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姓伟人-梁启超：从变法志士到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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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从变法志士到学术大师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一个半耕半读之家，自小便有神童之誉。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看起来，等待梁启超正是一条古代中国读书人必由之路——由科举而入仕途。

位于梁启超故居——广东江门市新会茶坑村的梁启超塑像

然而1890年，十七岁梁启超在广州万木草堂与康有为的相遇，彻底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轨迹。梁启超从康有为游学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从西方学术中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

1894年6月，梁启超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康有为、梁启超图）

近代历史上的维新派，其精神领袖自然当属康有为，起初梁启超不过是作为弟子而奔走参与。但时势造英雄，当1896年梁启超出任《时务报》主笔后，其明白畅达、慷慨激昂的呼吁变法的政论一时影响甚广，声誉之隆，不让康有为，以至后人谈及戊戌变法，总是“康梁”并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多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然而梁启超不在其列。“百日维新”是梁启超人生的高潮，然而却远非终结，而是开端。
“多变”的梁启超

康有为自称一生信念在青年时期已经定型，以后未曾大变。而梁启超却正好相反，虽少年得志，但一生之中，思想立场都处于紧张的思索和变易之中，所以有人称梁启超一生“多变”、“善变”。从晚清到民国的各个时期，在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论争中，几乎都可看到梁启超的身影，其立场也多姿多彩。

梁启超、康有为与光绪

戊戌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痛定思痛，渐渐开始和康有为产生了分歧。当康有为依然固守保皇主张时，梁启超已经将思考重心转向“国民性”批判，他认为“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本着这一“开通民智”的新意识，梁启超此时的政论表现出责望于国民而不是政府的取向，同时和主张君主立宪、保皇改良的康有为不同，梁启超开始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接触，认同革命的“破坏主义”。此一时期，梁启超的舆论阵地集中在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刊》，其“新民”和偏向“革命”的主张一时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势。

但《新民丛刊》创刊仅一年以后，梁启超出游美洲，多思善察的梁启超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西方共和民主制国家的弊端令他深思，旅美华人的生活状态令他对“国民性”改造产生疑虑，因而很快就放弃了不久前高举的“革命、破坏”主张，转而宣扬“开明专制论”。但时代的风云激荡，革命派推翻帝制的活动正暗潮汹涌，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在革命派看来，无疑是开倒车，不合事宜。自此一度作为舆论领袖的梁启超开始和时代主流错开，其号召力大为下降。

但梁启超并不固执于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他又开始寻找新的强国途径。此时的梁启超因为谋求改良政体的探索，对共和制度也采取了认可的态度。以至他又以同样的理由，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并积极参与了倒袁运动及讨伐张勋复辟之役。

由上可知，梁启超的“多变”源于不停歇的对强国之路的思考和探索，凡与此根本偏离者，梁启超不论是对革命派的朋友，还是对恩师康有为，梁启超均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坦荡胸襟。虽曰“多变”，其实是有迹可循，一以贯之。
徘徊在政治和学术之间

梁启超丰富多彩的一生，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诸多矛盾。比如政治和学术的冲突和调和。梁启超有很好的国学根底，晚清时期，岭南学术昌盛，尤其是广东学海堂是旧学重镇。梁启超在此接受了扎实的传统教育，从而一生之中对于中国传统学术都有“理解之同情”的亲切感。后来师从康有为，得窥西学门径，从而其旺盛的求知欲一发不可收拾，毕生读书著述，不休不止。梁启超晚年回忆说：“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文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梁启超的这一表白，可以说是一语道出了无数现代知识分子的心声。

总的来说，经世致用，以学问为改良政治的工具，是政治活动家梁启超调和政治兴味和学问兴味的一个基本趋向。他的名篇如《新民说》、《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都可作如是观。

梁启超也曾提倡过“为学问而学问”，认为“学问为神圣之事业”“若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有他种目的，则渎学问之神圣”（《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这无疑也是来梁启超渴望做一个纯粹学者的真实想法。但在那风云激荡，国难当头的时代，在梁启超内心的价值序列中，无疑挺身而出，为政治奔走呐喊更为重要。偶尔从事无功利的学术研究，便内心交战，自称“玩物丧志”，愧对“国方多难”之时局。

