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章子怡和孔子相提并论并非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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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章子怡和孔子相提并论并非洪水猛兽！  北大教授张颐武有关“一个章子怡比万本孔子都有效果”的“新锐观点”遭遇集体挞伐的事实应该是当下最吸引眼球的文化焦点，在无数“愤怒”的正义之士用“无耻”、“荒唐”、“荒谬”“伤害民族感情”等激烈的词语污水般泼向教授时，虽然教授以“我从没有说过孔子不如章子怡”“我怎么可能拿孔子去与章子怡做比较呢？”等表态为自已辩解，但处于劣势的他此时发出的声音似乎淹没在一片口水中。不过，我倒认为，只要具备文化学者的风骨，坚守自己的信念，张颐武不必理会周围的反对浪潮，更不必去再拿什么辩解去做无谓的抗争，因为不要说张颐武并没有从整体上作出“孔子不如章子怡”的价值判断，即使张颐武“把孔子和章子怡相提并论”也不应视为洪水猛兽。我要表达的疑问是，国人为何这般敏感如此脆弱，为什么就不能把章子怡和孔子相提并论呢？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它所包容的东西就会越多。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和谐的社会！而连在“通俗文化的传播方面，章子仪比孔子更实用”的观点都接纳不了，和谐何在？

张颐武被猛烈遣责的焦点是因为他的话触碰了多数人孔子是“圣人”的神经，但实际上，如果避开媒体有关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或是误读），仔细分析张颐武接受《新周刊》记者采访时表达观点的上下语境，就会有一个基本判断，张颐武的“孔子不如章子怡”的观点是媒体“提练”的，的确有点牵强。张在自己的博客上引述了《新周刊》的有原始文章，他的原话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哈罗德·布卢姆写了一个《西方正典》，就是担心美国自己的文化要完了，因为大家都对西方的主流经典不感兴趣了，这跟咱们现在的着急是一样的。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张颐武在此所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面对当下的文化现实，我们如何更好地向世界推展我们的文化，如何把我们的文化通过大众文化被世界了解。在“中国文化面对外国人的传播途径”上，通过姚明和章子怡这样的“中国梦的文化偶像”传递包括“孔子”这样的中国文化，而并不是说“孔子不如章子怡”。他在自己的博客上也说，我从未说过“孔子不如章子怡”这样的话，也从来没有这样的看法和判断，任何有理智和智力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作这样明显荒谬的价值判断。

如果张颐武是被媒体误读进而被读者和网民冤枉，那么被冤枉是需要同情的。不过，张张颐武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如何洗涮冒犯孔圣人的罪恶，更不是乞求被冤枉后的大众同情，不能穷于应付，不能讨好，不能迎合，更不能退缩。而是旗帜鲜明地亮出真实的“新锐观点”，表现出一个有实力、有主见、符合时代潮流的真正学者的风范。如果张颐武大声地勇敢地用“把孔子和章子怡相提并论又有何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章子怡就是比孔子强”做回应，他可能会赢得一个文化学者所能得到的尊重。任可一个智力上没有毛病的人都会在提到孔子时有个条件反射，即几千年前的孔子思想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并且对西方也有很大影响，西方学术界甚至有“孔子是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观点。但历史大潮浩荡到信息世界的今天，还要一味地视孔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在他的脚下长跪不起实在是可笑的，孔子的思想应该得到尊重（但那些并非积极的东西应排除在外），但孔子也是人，在比较某些具体方面的问题时拿孔子和另一个人相提并论并不是对“圣人”的亵渎。事实上，张颐武那次和《新周刊》记者的谈话是围绕如何推广中国文化这一中心展开的，张颐武真的“把章子怡和孔子相提并论”了，只是张教授并没有比较“孔子思想”和“章子怡思想”以及“孔子和章子怡谁更重要”或者“孔子和章子怡谁更能代表中国文化”。而是在表达“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的观点时拿章子怡和孔子举例罢了。“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应该是《论语》吧？）都有效果”，因为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人物其影响力，章子怡肯定要超过了孔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