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爱国：也谈孔子反对“樊迟学稼”

冷若水冰

乐爱国：也谈孔子反对“樊迟学稼”  乐爱国

言及先秦儒家与科技的关系，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约瑟在该著作的“导言”中说：“我们将从儒家开始，以示尊崇，因为它在后来一直支配着整个中国的思想，虽然它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1]接着，在该著作的第九章“儒家与儒家思想”中，李约瑟又明确地指出：“儒家有两种根本自相矛盾的倾向，一方面它助长了科学的萌芽，一方面又使之受到损害。”[2]所谓“助长了科学的萌芽”，主要是指儒家发展教育以及孔子在知识论上倡导理性精神；至于使科学“受到损害”，首要的证据是孔子反对“樊迟学稼”。

说儒家“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这显然过于武断。即便是在同一著作中，李约瑟还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朱熹理学的科学思想，对朱熹理学与科学的关系以一种肯定的方式予以高度的评价。其实，从李约瑟该著作的全部内容看，他所说的使古代科学受到损害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但是笔者认为，即使是先秦儒家，甚至孔子反对“樊迟学稼”这一事例，是否真的使中国古代科学受到了损害，这尚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曾经得到迅速的发展，而领先于世界；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鄙视科技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迅速发展的科技呢？反之，在一个科技迅速发展的社会中，鄙视科技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假如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为据证明孔子以及儒家鄙视科技这一推论可以成立，那么，所鄙视的应当首先是农业科技；然而，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恰恰又是最为发达的，“中国古代农学著作之丰富，实为世界第一，约有5、6百种之多”[3]，这一历史事实又当如何解释呢？

“樊迟学稼”出自《论语·子路》：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证明孔子鄙视科技、否定科技的重要价值，这是需要作进一步讨论的。

关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曹魏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引包氏所言：“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也说：“夫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则四方之民感化自来，皆以襁器背负其子而至矣，何用学稼以教民乎？”都认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学稼与成德无关。

后来的朱熹则说：“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话，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4]所谓“许行‘君民并耕’之说”，可见《孟子·滕文公上》。农家许行主张贤君“与民并耕”，孟子以社会分工的道理予以反驳，并且说：“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朱熹把“樊迟学稼”与许行的“君民并耕”对应起来，以说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孟子反对“君民并耕”是同样的道理，都是依据社会分工的道理。

元代有儒家学者陈天祥著《四书辨疑》，其中就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作了说明，他说：“盖樊迟在夫子之门，不问其所当问，而以农圃之事问于夫子，夫子以是责之耳，非以农为不当为也。”[5]他认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责备樊迟“不问其所当问”，并不存在鄙视农业、鄙视农业科技的问题。

据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作为教育家，孔子要培养的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论语·述而》说孔子以“文，行，忠，信”教育学生，要学生通过学习《诗》、《书》、《礼》、《乐》，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6]的君子。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孔子难免会反对学生学习与他的教育目的无关的知识。现代教育讲德育与智育（包括科技教育）的统一，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这对于当时的孔子来说是不可能想到的。孔子之前，学在官府，主要的教育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当然不可能教授与之不相干的农业科技知识。孔子虽然开私人讲学之风，但在教育内容上是不可能做出太大改变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对于在学习《诗》、《书》、《礼》、《乐》过程中所遇到的科技知识，孔子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多学。孔子曾在教弟子读《诗》时说过，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而“六艺”中的“数”实际上也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可见，凡是与培养高尚道德有密切关系的科技知识，孔子还是非常重视的。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可以理解为反对学生学习与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无关的知识，反对与成德无关的东西，而不能简单地从中得出孔子鄙视科技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