1917年，梁启超明智地退出政界，结束了约二十年的政治活动家生涯。这也意味着梁启超可以专心于学术耕耘。1918年梁启超的传世之作《清代学术概论》面世，展现了梁启超作为学者的深厚功力。其后，梁启超涉足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均有不俗成绩。夏晓虹先生指出，“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治学路数，已与传统学者有很大不同。重视系统性与总体把握，使其研究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繁琐的狭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材料。科学性也得到突出强调。”

此外，梁启超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他所创立的“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感情”，对读者“别有一番魔力”。实际上，“新文体”成为晚清向民国过渡的十几年间最盛行的文体。
爱情中的理智

在政治与学术上诸多成就的梁启超，在平常的生活中，也有其令人景仰之处。梁启超的妻子李慧仙年长他四岁，但为人贤淑、刚强，在梁启超为国事四处奔走，没有安息的日子，李氏在国情动荡之中坚定执著，掌管全家，使梁启超得以放下许多挂虑。梁启超曾称李慧仙为自己闺中良友。超越一个妻子的责任，李慧仙在梁启超的事业、家庭中都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梁启超还纳有一小妾，是李氏从家中带过去的女仆。梁启超对她虽不能像对李氏一样喜欢、尊重，但也很承认她的辛苦、侍奉。曾叫子女们多表示对她的关心。

梁启超与妻、子

在这外在的婚姻关系之下，梁启超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只是因理智的控制在生逢乱世，忧国忧民的情况下，梁启超无暇太多顾及看起来违背道德的感情。

1899年梁启超在美国檀香山一个华侨商人家庭中结识了这位主人的女儿——对梁仰慕已久的何慧珍。何慧珍当时只有二十岁，但英文流利自如，对梁启超的思想、文章了如指掌，席间作了他的私人翻译。二人的见面犹如多年老友的相逢。梁启超英文极浅，当时报纸中有对他的抨击、批判，梁启超虽然看到其漏洞百出，但苦于语言不通，无法回击。何慧珍却暗自以梁的口吻，一一回应。梁启超看了这些文章甚为惊讶。一直不知是谁帮助了自己。直到见到何慧珍，看到她拿出的亲笔写的稿子，才惊讶发现，这些文章竟出自一个二十岁女孩之手。此时不止喜欢，梁启超简直对何慧珍是敬畏有加了。

美国长大的何慧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的女子自是不同，非常坦诚地表达了对梁的爱慕，并求一小像作为纪念。梁启超亲自送上，何慧珍以自己亲手绣的两把小扇作为回赠。梁启超现在已经完全被这才貌双全，又仰慕自己的何慧珍深深折服，心情实在复杂。

不久，何家找来梁启超的好友婉转提及婚姻一事。梁启超此时才陷入苦恼和矛盾之中，无论是家中老父，还是略带严厉、坚定的李慧仙，梁启超知道，这婚姻在他们那里都是很难通过的。思想许久，梁启超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他煞费苦心的表达自己的态度，将全部情况都倾吐出来。李慧仙自是非常气恼，回信说，“你不是女子不用从一而终，若愿意，我去禀告父亲给你们做主好了。”远在美国的梁启超一听，极其紧张，赶紧回信劝勉妻子，安慰说，这一切不过是因为信任她，才和盘说出，如果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定不会同意，而且气坏身体就更不好。

梁启超自此思量再三，想到何家小姐不是可以随意对待的人，明媒正娶已绝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时代，国家、民族都处在危急之中，梁启超将此作为自己的重担日日深忧。自己的妻子也是聚少离多。再加一人挂念，实在是很难担当的事了。因此，梁启超决然拒绝了这段恋情。

多年以后，何女士曾亲访北京梁启超的办公场所，但梁只是以普通朋友的身份接待了她。后来，李慧仙亡故，何女士又一次前来。但此时的梁启超随着年纪的增长，国事的投入，已经不再有当年的心思了，又一次拒绝了她。不久之后，随着病情的加重，梁启超住进了协和医院，就死在那里，年仅56岁。