风格。

　　当然，我也很能理解在孔子又被粉饰然后被胡乱推崇的当下，是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潜伏在民间。但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对待孔子这一传统呢？我以为可以用鲁迅来反观、还原、阐释孔子是比较恰当的。

　　新儒学的兴起有着具体的文化背景：一是大陆长达30多年的文化大一统的瓦解；二是西方文化冲击后国人自觉的文化寻根；三是复古势力在庙堂、学术界一直暗自顽存；四是市场开放后商业运作的积极介入。这些因素在上世纪末被经济因素统合起来，儒学一时又成为显学。但这是否意味着孔子和儒学真正复活呢？恐怕不是——儒教主义者在异化儒学为儒教的同时，试图以此为中国文化的绝对话语，并突出自身利益；但这样的利益因其文化属性显得单薄，而官僚资本化的商业运作加入后，新儒教（在我看来，汉以来的儒学是被异化为儒教的，儒学在异化活动中也是牺牲品，它们既被世俗利益利用又被它们异化）大张旗鼓地复兴起来。

　　既然这样的复兴具有异化和商业化的特性，那么还原儒家本来面目就尤为重要。但这是否说，反对当下所有的儒教主张就是还原儒学本身呢？我以为未必。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得摆脱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然后反拨，而不是以丑化为武器，对抗当下偏至的文化力。这或许是李零缺失的地方——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孔子或者是被捧上天，或者是被踩入地。这于孔子及儒学本身，都是悲哀。

　　说到对孔子批判式的还原，大家都会想到鲁迅对儒家思想的解构。其实，与其说是鲁迅批判孔子，不如说鲁迅更多地是批判被异化的孔子以及孔子学说本身具有的致命的易被他人异化的缺陷。如果对异化作进一步的思考，以及结合鲁迅师从主张国学多元化的章太炎这一要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国学之于鲁迅，其源头与最具多元性是在先秦，鲁迅也敏锐地把握到，独尊儒术既是对包含着儒家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异化，也是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异化。而让中国文化重新焕发鲜活之生命力，一是得反拨当下的异化，二是得取今复古。因此鲁迅不遗余力地予以批判。而其批判之尖锐又让人有了这样的错觉：鲁迅对孔子是全然批判的。实则不然，鲁迅在晚年创作而成的《出关》里，他把老子的出关描绘成老子不思进取而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挤兑走，儒道都尚柔，但孔子柔以进取，老子柔以退守。《出关》一文就很能表明鲁迅对儒家及儒教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